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泽生

曾泽生(1902年10月-1973年2月22日)，原名曾仕杰，云南省永善县人，原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军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中将。^[1][2][3]

1922年12月，曾泽生从军入伍，期间在云南陆军讲武堂18期、黄埔军校第三期等受训，后离开黄埔军校加入龙云的滇军，历任滇军第九十八师军士队队长，第3旅6团营长、第5团副团长等职。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滇军被改编为第六十军，曾泽生出任1085团团长，先后参加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等。1940年起，曾泽生率部进驻滇南，期间配合中国远征军在滇缅作战。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曾泽生率部赴越南接受日军的投降，后升任第六十军军长。解放战争爆发后，曾泽生及其第六十军被派往东北战场，因遭受蒋介石中央军的排挤，以及远离家乡，第六十军在东北处境困难，其部第184师潘朔端部起义后，曾泽生起义之心有所动摇。1948年，曾泽生所部被东北人民解放军围困长春，10月17日，曾泽生率部起义，后所部被改编为中国人民第四野战军第五十军。接受改编后，曾泽生率第五十军出关作战，曾参与鄂西战役中、大西南围歼战及成都战役。1950年，曾泽生所部被编入志愿军序列，入朝作战，参加了朝鲜战争第一次至第四次战役，所部多次受到嘉奖。1951年10月至11月，曾泽生指挥50军渡海攻岛作战，先后解放清川江北等岛屿。1955年，曾泽生被授予中将军衔，1969年离休。1973年2月22日，曾泽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1岁。^[1][2][3]

曾泽生于1951年和1955年先后两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曾泽生病逝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共中央军委在悼词中对曾泽生予以很高地评价，称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3][4][5]

1902年10月，曾泽生出生于云南省永善县驿马沟村，初名曾仕杰，父亲曾宽仁，母亲何氏。曾泽生祖父务农，至其祖父一辈，家中颇为富裕。曾泽生2岁时，父亲曾宽仁去世，曾泽生与哥哥由母亲独自抚养，家中境况逐渐衰落，并渐渐与族中人交恶。1909年，7岁的曾泽生入私塾读书，但因家境不好，一年后便辍学。期间，何氏改嫁给了曾宽仁的族弟曾宽礼。^[1][6]

13岁时，曾泽生通过祈求舅父，得以到离家200多里的昭通读小学。毕业后，家中不愿继续承担曾泽生的学费，求学心切的曾泽生偷拿家中银钱独自前往求学，被家中追回。在曾泽生的抗争和亲友的说情下，曾泽生得以继续求学。1919年，曾泽生考入云南省立中学，一年后，因家中无法供其学费，就此辍学。^[1][7]

1922年12月，20岁的曾泽生听闻“建国联军总司令”唐继尧所办“建国军”机关枪军士队招生，便决心参军，成功考入机关枪军士队后，正式更名“泽生”。因受过教育，又吃苦耐劳，曾泽生以优秀的成绩毕业。1924年1月，被保送至云南陆军讲武堂18期学习。^[1][8]

入学第一年，曾泽生学习了一些军事理论课和军事技术方面的课程。入学第二年，曾泽生学校当局不发津贴，原因是官员私吞；又见同学家属来校诉苦。曾泽生便伙同同学趁夜间点名时鼓吹暴动、打闹校宿、通夜不息。得知学校要惩处他时，曾泽生急忙逃往广东。^[1][8]

离开云南后，曾泽生决定到广州参加孙中山所创办的黄埔军校。1925年5月，曾泽生投身黄埔军校，因读过书，又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曾泽生被委任为第三期区队长，不久又随集体加入了国民党。同年，曾泽生调任黄埔教导师3团3连连长（后改为国民革命军第20师60团），但曾泽生因该团某些军官贪污腐化，坚决辞职不任。1926年初，曾泽生重回黄埔军校任区队长。同年7月，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曾泽生随学员留守广州。黄埔第三期学员毕业后，恰逢军校举办高级班，曾泽生进入高级班继续受训。^[1][8]

在高级班受训期间，曾泽生结识了恽代英、廖划平、肖楚女、韩林福等共产党员。1927年，曾泽生从高级班毕业，次年被分配至第5师军官队担任少校队长。时值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曾泽生见大量共产党人被屠杀，加之军队腐败，于同年4月辞去军中职务，与云南同乡潘朔端、李韵涛等考入上海汽车驾驶学校。^[1][8]

