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

宋庆龄（1893年1月27日—1981年5月29日），广东省文昌县（今海南省文昌市）人，中国革命家、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其夫是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2][3]

宋庆龄出生在上海。父亲从商，有三个女儿，被称为宋氏三姐妹^[注1]，宋庆龄是其中的老二。她先后在上海和美国学习，并获得美国威利斯安女子学院的文学士学位。在国外求学时，宋庆龄就十分关心国内的革命情况。^[1]1913年，学业结束后奔赴东京，担任孙中山先生秘书，正式开始了革命生涯。因共同的志向二人建立起深厚情谊，两年后，二人在东京完婚。婚后与孙中山先生在国内多地往返，蓄积革命力量，并参与了“五四运动”“护法运动”等。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2]宋庆龄继承夫志，继续维护其革命政策。在国共内战期间，宋庆龄坚持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反对国民党“清党”行动。抗战爆发后，她通电表达对国共合作的支持，并与宋家姐妹以“团结合作”的形象示人。她积极筹建中国福利会，致力于社会福利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国家副主席等职务。1981年5月15日宋庆龄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16日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因病于北京去世，享年89岁。^[1]

宋庆龄著有《回忆孙中山》 《宋庆龄选集》等书，其一生都在践行爱国主义，投身革命事业，始终在践行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而且致力于妇女儿童的权益保障。江泽民评价宋庆龄一生在不断追求、不断认识新事物、接受新思想，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为人类进步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和建立丰功伟绩。^[4][5]

宋庆龄祖籍广东省文昌县（今海南省文昌市）^[注2]，于1893年1月27日（清光绪十八年十二月初十）出生在上海。她的父亲宋嘉树（字跃如，又作耀如、曜如）在美国接受教育后回到上海，从事基督教牧师和工商业。宋嘉树是最早倾听孙中山革命宣传的人之一，多次在家中接待孙中山。^[1]

宋庆龄幼时，父母对她和兄弟姐妹的教育就采用了民主的方式，^[6]并结合了基督教的博爱平等观念。^[7]父母常对宋庆龄和姐妹说：“身为女人不应妨碍自己成为祖国有成就、有作为的公民。”培养了她们与男生一样的社会责任心。^[6]

父亲宋嘉树的教育还结合孙中山的革命思想。^[7]对于宋庆龄他们来说，孙中山是教父般的人物。^[8]1900年，孙中山从日本横滨乘船到上海，到宋庆龄家中与父亲商量推翻清朝的革命事宜。在孙中山表达自己要将一生投入革命甚至不惜为此而死的想法，宋庆龄表示支持。^[8]同年，宋庆龄进入上海的新式女子学校中西女塾接受教育，开始寄宿生活，并接受了纯西式的教育。^[6]

1907年夏，宋庆龄和妹妹宋美龄前往美国留学。她们在新泽西州的波特温学校接受补习，为进入大学做准备，宋庆龄当时主要学习法语和拉丁语。^[9]

1908年，宋庆龄考入佐治亚州梅肯市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Wesleyan College for Women)文学系。^[9]在校期间，宋庆龄对哲学课程产生兴趣。因其在文学和写作方面具有较高的水平，并热心参与社会活动，便担任了学校刊物《威斯里安》(The Wesleyan)的文学编辑和哈里斯文学社的通信干事，还曾担任狄斯比斯戏剧俱乐部的演员。^[10]

国外求学期间，宋庆龄曾在学院刊物《威斯里安》(The Wesleyan)上发表了一些反对封建主义的文章，如《四小点》(The Four Dots)、《阿妈》(Ahmah)等，宣传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还发表了《现代中国妇女》(The modern Chinese Women)，这是她早期论述妇女问题、宣传男女平等思想的著作。^[10]1911年，宋庆龄发表文章表达对中国前途的关注，并对孙中山领导革命、建立中华民国，用共和制度取代君主专制这件事，表示喜悦。1912年，宋庆龄收到父亲寄来的新国旗（五色旗），立即撕掉清朝的龙旗并踩在脚下，将新国旗挂在墙上。同年4月，宋庆龄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校刊上发表了题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的文章，高度评价辛亥革命的胜利：“此后四亿人民将不再为专制政权的奴隶，改变四千年来的桎梏，恢复人类应有的自由平等。”^[1][7]

1913年夏，宋庆龄获得文学士学位后前往东京。同年8月，孙中山因“二次革命”失败离开中国前往日本。9月，宋庆龄在父亲和姐姐的陪同下拜访了孙中山的寓所，随后两人相继见面了八次。由于其父亲身体原因，宋庆龄接替他开始协助孙中山先生处理工作，此后她成为了孙中山的英文秘书。^[11]

孙中山在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反对袁世凯的统治。尽管武装起义遭遇失败，宋庆龄一直给予孙中山大力支持和鼓舞。她积极协助孙中山，处理文件、函电和革命经费，并参与外联工作。孙中山对她非常信任，将通讯密码交给她保管。他们因共同的革命志向建立起深厚的情谊，宋庆龄也充满激情地投身于革命运动。^[11]

1915年初，宋庆龄向孙中山提及二人结婚的问题，孙中山表示此事应征得宋庆龄父母亲同意。6月，宋庆龄回国，向在上海养病的父母征求意见，却因双方年龄差距过大，而且孙中山已有妻子卢慕贞和三个子女，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家人将宋庆龄软禁在家中，不得与外界见面。尽管受到亲人的反对和压力，宋庆龄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孙中山伟大的革命事业需要她的参与，她愿意与他生活在一起，协助他的工作。^[11]

在宋庆龄与家人“抗争”的同时，孙中山也把妻子卢慕贞从澳门接到东京，协商离婚手续。^[11]二人要结婚的消息传出去后，同样遭到了孙中山的亲友及战友的反对。战友们还通过当面和书信劝说等形式想让孙中山取消打算，孙中山先生以婚事是私事回绝了他们。^[12]1915年10月25日，宋庆龄和孙中山不顾阻碍，于东京结婚。^[2]结婚时，除廖仲恺、何香凝和陈其美外，孙的中华革命党友人都没有出席他们的婚礼。^[12]

