郑君里

郑君里，1911年12月6日生于上海市，祖籍广东中山，中国内地男演员、导演、编剧^[2]。

1928年，郑君里考入南国艺术学校戏剧科，随后加入南国社，开始他的艺术生涯^[6][7]。1929年，他首次登台出演话剧^[2][8]。1932年，出演个人首部电影《野玫瑰》，随后又参演了《奋斗》《大路》等影片，并被戏称为“电影候补皇帝”^[9][10][11]。1940年转行做导演^[9][12]。1947年他执导首部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缔造了当时连映3个月的观影盛况^[11][13][14]。次年，独立执导的首部影片《乌鸦和麻雀》，该片荣获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一等奖，他也由此进入中国一流导演之列^[14][15][4]。1958年开始拍摄的影片《林则徐》和《聂耳》分别作为国庆10周年献礼优秀影片展的开幕片与闭幕片，被誉为“红烧头尾”。其中《聂耳》获得了第十二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传记片奖，《林则徐》则于1995年获“中国电影九十年优秀影片奖”，郑君里也获得了中国电影世纪奖最佳导演奖^[4][16]。1965年影片《李善子》成为他执导的最后一部电影^[2][7]。

郑君里还致力于电影、戏剧的理论研究和著述，曾译《演讲六技》《演员自我修养》等外文戏剧理论著作，还著有《角色的诞生》等重要理论著述^[17][4][3]。1969年4月23日，郑君里因文革浩劫染上重病死于监狱，终年58岁^[6][15]。2016年，关于郑君里的自传《郑君里全集》出版。^[18]

郑君里（原名郑重、郑千里），祖籍广东中山市三乡镇平岚田堡村，于1911年12月6日生于上海。自幼家境贫寒，儿时的经历让郑君里发愤图强，从广肇义学考入上海的岭南中学，这一时期他主要接受了一些学龄化的常规教育,这使他逐渐对新文艺产生了兴趣。他喜欢阅读，接触了大量中外名著，对电影艺术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随后，还未毕业的郑君里决定投考南国艺术学院。1928年，郑君里考入南国艺术学校戏剧科学习，主要师从田汉、欧阳倩等诸位影剧界前辈。同时，他受到了南国社、南国艺术学院"艺术至上"氛围的影响、正式开启了他的新文艺之路，这一阶段的学艺也为他日后从戏剧界转入电影界做了一定铺垫^[6][7][1]。

1929年，郑君里获得主演王尔德名剧《莎乐美》的机会，在剧中他饰演一位叙利亚少年，这是他第一次登台演出，为了这次难得的机会，他经常集体排练完后，一个人在屋里刻苦严谨地反复演练^[6][2][8]。随后，郑君里开始组织“摩登剧社”，先后演出《小偷》《乞巧与国王》等剧。1930年，在“摩登剧社”演出莫里哀的《音人》，饰南医生一角^[19]。同年加入左翼戏剧家联盟并成为执行委员，他起草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最近行动纲领》，积极参加剧联的游行示威、赴工厂进学校入剧场进行演出等活动，演出了《洪水》《复活》《阿莱城姑娘》等左翼戏剧，之后还出演了《娜拉》《钦差大臣》《大雷雨》等话剧^[6][14][19]。

郑君里于1932年加入联华影业公司，开始从话剧舞台转向电影^[14]。同年，他出演了个人第一部电影《野玫瑰》，在片中饰演街头广告师小李一角，影片讲述抗战时期普通百姓的苦难和他们在国难来临时奔赴抗敌救国前线的故事，本片中包含了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个升降镜头^[20][10]。1935年，郑君里和阮玲玉主演了电影《新女性》，他们除了合作《新女性》外，还在多部影片中合作。两人是同乡又是同事，阮玲玉最困难的时候曾住在郑君里的父母家里，阮玲玉自杀后，郑君里是她出殡时的扶棺人^[4][21]。

郑君里还出演了《火山情血》《奋斗》《大路》《迷途的羔羊》等优秀影片，在《火山情血》中，郑君里饰演的冷面小生宋珂被誉为“伟大的老虎”。其在银幕和舞台上，形体动作自然而流畅，富有艺术魅力，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凭借精湛的演技和被称为“电影皇帝”的金焰一起被当时选为“十大电影明星”，更被称为“电影候补皇帝”^[10][19][4]。

