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州杨氏

播洲杨氏历史从唐乾符初(875年)太原杨端入播，止于万历(1603年)，历经唐、宋、元、明四代，后杨氏内部嫡庶相争，却因杨应龙被挑衅起祸而反叛朝廷以死亡告终，杨氏政权历经共七百二十五年彻底终结。^[1]

播洲杨氏也是改土归流的直接发生地，为贵州建省奠定了地域基础。^[2]播洲杨氏土司历史上著名的土司之一，领地幅员辽阔，史学素有“思播田杨，两广岑黄”的称誉。“思播田杨”，其意思为思州乃田氏土司的天下，播州乃杨氏土司的天下。^[3]

播州杨氏，它本质上反映了国家政治与礼仪思想：即“家国同构”规制、国家“各地”的“多元文化”归于“一体”的“国家文化”。^[4]

学界对播州杨氏族属研究归纳杨端入播的诸姓族人的家谱，从另一个视角去审视杨端起源有：西南民族说与中原汉人说两类说法。

近代以前，论者皆认同杨端为山西太原人，以应募击南诏而至播州。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谭其骧提出异议，撰《遵义杨保考》，认为杨氏家族自以为山西太原人及杨家将之后皆不可信，杨氏乃川南泸南之罗族今彝族，以与闽蛮争夺溪洞地盘而至播州。此说一出，震惊学界，谭氏亦自以为“可以发前人所未发，补旧史之不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于杨端的族属，又有章光恺的白族说、王兴骥的仡佬族说(爹及《贵州古代史》之苗族说。而此四说皆立论尚嫌未充分，似不能代替传统所据之太原汉人一说。罗宏梅徐钰试缕析如下。谭其骧认为杨端非太原汉人之理由主要有五：

一、杨贵迁“为(杨)业后之说不可信，则端之为太原人，亦不足信。”

二、《杨氏家传》载，杨贵迁欲孝汉制南粤故事，出髀bì舸击广西邕yōng州之侬智高，不南行，反北如泸，故谭氏以为“贵迁缘何如泸，今无由晓，要之其为自新郭返于故土则可知。”

三、唐僖宗乾符三年时，播州未陷于南诏，萧)遘gòu最早在(唐懿宗咸通十四年)九月以前犹官于播州，足

证先时南诏之寇黔中，播州未尝复失。”列故谭文以为杨端复播不可信。

四、同一复播，而杨氏谱以为为唐室讨南诏，罗氏以为助太汪击闽蛮，非昏蒙无识者不难立辨其真

赝矣。

五、杨端复播，为当时丰功伟绩，然两《唐书》皆不载，可知此非事实。

而罗宏梅徐钰以为，谭文籍以推翻杨端为太原人因讨南诏而至遵义的以上五条证据似尚有可商榷què之处。

一、以为杨贵迁为杨业后不足信，所以杨端为太原人亦不可信，此种推论实在不合逻辑。对于杨贵迁为

杨业之后的说法，确不可信，但不足以以此来推翻杨端为太原人之说。^[5]