在孙中山领导反袁斗争期间，宋庆龄一直在他身边提供协助，她负责阅读国内外报纸，向孙中山提供各种信息，并处理大量机密函电。此外，宋庆龄会将文件翻译后亲自向孙中山朗读，然后协助他起草回函。1916年4月底，宋庆龄陪同孙中山秘密回国，并于5月抵达上海。5月9日，其再次协助孙中山起草了最后一份讨伐袁世凯的宣言文书，即《第二次讨袁宣言》。当时孙中山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发动海军将领起义以反对袁世凯。在此期间，宋庆龄常常在晚上乔装后陪同孙中山外出活动。到了6月，袁世凯去世。孙中山认为"推翻专制，重建民国"的目标已经实现，因此叫停各项军事行动。而段祺瑞等皖系军阀掌握政权后，他们追求独裁统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德宣战。^[13]

为维护全国人民的利益，孙中山领导反段护法运动，宋庆龄积极参与其中，她与孙中山多次协商并动员海军参与护法运动。1917年7月6日，宋庆龄陪同孙中山前往广州，正式发起护法运动。在广州，孙中山与各系军阀联合，对抗北方段祺瑞的卖国反动政权，并建立新的政权。然而西南军阀并非真心支持孙中山，只是想利用他来实现自己割据政权的目的，并试图推翻孙中山和军政府。1918年5月21日，宋庆龄陪同孙中山返回上海，护法运动最终失败。^[13]

1919年，北京发生五四爱国运动。孙中山和宋庆龄支持他们的正义斗争。在北洋政府无理逮捕爱国学生时，宋庆龄代孙中山起草了“学生无罪”的援救电。同年5月26日，孙中山邀请上海学生联合会主席何葆仁会谈，并鼓励他们与各界联合起来。后来，上海学生再次游行，准备冲进租界，向帝国主义示威。因租界规定不能集会，否则可以随时抓捕。孙中山和宋庆龄替学联聘请了几位英、法籍的律师，准备随时出庭为学生辩护。^[14]

宋庆龄与孙中山帮助学生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如帮助安徽学生代表常宗会办理赴法勤工俭学的手续等。在学生斗争中，有学生多人被殴打致伤，甚至因伤重而致死者。宋庆龄根据孙中山的授意，起草致广东军政府的电报，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1923年，北洋政府委派彭允彝出任教育总长，引起广大师生的极大愤慨，由此展开一场直接针对军阀政府的驱彭斗争。北京学生派代表到上海寻求各界支援，宋庆龄陪同孙中山在寓所接见了他们。同年12月21日，宋庆龄陪同孙中山到广州岭南大学^[注3]会见学生们。^[14]

1920年11月，宋庆龄陪同孙中山回到广州。孙重新组成军政府，开始了第二次“护法”运动，次年6月27日，孙中山发动“讨桂战争”。^[13]宋庆龄发动了广州妇女，组织“出征军人慰劳会”，向社会各界募集经费和慰劳品，并亲自带领会员前往慰问北伐战士，积极支持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2][13]在从事“慰劳会”工作的同时，宋庆龄依然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在其他秘书遇到一些文件和信件翻译困难，宋庆龄能够迅速完成翻译工作。美洲、伦敦等地的革命组织会发送的重要文件和密码，孙中山也会委托宋庆龄处理。她还参与接待外宾的工作。^[13]

讨桂战争胜利之后，孙中山决定乘胜北伐，用武力打倒北洋军阀。为表示支持，宋庆龄在“出征军人慰劳会”基础上，组成了“红十字会”。北伐大本营建立后，1921年12月6日，宋庆龄带领红十字会员离开广州前往桂林。途中，一行人遇到了陆荣廷遗留的土匪部队袭击。宋庆龄同士兵们一起将匪徒击退。12月21日，宋庆龄抵达桂林。^[13]

1922年，当北伐军前锋部队进入湖南时，因军阀陈炯明发动叛变，阻断北伐军的前进道路，孙中山于同年4月8日率军撤回广东，并在粤北韶关重新设立大本营，准备改变路线向江西发起北伐。6月初，孙中山和宋庆龄从韶关前线返回广州。6月16日凌晨，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炮击了总统府，孙中山决定坚守总统府，平定陈炯明的叛乱，他劝说宋庆龄先行撤离。面临危急情况，怀有身孕的宋庆龄坚持留下来，以转移敌人的注意力。次日早上，宋庆龄逃离危险，并在17日晚与孙中山会合，而宋庆龄因此次叛变流产，失去了唯一的孩子。也正是因为这件事，国民党内的一些原先对宋庆龄与孙中山结婚表示不满的党员，开始对宋庆龄改变看法，承认她作为“总理夫人”的地位。^[15][16]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发去贺电，与苏维埃政府建立起联系。在与列宁和苏俄联系时，作为机要秘书的宋庆龄承担了大量的工作。为便于处理他们间的往来的电文，宋庆龄还特意学习了俄文。^[17]1920 年秋，宋庆龄陪同孙中山在上海的寓所接见了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派来的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维金斯基 。次年列宁和共产国际又连续派出马林等人来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年末，宋庆龄与孙中山一同接待了马林。^[17]1922年 8 月中下旬，宋庆龄陪同孙中山参加了由李大钊、共产党的老同盟会员林伯渠、苏俄政府的特使越飞等人的会谈。^[14]

1924年1月，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此次会议意味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宋庆龄坚定地支持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官言》中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11月，宋庆龄陪同孙中山前往北方。1925年初，长期斗争的孙中山病重，宋庆龄一直在身边照顾他。3月12日，孙中山去世。^[2]

1925年5月30日，上海各界人士掀起了“五卅运动”。针对此事，宋庆龄在接受《民国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这些爱国运动中，处处都能看到孙中山的精神。宋庆龄还与于右任等人在上海环龙路49号组成了“五卅事件失业工人救济会”，并发布募捐启事，呼吁国内外捐助。^[18]

1926年1月，宋庆龄作为广东省代表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委员。11月，宋庆龄与孙科、徐谦、宋子文、陈友仁、顾孟余、鲍罗廷等60余人作为先遣人员离开广州前往武汉，进行迁都的调查和具体部署。12月13日，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成立，宋庆龄成为其中的一名委员。^[19]

