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出

《日出》是现代剧作家曹禺继《雷雨》之后创作的又一部戏剧，1936年6月至9月开始在《文学季刊》连载，后于1936年11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单行本。1937年2月，《日出》由欧阳予倩执导，在上海卡尔登大戏院首演。^[3][4]

陈白露是学生出身，因家道中落而于社会闯荡，后成为依附银行家潘月亭、周旋于富商巨贾间的交际花。其学生时代好友方达生闻讯前来，欲说服陈白露回去跟自己结婚，但遭已非昔日“竹筠”的陈白露拒绝。期间，与陈白露境遇相似的“小东西”为躲坏人闯入其房间，陈白露拼命救助，然而小东西仍未逃脱黑帮头子金八魔掌，被卖至妓院后不堪凌辱而死。后潘月亭遭金八暗算破产，陈白露失去靠山且看不到未来，于日出前服安眠药自杀。而方达生表示要与黑暗势力抗争，迎着日出而去。^[5][6][7]《日出》展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社会画卷，揭露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制度的罪恶，此制度摧毁人的思想、蹂躏肉体、窒息生命。尤其突出的是，陈白露明知卖笑生涯的危害却沉迷其中，拒绝善意与拯救，深刻控诉了这种制度对人思想和灵魂的严重腐蚀，使人甘心堕落、至死不悟。^[8]

1937年5月，《日出》获得天津《大公报·文艺》第一届文艺奖金评奖。^[9][10]《日出》是中国话剧舞台上的经典，自问世以来频繁在中国各地上演，并多次改编为电影和电视剧。其故事和人物家喻户晓，拥有广泛的观众基础和深远的社会影响力。该剧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还在英、美、前苏联及东南亚等国家的著名剧院上演，在世界话剧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1]

《日出》以20世纪30年代初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为背景。当时正值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社会动荡不堪，人心涣散。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失意和绝望中逐渐丧失理想，沉沦堕落。^[12]

1936年6月至9月，《雷雨》开始在《文学季刊》连载，后于1936年11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单行本。^[4]曹禺在写完《雷雨》之后，就离开清华园，先到保定担任中学教师，不久重返清华读研究生，后来又到天津执教于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最终由宁静的书斋走向光怪陆离的社会。其间，在曹禺听闻艾霞、阮玲玉自杀的悲切事实以及亲眼见证了太原妓女的生存惨状后，并因此激发了对现实社会的不可抑制的愤懑之情。《日出》就是青年曹禺批判现实社会、宣泄满腔怒火的产物。^[13][14]

陈白露曾与诗人丈夫有过幸福生活，并育有一女，但生活的重压使诗人性格暴躁，女儿夭折后，两人离婚，陈白露孤身一人投奔远房亲戚、前清大太监的遗孀关老太太，并做了她的干女儿。陈白露凭借美貌、舞姿和歌喉在“哈斯曼”歌舞厅渐渐走红。大丰银行总经理潘月亭在银行只剩空壳之际仍虚张声势，夜夜笙歌、花天酒地，以此蒙骗客户。他发现舞女陈白露后顿生爱意，将陈白露捧上“舞会皇后”的宝座，还出资为其拍电影，陈白露一时成为炙手可热的明星。出名后的陈白露开始沉浸在纸醉金迷的生活中，她每日周旋于各色人物之间，虽内心厌恶这种生活，却无法自拔。

童年和学生时代的好友方达生闻知她堕落了，从家乡跑来“感化”她，让她跟随自己回去结婚，但对社会和生活都已失望的陈白露拒绝了他。此时同楼13岁的孤女“小东西”为了逃避蹂躏闯到她的房间，陈白露看到小东西想到了当年的自己，于是全力救助，可最终“小东西”还是被黑帮头子金八手下的人卖到妓院里，不堪凌辱而死。后来，潘月亭也被金八挤垮，宣布破产。陈白露没有了靠山，瞬间没有了靠山，又看不到未来的路，在日出之前，服安眠药自杀。方达生则表示要与黑暗势力抗争，迎着日出而去。