唐乾符初(875年)，南诏攻陷播州，太原杨端应募入播收据播州，修复城墙，受到播州人的感谢和爱戴。宋大观年间，杨文贵让播州归属朝廷，宋即在播州设立遵义军。元世祖授予杨邦宪宣慰使的官职，加封为播国公，对其子杨汉英赐名赛因不花，朝廷与播州杨氏保持着良好关系。明洪武四年(1372年)，朝廷平定蜀地。第二年，宣慰使杨铿等人归顺，交元朝所授予的金牌、银印、铜章，皇帝赐杨铿衣物，仍设播州宣慰使司，杨铿、罗琛任原职，准杨氏世袭，兼管草塘、黄平两安抚司，真州、播州、余庆、白泥、容山、重安六长官司，总管何婴等人分作长官司长官。洪武七年(1375年)，中书省奏，播州已归属朝廷，应收取他们贡物，赋税及粮食为军备。皇帝念杨铿率先归附，田税等可根据他们的实际收入，不要硬性规定数额。洪武八年(1376年)，杨铿派其弟杨铸到朝廷进贡，皇帝赐予他衣物。从此，播州每三年一次进贡。洪武十四年(1382年)，皇帝诏书告知杨铿：“近来听说你们听信谣言，对朝廷怀疑产生二心。”同时要杨铿带两万军队，随朝廷大军南征作先锋，以表忠诚。明永乐四年(1406年)，朝廷设重安长官司，隶属播州宣慰司。永乐七年(1409年)，杨升晓谕所辖当科、葛雍等十二寨蛮民归顺朝廷。隆庆五年(1571年)，杨烈死后，皇帝同意让其子杨应龙承袭父职。万历元年(1572年)诏杨应龙为播州宣慰使。万历八年(1580年)根据杨应龙的请求，赐令为已故宣慰使杨烈举行祭礼安葬。万历十四年(1586年)，杨应龙献大树七十棵，木质很好，因此，朝廷赐给他飞鱼服，又想援引他祖父杨斌旧例，再赐他蟒衣玉带，礼部认为不可。皇帝赐授杨应龙都指挥使的官衔。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贵州巡抚江东之首先发难，命都司杨国柱、指挥李廷栋率三千人马围剿杨应龙，杨应龙派杨朝栋、杨兆龙及何汉良等在飞练堡迎击。播军佯败，引诱官军至天邦国(瓮安县东)，全歼官兵。江东之被撤职，任命郭子章(泰和人)取代。三月，神宗皇帝龙颜大怒，起用前任都御史李化龙兼兵部侍郎，总督四川、湖广、贵州三省军务，征浙江、福建、云南、广东等省将士，以围剿杨应龙。从出兵到杨应龙兵败，一百四十多天，八路兵马共斩播军首级二万多人。六月二十八日，平播告捷上报朝廷。十二月二十日，明神宗亲自登上午门，举行播州战俘受俘仪式，将杨应龙尸体剁碎，将杨朝栋、杨北龙肢解于集市。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正月，平播诏令天下。四月二十九日，将播州地方折解为二，分别设立遵义府，归属四川管辖；平越府归属贵州管辖。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三月，播军残余势力吴洪、卢文秀等发动叛乱，总兵官李应祥等率兵讨伐，将其平息。播州杨氏统治，经历唐至明5个朝代，杨家二十九世承袭，共七百二十五年，却因杨应龙被挑衅起祸而反叛朝廷以死亡告终。^[1]

遵义地域自古以来，中央政权的管理长期鞭长莫及，任由地方土酋自治，条件是承认中央政权维护统一。遵义境内僚人及彝族、苗族居民散居各地，“刀耕火种、垦田植谷、渔猎而食”，“往往推雄长者为王，亦不能远相统摄，父死则子继。”唐末，播州境内大族罗太汪被族人罗闽逐走四川泸州，向朝廷求救。朝廷征募杨端率其八姓族人兴兵，于乾符三年(876年)入播，击败罗闽等，据有播土。从此，拥播州历四个朝代共达724年，袭职二十九世。其间，杨氏对遵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中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6]

唐武德十三年（639），以原郞láng州地置播州，复置恭水等六县隶之。播州属唐朝直接管理的经制州，隶黔中采访使，朝廷派流官治理。所辖6县，境域相当于今遵义县、红花岗区、汇川区及绥阳县、桐梓县地。这是史书上第一次出现播州之名。唐贞观十四年（640），更名恭水为罗蒙，高山为舍月，贡山为湖江，柯盈为带水，邪施为罗为，释燕为胡刀。十六年（642），改罗蒙县为遵义县，遵义县名由此始。遵义之名，一说出自《尚书·洪范》“无偏无陂，遵王之义”，言当遵循先王之正义，以治民也。一说源于东汉公孙述称王于四川，牂柯郡大姓功曹谢暹反对，遣使远道投奔中央汉光武帝，被封为义郞，有遵循“义郞”作为，拥护中央王朝之意。坊间多从前者说。天宝元年（742），改播州为播川郡。乾元元年（758），复置播州，领今遵义、带水、芙蓉3县。唐乾符三年。后唐长兴元年（930），遵义县地属后蜀。后晋高祖时，遵义县地属楚。后周显德六年（959），遵义县地属后周。大观二年（1108），置遵义军，时遵义县属之。宣和三年（1121），废遵义县，隶南平军。端平三年（1236），今县地设播川县，隶南平军。嘉熙三年（1239），设播州，以播川县为州治。