1927年2月中旬，蒋介石提出了解聘苏联顾问尤其是鲍罗廷，遭到了宋庆龄的反对。3月，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了第二届三中全会，宋庆龄被推选为主席团五名成员之一，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19]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宋庆龄与邓演达、何香凝、毛泽东、董必武等40人联名发表了《讨蒋通电》。7月14日，汪精卫控制下的武汉政府叛变革命。当日宋庆龄离开武汉，并写下《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宣布退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20]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起了南昌起义。起义当天，宋庆龄和毛泽东等22位国民党中央委员发表了《中央委员宣言》，宣言指出武汉与南京所属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是国民革命之罪人，并号召“全国同志在此期间，均应一本总理创造本党之精神，与一切假冒本党革命名义者坚决奋斗”。^[20]

1927年8月底，宋庆龄前往莫斯科访问，并与邓演达、陈友仁等人商讨新党组建的计划。他们于11月1日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了《莫斯科宣言》。同年12月，国民党政府在压制广州起义后与苏联断交，引发了宋庆龄的警告和抗议。苏联的《真理报》全文刊登了宋庆龄和蒋介石之间往来信件。同月，斯大林亲自会见宋庆龄和陈友仁，并希望宋庆龄早日回国，继续领导中国革命。^[20][21][22]

1927年12月前后，因有谣言称宋庆龄将嫁于陈友仁等事件，以及苏联当时正忙于解决内部的托派问题，宋庆龄决定移居柏林。^[23]次年5月4日，宋庆龄在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帮助下，移居德国柏林。^[22]1928年8月前后，宋庆龄常与德国共产党领袖克拉拉·蔡特金等人来往。^[24]

1929年4月，宋庆龄返回国内参加孙中山遗体由北京转移到南京紫金山中山陵的奉安大典。宋庆龄在回国前就发表了《关于不参加国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表明了她不参与国民党活动的立场。^[20]同时期，宋庆龄在蔡元培等人发起成立的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注4]中担任校长。在妹妹宋美龄的陪同下，宋庆龄前往看望该校的师生们。^[25]奉安大典结束后，宋庆龄再次前往欧洲。在柏林期间，她同邓演达一起研究孙中山的遗著，深入探讨中国的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20]

1929年8月，世界第二次反帝同盟大会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宋庆龄被选为名誉主席。^[20][24]1930 年，在柏林任“国际保卫革命者委员会”中央机构的成员。此后，她还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之一。1931年6月，共产国际远东局秘书和泛太平洋产业联盟上海办事处秘书牛兰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同年8月19日，宋庆龄接到克拉拉·蔡特金来电，请求救援牛兰夫妇。德国的罗弗莱赫尔教授和其他十多位杰出艺术家也打来电话，要求援助牛兰夫妇获得自由。次日，宋庆龄又接到德国著名版画家珂勒惠支教授等十多位妇女界人士的电话，请求援助牛兰夫妇获释。在收到这些电报后，宋庆龄为救援牛兰夫妇而努力，但国民党当局坚决不肯释放他们。直到1937年12月，日本侵占南京时，牛兰夫妇才趁乱逃离监狱，返回苏联。^[20][24]

1931年8月，因母亲病逝，宋庆龄回国。^[26]11月29日，回国投身革命的邓演达被南京国民政府杀害。邓演达的被害使宋庆龄对国民党彻底绝望。为表抗议，她写下《宋庆龄之宣言》，指出当作一个政治力量来说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是党内自己的领袖促成国民党灭亡的。^[20]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日本侵华尚处于局部阶段，国际社会普遍持绥靖主义态度。南京政府通过正式渠道将中日冲突上报国际社会，但西方各国反应冷淡，中国抗战几乎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宋庆龄积极参与国内的救亡运动，并利用她在国际上的良好声誉，努力争取国际支援。宋庆龄向世界人民宣传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强调日本侵华对英美和世界人民的利益造成的损害，中国的抗战是为了全世界人民而战，呼吁各国积极援华制日。^[27]

1932年2月，宋庆龄致电高尔基，希望他向中国人民伸出援助之手。高尔基随即在《消息报》上发表了《响应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呼吁》一文。8月，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了国际非战及反对日本对中国侵略大会，期间成立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其中宋庆龄担任名誉主席，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担任主席。该委员会决定在中国召开远东反战大会，并任命宋庆龄为大会筹备委员会主席。宋庆龄立即开始准备工作，并以远东反战大会筹备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声明，揭示了各个帝国主义国家扩军备战、进攻弱小国家的阴谋，全面阐述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必要性。她呼吁所有愿意参加这一运动的人派代表出席大会。^[27]

1933年9月，在宋庆龄的推动下，远东反战大会在上海举行。来自中外的65位代表参加了大会。宋庆龄担任执行主席，并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的报告，号召中国人民为自由和独立而斗争。大会通过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法西斯的决议及宣言》等文件，这些对于争取国际舆论支持中国反侵略斗争起到了积极作用。大会最后成立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中国分会，选举宋庆龄为主席。^[27]

1932年12月，宋庆龄发起并组织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简称为“保盟”，旨在唤起民众争取民权的保障。在宋庆龄的领导下，该同盟积极参与国内和国际的反法西斯斗争，将中国的抗日斗争与全球范围内的反法西斯活动紧密结合起来。他们致力于营救国际反法西斯主义战士牛兰夫妇，并对希特勒政府迫害德国进步人士和犹太人提出强烈抗议。^[27]

宋庆龄还通过各种渠道积极联系国际上同情并支持中国抗战的友人，以争取最广泛的联盟。1933年2月，英国作家、世界反帝大同盟主席肖伯纳抵达上海。宋庆龄亲自前往码头迎接并在寓所宴请他，双方就抵抗日本、制止侵略等议题交换了看法。许多国际友人通过宋庆龄作为桥梁，直接或间接地支持中国的抗日斗争，例如斯诺、路易·艾黎、马海德、史沫特莱等人。^[27]

1934年4月，宋庆龄与何香凝等10余人联名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该纲领强调了“立刻停止屠杀中国同胞的战争”的重要性，号召全国人民认识到拯救国家自救的唯一正确道路是通过武装人民展开抗日救国的民族自卫战争。这一纲领引起了全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同时也引起了中外报纸的关注和反响。在海内外各界群众和华侨中，公开签名支持该号召的人数达10万人。^[28]