1935年，复旦剧社演出《雷雨》。到1936年冬，曾出演《雷雨》的凤子、吴铁翼等已经毕业，因为原来演出《雷雨》的热情未减，他们自行组织了一个业余剧团“上海戏剧工作社”，作为复旦剧社的校友剧社。戏剧工作社首次排演的作品，就是曹禺的《日出》。1937年2月2日至5日，戏剧工作社在上海卡尔登大戏院正式首演《日出》——这也是《日出》的全国首演。导演欧阳予倩，凤子饰陈白露、丁伯骝饰方达生、吴铁翼饰张乔治、高步霄饰福升、苏菱饰小东西。^[15][16]

在《日出》首次公演时，曹禺从南京专程前往观看，但发现欧阳予倩删去了第三幕，这令曹禺不满，他认为第三幕是剧本的核心，删去相当于剜去了《日出》的“心脏”。而欧阳予倩在一篇文章中解释删减的原因，包括《日出》长度过长，完整演出需五小时以上，观众容易疲劳，剧院也不允许；此外，第三幕与其他三幕风格难以协调，演出难度较大，以及演员难以准确表现南北方差异等原因，因此不得不割爱。^[15]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叶子在1956年版的《日出》中饰演翠喜。叶子对当时“左”的影响记忆深刻。据她回忆，那时自己的思想存在一定程度的“左倾”倾向，表演有概念化的毛病。她曾询问曹禺：“你的《原野》写仇虎复仇，是不是影射日本帝国主义？”曹禺闻言愣住，回应道：“你怎么想到这里去了！”^[15]

《日出》第一次是被搬上大银幕是在1938年，电影版《日出》由华新影片公司出品，岳枫执导，剧本则由知名左翼电影人沈西苓改编撰写，袁美云与陆露明两位演员主演。^[15][17]1956年，香港长城影业公司将《日出》再度翻拍为电影，主演为夏梦、傅奇。^[15]

《日出》的主题思想在于揭露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制度的罪恶，这种制度摧毁人的思想、蹂躏人的肉体、窒息人的生命。更严重的是，主人公陈白露明知她的卖笑生涯是束缚和摧残，但她却沉迷其中，不愿接受善意的指责或真诚的拯救。这深刻控诉了社会制度对人思想和灵魂的腐蚀，达到了使人们甘心堕落、至死不悟的程度。^[8]

首先，作品呈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黑暗面，从老中青三代人被蹂躏的经历揭示了这一杀人罗网。翠喜、陈白露、小东西三代人都成了黑暗社会制度的牺牲品。^[8]

其次，作品揭示了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思想对人们灵魂的毒害。陈白露作为一个受过教育、受过“五四”新思潮影响的知识青年，应该具有分辨能力和反抗精神，但她却甘心堕落，千方百计地为自己开脱。这说明了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社会思想意识对人灵魂的极大腐蚀。^[8]

最后，作品提供了坚持个人奋斗道路必然导致身败名裂的典型案例。陈白露追求自由婚姻，但由于她的思想和行动没有纳入反封建主义的革命洪流，最终走向堕落，葬身于黑暗社会制度之下。这深刻说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热衷的个人奋斗，不但不能实现理想，反而使人走向消沉、颓废、堕落的道路。《日出》的批判力量在这个角度上表现得尤为深刻。^[8]

就结构而言，《日出》一剧采用了新颖的“横断面”式结构方式，体现了曹禺在艺术上“试探一次新路”的努力，与《雷雨》“回溯式”的结构大相径庭。但细读文本可以发现，《日出》一剧的结构实际上并不仅仅是一个个横断面的连缀，而应该是横纵交织、近乎网状的。确切地说，就是以一条主线——陈白露由个人奋斗到失败自杀的命运历程——来将剧中各个横断面串联起来，而这条主线本身又由明暗两条线索组成，明线即陈白露的外部行为，而暗线则是陈白露的内心冲突。在《日出》一剧中，陈白露的内心冲突线缺乏清晰的脉络，却是全剧的灵魂所在，所以对这条暗线的分析就显得至关重要。^[4]