1929年，云南省主席龙云为扩大自己的势力，派卢浚泉在南京、上海等地招揽军事人才，曾泽生与同乡潘朔端、李韵涛等人在卢浚泉的劝说下，回到家乡云南，成为龙云的部下。后龙云以云南讲武堂旧址，开办“军官候补生队”，曾泽生担任副大队长。^[1][2]

因曾泽生在授课时指责蒋介石等形同军阀，被蒋介石派人到云南查办，曾泽生、卢浚泉等人被逮捕，后在卢浚泉的侄子卢汉，以及云南乡绅的帮助下，曾泽生等人被保释出狱。^[1][2]

曾泽生出狱后，在卢浚泉等人的推荐下到卢汉所在的第九十八师担任参谋。1930年2月，在卢汉的同意下，曾泽生聚集了一些在军官候补生队中军事素质较好的学员成立了第九十八师军士队，曾泽生担任队长，这些学员毕业后进入卢汉的军队任职，成为其军队的骨干力量。^[9]

1931年，因卢汉等人联合倒龙（云）未遂，被龙云扣押，龙云下令撤销各师番号，实行废师改旅，将卢汉的第九十八师改为第3旅，曾泽生没有被卢汉的行为所连累，被调任第3旅第6团任营长，驻扎滇南。时值滇南匪患严重，曾泽生厉行剿匪，收缴了9000多支枪。^[9]

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发起全面侵华战争，曾泽生力主出兵抗日。同年8月，龙云应蒋介石的要求，在云南组建国民革命军第60军出滇抗战，以原滇军的6个旅、12个团编成60军，下辖182、183、184三个师，曾泽生在184师任1085团团长，率领全团2480人出滇抗战。

重阳节当日，曾泽生率领全团人在昆明举行了誓师大会，而后出发准备参加南京保卫战，途中得知南京已沦陷，第60军奉命在武汉整训待命。

1938年4月，徐州会战期间，日军进逼徐州后方，第60军奉命驰援。4月19日，曾泽生率部作为先头部队前往增援。4月22日，曾泽生所部抵达台儿庄赵墩车站，并于当天进入阵地作为二线部队待命。由于第一线作战的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于学忠部和第二十军团军团长汤恩伯部在与日军作战中溃退，日军趁机进攻，第60军被迫仓促应战。^[9]

4月23日，曾泽生奉命移防李庄，日军趁他们还未构筑好防御工事发动猛烈进攻，战至日落，曾泽生团伤亡重大。曾泽生一面鼓舞战士，一面亲提机枪率领护旅排投入前线战斗，在与日军反复拼杀后得以守住阵地。4月28日，曾泽生所部奉命攻下台儿庄地区的制高点禹王山。曾泽生率部在目的地构筑防御工事，并坚守阵地，抵挡住日军的反复进攻，致使日军遭受重大损失仍未能突破禹王山阵地，为掩护中国军队数十万人迅速摆脱日军的包围赢得了时间。^[9]

1938年5月16日，中国军队向西南撤退，途中第六十军所部被整编为5个团，曾泽生留任团长，并率部沿平汉路南下抵达武汉，于8月起跟随第六十军参与武汉会战，归第二兵团司令张发奎指挥。^[9][10]

9月中旬，第六十军进入湖北阳新县附近的排市地区设防，曾泽生部负责守卫白门楼、上下大郁、黄连洞、石梯寺一带。面对日军的机械化部队，曾泽生主张利用地形优势，发挥所部山地作战的优势，以抵挡日军的进攻。9月26日，日军向曾泽生所部的龙口头阵地发起攻击，因日军使用战机对阵地进行轰炸，曾泽生被迫下令部队退守明贞发阵地。后续几日，日军兵分数路对曾泽生的多个阵地发起进攻。战斗持续至9月30日晨，日军在炮火的掩护下，对曾泽生团所守阵地使用了大量毒气，后又对阵地进行轰炸。曾泽生在前沿阵地就近指挥，与日军激战数次，其部第二、三两营伤亡殆尽，预备队也损失惨重。经过全体官兵的奋战最终将日军击退，当晚曾泽生所部仅剩不足1个营的兵力，后曾泽生率领余部放弃石梯寺转移第二线阵地。^[9]

在武汉保卫战中，第六十军发挥了山地作战特长，在正面约20公里、纵深约4公里的地域内，抗击占绝对优势的日军的进攻，为保障武汉机关部队安全撤退作出了贡献。^[9]