1935年年底，宋子文与宋庆龄见面，并要求她将国民党愿意进行谈判的信息传达给中共中央。宋庆龄同意，并写信给毛泽东和周恩来。中共中央回信后，国共两党开始进行非正式接触。随后，宋庆龄将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的五项原则传达给了国民党，并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委托，协助中共谈判代表与国民党重要人物接触，并为他们提供活动经费支援。同时，她对国民党中央委员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和孙科等人进行了耐心的规劝和动员。^[28]

1936年12月，国民党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针对这次事件，中共中央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派遣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人前往西安进行谈判。尽管宋庆龄认为“张学良做得对”，但她以维护民族利益和团结抗日为重要，支持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主张释放蒋介石，条件是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并全面抗日。她在得知事变消息后第13天立即准备亲自前往西安促成和平解决，但由于未能及时解决交通工具问题，最终未能实施。^[28]

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宋庆龄首次以中央委员的身份出席了此次会议。会上，宋庆龄与何香凝、冯玉祥、孙科、李烈钧、经亨颐等十三人共同提出了《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力促国民党改变立场，团结抗日。宋庆龄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实行孙中山的遗嘱》的演说，阐述了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提案说明，并提出每位中国爱国志士都庆幸政府已开始认识到，为了拯救国家，必须停止内斗，并且必须动员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力量，以保卫国家的完整。^[28]

1937年，宋庆龄为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正式建立，发表了《儒教与现代中国》等文，阐述国共合作的道理。她呼吁国民党内有识之士为促成两党团结抗日作出应有的努力。她还在上海的寓所接待周恩来、秦邦宪和林伯渠等人，表示坚决拥护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的宣言，希望两党能尽快正式建立再次合作。宋庆龄和其他爱国人士的努力，对国共两党开启第二次合作起到了推动作用。^[28]

1937年12月，由于上海沦陷，宋庆龄在中共的建议下前往香港。^[27][29]一到达香港，她立即决定利用香港独特的政治环境，建立一个能够沟通海内外、支持长期抗战的组织。1938年6月，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成立，其宗旨是争取全球所有爱好和平与民主的人士更进一步努力，提供医药和救济物资支援给中国。该组织的成员包括国内外知名人士，如尼赫鲁、赛珍珠、爱泼斯坦、英国驻港教会大主教何明华以及孙科、冯玉祥、廖承志等人。由于宋庆龄的推动和积极参与，被选为该组织的主席。^[27]

宋庆龄以保卫中国同盟^[注5]为基地，努力争取国际社会在道义和物质上全面支持中国抗战。在她领导下，保卫中国同盟出版了中英文的《新闻通讯》，并将其发行到欧美和东南亚各国，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忠实报道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事迹。这些报道深受海内外人士欢迎，对帮助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及时了解中国抗战的真相，支持中国抗战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宋庆龄本人也为《新闻通讯》撰写了大量文章，探讨了援助中国抗战与保卫世界人民利益之间的关系。她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不仅为自己而战，也为全人类而战，因此中国有权要求世界各国的帮助。宋庆龄坚决主张中国各地区都应该享有同等救助的权利，并将援助重点自然而然地放在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因为宋庆龄和保卫中国同盟的广泛宣传，敌后抗日根据地争取到了许多急需的物资，使得保卫中国同盟的援助在中国抗战中发挥了最大的效益。在宋庆龄和保卫中国同盟的努力下，许多国家的援华团体相继成立，并通过保卫中国同盟向中国提供重要援助。到1940年2月，这些援华团体达到了100多个，其中包括美国援华会、巴黎中国人民之友社等。^[27]

香港沦陷后，保卫中国同盟曾经暂停活动，但在宋庆龄的努力下，1942年8月得以在重庆恢复。宋庆龄以她个人的独特地位和交往方式与国内外爱好和平的人士重新建立广泛的联系，并利用战时首都的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国民外交活动。不仅与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副总统华莱士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还获得了许多驻华使节、军事长官如高斯、史迪威等人的同情和帮助。^[27]

在抗战爆发后，宋庆龄积极发动华侨参与抗战事业。借助华侨与当地各界人士的广泛接触，让他们团结侨居国的政要、社会活动家、商人、学者以及进步团体等，积极展开援华制日的活动。^[27]

宋庆龄与陈嘉庚、司徒美堂等知名爱国侨界领袖保持联系，利用他们在华侨社会的威望来推动侨界行动。1938年，宋庆龄参加了在香港召开的第二次华侨抗敌总会代表大会，发表了《华侨总动员》的演讲，赞扬广大华侨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并且提出一些具体要求，包括培养华侨技术人才、筹办华侨垦殖救济难民、投资国内、组织华侨回国服务参与抗战工作等。为更好地组织华侨抗日，宋庆龄资助创办了中文晚报《华商报》，吸引了许多知名人士为其撰稿，并多次在报上发表文章，宣传抗日事业。在宋庆龄的号召和推动下，华侨掀起了支援祖国抗战的热潮。他们成立了多个救国团体，开展大规模的爱国宣传和募捐活动，以巨额资金和物资支持祖国的抗战^[注6]。^[27]

早在留学美国期间，宋庆龄就发表了《现代中国妇女》一文，这是她首次论述妇女问题、宣传男女平等。该时期她就明确表达了争取妇女平等和自由的思想。^[30][7]回国后宋庆龄成为国民党内首位担任高层政治职务的女性，这一身份和政治地位使她有机会积极促进妇女运动。她不仅是妇女权益运动的践行者，也是其积极推动者。^[31]