《日出》一剧在其有限的戏剧篇幅之内，实际上概括地表现了四个不同的生活层面：其中主要的两个横断面就是两个有着天壤之别的生活层面——即高级旅馆中所谓“上层人物”的生活以及三等妓院宝和下处的妓女们染满血泪的屈辱生活；两者构成了鲜明的对比。^[18]

在人物塑造方面，《日出》与《雷雨》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明显的不同。在创作《雷雨》时，曹禺将重心放在人以及人的命运上，剧中的人物挣扎、追求、希冀，但最终在命运的巨浪中沉浮，迎来悲惨的结局。而在《日出》中，曹禺的关注点不仅仅停留在个人命运上，而是扩展到通过这些人物展现的社会整体状态。在《日出》中，曹禺通过“横断面的描写”手法，塑造了一组社会群像，展现了“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形态。他不再仅仅刻画个人命运的纵向发展，而是通过这些人物的横向展览，揭示了一个完整的社会图景，深刻反映了社会世态对人性的影响与压迫。^[19]

《日出》是曹禺的“生命三部曲”之一，蕴含着鲜明的性别政治叙事特征。剧作以高级旅馆和三等妓院宝和下处为主要叙事空间，揭示了男性是空间秩序的规范者，而女性是空间秩序的从属者，以及男性对女性气质的规定，揭露了男尊女卑的性别空间中男权制的虚伪性。在高级旅馆和三等妓院的表征空间内，陈白露等女性人物各自陷入不同的生存困境，通过女性人物的空间实践，表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和抗争。^[20]

《日出》在严肃的悲剧基调中巧妙融合了讽刺性的喜剧元素，通过强烈的对比深化了社会悲剧的表现。剧中一方面通过陈白露的内心裂痕及她与周围人的冲突，展现了一个走向末路的“新女性”形象。另一方面，通过潘月亭的公债投资、顾八奶奶与胡四的荒诞恋情、小东西的悲惨命运、翠喜的卖笑生涯、黄省三的凄惨处境等多条线索，勾勒出一幅畸形的都市生活画卷。剧作在频繁转换的场景中，通过喜剧性的情节反衬人物的悲剧命运，并借悲剧人物的登场加强对反面角色的讽刺与批判。第二幕中，黄省三被开除后四处求助无果，反被潘经理打倒在地。^[21]

紧接着，剧作特意安排了洋奴博士张乔治登场，其以猎狗吃不到干净牛肉的“痛苦”为例，感叹“在中国活着不容易”，这种对比控诉了黄省三“人不如狗”的悲惨命运，并揭露了张乔治等人享乐生活的剥削本质。全剧在陈白露豪华的客厅中嘲讽上层剥削者的丑态后，剧情突然转向“宝和下处”那肮脏的角落，展现人间地狱的惨状。上层社会的欢愉与底层人物的悲惨哭诉形成鲜明对比，凸显出剧作家通过悲喜交织的手法，对黑暗社会的深刻控诉。^[21]

1937年2月，上海戏剧工作社在上海卡尔登大戏院首次公演《日出》。导演欧阳予倩，凤子饰演陈白露，丁伯骝饰演方达生。曹禺专程由南京前往观看。^[3]同年3月，《日出》由中国留东京剧人协会在东京神田一桥讲堂公演，特邀凤子扮演陈白露。同年4月，《日出》由国立剧校在南京中正堂演出，曹禺亲自导演。^[22]

1940年1月1日，《日出》在延安公演，八天内观众近万人。这是“五四”以来优秀剧目在延安的第一次演出。^[3]1943年冬，国立剧专演出《日出》，由余上沅、焦菊隐、马彦祥等人组成导演团。^[22]