宋大观二年（1108），首领杨光荣、杨文贵各献其地附宋，分别置播州和遵义军，遵义县属遵义军，同隶夔州路。宣和三年（1121）废播州为城，隶南平军；废遵义为砦zhài，隶珍州。嘉熙三年（1239）复设播州安抚司，以播川县为州治。咸淳末，播州领播川、乐源、绥阳3县，隶夔kuí州路，今县地时为播川县。

元世祖忽必烈下诏招抚播州。至元十四年（1277），杨邦宪以播州、珍州、南平军地降，仍置播州安抚司，以杨邦宪为绍庆、珍州、南平等处宣抚司充播州安抚使。杨邦宪卒，子汉英袭职，赐名杨赛因不花。二十八年（1291）升为播州宣抚司，隶属于四川行省。次年，以赴京取道湖广为便，改隶湖广行省。宣抚司统辖黄平府、南平綦qí江、珍州思宁、旧州草塘等十九个长官司和诸峒寨。时属今遵义县境有播州下辖之播州军民都镇抚司及乌江、水烟、石粉罗家永安等处的全部或部分。

明洪武五年（1372）初，改播州军民都镇抚司为播州长官司，今县地为播州长官司地。万历二十八年（1600）平杨应龙，播州改土归流，分播州地为二，设平越军民府属贵州，辖余庆、瓮安、湄潭3县和黄平州；设遵义军民府属四川，辖遵义、桐梓、绥阳、仁怀4县和真安州。今遵义县境从此奠定。

2016年3月20日，国务院对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遵义市部分行政区划的请示》（黔府呈〔2015〕31号）作出批复。根据批复，贵州省将撤销遵义县，设立遵义市播州区。山盆镇、芝麻镇、沙湾镇、毛石镇、松林镇划归汇川区辖管。新舟镇、虾子镇、三渡镇、永乐镇、喇叭镇划归红花岗区管辖。播州区辖南白镇等21个镇（乡），国土面积2490.94平方公里。2016年5月，上述镇划出。2016年6月6日，播州区挂牌仪式在南白影剧院举行，标志着播州区正式成立。

忽必烈在进入云南后，面对西南地区众多而复杂的各民族，如何稳定在西南各民族中的统治，忽必烈总结了历代对西南民族羁縻mí统治的经验，决定采取招抚政策。在平定云南大理政权后，忽必烈立即招降西南各民族，并对能率部归附者，授以各种官职，如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等，使“官吏军民各从其俗，无失常业”。分别招降了云南许多民族，招降临安、白衣、和泥分地城寨一百九所，威楚、金齿、落落分地城寨军民三万二千二百，秃老蛮、高州、筠连州等城寨十九所。^[7]

元朝土司制度统治的具体方法有如下这样几项内容：第一，设立各种土司职务。元朝土司官职大者有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长官司诸职。《元史·百官志》载：“宣慰司，掌军民之务，分道以总郡县，行省有政令则布于下，郡县有请则为达于省。有边陲军旅之事，则兼都元帅府，其次则只为元帅府。其在远服，又有招讨、安抚、宣抚等使，品秩品数，各有差等。^[8]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蛮夷长官司以下还设有蛮夷千户所、洞、处、寨等许多官职，均系专门设在民族地区的土官职名。^[8]另外还在民族地区或接近内地的地区设路、府、州、县，同样设置各级土司，路为总管府总管、府为知府、州为知州、县为知县。“至元八年，改威楚路，置总管府。”^[9] “元贞二年置云远路军民总管府。大德中置彻里军民总管府。^[9]” 又在金齿宣抚司下设置柔远路、茫施路、镇康路、镇西路、平缅路、麓川路。^[9] “至元二十年，四川行省讨平九溪十八洞，以其酋长赵阙，定其地可以设官者与其人可以入官者，大处为州，小处为县，并立总管府。”^[10]第二，任用各民族中的豪酋为各级土司土官。元朝比较广泛的任用南方民族的豪酋为土司土官，从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长官司到路、府、州、县的长官大多以各民族中的豪酋担任。^[11]元朝还任用土酋担任行中书省的官职，有的土酋被任用担任行中书省的参知政事、左丞、右丞、平章等官职。如信苴日“释为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后其子“阿庆袭爵”。 ^[11]播州杨邦宪“赠推忠效顺功臣、平章政事”。 ^[11]中书省的官职为加衔的虚职，多不参与行中书省的管理，且不少为“遥授”，如“云南宣慰使土官举宗、禄余并遥授云南行省参知政事” ^[12]“以安南国王陈益稷遥授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13]第三，规定了土司的义务。元朝对所任用的土司都规定必须向中央王朝尽一定的义务，贡赋包括朝贡和纳赋两项内容：贡物的品种、数量亦有定额，金、银、丹砂、雄黄、象、马、虎、豹、毡、刀等，土司须按规定数额交纳，并令不许超过限额，“乌蒙宣抚司进马逾岁献额”，即令减少按献额进献。对于土司的朝贡，元朝照例都给予优厚的赐予，赐物种类很多，数量可观。^[14]纳赋多以金银、粮、布为主。土司是不能拒绝的，否则元朝会采取强征，甚至发兵征讨。^[15]第四，规定了土官的信物、承袭、升迁、惩罚的制度。元朝对土司的管理，从土司的任命、承袭、升迁到对土司的惩罚等都有明确的规定。^[7]按规定凡土酋被任命为土司后，必须要赐予土司各种信物，以视该土酋已成为元朝的官吏，而土司则凭借这些信物与中央王朝、地方其他官员发生联系，并以此信物作为统治当地各民族人民的凭证。^[7]信物包括诰gào敕、印章、虎符、驿传玺书、金或银字圆符等。至元十五年（1278年）都掌蛮内附以后，元朝便以其长子阿永为西南诸番蛮安抚使，得兰纽为都掌蛮安抚使，赐虎符，余授宣敕、金银符有差。^[7]

