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越崎

孙越崎（1893年10月16日—1995年12月9日），男，原名毓yù麒，是我国知名的爱国主义者、实业家和社会活动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诤友，^[1][7]他是我国现代能源工业的创始人之一，被尊称为“工业泰斗”。^[8][9]

孙越崎出生于浙江绍兴平水铜坑（今平江镇同康村）^[2][9]，1913年（民国二年）考入上海复旦公学（即复旦大学前身），1915年改名为“越崎”。^[1][10]1917年考入北洋大学矿冶学科，1919年“五四运动”，由于率先罢课游行且拒写忏悔书被学校开除，后转入北京大学继续学习。1923年他前往哈尔滨，并调查了抚顺、本溪等煤矿，1924年前往穆棱开始着手创办穆棱煤矿。^{[1][2][11][12]}1929年孙越崎辞职赴美留学，先后在斯坦福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深造。并到美、英、法、德、前苏联等国考察油矿、煤矿。^[1]1932年底，回到南京担任国防设计委员会的专员兼矿室主任^[13][14]。

1934年春孙越崎担任陕北油矿勘探处处长，年底担任中英合资河南焦作中福煤矿总工程师、总经理，1941年，孙越崎担任甘肃油矿局总经理，同年，孙越崎在兰州举办的中国工程师学会第11届年会中获得金质奖章。^{[1][2][11][14]}1945年，孙越崎调任行政院河北平津敌伪产业处理局局长，1948年，召集咨委会各部门成员部署了“坚守岗位，保护财产，迎接解放，办理移交”的方针，领导组织全部人员留在大陆。1949年策动资委会香港国外贸易事务所起义，把储存的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稀有金属、矿产品移交给人民政府。1952年，被分配到唐山开滦煤矿任第三副主任。^[1][2][14]文化大革命时期经历多次隔离审查。^[14][15]1983年，孙越崎来到内蒙古进行考察，1984年任中美国际工程公司资源委员主任，1985年对长江进行考察，1988年任能源部主任，1991年，孙越崎请求重新审议原资源委员会起义的性质，后该会的历史功绩得到了充分肯定，1995年任焦作工学院名誉院长，1995年12月9日，逝世于北京。^{[1][2][14][16][17][18]}

孙越崎一生坚持科技兴国的理念，艰苦奋斗，为中国煤炭和石油事业的开发建设以及人民革命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领导开发了中国大陆的第一个油矿——延长油矿^[10]，并创办了中国第一座较大规模的石油城——玉门油矿^[19]，还领导组织资源委员会全体成员留在大陆，他不仅为祖国石油工业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还对新中国初期经济的恢复与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还对中国的改革、建设和发展贡献了力量。^[1][14][20]

孙越崎的原名是孙毓麒，出生于1893年，出生地为浙江绍兴平水同康。在6岁时，他离开同康村，进入了绍兴简易师范学校就读^[20]。1913年，孙越崎进入上海复旦公学中学部就读（即复旦大学前身）^[1]。1915年，袁世凯受到来自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为了成为皇帝，签署了耻辱的“二十一条”。^[13]同年在校期间，他得知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愤而改名为越崎，表示了中国要“越崎岖而达康庄”的意愿。^[10]

受到父亲的影响，1916年，孙越崎从复旦公学毕业后，1917年春考入了天津北洋大学矿冶科，担任北洋大学学生会会长。1919年，他领导了天津学生的“五四运动”，组织了全市15所中等以上学校1万多名学生的罢课及示威游行活动，并作为田径学生联合会5名代表之一与直隶省省长曹锐进行了面对面的谈判，并因此被开除学籍。后得到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帮助，转入北京大学矿业系继续学习，1921年毕业。同年，他的妻子葛采湘去世，他悲痛万分。^[1][2]