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宋庆龄等人提交的《妇女运动决议案》通过。该决议案将追求男女平等和妇女参政权利的诉求写入党纲，强调在法律、经济和社会层面确认男女平等的原则，并支持女权运动的发展^[注7]。^[31]当月20日，宋庆龄还在广州女校友团体的欢迎会上发表演讲，呼吁全国妇女共同参与国民革命，并希望能够与大家一起领导这一事业。^[32]同年底，国民党迁都武汉。宋庆龄在汉口积极参与各界妇女团体的活动。她创办了妇女党务训练班，并发表了关于“妇女应当参加国民革命”的言论，推动妇女参与政治事务。当时的汉口，妇女们举行了“女界同乐大会”，召开了“女党员大会”，还开设了“妇女平民夜校”来帮助失学妇女，并进行普及常识的教育。^[31]次年2月14日，宋庆龄在汉口的《民国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妇女应当参加国民革命》的文章。^[32]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为了支援19路军的行动，宋庆龄与何香凝发动妇女组织创办了十几所伤兵医院，并开设护士训练班，组织妇女慰劳队和救护队，开展宣传救护工作。还号召了全国各地各阶层的妇女捐款捐物。虽然此次战役失败，但是在宋庆龄的带领下，中国妇女展现出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33]1936年3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宋庆龄、何香凝当选为执行委员。自此，妇女救国力量与全国爱国力量融合。^[34]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面临民族危机，宋庆龄和何香凝于7月22日成立了“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宋庆龄担任理事，上海妇女界抗日救亡运动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次月，由宋美龄担任主席的“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在南京成立，并呼吁各地设立分会。为了保持和扩大统一战线，宋庆龄和何香凝将“后援会”更名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上海分会”，作为南京妇慰总会的附属机构。妇慰上海分会成为当时上海妇女抗日救亡工作的总指挥部。该分会组织领导妇女们进行医院的建设、护理伤员以及募捐、慰问等工作，极大地支持抗战。^[35]

1938年的妇女节，宋庆龄在香港发表了《向全世界的妇女申诉》一文，强调了法西斯对全世界的侵略所带来的血腥和罪恶，指出妇女解放的前提是民族解放。宋庆龄呼吁全世界热爱和平与自由的个人和民族联合起来反对摧毁人类文明的法西斯主义。^[36]同年10月10日，宋庆龄发表了《双十节告全国妇女界》一文，强调了占全国人口一半的两亿妇女在巩固国内团结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她呼吁妇女们加倍努力，团结一致，以实现民族国家的独立自由，并获得自身的解放。^[37]

1940年4月7日，宋庆龄在蒋介石重庆的官邸举行的招待会上发言，提出两点观点。首先，她希望一再推迟的国民大会尽快召开，并呼吁妇女们积极支持和参与选举。其次，她指出改善妇女地位离不开宪政的实施，妇女应该努力争取权益，而不是等待恩赐。^[37]1942年初，由于日军入侵香港，宋庆龄离开香港来到重庆。同年7月，身在重庆的宋庆龄，在纽约《亚细亚》杂志上发表了重要文章《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注8]，明确表示自己虽然居住在国民党权力中心的重庆，但绝不是一个被养起来沉默的“难民”。^[33][37]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国妇女带来了巨大的解放，但宋庆龄认为妇女仍然需要不断努力。宋庆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位担任正国级职务的女性，但她在政治方面并不活跃，而是专注于妇幼卫生和文化教育领域。她继续管理基金会，为世界各地的妇女和儿童福利筹集资金。^[30]

1949年12月，宋庆龄被选为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的名誉主席。次年，当选为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后来宣布将中国福利基金会改组为中国福利会，并在妇幼保健和少年儿童文化教育方面进行实验性和示范性工作。她继续担任该组织的执行委员会主席。^[38]

1951年，宋庆龄接受了“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获得的国际荣誉的中国人。^[39]她将奖金全数捐给中国福利会，用于创办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她还在同年成立的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中担任主席。到了1953年，宋庆龄被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选为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的名誉主席。1957年，宋庆龄在此担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的名誉主席。^[40]

1978年9月，宋庆龄出席中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全国妇联名誉主席。^[41]除了为妇女争取权益，宋庆龄一直致力于为妇女儿童提供各种福利。1945年12月，宋庆龄回到上海，组织“中国福利基金会”（即“保卫中国同盟”的后继组织）。宋庆龄还在上海开展了一系列文化福利活动，致力于为劳动人民及其子女提供支持。宋庆龄创办儿童福利站和儿童剧团，并为贫病儿童提供保健和救济工作，同时进行启蒙教育。随着解放的到来，这些机构逐渐发展成为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托儿所、幼儿院、少年宫和儿童剧团。^[42]

抗战胜利后，为建立和平民主独立富强的新中国，宋庆龄一方面大力支援解放区的工作，另一方面又坚决与国民党蒋介石的内战独裁卖国的政策进行斗争。1946年7月，宋庆龄于上海发表《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取得了何香凝、李章达、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的夫人在内的世界正义人士的支持。^[43]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不久，在上海活动的国民党内民主派人士李济深打算筹建国民革命委员会，并与宋庆龄在上海新雅酒家会面，李济深向宋庆龄讲述了筹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设想，宋庆龄表示全力支持，并利用“孙夫人”的特殊身份，继续在上海坚持反蒋斗争。1947年9月，宋庆龄发表拒绝参加国民大会代表竞选的声明。同年11月12日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在香港召开，并于1948年1月1日大会发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宣言和行动纲领，其中宋庆龄当选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誉主席，与蒋介石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划清界限。1949年1月，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时，蒋介石被迫“引退”，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在美国扶持下上位，并邀请宋庆龄“出为领导”，宋庆龄果断拒绝李宗仁的邀请。^[43]

1949年9月，宋庆龄受邀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第一届全体会议，并成为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之一。她随后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并继续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职务。^[38]

1952年3月，宋庆龄与郭沫若等人共同发起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10月，她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并当选为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联络委员会主席。同年12月，她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40]

1953年1月，宋庆龄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访问了苏联，并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斯大林会面。1954年9月，宋庆龄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55年1月，宋庆龄又被选为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同年12月，访问了印度。随后，还访问了缅甸、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40]

1957年11月，宋庆龄与毛泽东主席一同访问莫斯科，会见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并参加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及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活动。^[40]1959年4月7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宋庆龄再次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继续担任国家副元首的职位。^[41]

在随后的几年中，宋庆龄积极参与了一系列重要的纪念活动和政治会议，不仅担任了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纪念孙中山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还在各种场合发表重要的讲话，如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演讲。^[41]

1964年2月，宋庆龄作为国家副主席与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外交部长陈毅一同访问了锡兰（现斯里兰卡）并进行了广泛的会谈。^[41]到了20世纪70年代，宋庆龄继续担任国家副主席，并参加了一系列领导人的追悼会，包括周恩来总理、朱德和毛泽东等。此外，宋庆龄还积极参与政治会议和庆祝活动，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福利会的庆典。^[41]1979年6月，宋庆龄会见了美国知名妇女访华团和美国夏威夷各界访华团。10月，她以国家副元首的身份在北京寓所宴请了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及其夫人。^[41]

