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塔克

普鲁塔克（Plutarch，约公元46-120年）是古罗马帝国早期的希腊传记作家、伦理学家和哲学家，是最具代表性的柏拉图主义者之一，也是传诵最广的古典作家之一。^[4][5]

公元46年左右，普鲁塔克出生在希腊中部比奥提亚地区的喀罗尼亚小镇的贵族家庭，从小生活环境优越。公元66年，青年时期的普鲁塔克游学雅典，曾受业于名师安谟尼厄斯(Ammonius)，研习数学、哲学、修辞学、历史学，兼攻医药学。公元70至79年，他来到罗马讲学，结识了许多名人，曾为图拉真和哈德良两朝皇帝讲过课。公元93年，普鲁塔克回到自己的家乡查罗尼亚，并担任当地的行政长官。公元96年，普鲁塔克出任希腊“圣地”德尔斐的阿波罗神托所的终身祭司，使颓败的神庙恢复了生机，并开始撰写《希腊罗马名人传》。公元120年，普鲁塔克病逝。^[1][6][7]

普鲁塔克的教育观、道德观、政治观以及哲学观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教育上，普鲁塔克认为要注意在教育过程中培养幼儿努力、勤奋的习惯，进而培养德行。在道德上，普鲁塔克贯穿始终的对于公共精神和政治生活的热情讴歌，把德行看做世界上最宝贵、最可爱的财产。在政治上，普鲁塔克认为政府的好坏与具体的制度没有关系，完全取决于当政者的道德素质与才能，同时普鲁塔克对民众兴趣不高，但他非常清楚民众中蕴含的力量不容忽视。在哲学上，普鲁塔克在自视为柏拉图的信徒，将哲学和宗教关联在一起来解决，他的思想启迪了后来者在哲学领域的探索。^{[5][8][9][10][7][11]}

普鲁塔克生平著作丰富，是古代罕见的多产作家之一。根据其子拉姆普里亚斯(Lamprias)为其著作所编订的一份目录，篇名计有二百二十七项之多。在西方史学史上，普鲁塔克是传记体历史著作的奠基者。他所写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为西方传记体的史著树立了一个榜样。同时，普鲁塔克的英雄史观，以及对其心目中理想政体斯巴达的描述在后来欧洲国家的启蒙运动、国家制度和规定等方面也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古典学者汤姆森称赞普鲁塔克是“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著作家之一。传记作家詹姆斯·鲍斯威尔盛赞普鲁塔克是“古代传记家王子"。^{[4][3][11][12]}

约公元46年，普鲁塔克出生于希腊中部比奥提亚地区的喀罗尼亚小镇。普鲁塔克家族是衰落了的比奥提亚地区和福基斯地区的贵族后裔。普鲁塔克的家族当地拥有较广泛的社会关系，与菲力诺斯家族在前几代就有交往。他的祖父兰拉姆普里亚斯曾和德尔菲的一位知名医生菲罗塔斯交情甚深。^[7]其父阿里斯托布洛斯本人是一位有名的传记作家和哲学家，青年时期游学雅典，曾受业于名师阿谟尼乌斯，研习数学、哲学、修辞学、历史学，兼攻医药学。他的好友菲力诺斯就出身于塞斯比阿贵族，良好的家境为普鲁塔克日后的成名奠定了基础。^[4][13]

公元66年左右，罗马皇帝尼禄访问希腊期间，普鲁塔克前往雅典游学。在雅典，普鲁塔克受业于柏拉图主义者阿莫尼奥斯（Ammonius），学习哲学、数学、历史学、修辞学，兼攻医学。他还借助于阅读通晓了诗学、演说术、美术和音乐理论，以至于当时的自然科学。此后，他在雅典学院接受了专门的修辞学训练，这为他以后的写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4]

普鲁塔克从雅典游学回到故乡后不久，还游历了其他许多希腊城市以及爱琴海诸岛，并前往埃及、小亚细亚和意大利等地。期间，普鲁塔克结识了许多朋友，其中包括一些在政界和文化界很有影响的人物。他同罗马皇帝图拉真的宠臣索希乌斯·谢涅齐奥即过从甚密，并答应其为为希腊、罗马名人作传。无论身处何地，普鲁塔克都积极搜集当地的历史资料和口碑传说，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4][6]