1923年秋，孙越崎在父亲的动员下，带着女儿北上哈尔滨，开始了他的煤矿事业。他调查抚顺、本溪煤矿和昭和钢铁厂等之后，于1923年12月17日，带领探矿队到了穆棱县，开始创办穆棱煤矿。他们冒着大雪穿过深山密林来到了杳无人烟的穆棱矿区，在-40°的天气下，租用3间草房作为办公室和住房，用油灯照明、柴木取暖，还常常受到虎狼以及盗贼的侵扰。1924年9月，穆棱煤矿正式投产，在之后的五、六年中，他经历了探矿、建井、经营和铁路勘测建设的全过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留存了许多关于生产技术和管理的问题而未能解决。1926年，他经人介绍和王仪孟结婚。^[1][2][11]

1929年，他考入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生院矿冶系，后又考入位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继续学习，重点选修了地质数学在石油开发与资源分析中的应用、应用流体地质学、钻井等课程。^[2]研究生毕业后，孙越崎又考察英、法、德三国矿业，后经苏联回国。^[11]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多处沦陷，日军垂涎中国的煤炭、铁矿等资源，将侵略矛头指向华北地区。^[21]中国石油工业长期发展缓慢且落后，1932年，孙越崎此时刚从美国留学回来不久，便被任命为国防设计委员会的专门委员，在原料与制造组工作。1933年7月，孙越崎偕严爽对津浦铁路煤矿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调查并于8月份完成了400页的《津浦路沿线煤矿调查报告》。^[1][2][22]9月份，孙越崎去往陕北勘探石油，并于1934年春担任陕北油矿勘探处处长，采用人挑马驮的方式，亲自采购和督运设备，在9月和十月成功在陕西延长县城外钻探出日产油1.5吨的油井，这是中国人自己的第一口油井。^[1][11]1934年底，孙越崎被派任长期亏损的中英合资河南焦作中福煤矿总工程师、总经理，仅一年时间就扭亏为盈，实现了产、运、销、盈“四个一百万”，并于1936年产煤125万吨，盈利170万元。^[1][14]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很快封锁了中国沿海的主要港口，并且此前英美策划纵容日本的远东慕尼黑阴谋而关闭了中国西南地区重要国际路上通道的滇缅公路，中国进口石油渠道几乎断绝。^[22][23]随着日军进攻加剧，后方面临严重的燃油短缺问题，汽车只能依靠木炭作为燃料，提出了“一滴汽油一滴血”的口号。1937年，为了支持长期抗战，孙越崎先后将中福煤矿和焦作煤矿及其他多家工厂迁移到武汉、湘潭和四川，先后成立了湘潭煤矿公司和天府煤矿公司，孙均任总经理。孙对天府煤矿进行现代化生产方式的改造，并先后在四川合建了嘉阳、石燕、威远等煤矿，实现了“一矿变四矿”，有力保障了后方的能源供应和经济发展。^[2][1][14]

1941年3月16日，甘肃油矿局正式成立，孙越崎被任命为总经理。4月4日，玉门油田发生大规模喷油，出现了大型油层。同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从美国订购的石油设备大部分在缅甸仰光被炸毁，孙越崎带领技术人员一起在戈壁滩上开发出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近代石油城—玉门油矿，被人们称之为“煤油大王”。1942年8月蒋介石在视察玉门油矿时对其大加赞赏，并派他的儿子蒋经国、蒋纬国专门前去学习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1942年11月初，他提前完成180万加仑汽油的生产指标，较去年增长了9倍，为抗战后方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提供了重要的能源。^[1][11][14]

1942年11月，孙越崎在兰州展开的中国工程师学会第11届年会中获得了金质奖章，成为继凌鸿勋、侯德榜、茅以升之后的第一位金质奖章得主。^[1][2][14]