1980年12月，宋庆龄已患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她致信宋美龄，希望姐妹俩在大陆再次相见。宋美龄仅回应“信收到了”。后宋庆龄的病情恶化，廖承志紧急联系宋美龄。1981年2月27日，有消息称宋美龄想找机会看望宋庆龄，还向宋庆龄提供了宋美龄的地址和电话。同年5月，亲属发电报给宋美龄通知宋庆龄的病情，几天后，宋美龄复电表示“把姐姐送到纽约治病。”5月15日宋庆龄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1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予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44]5月29日，宋庆龄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发布公告，宣布为宋庆龄同志举行国葬。^[45]治丧委员会邀请在台湾和海外的亲属参加葬礼，但台湾电报局拒收了邀请。^[46]6月3日，宋庆龄同志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下半旗表示哀悼。^[45]

作品名出版时间出版社《为新中国奋斗》1952年人民出版社《回忆孙中山》1956年/《宋庆龄选集》1966年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永远和党在一起》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宋庆龄论少年儿童教育》1984年教育科学出版社《宋庆龄选集》（上下卷）1992年人民出版社《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199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宋庆龄书信集》（上下册）1999年人民出版社《宋庆龄书信集（续编）》2004年人民出版社

参考资料^[4]

因父亲的教育及孙中山和环境的影响，宋庆龄幼时就有政治意识。大学毕业后，宋庆龄成为一个爱国者，准备投身革命事业。^[7]宋庆龄对祖国中国充满着深厚的情感：她热爱祖国的江山、历史、文化还有民族传统，并且时刻关心着祖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47]宋庆龄将爱国主义与民主革命结合，认为只要遵守并执行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便可以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她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为重，从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出发，呼吁两党停止党派之争；她将爱国主义同社会主义结合，认为革命必须以群众为基础、为群众服务。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才能摆脱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而中国想要复兴、富强，也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她还将爱国主义同国际主义结合，认为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是相统一的。主张各国劳动人民和进步人士团结起来，加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47]

宋庆龄在近现代中国社会福利事业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她的社会福利思想体系恢宏博大、自成体系，为社会福利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坚实的思想基础。宋庆龄的社会福利实践以社会福利理论为基础，其核心组成部分是三民主义福利思想和社会福利的最高目标学说。该思想的核心议题分别是：社会福利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以及社会福利范围和服务内容的界定；政治生活与社会福利的关系；生产与生活、手段与目的的关系。^[48]

宋庆龄认为，只有人民彻底摆脱封建专制制度的奴役，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压迫，实现和平统一和平等互利，完成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与社会革命之时，中华民族的国家福利和各族人民的社会福利才能得以实现。此外，战争与社会福利发展，国际和平与社会福利发展也是宋庆龄社会福利思想的独特之处。她认为战争是一种政治工具，战争和暴行侵害人民的权利，严重影响和降低人类福利状况。她强调：“世界和平与社会福利事业有着直接的关联。建立了和平，就增进了福利；破坏了和平，就毁灭了福利。因此，一国政府对于战争与和平所抱的态度，也就决定了它为人民所拟定和实施的福利纲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宋庆龄为中国革命胜利高声喝彩，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奔走呼号，为自由民主平等中国奋斗终生，为反对战争，和平共处，维护世界和平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以及国际反战联盟不懈努力。^[48]

宋庆龄主张的社会福利实践活动包括政治性福利、经济性福利、社会性福利和文化性福利等六大领域。在民主政治革命、民族独立解放和世界和平的前提下，宋庆龄为实现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进步和平等伟大理想，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和建立民主共和国而努力。在抗日战争期间，宋庆龄致力于解决停工停产、失业和战地难民救济问题，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重建，提高中国人民的经济性福利状况。她率先倡导和组织发起“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侧重难民的生产技能培训，以生产合作社的方式恢复生产，以解决难民、失业和贫困救济问题，开创了中国生产合作社、职业培训和生产救济的新路子。在此之前，宋庆龄倡导民主与平等，争取结社、言论、出版、集会自由，保障民权和伸张正义，释放政治犯和救援保护革命者等，这些也是她政治性福利工作的重要部分。^[48]

宋庆龄根据长期的革命实践，形成了有关妇女解放的理论体系：

宋庆龄从全球和国家共同利益的角度认识到中国妇女解放的地位和意义，强调提高妇女地位的重要性和伟大意义，认为妇女地位是一个民族发展的程度。宋庆龄主张实现男女平等，突破传统的女权主义的束缚，将妇女解放与民主革命和人民解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30]宋庆龄坚信只有全人类解放，妇女才能获得彻底的解放。其指导思想是：必须在破除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同时，解除封建传统思想束缚的精神枷锁，挣破双重枷锁。宋庆龄有关妇女解放的理论核心是：解除精神枷锁，同时破除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此外，她还强调争取实现和保护妇女的特殊权益，这是她关于妇女解放理论的重要内容。^[49]

宋庆龄认为妇女运动和政治斗争是密不可分的，妇女地位与进步和落后势力的消长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30]她主张女权运动不仅限于“上层妇女”，还应扩展到各阶级妇女群体，并强调女权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合作。^[31]宋庆龄将妇女解放运动纳入民族解放战争的轨道，认为妇女的解放需要中国全民族的解放。^[30]

宋庆龄一生都在关心少年儿童的教育工作，“缔造未来”是她关于青少年儿童教育的主导思想。她认为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他们被教育成什么样，关系祖国的命运。宋庆龄认为保护儿童的权利，是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必要措施。^[50]

在20世纪30年代，宋庆龄在抗日战中，不断为海内外数以百万计的中国战灾儿童争取保护。她自发组织了名为“保卫中国同盟”的组织，其中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救济战灾儿童。抗战胜利后，“保卫中国同盟”更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并将其主要业务依旧指向儿童工作。1950年，中国福利基金会于更名为中国福利会。宋庆龄指示：包括儿童工作在内的各项工作中必须与中国经济建设的需要结合起来。儿童工作的重点逐渐转向了儿童保健、儿童教育、儿童戏剧、少年儿童的校外教育以及儿童读物的出版。积极开展实验性和示范性工作，并进行科学研究。她本人首先以身作则，在关心和指导妇女儿童卫生保健制度的制定和医疗机构的建设方面起到了表率作用。^[50]