公元67年，普鲁塔克曾跟随自己的老师阿莫尼奥斯接待罗马皇帝尼禄，并曾以使节的身份会见罗马派来的地方总督。^[1]

1世纪70年代中后期，普鲁塔克曾出访罗马和意大利。《德莫斯提尼传》中提到普鲁塔克说自己在罗马和意大利各地逗留期间，整日政治事务缠身，要么就忙着接待前来向他请教哲学问题的人，以至于没有时间好好练习拉丁语。^[4][7]

公元93年，图密善处治了七名元老院成员，因为他们一直怀念被尼禄杀害的斯多亚派哲学家、当时的元老院成员特拉赛亚·培图斯。其中，包括普鲁塔克的好朋友苏提库斯，他被图密善处以死刑。随后，图密善又驱逐了在罗马及意大利其它地区活动的大批哲学家。普鲁塔克受到了这场风波的影响，普鲁塔克主动离开罗马回到希腊。^[7]

此后在和朋友的谈话中，他经常提到自己在他的家乡喀罗尼亚担任执政官时的经历，执政官即是罗马管辖下的地方行政长官。^[14]在图密善统治后期，普鲁塔克还出任过希腊“圣地”德尔斐的阿波罗神托所的终身祭司。与其他传统祭祀有所不同的是，普鲁塔克能将祭司职务的神圣性，与地方行政长官的外交手腕完美地结合起来，利用他的声望和关系网为神庙建设筹集资金，还经常帮助希腊本地官员应付总督和皇帝对希腊事物的干涉。^[7][15][16]

在德尔菲神庙中，普鲁塔克安详地度过了他的晚年。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余年里，他将大部分精力都集中在文学创作上。在创作之余，他仍不忘为家乡做贡献，参与力所能及的公共事务，主持哈德良皇帝雕像的修建工作。^[6][7]

公元96年传来图密善遇刺身亡的消息。图密善死后，涅尔瓦和图拉真都吸取了图密善的教训，采取了较为宽松的统治政策。图拉真上台后表现出不同以往的统治风格。他广开言路，不辞辛劳地回复各种信函，听取臣民们的意见。普鲁塔克也在这一时期真正开始了他的创作，他的绝大部分作品都完成于图密善死以后。将他对政治、对统治者的看法融入《希腊罗马名人传》中。^[7][17]

公元107年，图拉真除了派常规的地方总督来管理希腊事务外，又增设了财政专员(corrector)。普鲁塔克开始担任这一职务，并因自己的特殊地位获得了ornamenta^[注1]的荣誉。^[18]117年，哈德良继位，在哈德良统治时期，普鲁塔克仍旧坚持担任公职，以大祭司的身份主持修建了一座哈德良的雕塑，哈德良赐予他希腊行省财政长官的荣誉头衔。^[19]

大约120年，普鲁塔克因病逝世。^[4]

普鲁塔克生平著作丰富，是古代罕见的多产作家之一。根据其子兰拉姆普里亚斯（Lamprias）为其著作所编订的一份目录，篇名计有二百二十七项之多。不过他的著作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已经散佚，有目无书，无从知其内容。普鲁塔克流传下来的著作，经后人辑为二集：一为包括五十篇传记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一为包括六七十篇论文和语录的《道德论集》。这两部著作中，传诵较广的是《希腊罗马名人传》。^[1]

在普鲁塔克对于“历史”与“人物生平’’的认识中，他的写作对象不是那些令人瞩目的“希波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高卢战争”等历史事件，而是关注个别英雄人物的内心活动和生平事迹，列举他们的德行中的善与恶，从而分析出值得或不值得效仿其人生经验。普鲁塔克要写的是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而不是以事件为中心的历史，传记的记事是为了写人，是为写人服务。传记写个人的命运，历史写无数个人命运结合起来的命运。传记关注的始终是传主一个人，传主周围的人和事件都是传主的陪衬和活动的历史背景。历史学关注那些在历史进程中起重要作用的历史事件叙述史实，说明前后相继的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表明历史发展的线索和趋势，但同时也兼顾相关的历史人物，并不忽略人的价值和作用。人们从传记中认知是以一个具体的人为中心展开的一段历史。传记没有历史著作那样全面、完整和准确，但传记个性化，其中许多细节和轶事，是前者所没有的，这是一个个性化的人的宇宙。当然，历史与传记的分别并非如此简单，但是就普鲁塔克在写作方式的选择上而言，他自己就是这样来区分以及刻画他笔下的传主的，是《希腊罗马名人传》突出的著述风格。^[1][6]