明朝是土司制度完善的时期。明袭元制，并大为恢拓，将土司制度发展成为一种完整的制度。“迨dài有明踵元故事，大为恢拓，分别司、郡、州、县，额以赋役，听我驱调，而法始备矣。”^[16]又在南方民族地区“皆因其俗，使之附辑诸蛮，谨守疆土，修职贡，供征调，无相携贰。有相仇者，疏上，听命于天子”。^[17]

清朝是土司制度走向衰微的时期。清朝对南方民族地区的统治措施，“清初因明制，属平西、定南诸藩镇抚之。^[18]”后经雍正、乾隆年间的大规模改土归流。^[19]

从清代开始康熙对湘西地区进行改土归流，在采取驻军、屯兵、修边、筑卡等强硬军事措施的同时，大力推动湘西社会的“儒化”，其中主要包括通过设置官学、书院、义学等构建儒家教育体系、给与少数民族士子资助及科举名额优惠、重视对先儒先贤的祭祀、颁令禁止苗民诸多宗教祭祀活动及风俗习惯、推行三纲五常及忠孝节义观念等等途径。^[19]后历经雍正数次改革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改土归流基本结束。

贵州遵义播州杨氏土司遗存是始于唐而终于明的中国土司遗址。杨氏土司遗存大规模的考古工作始于2012年，包含播州杨氏土司司治、关囤、墓葬、庄田四套遗存体系共存的格局，特别是海龙屯、养马城遗址和其司治的两套城池体系，均兼具军事和行政功能。不仅如此，考古工作者还展开对播州土司墓葬的重新梳理，结合播州土司社会生活对其社会的整体丧葬习俗进行了解，进一步深化对播州土司文化的认识，同时以播州杨氏土司墓葬习俗为桥梁了解中央王朝对边疆文化的影响，并对播州杨氏庄田进行系统梳理，了解播州土司时期的社会经济结构，综合播州杨氏土司遗存、社会文化、经济结构，深化对播州土司社会体系、社会生活“阴”“阳”二界的总体认识，为进一步开展土司考古提供基础资料，也帮助了解其时西南边疆乃至整个国家边疆与中央王朝的关系的历时变迁.^[25]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郑州大学特聘教授刘庆柱在序言中评价：考古揭示出规划，通过研究折射出的“家衙一体”实践，作为古代王朝的地方“政体”，它本质上反映了国家政治与礼仪思想：即“家国同构”规制、国家“各地”的“多元文化”归于“一体”的“国家文化”。在他看来，“海龙屯遗址的考古工作有着普遍意义上的时代与政治特点，具有历史的典型性。”“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中国土司遗址，其重要的历史、科学意义就在于承载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认同。”^[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