宋庆龄指出，关爱儿童少年，教育他们，让他们健康成长，是每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而家庭作为儿童教育的基本单位，对少年儿童的成长意义重大，父母尤要承担起儿童的教养责任。她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对中国的家庭教育进行了批评。包括家长无法以身作则、推卸教育子女的责任、以暴力和惩罚代替真正的教育、以过度溺爱取代真正的关爱、增加学生在升学和毕业问题上的紧张情绪和心理负担，以及父母打孩子、虐待儿童等错误现象。她要求全社会都应该对这些现象负起责任，作为家长首先应该学会正确地教育自己的子女。这是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对国家应尽的义务。^[51]

另外，宋庆龄还强调了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观的重要性。教育观就是用何种思想来教育孩子，培养他们成为什么样的人。她认为，家庭教育观念应当具有时代性和阶级性。旧社会的教育目标是追求功名利禄，或者甘愿做奴隶；而在新社会主义时代，要用共产主义思想来教育下一代。宋庆龄还强调树立以国家造就人才为目标的思想。^[51]

宋庆龄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和领导者。她推动和推广了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成立了中国妇女联合会，为中国妇女争取了平等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她还倡导和推进了中国的儿童教育和儿童福利事业国际儿童日和中国儿童福利基金会等组织，推动了中国的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30][49]

抗战时期，宋庆龄参与和推动爱国主义运动，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和解放事业做出重要贡献。^[27][28]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任职期间，其为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40][41]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陈友仁评价宋庆龄：“对我们党来说是一个无比重要的人……占据着一个明确的、历史性的地位。”^[52]

印度总统尼赫鲁评价她的革命风范和伟大人格，称她“不仅给予你本国人民以光明，而且给予我国人民以光明。”^[53]

江泽民评价宋庆龄一生不断追求、不断认识新事物、接受新思想，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为人类进步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和建立丰功伟绩。^[5]

美国作家文森特希恩曾评价宋庆龄说她雍容华贵，却又朴实无华，堪称稳重端庄。这主要是一种内在的品质，发自内心。^[54]

海伦斯诺曾经评价宋庆龄，说：“她的微笑极其优雅，是很特殊很奇妙的微笑”“她是经过历史回旋加速器冲击之后不碎不裂的人类原子”“之所以是一个伟大的妇女，是因为她不仅能在诸多矛盾的处境里活下来，而且还能将矛盾加以糅合。”^[55]

周恩来总理把宋庆龄誉为“国之瑰宝”。^[56]

关系名字生卒年人物简介父亲宋嘉树1864年-1918年原名韩乔芬（音），字跃如，又作耀如、曜如，企业家，与孙中山先生是挚友和同志母亲倪桂珍1869年-1931年浙江省余姚县人，明朝科学家徐光启的后裔，思想上受西方影响较深，曾任女校教员，热衷做慈善丈夫孙中山1866年-1925年中国近代伟大的民主革命家，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缔造者姐姐宋霭龄1889年-1973年中国近现代女性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毕业于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后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孔祥熙结婚后协同经营家业和铭贤学校。1948年随全家移居美国大弟宋子文1894年-1971年中国近代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曾在纽约国际银行工作，并担任汉冶萍煤铁公司秘书、广东军政府英文秘书等职。后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中央银行总裁、行政院长等职位。1949年，宋子文逃往美国，并在纽约定居。1971年，他在旧金山去世妹妹宋美龄1897年-2003年中国近现代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毕业于韦尔斯利女子大学，后嫁给蒋介石，曾担任蒋介石的秘书和英语翻译，以及立法委员、校长等。抗日战争时期，她还向美国人民宣传中国的抗战事迹。1948年被派往美国求援，长期留在美国，1975年蒋介石去世后移居美国弟弟宋子良1899年-1987年中国近代政治家和外交官，留学美国，历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秘书及总务司司长、上海浚浦局长、六河沟煤矿公司常务董事兼协理、中国国货银行董事兼总经理、中国建设银行公司理事、中国银行董事等职。抗日战争期间他还任滇缅路总办。1947年定居美国弟弟宋子安1905年-1969年中国近代经济学家和银行家，留学美国，历任松江盐务稽核所经理、松江运副、中国建设银行公司经理及中国国货公司监察等职。1948年担任香港广州银行董事会主席，常往来于旧金山与香港之间

参考资料^[57]

宋庆龄生性文静腼腆，一生酷爱读书，而且喜爱文艺，在文艺演出时却很大胆。她在中西女塾学校就读时，曾参加低年级的一次期末演出，出演一位被加冕为皇后的公主。因演技颇好，赢得了在场教师和家长们的称赞。演出结束后，宋嘉树的一位朋友登台说到，宋先生就是皇后的父亲，就是国王的岳父。后来宋庆龄嫁给总统孙中山先生，成为一个的巧合。^[58]

宋庆龄喜爱养鸽，不仅是为了纪念孙中山，更是因为鸽子象征着和平，她每天亲自喂养鸽子，还会学鸽子叫声呼唤鸽子归巢。宋庆龄对音乐情有独钟，尤其是弹钢琴。在其八十岁高龄时，闲暇之余常在卧室里一面弹钢琴，一面哼着她小时候听父亲唱的一些歌曲。在上海和北京的宋庆龄故居中，均放了不少的爱国革命歌曲和她父亲留下来的不少歌曲书。此外，宋庆龄也喜爱烹饪，在北京时宋庆龄会问来访的外国朋友喜欢吃什么，然后会亲自下厨去做些“家常菜”来款待他们。^[59]

在上海宋庆龄故居的楼上卧室旁，是宋庆龄保姆李燕娥的住处，书桌上有一本名为“友谊”的相册，里面有许多宋庆龄和李燕娥的合影。李燕娥十六岁起，跟随宋庆龄左右，陪伴她经历风风雨雨，两人情同姐妹。而李燕娥的床头至今还放着宋庆龄送给她的熊猫收音机。李燕娥晚年生病，宋庆龄用自己的工资请人照顾李燕娥，并在李燕娥逝世后，宋庆龄嘱咐将其葬在宋氏父母身边。^[60]