到公元1世纪的时候，希腊史学已经发展至成熟而罗马史学也处于上升时期，普鲁塔克继承了史学发展的优良传统，结合了希腊史学中的人本观念与罗马史学中的实用主义，创造性的发展和深化了人本的观念，发展了传记这种历史编撰手法，为史学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没有首创之功但承接了史学史发展的优秀因素，成为史学史发展转向过程中的重要人物。^[6][26]

普鲁塔克在《希腊罗马名人传》中将一个希腊人配之一个罗马人来撰写，这种一对一的写作形式，著作家将其称为“parallel”，即“对传”。通过这样的写作方式著作家把希腊和罗马从传说时期到著作家本人生活时代的全部重要历史都包括进去了。如地米斯托克利与卡米卢斯，客蒙与卢库卢斯，吕库古与努马，德摩斯梯尼与西塞罗等。^[6][26]

普鲁塔克的“对传”写作方式不仅在形式上一一对应，在内容编排上普鲁塔克也讲究内在的一一对应关系，首先是身份的一一对应，在每对传记的开篇普鲁塔克都会对传主的身份进行一个概括性的介绍，如“立法者"吕库古、“政治家"梭伦、“演说家”德摩斯梯尼等，而与其对应的罗马人必定是在同一领域取得杰出成就的人物。^[6][21]

普鲁塔克在著述中还注意内容的一一对应，主要是在写作时将相似的经历放在等位来写，譬如会先介绍出身，然后在讲述生平事迹的时候也会穿插进两个传主之间的对应，以提醒读者进行对比阅读。在《希腊罗马名人传》中普鲁塔克非常重视这样的内在逻辑关系，比如在《提秀斯传》中他就说“在我看来，提秀斯与罗慕洛有许多相似之处，足以使他和罗慕洛配对。”接着叙述了两位“建城者”的身世相似之处，来表现他们的出身的不凡，又将其与其他平凡的人物区别开。在《普布利科拉传》也提醒读者，“梭伦就是这样的人，我们现在用普布利科拉同他相比较。”^[6][21]

《平行列传》以其独特的四体结构而闻名。这种结构分为序论、第一传、第二传和合论四个部分。每个部分都有其特定的功能和叙述特点。首先是序论部分，它位于每篇传记的开头。序论通常是一个独立的长篇段落，介绍传记的主题、背景和重要人物。它的目的是为了引入读者，并为后面的传记提供必要的背景知识。^[27]

接下来是第一传和第二传，这两个部分通常都有序论，并且是传记的核心内容。第一传和第二传分别描述两个人物的生平和事迹。普鲁塔克会详细描写他们的性格、行为和成就，并对比两个人物的异同之处。第一传和第二传之间的区别在于，第一传通常更为详细、全面，而第二传则相对简短。这是因为普鲁塔克通常将第一传的传主作为主要人物，而第二传的传主则在某种程度上是第一传的补充或反面。第二传的目的是通过对比两个人物的差异，进一步突出第一传的主题和含义。^[27]

最后是合论部分，它位于每篇传记的结尾。合论是一个总结性的段落，回顾和评价了两个人物的成就和价值。它强调传记的主题，并提供普鲁塔克对这两个人物的看法和观点。^[27]

普鲁塔克在哲学上自视为柏拉图的信徒。他的老师、晚期柏拉图学园的主持人阿摩尼，就是被涂上神秘色彩的柏拉图主义的拥护者。在普鲁塔克的世界观中，确实可以看到这种神秘学说的明显影响。普鲁塔克主张，上帝是世界的本原。他认为，上帝与人类之间的必要中介是神魔。在他看来，人的灵魂可以上升到美德和神圣的高度，而帮助灵魂臻于此种化境者即是神魔。^[7][28]