1949年11月下旬，唐槐秋集合一批话剧工作者，以“中国旅行剧团”的名义，在北京长安戏院演出《日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日出》的首次演出。^[23]

1955年，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演出《日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国营剧团首次演出《日出》。白玲饰演陈白露，陈怡饰演方达生。1956年9月21日，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在上海艺术剧场公演《日出》，演出阵容堪称豪华：应云卫、瞿白音、吴仞之、吕复、凌琯如联合执导；白杨饰演陈白露，章非饰演方达生，陈述饰演张乔治，夏天饰演王福生，王丹凤饰演小东西，孙景璐饰演翠喜。1956年11月1日，曹禺任院长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北京首都剧场公演《日出》。导演欧阳山尊，狄辛饰演陈白露，周正饰演方达生，方琯德饰演潘月亭，于是之饰演李石清，童超饰演王福生，叶子饰演翠喜，董行佶饰演胡四。^[3]

1958年4月间，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裴多菲剧院开始排演曹禺的话剧《日出》，于同年6月1日首次演出了这个戏。剧中陈白露一角由演员戈尔登·珠卓饰演，索莫几瓦利·鲁道夫饰方达生，玛蒂萨波饰潘月亭。^[24]

1959年，《日出》在上海演出，由白杨扮演陈白露。^[22]同年10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为庆祝建国十周年演出《日出》。^[25]

1981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重排《日出》。导演刁光覃，严敏求饰演陈白露，杨立新饰演方达生。^[25][3]同年12月，《日出》由日本东京民艺剧团上演，内山鹑翻译并导演。^[22]

1998年9月，新加坡艺联剧团演出《日出》，任鸣赴新加坡为该团导演了此剧。^[22]

2000年8月，北京人艺再度复排此剧，导演任鸣，主演包含郑天玮、冯远征、顾威、吴刚、夏立言、梁丹妮、王斑等。^[22]

2008年5月7日，总政版《日出》在国家大剧院七号厅上演，其中靳东饰演方达生，陈数饰演陈白露。^[26]2018年，总政话剧团上演王延松执导的话剧《日出》。^[15]

2021年5月20日，由舞蹈家金星首次自导自演的舞台剧《日出》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完成世界首演。^[27][28]

2021年9月2日晚，北京人艺新版《日出》在北京国际戏剧中心开启首场演出。导演冯远征，主演陆璐、杨明鑫、雷佳等。^[1]

2023年7月6日，北大剧社版《日出》在蓬蒿剧场演出，邵美璇、李泓轩、马怡娜等联合执导。^[29]9月22日至10月1日，话剧《日出》在广州话剧艺术中心十三号剧院上演，导演李伯男。^[30]

2023年3月，话剧《日出》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由冯远征导演，演员陆璐、杨明鑫、于震、杨佳音等共同出演。^[31]

《日出》的经典性地位除却其自身所具有的思想价值和艺术魅力外，还源于学界对其进行的历次批评与论争的助推。正是始于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的集体评论，使得《日出》的“经典化”历程有了一个高“起点”，而其时发生的戏曲史家黄芝冈对《日出》的“批评”与周扬对黄芝冈“批评”的“反批评”，虽对《日出》以及曹禺后来的戏剧评判与创作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但也对《日出》的“经典化”起到了“反面助推”的作用。之后60年代和新时期关于陈白露形象的论争成为《日出》“经典化”历程中的缓慢延续。这些颇具价值的学术论争，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日出》从文本到舞台的“经典化”生成，使之成为一部不朽的剧作;另一方面对当下的戏剧评论具有重要的镜鉴意义和启示作用，在客观上亦可促使当下戏剧评论界的反思。^[4]

《日出》是中国话剧舞台上的一出经典话剧，问世以来一直频繁地在全国各地上演，80年代还被改编为电影。无论舞台和银幕，《日出》都拥有广泛的观众层面和庞大的观众人次。其的故事和人物几乎家喻户晓，有着极为深广的社会影响，尤其是，《日出》曾被翻译成多种外国语种，在英、美、前苏联及东南亚等诸多国家的著名剧院上演，在世界话剧艺术史上也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11]