抗战爆发后，郑君里任上海救亡演剧三队队长。于1940年在重庆加入中国电影制片厂并任新闻影片部主任，随后他奔赴中国西北、西南，编导了各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纪录片《民族万岁》^[9]。《民族万岁》气势宏大，反映了中国西北、西南地区等少数民族万众一心支持抗战的事迹以及风土人情等，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甚至远赴滇缅边境拍摄直至印度的加尔各答。当时中国远征军的抗日名将孙立人看到郑君里等人冒着敌人的炮火拍摄，十分的感动，还特地接受拍摄组的采访，走进这部纪录片的高级将领有冯玉祥、朱绍良、傅作义、黄旭初等。郑君里凭借影片《民族万岁》完成了从演员到导演的转型^[12]。

随后，郑君里于1943年加入中国戏剧社，期间导演了《戏剧春秋》《祖国》《求婚》等话剧^[19]。

1947年，郑君里和蔡楚生联合执导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是他的导演的第一部影片，他同时还负责影片的剪辑与编剧。该片以一个小家庭的悲欢离合表现国家的命运浮沉，描画了战争中的前方与后方、生离与死别、断壁残垣与灯红酒绿，多层次、多方位、多角度的对比，展现出宏大的叙述格局，几乎可以当作一部抗日战争编年史看^[14][13][22]。该片缔造了当时连映3个月的观影盛况，打破了当时的国产电影票房纪录，被看作抗日战争题材电影的史诗之作，也初步显露出郑君里的导演才华^[11]。

1948年，郑君推出其独立执导的第一部影片《乌鸦和麻雀》^[4]。该片是一部社会讽刺喜剧，将当时动荡的时局浓缩于一栋楼房里进行隐喻，导演在异常狭窄的空间里，通过人物刻画、场面调度、镜头处理和细节运用等方面，展现了一幅社会众生相，真实地记录了蒋家王朝的“最后罪恶史”。体现出郑君里对电影的深刻理解和表现能力。此片于1957年荣获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一等奖。郑君里更是凭借此片进入了中国一流导演之列^[14]。

在此期间，郑君里响应七届二中全会号召，参与执导并编剧了反映共产党干部进城之后问题的剧情片《我们夫妇之间》，但该片遭受到批判，未上映便被“枪毙”。随后，郑君里拍摄了故事片《宋景诗》，但由于片中宋景诗曾投降清廷的片段，影片完成后未通过审查^[6][9]。

之后，郑君里带着巨大的压力，投入人物传记片《聂耳》的拍摄。1958年后，又拍摄了影片《林则徐》，这两部片子的拍摄并不顺利，当时正值“大跃进”时代，各种瞎指挥、浮夸风盛行，导致拍摄无法顺利进行，还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出面，才让影片顺利拍摄^[4]。《林则徐》通过描绘民族英雄林则徐在内外各种错综复杂环境下的斗争生活，围绕虎门销烟和鸦片战争，成功在银幕上再现了“民沾其惠，夷畏其威”、“德敷五岭，威慑重样”的林则徐形象^[14][23]。《聂耳》的拍摄他采取了与以往“由上而下”完全不一样的手法-由下而上，集思广益。聂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一节是影片的高潮，郑君里借用了音乐描绘聂耳构思《义勇军进行曲》的全过程^[4]。两部影片上映后，郑君里在同年年底被党组织吸收为共产党员^[6]。这两部电影作为国庆10周年献礼优秀影片展的开幕片与闭幕片，更是成为传世经典之作，被誉为“红烧头尾”。其中《聂耳》获得了第十二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传记片奖，《林则徐》则于1995年荣膺yīng“中国电影九十年优秀影片奖”，中国电影世纪奖最佳导演奖也授予了郑君里^[16][4]。

此外，郑君里还拍摄了《我们夫妇之间》《宋景诗》《枯木逢春》《李善子》等多部优秀电影，其中1965年执导剧情影片《李善子》是他人生最后一部执导的电影^[2][7]。

从入南国艺术学校学习开始，郑君里就对表演和理论都充满了兴趣，1929年，郑君里在上海艺术学院戏剧科学习时，便借助字典翻译了《易卜生论》和《苏俄演剧左中右三派》等戏剧理论作品，并发表于《民众日报》^[19][6]。

随后，郑君里在1936年发表了《现代中国电影史》，他在作品中总结了二十世纪20年代中国类型电影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诸多在当时相对超前的电影认知观点，该作品曾被认为是中国结构最科学的电影史^[24]。此外，其在1936年译著的【美】理查德.波列斯拉夫斯基的《演讲六技》和1937年译著的【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修养》，至今畅销不衰，是海内外戏剧教学中的必读书目^[23][17]。

郑君里还是中国第一个介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译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著作都是俄文，他就通过英俄互译字典，通过英文来译俄文，这也为他后来在导演艺术上的卓越建树打下坚实的基础^[4][9]。