普鲁塔克在他的著作《爱欲论辩录》中提到了柏拉图的一些观点和学说，特别是爱欲的理论。他将柏拉图的思想融入了自己的论述中，将爱欲的疯狂与爱若斯相关联，并称其为最强大的热情。普鲁塔克认为，爱若斯赋予人们各种美德和力量，使人们更文雅、有魅力和勇敢，以及体验生活的眩晕。他还强调爱若斯在友谊中的作用，并认为爱欲式友谊是基于爱而非血亲的一种友谊，需要得到爱若斯的引导和监督。普鲁塔克的观点中也包含了柏拉图对疯狂的分类，以及美的形象对灵魂的启发和引导。普鲁塔克对柏拉图的哲学爱欲理论进行了融汇和改造，赋予了自己的观点和论述以柏拉图式的意味。^[29]

普鲁塔克早年从阿摩尼那里接受过许多自然科学知识，他本人后来也写过不少有关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医学的专论。在普鲁塔克的哲学里，全面地利用了前人的著作，他兼取柏拉图、亚里斯多德、斯多噶、毕达哥拉斯等各派学说，加以杂糅róu融贯，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折衷主义的宇宙观。^[7][28][30]

普鲁塔克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有一艘船，英雄忒修斯驾驶它为古希腊立下战功，后人为了纪念他的壮举将这艘船留下来作为纪念碑，随着时光流逝，这艘船经历风吹日晒已经破烂不堪，于是人们依次更换已经腐烂的木板，在一次又一次的更换过程中，这艘船的所有木板都已经翻新。于是就产生了“这艘船在经过木板的更换之后是否还是原来的那艘船？如果是，它的所有木板都已经换成了新的木板；如果不是，那它什么时候不再是原来的那艘船了？”的悖论。其中体现着普鲁塔克同一性与本质论的探讨。^[31]

普鲁塔克将哲学和宗教关联在一起，认为人有灵魂且死后灵魂不朽，上帝掌管人间事物，惩恶扬善。普鲁塔克将人分三类一一恶人、众人、好人。对坏人来说，心中的恐惧是有好处的，因为可以有效地控制他们作恶。因为对神罚的恐惧，人不敢为恶，也正是因为灵魂不朽，所以好人和坏人在来世的结局也会不一样，这对于激励人们弘扬德性，避免行恶也有好处。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对于好人来说，死亡是一件幸福的事，因为在那里灵魂才开始真正的活着。其次普鲁塔克认为，人们在自己亲人去世以后“还是盼望他们能够停留在某个地方，即使处境极其悲惨，总比完全毁灭变得形骸消失殆dài尽要好得多”。^[11][32]

上帝是全善全能的，用现实的痛苦来反驳上帝是对上帝的亵渎。上帝的惩罚是争议的体现，惩罚不是为了报复，而是为了保全人类， 能够让剩下的人继续生活在美好有序的生活中 。如《希腊罗马名人列传》中的故事：基姆布利人在经历了可怕的毁灭后，大量死尸使得马西里亚人的葡萄在第二年获得大丰收。普鲁塔克认为，对于变成葡萄养分的基姆布利人来说，或许现世遭受的痛苦是在他们看来不道德的、不正义的，但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握之中，毕竟上帝担任着人死后奖惩的职责，所以现世来看基姆布利人变成了牺牲品，在来世上帝或许会给他们安排一个幸福的生活。上帝是绝对的、永恒不变的，上帝的一切安排都是有道理的、完满的。^[11][32]

普鲁塔克认为，政府的好坏与具体的制度没什么关系，完全取决于当政者的道德素质与才能，政府由好变坏的关键就是统治者的堕落。^[5]

对于他来讲，理想政府的典范存在于遥远的过去，存在于希腊和罗马的优良传统之中。从普鲁塔克的著述中可以看出，好政府的理想在吕库统治下的斯巴达已经实现了。努马时代的罗马政府也很出色，己经很接近普鲁塔克的理想了，但是由于其持续时间不长，因此不能替代斯巴达在普鲁塔克心目中的位置。所以，斯巴达就成了普鲁塔克心目中唯一的理想政府的典范。^[5][10]