1945年12月，孙越崎调任行政院河北平津敌伪产业处理局局长，1946年底回笼法币1000亿元。他还负责接收东北敌伪工矿企业，与苏联据理力争，捍卫了国家的利益和尊严。1947年5月起，孙越崎先后被任命为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副委员长、委员长。^[14]在人民解放战争期间，孙越崎选择留在大陆与共产党一同奋斗。^[11]1948年10月，他召集咨委会负责人共40多人，部署了“坚守岗位，保护财产，迎接解放，办理移交”的方针，动员全体同仁和企业完整地留在大陆，为祖国人民服务。^[2][1][14]在孙越崎的周密部署下，他最终领导组织了南京、上海资源委员会所属的121个总公司、近千个生产单位、3.2万名技术工程人员和70万名工人全部留在大陆，对新中国初期经济的恢复与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1][14]资源委员会是国民政府机构中唯一的文职单位，在接管过程中受到了陈毅司令员的赞扬。^[14][24]

1948年12月，蒋介石召见孙越崎，要求他将南京的五大工厂（电照厂、有线电厂、电磁厂、无线电厂、马鞍山机械厂）迁至台湾，^[11]孙越崎利用运输和经费等困难的原因采取了拖延的策略，巧妙地应付蒋介石的拆迁命令，消极对付汤恩伯的催电，孙越崎还找到当时的代总统李宗仁，劝说他要为国共两党和谈创造良好的氛围，拒迁这五大工厂到台湾。^[1][14]1949年3月，孙越崎担任行政院政务委员、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1]南京解放后，孙越崎积极筹措资金，迅速向待解放的中南、西南和西北内地的困难企业提供足够的应急经费，以保证它们能够维持生产，保持员工的稳定并坚守工作岗位。^[14]

1949年5月，孙越崎辞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和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从广州潜往香港，并策动资委会香港国外贸易事务所起义，把储存的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稀有金属、矿产品移交给人民政府。国民党一派对孙越崎的种种背叛行为极度憎恨，1949年11月4日，孙越崎从香港乘船返回新中国，国民党派出四艘军舰拦截，从台湾发出的对他的通缉令也一直未撤销。孙越崎返回北京后，担任中央财经委员会计划局副局长参加人民政府工作，专管基本建设，并制订了一套基本建设程序条例——施工必先设计，此条例由中央颁布全国照办，至今仍是基本建设工作的重要原则。^{[1][11][14][24]}1949年11月14日，他通过发出通电全国的方式宣告起义，旨在保护大量稀有矿产，这一行动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复电嘉勉。^[2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孙越崎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计划局副局长，主要负责煤矿、石油、天然气、水电、基本建设等方面的工作，制定了《基本建设工作程序暂行办法》。^[2][14]1952年，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他和资委会一些主要人员遭到怀疑，受到审查，他不愿再在高级领导机关工作，主动要求到基层煤矿去做技术工作。同年11月，孙越崎调任河北开滦煤矿担任总管理处副主任，主要负责唐山、林西、赵各庄、唐家庄、马家沟等5各旧矿的技术改造，同时主管煤矿的基本建设工作。尽管已到花甲之年，但他经常下井了解情况，提出降低粉尘含量、井下运输机械化、用喷高压水泥浆防止自燃和爆炸等有益建议，并使矿井每月的开拓延伸进度提高了一倍。据统计，到1959年，孙越崎共下井100多次。^{[1][2][14][25]}