宋庆龄的诞生地，是位于上海浦东川沙镇兰芬堂七十四弄一号的一座清代民居“内史第”。该建筑占地共一千五百平方米，粉墙黛瓦、雕梁画栋，是一座三进院落的清代江南名宅，在一九八八年曾被拆除前两进，仅存的最后一进也被随后建起的一幢六层居民楼遮了个严严实实，后于2003年春节前将挡在“内史第”前面的居民楼全部被拆迁，“内史第”也将基本恢复原貌，至今此处已形成以“内史第”为中心的上海传统文化保护区。^[61]

上海宋家老宅位于陕西北路369号，建于1908年，是一座二层半高、四面临空的英国式花园别墅住宅，房屋建筑面积824平方米，园地面积1218平方米，宋氏三姐妹和她们的母亲倪桂珍，都在此居住过。1949年7月24日，宋庆龄在此处创办上海解放后第一个新型的托儿所（中国福利基金会托儿所），收托了30名2至5岁的幼儿。^[62][63]

重庆宋庆龄故居位于重庆市渝中区两路口街道两路口新村5号，是一座砖木结构近代花园洋房建筑，该建筑坐北朝南，共有房间26间，占地面积约875平方米，建筑面积500平方米。1942年-1945年，宋庆龄在此居住和办公，是保卫中国同盟办公地。1945年9月6日，宋庆龄在此设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人，现已成为宋庆龄旧居纪念馆。^[64]

宋庆龄的故居位于上海市徐汇区淮海中路1843号，是一座乳白色假三层楼房，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1945年到1948年期间，宋庆龄曾居住在上海市徐汇区桃江路45号，而在1949年春季，她迁居到了淮海中路1843号。同年8月，宋庆龄在这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邀请，北上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与制定新中国的建国大政方针。新中国成立后，她经常在这里与来访的各国贵宾会晤和举办宴会，积极促进中外交流，维护国际和平。她还接待过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国家领导人。此外，这里也是她创建的新中国妇女儿童福利事业和保卫世界和平运动的许多重大活动的举办地。尽管宋庆龄在20世纪60年代迁居北京，但每年冬季她仍会回到这里居住。1979年是她最后一次来上海，并在这里度过了春节。1981年宋庆龄逝世后，这座建筑作为她在上海的故居，被保留下来以纪念她。^[65]

宋庆龄北京的故居位于北京后海北沿46号，故居占地面积2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约5000平方米。建筑始建于清康熙年间。最初是大学士明珠的府邸花园，后来成为和珅别院、成亲王永星王府花园、醇亲王奕譞府邸花园，清末则成为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的王府花园，即摄政王府花园。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这个地方已经荒芜凋敝。^[66]

1961年，周恩来总理受党和政府委托，整修了宋庆龄同志在北京的住宅，在原有建筑的西侧修建了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楼房。楼房外观仿古，与院内的景致相协调。庭院中有一座清碧的湖泊环绕主楼和草坪，因宋庆龄喜欢鸽子湖畔还有一座鸽子房。院落中还有前厅的“濠梁乐趣”、后厅的“畅襟斋”、东厢的“观花室”以及与新建主楼相连的西厢。园内有来自什刹海的活水环绕，湖面上还建有长廊和恩波亭。^[66]

宋庆龄故居保留了王府花园的布局和风格，同时融入了西方别墅的特点，成为一处中西合璧的园林。园内有百年以上的西府海棠、200年的老石榴树和500年的凤凰国槐等古树名木。园中还留有明珠之子、清代第一词人纳兰性德种植的两棵古树。院中种植着宋庆龄养护过的西山松、盆栽石榴和龙眼葡萄等各种南北方的花卉。^[66]

1981年国务院确定该故居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次年5月29日，故居作为故居博物馆对外开放。并先后被评为“红色旅游景区”“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和“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并被中宣部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21年，该建筑被确定为北京市第一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67]故居内设有“宋庆龄生平展”和“宋庆龄生活原状陈列”，展示了她的生平和工作环境。这里收藏了大量文物，包括宋庆龄的手迹、照片以及其他与她相关的文献资料和个人藏品。^[66]

宋庆龄陵园位于上海市长宁区宋园路21号。1981年6月4日上午，宋庆龄的骨灰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其墓位于其父母合葬墓的东侧。次年2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将宋庆龄墓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3年6月宋庆龄墓地扩建完成。1984年1月10日，中共中央批准正式将宋庆龄墓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陵园。陵园的东端于1986年5月29日竣工建成宋庆龄纪念碑。该纪念碑面向东方，由青色花岗岩构成碑座，红色花岗岩构成碑身，高3.3米，宽5米。在纪念碑的东面，刻有邓小平同志题写的金色字体：“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宋庆龄同志永垂不朽。邓小平题。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九日。”而在纪念碑的西面，刻有“宋庆龄同志碑文”，由上海著名书法家张晓明以正楷书写，金色字体，共有3332字。^[45]

作者作品名出版时间出版社/《纪念宋庆龄同志》画册1982年版文物出版社/《上海解放三十五周年文史资料纪念专辑》1984年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于醒民等《宋氏家族第一人》1986年版北方文艺出版社吕明灼《宋庆龄传》1988年11月第1版上海人民出版社俞辛淳等《孙中山宋庆龄与梅屋庄吉夫妇》1991年7月第1版中华书局林家有、李吉奎《宋美龄传》1995年版河南人民出版社/《宋庆龄与二十世纪》1999年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1893-1981)》(上下册)2006年8月第1版广东人民出版社尚明轩主编《宋庆龄年谱长编(1893-1981)》(上下卷)2009年10月第1版社科文献出版社陈漱渝《宋庆龄传》2012年版人民日报出版社尚明轩、魏秀堂《宋庆龄的后半生》2012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尚明轩《宋庆龄研究论丛》2013年版西苑出版社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宋庆龄研究会《回忆宋庆龄》2013年版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刘素平《宋庆龄全传》2017年版团结出版社

参考资料^[4]

类别作品名播出时间扮演者电视剧孙中山与宋庆龄1986年徐娅^[68]宋庆龄和她的姊妹们1991年李羚^[69]国母宋庆龄2010年吴海燕^[70]纪录片国之瑰宝宋庆龄^[71]1981年/宋庆龄^[72]2003年/电影宋氏三姐妹1994年白灵^[73]宋家皇朝1997年张曼玉^[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