1942年，郑君里开始着手撰写《角色的诞生》，这是最早的中国表演理论之一，此书将俄国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和中国戏剧、电影的表演经验相结合，通过理论和实践像结合，把中外诸多的美学思想融会贯通于自己的电影中，这是他的电影理论和形式内容创建的过程。但是由于战时生活不稳定，他没有集中的时间来著书，只能随写随发，分成《演员如何准备角色》《演员如何排练角色》等分章撰写，此书直到1946年才全部完成^[4][8][9]。他的导演专著《画外音》是在“文革”快要来临之际著作而成的。由于“文革”的原因，此书直到1979年才获得出版^[6]。著作《画外音》中他把自己创作的各种不同题材和心得体会作了详尽的叙述和探讨，并且精心地整理装订成册，给中国电影导演理论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财富^[25][4]。

注：以下统计数据，截至2023年2月

海报上映时间作品名-1929年《莎乐美》-1929年《卡门》-1930年《洪水》-1930年《复活》-1930年《阿莱城姑娘》-1931年《乞丐与国王》-1931年《血衣》-1931年《乱钟》-1935年《娜拉》-1935年《钦差大臣》-1935年《大雷雨》

资料来源：^[3][4][6]

封面时间作品-1931年《中国戏剧运动发展的鸟瞰》-1936年《现代中国电影史》-1939年《论抗战戏剧运动》1942年《角色的诞生》-1944年《近代欧洲舞台艺术底源流》1965年《画外音》

资料来源：^{[17][6][11][8]}

封面上映时间作品名-1928年《易卜生论》-1928年《苏俄演剧左中右三派》-1936年《演讲六技》-1937年《演员自我修养》

资料来源：^[6][23][17]

1936年，郑君里与黄晨在上海结婚，婚后育有两子郑大里和郑大畏^[5][3]。1969年4月23日，因遭受文革迫害不堪折磨，郑君里染上重病死于监狱，终年58岁^[6][15]。

他的导演专著《画外音》是在“文革”快要来临之际著作而成的，尽管这个时期难以把握政策，但是他对导演理论的进一步探索研究之路没有停止，对待艺术的严谨态度从未动摇，由于“文革”的原因，此书直到1979年才获得出版^[6]。（中国网文化）

著作《画外音》中他把自己创作的各种不同题材和心得体会作了详尽的叙述和探讨给中国电影导演理论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财富^[25]。（大众网）

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一节是影片的高潮，郑君里决定借用音乐来描绘聂耳构思《义勇军进行曲》的全过程。他请作曲家根据台本逐个镜头设计音乐，并先期录音，而后演员根据音乐的曲调和节奏去表演：聂耳躺在床上翻身思考，接着走上晒台，最后回到书桌，终于写就《义勇军进行曲》。专家评说，这不是在配音乐，而是用音乐表现聂耳创作该曲时的内心历程^[14]。(北京日报）

我们如痴如醉地热爱田汉的剧作，几乎所有的田汉剧本都演，我们还请赵铭彝、郑君里来为我们排演《小偷》和《父归》。他们的指导使我们耳目一新，从而划清了演“文明戏”与话剧截然不同的两种方法。从这时候起，我们的剧团被纳入左翼剧运的领导之下。事后得知，那次赵、郑两位是带着上海剧联组织交给的任务，为建立南通剧联而来的^[4]。(演员赵丹）

“他的学术成果所涵盖的内容不仅仅是艺术领域，包括社会生活史、战争史、经济史等等，尤其是文化领域，为整个文化界对于那个时代的研究，有重大的作用^[27]。”（《郑君里全集》总编辑李镇）

每一次想到他，总为这位艺术家的早逝感到惋惜。像他这样既善演技，又能执导；既有舞台经验，又有电影实践；既重视创作，又研究理论的多面手，在中国戏剧、电影界是并不多见的^[4]。（文学家夏衍）

在郑君里的电影作品里，有他作为岭南人的细腻和委婉，也有着民族传统文化悠远的意境。在拍摄现实主义题材创作中，他有意识地寻找民族化与诗意的表达，在艰险中发现美，于困乏中品出诗意，借鉴中国古典文学艺术的意境，来烘托人物的感情和内心世界。无论是他的音乐运用、视觉呈现还是画面意境的营造，都充满了“人文气息”。这正是他一生致力于探索的现实主义题材民族化诗意化的表达方式，这也是以他为代表的中国电影奠基人留给后辈的宝贵探索^[6][11][23]。

2017年6月10日，由中国电影资料馆、上海电影家协会、上海电影博物馆和上海文化出版社联合主办的“一个人的电影史――《郑君里全集》首发暨纪念郑君里特展开幕仪式”在上海电影博物馆举行。^[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