普鲁塔克的作品中，虽然没有关于君权本质的系统论述，但他给君王和从政者提出了很多建议。他告诫君王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去对待其臣民、朝臣和馅媚者，从政者应该以怎样的态度、方式与君主相处。他的这些具体建议，明确表达了他对君王的基本看法。首先，普鲁塔克更加强调国王的榜样作用，主张国王应该成为世人学习、效仿的楷模。他认为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是不可抗拒的，人们看到好榜样就会产生效仿他的强烈愿望。而国王有责任，也有义务作世人学习的榜样。正所谓，优秀的统治者造就优秀的追随者。其次，普鲁塔克还发展了柏拉图“哲学王”的观念，将其转化为“哲学家辅佐君王”的思想。在《哲学家尤其应与当权者交谈》一文中，他指出哲学家应积极、主动地与当权者交谈，不要惧怕别人说自己是溜须拍马之辈。因为真正的哲学家只在乎他是否能教导人们向善。^[19][7]

普鲁塔克对民众兴趣不高，但他非常清楚民众中蕴含的力量不容忽视。在《尼基亚斯传》中普鲁塔克说，统治者可以不给大众太多的敬意，但是一定不能忽视他们。因为在希腊的民主制政府中，民众的呼声往往可以决定国家的某项重要决策决定一个政治家的去留，甚至决定整个国家的前途命运。即便到了普鲁塔克生活的年代，平民百姓虽然己经不能直接参与政府的管理了，但却依然保持着那种不理智的威力。他们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来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可以拥护某位政治家，也可以反对他可以为了一场演出或一次分配而喧闹不止。因此普鲁塔克认为，民众之中蕴含的威力是绝对不容忽视的。^[7][9]

普鲁塔克在罗马对希腊的征服的问题上，他认为“即使希腊当时在政治和军事上远远不及罗马，但是对于普鲁塔克来说，道德价值比力量与成功更加有价值。普鲁塔克的希腊理想乃是教育、文化的精致中道和宽厚。普鲁塔克是一个希腊人，而且他为此骄傲。“希腊的”并不只是血缘地域的概念，教养可以使得一个罗马人成为‘希腊的’，所以希腊文化中的道德教育是至关重要的。”可见，普鲁塔克认为高尚的道德水平才是一个国家立足的根本，而忽视了罗马在军事上的强大和政体上的优越性。普鲁塔克是一个现实家，虽然活动的空间受到挤压，在狭小的空间中提倡希腊式的东西，感受着家的感觉，但是他同时也感恩于罗马式的和平，赞扬着罗马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因为他认为这一切都是“天命”，把罗马的胜利征服归结到神人的力量上去。由此，普鲁塔克的“天命观”思想也促成了他矛盾的罗马观。^[5][10]

普鲁塔克认为，要注意在教育过程中培养幼儿的德行。他认为，天性、教导与练习之间协调配合，才能培养德行：“天性如果不通过教导加以完善，就是不实之华；教导如果无天性之助，就是残缺不全；练习如果没有这两者的帮助，就不能完全达到目的”。他进一步表明关于成功归因的观点：许多实例都告诉我们，努力、勤奋、意志力往往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效果，即使努力与天性相反，前者产生的作用也必定远大于后者。^[8]

在普鲁塔克看来政治是道德的一部分。事实上古希腊的政治在理论上特别强调道德伦理，而普鲁塔克在也是主要的伦理学家。普鲁塔克认为影响人们做事的更大的因素是来自于道德上的力量道德在这里背负着很大的责任。“普鲁塔克是一个希腊人而且他为此骄傲。即使希腊当时在政治和军事上远远不及罗马，但是对于普鲁塔克来说道德价值比力量与成功更有价值。”由此可见普鲁塔克以德行为目的的道德史观也使得他在看待罗马帝国的过程中，表现出了他的蔑视和排斥，同时在极力赞扬着希腊的美好道德体现了其矛盾的罗马观。^[5][10][9]