1939年，南昌会战期间，第六十军奉命开赴奉新、高安一带，堵截沿浙赣铁路(今杭州至株洲)进犯的日军。曾泽生所部负责防守鸦鸠岭的米峰山、凤凰山。^[9]

某日，日军在炮兵、坦克的火力掩护下，向曾泽生团的阵地发动轮番进攻，曾泽生率部反击。双方战斗至下午5时半，战至成胶着状态。日军采取迂回前进，试图包围指挥所。曾泽生部下劝告他将指挥所后撤，但曾泽生认为此时指挥所后撤，便会通信中断，陷入绝境。于是，曾泽生坚持指挥战斗，最终在击退日军的进攻。在此战中，曾泽生团以伤亡100余人的代价，毙伤日军300余人，击毙日军联队长铃木效，俘虏日军数十名。^[9]

1940年9月，日军占领越南河内，并从越南入侵中国云南境内，第六十军奉命返回云南驻防。同年11月，第一集团军在云南成立，卢汉任总司令员兼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升任一八四师副师长，后任师长。^[7]

1945年7月起，为配合滇西远征军反攻，曾泽生多次派部队向越南北部的日军作牵制性进攻，将日军赶出了越南境内的坝洒、沙坝等地。^[2][11]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9月，曾泽生率184师一部从驻防地赴越南接受日军的投降。9月28日，曾泽生参加了前法国驻越南总备府举行的受降仪式，仪式结束后，曾泽生率部进驻土伦，开展该地区接收日军投降的工作。至11月初，曾泽生解除了该区日本海陆军空军及其辅助部队的武装，接收了该区日军的武器弹药及一切军用征用的物质与所设置的机构，管理集中在该区受降的日军4973人。^[2][7]

1945年11月，国民政府对滇军进行改编，曾泽生被任命为第六十军军长，辖182、184和暂21师三个师。解放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下令将第六十军调往东北战场。^[2][11]

第六十军抵达东北后，战士大多因远离家乡，多有思想、厌战情绪。加之蒋介石对第六十军多有不信任，东北保安司令部长官杜聿明把滇军分割使用，将3个师分散各地，曾泽生只能指挥直属分队和工兵营1个连，成了“空军”司令。蒋介石试图以此来瓦解第六十军，曾泽生曾提出抗议，但均被杜聿明回绝。^[11]

1946年5月下旬，东北民主联军（1947年改为东北人民解放军）向驻扎在鞍山和海城的第六十军第184师发起攻击，攻占鞍山，将其包围在海城。师长潘朔端，以及曾泽生本人多次催促杜聿明派军增援，但蒋介石却下令拖延时间。潘朔端曾在抗日期间便受到中共的长期影响，于5月29日率部宣告“反内战起义”，并于5月31日发出起义通电，其部第550团因不愿起义，被民主联军歼灭。^[11]

海城起义不仅冲击了曾泽生本人，也震惊了蒋介石，蒋介石为防范第六十军，派出曾泽生往日的同乡兼战友卢汉劝告曾泽生。卢汉对曾泽生私下相告，让他保存第60军的实力。此后曾泽生极力邀信于蒋介石。^[11]

1946年秋，曾泽生率部进驻吉林及近郊。次年，东北民主联军发动夏季攻势，第184师在梅河口全部被歼，暂21师在撤退的过程中被民主联军伏击，全师仅剩1个团的兵力。第六十军的实力损耗近半，曾泽生决定将兵力收缩到吉林市，以图保住实力。在吉林期间，曾泽生及其第六十军接连受到吉林省政府主席和东北行辕主任陈诚的为难。蒋介石担心曾泽生遭受重创再生异心，于是又多加抚慰，再派卢汉至东北安抚。曾泽生将第六十军的实情及自己的处境告知卢汉，再度被卢汉提醒要设法保存实力。^[11]

不久，蒋介石将新扩编的暂编第五十二师拨给第六十军指挥，并升曾泽生为吉林警备司令（后改为守备司令），仍兼任第六十军军长，此后曾泽生多把精力放在整训部队上，希望能够稳固第六十军的实力。^[11]

人民解放军方面一直多方争取滇军，为说服曾泽生，安排曾泽生的老上级张冲（时已是共产党员）到东北对滇军展开工作，后又派人辗转送去信件，希望他放弃继续内战的想法，但曾泽生仍犹豫不决。^[11]