1957年以后，孙越崎主要从事唐山的民主党派工作，孙越崎在各种政治活动中，对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都坦诚相见，知无不言，不隐瞒自己的观点。1957年，在“整风活动”中，孙越崎去武汉出差，因“大字报”铺天盖地，“大辩论”随处可见，便对同行的高树勋说不知道如何给共产党提意见来整风，后被当做问题揭发了出来，批评他对整风运动不积极。孙越崎平时很爱讲话，性情直率，但他在整风运动初期，并没有说什么出格的话。有一次，孙越崎应记者的邀约写了一篇对台湾的讲话稿，虽然有些想法不被人理解，但他仍然去唐山广播电台录了音，表达了对资源委员会滞留台湾的爱国人士的关爱之情。^[5][25]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资源委员会留在大陆的爱国行动被污蔑为一个国民党特务组织潜伏行动，资委会从上到下遭受了很大的冲击。^[26]73岁的孙越崎先是以“特嫌”被关入“牛棚”一年半的时间，进行隔离审查，还遭受抄家、监督劳动、停发工资等迫害，并且前后接受了600多人次大部分为资委会政治问题的外调，但他坦然面对各种考验，坚持实事求是，绝不写违心材料。^[5][14][25]资委会的一些其他的得力干将和专家学者也被逮捕，遭受了夜以继日的审讯和恐吓，许多同仁在历次的政治活动中普遍受到冲击、迫害，甚至折磨至死，不少子女受到牵连。^[14][15]1973年，孙越崎被允许自由外出，在这期间他陪同老伴去西北、西南、华东等地旅行。1976年7月，唐山发生大地震，当时孙越崎夫妇居住的是一间有60多年历史的破旧低矮的小房子，这才幸免于难。而后和儿女到北京生活，他自此常常戏称自己是“出土文物”。^[2][14]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已届耄mào耋dié之年的孙越崎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名誉主席、煤炭工业部顾问和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等职务。^[2][1]1983年8月，孙越崎来到内蒙古对清水河、准格尔等地的大小煤矿进行考察，并且主持起草了《民革中央智力支边（内蒙古煤矿、钢铁和电力）报告》，提出了内蒙古西部煤矿的相关问题和建议。^[2][14]1984年，孙越崎担任中美国际工程公司的资源委员主任，参加了“长江管道输煤项目”并亲自前往唐山考察输煤管道。1985年夏天，孙越崎以全国政协建设组组长名义，对长江进行考察，撰写了《论三峡工程》和《关于长江流域综合治理和三峡工程问题》报告，积极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献计献策。^[1][2][14]

1988年，孙越崎任能源部顾问，^[2]9月，他被选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27]同年12月，他呈送了《关于积极开发煤炭资源，缓解能源危机的意见》，并在全国政协七届的一次会议上提出应有一个主管全国煤炭工业的总公司，这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2]1991年10月24日，孙越崎请求对原资源委员会起义性质重新审议，后来中央召开座谈会明确肯定了原资源委员会的爱国行动和历史功绩。^[11][18][15]1992年，在孙越崎100岁高龄时，他递交了《煤炭法应当尽快制定出台》的提案，有力地推动了《煤炭法》的出台。^[2]1995年，孙担任焦作工学院名誉院长。^[17]1995年12月9日，孙越崎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103岁，他生前多次表示把遗体可用部分捐献，不开追悼会，骨灰用作肥料。^[1][14][18]

《吉林穆棱煤矿纪实》中国矿冶工程学会，1930年。^[1]

《孙越崎文选》团结出版社，1992年。^[4]

孙越崎的女儿孙叔涵，其婿朱丕荣，其子孙大武对于孙越崎与卢作孚伯伯评价到：我的父亲和卢作孚伯伯都是不追求个人生活享受，愿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的爱国之工，他们两人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中都丰常简补。他们两人不仅生年相同、秉性相似，而且志向一致，始终怀着一颗为这个国家做实事做好事的爱国心。他们不张扬、不膝，埋头苦工，严于律己,严守道德底线。^[6]

孙越崎的孙子孙元怡这样说道：我的祖父孙越崎，著名的爱国主义者。他（孙越崎）一生抱着科技兴国的理念，艰苦奋斗，为中国煤炭、石油事业的开发建设和人民革命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晚年，他为增进两岸共识、扩大两岸交往，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四处奔走，做出了卓越贡献。^[28]。

国务院原副总理谷牧在《孙越崎传》一书序言中，总结说孙越崎“爱国自强、不务浮名、廉洁律己”。^[14]

阎明复在悼念孙越崎的文章中说：“孙越老个人从不居功自傲，从不争名逐利，他始终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识大体，顾大局，严于律己，光明磊落。”^[14]