博爱是普鲁塔克的伦理学的一个重要内容。从博爱精神出发，他主张不要在历史著作中详尽地描述人物的错误和缺点。从这种精神出发，他在自己的传记作品里喜好把人物理想化，对传主的阴暗面加以回护。普鲁塔克不仅把博爱广施于人，而且把它施及于动物。他写过好些论文，专谈动物的所谓智慧和精神生活。他赞同毕达哥拉斯的看法，认为灵魂不死，一可以转移到别的生物体中去，因此，凡是有生命的东西自然都是亲属，都应当相爱。^[7][28]

普鲁塔克认为，婚姻是规范妻子行为举止的学校，丈夫应当成为妻子的向导、哲人以及老师，这反映了其将婚姻与女性教育结合在一起的观念。普鲁塔克认为，女性在婚后接受教育的过程中，爱丈夫比爱智慧更为重要。普鲁塔克试图通过情感的交流以更好地实现婚姻的稳定与幸福，这种两性关系模式虽比古典时代只重视生育的结合要紧密得多，但并没有也不可能背离古希腊罗马两性关系的模式。这是因为生活在古希腊罗马社会中的女性只有通过与男性缔结婚姻关系才能合法地定义自身身份（妻子或母亲），若不如此，唯一的方式便只能成为贞女祭司。在普鲁塔克的观念中，女性与婚姻以及丈夫的幸福是天然联系在一起的，她们接受教育亦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男性的利益。^[33]

普鲁塔克认为历史事件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通过分析历史事件的原因和结果，可以更好地理解历史发展的规律。历史应该具有道德教育意义，通过讲述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引导读者学习他们的美德和智慧。历史事件的细节对于理解历史事件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关注历史事件的细节，可以更好地还原历史事件的真实面貌。其中传记文学是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撰写传记，可以更好地展现历史人物的性格和品质。^[34]

普鲁塔克在史学方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他的作品《比较列传》和《希腊罗马名人合传》中。这些作品展现了古希腊和罗马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并以对比的方式探讨他们的品格和行为。普鲁塔克通过深入研究历史和传记来理解人类的德性和道德。普鲁塔克的作品在文艺复兴时期特别受到追捧，成为人们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重要概念来源。他的观点对后世的批判性思维和道德判断产生了重要影响。普鲁塔克的作品被广泛翻译成各种文字，并作为教材被广泛使用。他的思想也影响了许多重要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包括孟德斯鸠、卢梭和伯克。^[35]

普鲁塔克的研究方法对后世的历史学方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重视以个人行为为核心，将个体的德行、品格和决策置于历史背景之中来理解历史事件的发生。这种个人中心的历史分析方法影响了后来历史学家的研究方法，并导致了更加深入和细致的历史分析。^[35]

普鲁塔克在政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俩个方面，一是普鲁塔克的英雄史观，二是普鲁塔克对其心目中理想政体斯巴达的描述。^[19]

十八世纪法国，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资产阶级与封建专制王权、教权的矛盾逐渐激化。处在法国社会第三等级的们普遍对现状不满，他们迫切希望改变现状，希望出现一位伟大的英雄人物来改变现有的一切。因此，从十八世纪中期开始，普鲁塔克的《名人传》中对英雄人物的描写开始受到法国人的特别青睐。当时的法国人提供了灵感，也让使他们看到了改变现状的希望。^[19]

让·雅克·卢梭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启蒙思想家，深受普鲁塔克作品影响。他对普鲁塔克作品的喜爱可以追溯到其童年时代，那时他就被普鲁塔克的传记集深深吸引了。幼年时，他就对英雄人物崇拜至极。这种崇拜英雄的观念，在以后卢梭的政治思想中表现为，呼吁伟大改革者或立法者的出现，通过伟人改变社会的思想。^[19]

普鲁塔克描述的斯巴达对现代史上德国有着深刻的影响。第三帝国把斯巴达当成了一个范例和楷模。一个纳粹分子在一本介绍斯巴达的书中写道“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伟大的帝国，斯巴达就是激励我们前进的榜样。”^[19]

斯巴达的一些具体制度和规定给纳粹分子提供了一些范例和启发。在具体制度方面，纳粹的教育制度似乎受到斯巴达人教育方法的影响最为明显。无论是教育人才，还是具体教育制度的规定，纳粹德国的做法都与吕库古改革后的斯巴达有很多相似之处。按照希特勒的规定，第三帝国的教育并不限于在拥挤的课堂里进行。而是要在各级青年团体中进行斯巴达式的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大学和理工学院里只能吸收很少数的人就读。青年要在岁时被强迫参加劳动服役，之后入伍在部队中服役。^[19]