1947年9月至11月，东北民主联军发动秋季攻势，第六十军伤亡和被俘3000余人。1948年3月，东北人民解放军（原东北民主联军）再包围四平时，时任国民党军东北“剿总”总司令的卫立煌命令曾泽生炸毁车站、电站、弹药库等，率部向长春突围。曾泽生被迫撤退，但私下接受了东北人民解放军“不得破坏小丰满电站”的警告，而是伪造了的爆炸的假象后再撤退。^[7]

曾泽生成功突围后，获得的勉励，蒋介石把长春的新七军和六十军编为第一兵团，晋升曾泽生为防守长春的第一兵团副司令兼六十军军长，以郑洞国为司令驻守长春。此时，蒋介石的国民党军被解放军分割包围于长春、沈阳、锦州三个互不相连的地区。曾泽生率部困守长春期间，第六十军仍不断受到新七军的排挤，军中官兵对此多有怨言。^[7][3]

曾泽生困守长春期间，东北人民解放军一面继续对长春进行围困，一面加紧对曾泽生第六十军的争取工作。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开始，东北人民解放军重兵围攻锦州。处境愈加紧迫的曾泽生接连与部下陇耀、白肇学等人连开七次会议，最终决定率军起义，并进行了周密的起义计划。^[3][12]

9月22起，曾泽生等人开始付诸起义行动，几人先是通过与第六十军团级及以上干部进行交谈，掌握了他们对于起义的心态，稳定了军中的上层干部；后又开始谋划如何在起义时摆脱新七军的干扰。此后，曾泽生尝试与新七军的将领进行接触，发现他们军心涣散，无力干扰第六十军的起义，曾泽生便下定决心实行起义。^[12]

至10月13日，曾泽生认为第六十军起义的准备工作已完成，在得知山东济南、东北锦州等地均告解放后，他估测郑洞国及新七军的指挥官都在密军已向锦州发动攻击，认为起义的时机已到。曾泽生与陇耀、白肇学联名致信解放军，提出起义相关的要求，希望第六十军在改编时不要被冲得太散，双方经过细节的谈判达成一致后，解放军代表刘浩于10月17日晨入城。10月17日午夜，第六十军向解放军交防后悄然出城，开往九台并发出起义通电。^[3][12]

起义部队途经围城部队指挥所时，曾泽生等第六十军起义将领受到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政治委员萧华和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及潘朔端、马逸飞等人的欢迎。曾泽生率部起义后，给困守长春的新七军和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制造了压力，10月19日，郑洞国率部投诚，长春和平解放。^[12]

曾泽生率部起义后，所部在九台进行了3个月的思想改造工作。1949年1月2日，中共中央军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正式宣布，将起义的原国民党军第六十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五十军，下辖3个师，由曾泽生任军长，白肇学为第148师师长，陇耀为第149师师长，李佐为第150师师长。部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后，主要的军、师长均未换人，曾泽生对此颇为触动。^[13]

部队接受改编后，奉命出关，11月曾泽生率部参加解放军的鄂西战役中，曾泽生指挥军队配合解放军兄弟部队，消灭了国民党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残部，俘虏了第七十九军肖炳寅，因此受到第四野战军的通报嘉奖。^[13]

11月下旬，曾泽生再度率部经黔江、彭水、涪陵渡过长江，参加大西南围歼战及成都战役，历时1个月，曾泽生与其所率第五十军，先后解放了石柱、大竹、渠县、营山、蓬安等县城。^[13]

1950年5月，曾泽生率五十军回师东北，在五龙背休养所休养。^[14]同年，朝鲜战争爆发，曾泽生获悉第50军入朝作战的消息，主动要求入朝作战。10月25日，曾泽生率部队渡过鸭绿江，入朝作战。^[3]

在第一次战役中，第五十军配合主力部队作战，顶住了联军的进攻。在第二次战役中，曾泽生率部在西线战场阻止联军西逃，西线主力反击战取得胜利后，曾泽生又率部经博川穿插至大宁江西岸，钳制联军，配合友军作战。1950年12月，曾泽生率部向海州开进，参加第三次战役。^[13]

1952年元旦，第五十军第149师在高浪浦里以东九野强渡临津江，突破南朝鲜军第一师防线。次日，在文山以东的栗谷里、文平里、黄发里地区击退美第25师的掩护部队。1月3日，在高阳地区，切断了英军第29军的退路，并予以重创，创造了以劣势装备全歼重型坦克部队的战例，并因此受到志司的嘉奖。^[13]