1960年7月，《日出》英译本由外文出版社出版。1982年1月——内山鹑翻译的《日出》发表在日本《悲剧喜剧》第一、二期。同年，曹禺与女儿万方将《日出》改编为电影剧本。^[22]

《日出》自然也有一些小缺点，但它仍还是一本杰作，它和《阿Q正传》《子夜》一样是中国新文学运动中最好的收获。 （文学家巴金 评）^[28][32]

《日出》在我所见到的现代中国戏剧中是最有力的一部。它可以毫无羞愧地与易卜生和高尔斯华绥的社会剧的杰作并肩而立。（英国学者、燕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哈罗德·谢迪克 评）^[30]

《日出》不仅是现代中国戏剧界一个空前的猛进，也是我们整个文坛上的一宗光荣。（作家王朔 评）^[32]

在《日出》出来之前，社会上有很多传闻，说曹禺每天流连于三流妓院。这件事想必大家都有所耳闻吧？但这件事也告诉我们，一个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该有什么样的创作意识。好的文章不是拍拍脑袋就写出来的，要严肃地积累，刻意地经营。前几年有茅盾的《子夜》，今年我们有曹禺的《日出》，它们都不是“妙手偶得之”的即兴之作，而是一刀一凿都不肯马虎雕刻成功的群像。我觉得，虽然他写的是一部戏，但更像是一首诗。（作家叶圣陶 评）^[33]

打有文明戏以来，我们在剧院里见到的都是《潘金莲与武松》这样的恶俗戏，除了插科打诨，提供廉价的笑声，毫无价值。从《雷雨》开始曹禺为我们送上了一种不同品质的剧本。这次又把金融资本的故事搬上舞台，又是一个创新。在我看来，这可是第一回。（作家茅盾 评）^[33]

这部作品确实是我们文艺作品里不可多得的佳作。我看作者好似受到电影《大饭店》的影响，热闹场面不断，却只集中在一个大饭店里，人物集中，故事集中。这在中国话剧史上都是新的。（作家沈从文 评）^[33]

《日出》刚发表，就有人提出第三幕是个游离的存在，应予删去。上海戏剧工作社首次公演《日出》，就删去了第三幕。但作者却认为第三幕展现的下等妓院，“是在这‘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里最黑暗的一个角落，最需要阳光的。《日出》不演则已，演了，第三幕无论如何应该有。挖了它，等于挖去《日出》的心脏，任它惨亡。如若为着某种原因，必须肢解这个剧本，才能把罪恶暴露在观众面前，那么就砍掉其余的三幕吧……”(《跋》)近年来也有人著文论证第三幕存在的必要性。以上两种观点截然相反，但客观地说，两者又都有其合理性。从表现《日出》“损不足以奉有余”这个“基本观念”说，第三幕是必不可少的；但从戏剧结构上看，它和其他三幕联结得又不够紧密，确实给人以游离之感。^[34]

曹禺（1910－1996）原名万家宝，生于天津，卒于北京。他出身于一个没落家庭，母亲早逝。曹禺从小喜爱文学，求学时就已开始写作新诗、小说和戏剧，15岁时已参与南开新剧团的演出，他曾表示感谢南开新剧团使他最终决定搞一生的戏剧，南开新剧团培养了他对话剧的兴趣。1929年曹禺入读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后继续钻研戏剧。他一生著作颇丰，尤以《雷雨》《日出》《原野》等一系列作品最为人称道，因此被公认为现代中国最重要的剧作家。曹禺的剧作对后世影响深远，不但屡被搬上舞台，还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甚至歌剧和芭蕾舞剧。在中国话剧发展史上，曹禺影响力极大，地位崇高，有“中国莎士比亚”之称。^[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