1916年，孙越崎和俞大维从复旦公学毕业一起报考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没有被录取，复旦公学校长李登辉愤愤不平，在《字林西报》写文章说：复旦公学两个最好的学生考不上，只能证明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有派系、不公平。^[11]

1932年，担任国防设计委员会的专门委员。^[2]

1934年春，担任陕北油矿勘探处处长，同年9月，担任中福煤矿总工程师。^[1]

1935年，担任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副委员长，后任委员长。^[20]

1937年，担任湘潭煤矿公司总经理。^[2]

1938年，担任天府煤矿公司总经理。^[1][2]

1939年起，先后担任嘉阳、石燕、威远煤矿公司的总经理，后与天府煤矿公司合并为总公司，担任总经理。^[2]

1941年，担任甘肃油矿局总经理。^[2][14]

1945年，调任行政院河北平津敌伪产业处理局局长。^[14]

1947年，先后担任为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副委员长、委员长。^[14]

1949年3月，担任行政院政务委员、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并于5月辞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和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于11月担任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计划局任副局长。^[1][14][24]

1950年，担任民革河北省主委、中央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名誉主席等职务，同时受聘担任欧美同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名誉理事长等多个社会职务。^[1][20]

1952年11月，担任唐山开滦煤矿任第三副主任。^[2]

1981年，担任煤炭工业部顾问^[2]

1983年，担任全国政协经济建设组长。^[14]

1984年，担任中美国际工程公司咨询委员会主任。^[2]

1988年，任能源部顾问和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2]

1995年，担任焦作工学院名誉院长。^[17]

他是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河北省政协副主席，是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1][20]

抗战时期，孙越崎率队有力保证后方能源的供应，大力支援了抗日战争。孙越崎带领技术人员在陕西延长县城外成功打出了中国人的第一口油井，开创了中国石油工业新纪元，后来，该厂由中国工农红军接管，积极研制汽油、擦枪油等石油产品，成为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重要经济支柱之一。^[1][11]他还在抗战危急时刻将中福煤矿和焦作煤矿转移到抗战后方去，并率队开发出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近代石油城—玉门油矿，有力缓解了油荒，保证了抗战时期能源的供应，这对打破日本经济封锁、支持抗战后方和中国西部经济发展都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1][2][14]

孙越崎动员、组织了资源委员会的所属的总公司、生产单位、技工人员和工人全部留在大陆，并策动资委会香港国外贸易事务所起义，把储存的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稀有金属、矿产品移交给人民政府。这保护了民国时期的经济建设成果，对新中国初期经济的恢复与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为新中国的工业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这是一大批以孙越崎为代表的爱国民主人士与蒋介石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的胜利成果，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成果，孙越崎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和坚定信仰展示了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精神，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总之，他为中国煤炭和石油事业的开发建设以及人民革命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11][14][29]}

孙越崎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操，发展实业的为民情怀，不断探索的进取精神是宝贵的精神遗产，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今天，他的精神品格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13]

1992年，为了纪念孙越崎为中国工矿事业作出贡献设立了该奖项，其目的是支持和资助能源、教育活动，培养人才，奖励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才，促进中国能源科技教育事业的繁荣和后备人才的成长。^[30]

为了纪念孙越崎的贡献并传承他的爱国敬业、勤奋务实的精神，煤炭和石油行业设立了孙越崎科技教育基金会，以表彰在能源领域有成就和贡献的科技人员，同时也奖励孙越崎的家乡优秀教师和学生^[31][32]。

在孙越崎的家乡浙江绍兴，建立了越崎中学和孙越崎纪念馆。河南理工大学在校园内设立了孙越崎的塑像，中国矿业大学设立了孙越崎学院，北京煤炭档案馆建立了孙越崎档案文物保管室。^[18][31]

2009年6月15日，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举行了揭幕孙越崎先生铜像的仪式^[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