随后，曾泽生接到上级命令，率部连夜过汉江，向水原攻击前进。曾泽生对美军撤离仁川港的动态进行了解后，部署了各师的追击计划，并成功占领水原、金良场里地区。第三次战役结束后，曾泽生奉命停止追击，在汉江以南地区构筑工事，为新的战役作准备。^[13]

1月25日，美军发动第四次战役，曾泽生率领第五十军负责汉江以南约40公里正面的防御任务。^[13]在曾泽生的指挥下，第五十军在兵力、装备处于弱势的情况下，托简单的野战工事抵挡住了美军和南朝鲜军队的多次进攻，成功完成防御任务。随着汉江的解冻，第五十军背水作战、形势不利。2月7日，曾泽生率部转移至汉江北岸组织防御，以运动防御、边打边退的形势向“三八线”以北主动撤退，于3月15日全部撤出战斗。在第四次战役中，曾泽生率领第五十军作战50余昼夜，毙伤联军11000余人，击落击伤飞机6架，第五十军全军减员数千人。^[4]

随后，第五十军回到中国进行修整，1951年7月上旬再度开赴朝鲜，担任后勤道路运输和警卫仓库等任务，在美军的绞杀战中担负了志愿军后勤部4个分部的仓库监护和后方交通的任务。10月，志愿军司令彭德怀决定出动空军、协同第五十军渡海作战，收复大小和岛及其他岛屿，解除西朝鲜湾岛屿对志愿军侧后的威胁。^[4]

曾泽生接到任务后，召开作战会议，确立了作战计划。11月5日至12月1日，第五十军连续读进行4次渡海攻岛作战。在空军配合下,先后攻占了椴岛、艾岛、炭岛、大小和岛等14个岛屿。之后，曾泽生率领第五十军担负起了西朝鲜湾的防御任务，开展抗登陆作战的各项备工作，完成总长83200米、共1560条长短不等的坑道，挖掘64万米与坑道相连的战壕、交通沟及各种火器掩体等工作，最终形成了以坑道工事为骨干的较完整的坚固环形防御体系，并进行多次演练。^[4]

朝鲜战争结束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五十军进行表彰，曾泽生获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4]

1952年底，曾泽生因身体原因提前回国，1955年，第五十军从朝鲜返回中国，驻防丹东。同年，曾泽生被授予中将军衔。此外，曾泽生还担任过诸多重要职务，包括：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及委员，第三、第四届常务委员等职。1969年，曾泽生正式离休。^[4][14]

1973年2月22日，曾泽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1岁，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共中央军委在八宝山为其举办了追悼会。^[4][14]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共中央军委在悼词中对曾泽生予以很高地评价：曾泽生先生对蒋介石卖国独裁、发动内战、残杀人民，深表愤慨，于1948年10月毅然率部起义，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党中央、毛泽东的领导下，曾泽生先生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作战。20多年来，他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地改造世界观。他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他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对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独立自由和初步繁荣富强感到欢欣鼓舞。曾泽生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4]

曾任曾泽生少校侍从副官的乔景轩在回忆曾泽生中曾说：曾军长一生谨慎，在他大半生的征程中，甚恐辜负他的老上级和云南父老。对于曾泽生的反蒋起义，乔景轩认为：这是曾军长做了件报效云南父老的大事。云南父老和全国人民一样是欢迎的。^[15]

曾泽生曾两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一次是在1951年从朝鲜战场回国休养期间。毛泽东对曾泽生及其五十军的战果表示称赞，相比于曾泽生曾在国民党军中遭受的排挤，毛泽东的关怀令其感慨万千。1955年5月，曾泽生受到毛泽东的第二次接见，向他谈及了抗美援朝的意义，以及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的经济建设、军队建设、祖国统一等任务，令其多生责任感。^[3]

1951年，曾泽生回国休养期间，见到中国人民纷纷为抗美援朝捐款、捐物，于是向解放军总政治部提出将自己在昆明的住所、铺面，以及北京的1套住房捐献政府。事后，总政治部批复他，保留了他在北京的住宅，而其昆明的房子等则呈交了当地政府。^[14]

关系^[1]姓名^[1]简介【1】父亲曾宽仁务农母亲何氏-继父曾宽礼曾宽仁族弟第一任妻子贺氏因曾泽生不满家人为其包办婚姻，后二人离婚第二任妻子李律声父亲李友勋，曾效力唐继尧长子曾达明曾在空军服役，转业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工作次子曾达人曾在海军服役三子曾达康曾在炮兵服役四子曾强-长女曾达媛曾任教于北京教育学院次女曾达莉曾任职陕西汽车制造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