普鲁塔克贯穿始终的对于公共精神和政治生活的热情讴歌，吸引了后代无数知识分子。他倡导通过理智管理欲望、情感，以及建立在社会关系中的良好习惯来寻找幸福。普鲁塔克把德行看做世界上最宝贵、最可爱的财产，相信通过德行的教化可以达到心灵的平静与愉悦、性格的温和与自制， 从而培养出具有高尚德行的政治精英。普鲁塔克透过其著作引导了后来者思考什么构成了好的生活、如何做出道德的行为选择，以及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保持内在的善良与平衡。^[36]

在西方史学史上，普鲁塔克是传记体历史著作的奠基者。他所写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为西方传记体的史著树立了一个榜样。后世的传记作家，多仿效他的笔法。^[1][9]十六世纪初年，西欧的印刷业刚刚兴起，威尼斯的出版商即先后把普鲁塔克《道德论集》和《希腊罗马名人传希腊罗马名人传》的希腊文原本刊印出来，以飨xiǎng读者。十六世纪中期，法国学者阿密岳（JacquesAmyot）将普鲁塔克的著作译成法文。接着不久。英国学者诺尔斯（ThomasNorth）又根据阿密岳的法译本，将之译成英文。之后，又出现了德雷登（JohnDryden）的英译本。普鲁塔克的著作被译为西欧国家的文学，其传更广，影响甚巨。法国人文主义学者拉伯雷（Rabelais）和蒙旦（Montaigne），都曾细心钻研过普鲁塔克的著作，模仿其文章风格。蒙旦有许多关于人生问题的论著，即系脱单于普鲁塔克。而英国思想家弗朗西斯·培根的《论文集》，也显然是在普鲁塔克的影响下写成的。^[1][37][38]

普鲁塔克对前人思想进行承继与融通后，具有自然理性思辨特征，普鲁塔克的哲学的实践性还表现为宗教性意识。普鲁塔克呈现了一种非常实践性的、非系统的、不僵化的哲学，这种哲学旨在引起读者的内在转变，从而帮助当时处于希腊——罗马帝国社会的人们更加成功的度过他们的生活。同时，这种将伦理实践同宗教相结合的思维模式，深远的影响了后来的西方思潮。^[39]

普鲁塔克的工作和写作，尽管受到诸多学者和读者的赞誉，并且在历史和文学领域有重要影响，但也不乏争议和批评。一些学者对普鲁塔克创作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中的历史准确性提出质疑，因为这部作品主要关注人物品格和道德比较，而非确切的历史事实。因此，他的作品被一些人认为更靠近哲学和道德寓言，而不是严谨的历史记录。^[1][40]

除此之外，普鲁塔克在他的传记中采用了许多来自不同来源的故事和轶事，这可能包含了不可靠或夸张的信息。^[1][40]

"伪普鲁塔克"（Pseudo-Plutarch）是一个学术术语，用于指代那些在古代错误地被归因于希腊历史学家和作家普鲁塔克名下的著作。这类现象并不罕见，在文献历史中，有许多作品由于种种原因被误归或故意归于某位更为知名作家之名，随后经过仔细的学术研究和文本批评，学者们发现这些作品与该作者的风格、主题或时期不符。^[41][42]

古典学者汤姆森(J.A.Thomson)称赞普鲁塔克是“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著作家之一。^[3]

传记作家詹姆斯·鲍斯威尔(JamesBoswell)盛赞普鲁塔克是“古代传记家王子"。^[3]

一位普鲁塔克的研究专家指出，在17、18世纪，没有哪个古典作家像普鲁塔克那样受到如此多的关注。^[43]

卢梭在《忏悔录》中追忆说，普鲁塔克是他最心爱的作者。一遍又一遍地，手不释卷地读他的作品。^[19]

对于希腊哲学家普鲁塔克的纪念，更多的体现在雕塑艺术或是素描艺术上。其中比较出名的是希腊德尔菲考古博物馆内的普鲁塔克雕像。^[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