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

吴晗（1909年8月11日—1969年10月11日），原名吴春晗，字伯辰，曾用笔名刘勉之、赵彦等。浙江省义乌县苦竹塘村人，中国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现代明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1]

吴晗少时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读了不少史书，12岁时离开家到金华读中学，在书中受到梁启超维新思想的影响。^[2]1925年，吴晗中学毕业后先后在两所小学担任小学教员，三年后离开家乡先后考入浙江之江大学、上海吴淞的中国公学，在中国公学受到老师胡适的赏识。1930年，吴晗追随胡适的脚步从上海到北平，后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在胡适的影响下选择专攻明史。清华求学期间，吴晗得到学校的认可，得到郑振铎等人的赏识；清华毕业后，吴晗受邀留校任教。^[3]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吴晗先后到云南大学、西南联大任教，^[4]后加入民盟，投身到革命运动中，宣传中共政治思想。^[5]1946年8月，吴晗回到北平，仍在清华大学任教，并担任北平民盟的主任委员。1949年后，吴晗历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历史学会会长等职。1969年“文化大革命”中，吴晗被迫害致死。^[6]1979年7月，党中央和北京市委为吴晗昭雪平反，1979年9月14日为吴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7]

作为历史学家，吴晗主持了改绘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以及标点《资治通鉴》的工作，创作了《朱元璋传》《读史札记》《胡惟庸党案考》《明太祖》等作品。^[8]时人对吴晗的评价褒贬不一，如施蛰存评价吴晗性情直爽、急躁；考古学家夏鼐称赞他学识渊博，做事不计报酬等。^[9]

吴晗于1909年8月11日出生于浙江义乌，原名吴春晗，字伯辰。父亲吴滨珏秀才出身，对他要求很严格。吴晗七岁时父亲就让他读《御批通鉴》，每天会给他布置内容并严格检查。12岁时，吴晗离开家到金华读中学，在这期间，他经常翘课去书店看书，在这里他读了许多好书，其中包括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在这本书中接受了不少维新思想。读中学期间，吴晗因为吸烟、打麻将被学校发现差点被开除，但因为他的国文、历史成绩优异老师出面为他说话，他才没被开除。^[2]

1925年，吴晗中学毕业，家里经济困难，他先后在本村和家乡附近的椒峰小学教书贴补家用。吴晗不想一直当小学教员，曾和几个同学打听黄埔军校没去成。1928年吴晗离开家乡杭州，考入了六和塔旁边的私立之江大学预科，一年后之江大学停办，吴晗离开杭州到上海，考入了上海吴淞的中国公学。^[3]

吴晗考入中国公学时，胡适正担任学校校长，同时还讲授“中国文化史”课。吴晗选听了胡适的课，很推崇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之道。不久，吴晗写了一篇学年论文《西汉的经济状况》，得到了胡适的赏识。1930年3月19日，吴晗写信给胡适，希望他对自己的《佛国记》考的提纲加以指导，以及提供书籍或有关版本的方便，他在信中说自己想不出一个比先生更能用科学方法来解决和指导路径的人。同年6月29日，吴晗又给胡适写信，内容是和胡适讨论《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家世的。此时，胡适已经离开中国公学，吴晗也准备离开上海前往北平。^[2][10]

1930年8月，吴晗来到北平，打算直接转到燕京大学历史系。但燕京大学对学生的英文基础看得很重，吴晗的英文成绩不合格，燕京大学没有允许他转学。后经过中国公学的教授推荐，吴晗找到燕京大学中国史教授顾颉刚，由顾颉刚介绍到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日文编考部作馆员。在这期间，吴晗撰写了《胡应麟^[注1]年谱》，他将初稿寄给胡适，并附上一封信叙述自己草成《胡应麟年谱的经过》，所引证的材料，以及修改的打算，希望得到胡适的指导。胡适在第二天就回信了，信中对吴晗表示赞赏，同时邀约吴晗面谈。此后，吴晗经常找胡适请教，成了和胡适有密切关系的学生。^[2]

1931年初，吴晗辞去在燕京大学的工作，准备大学入学考试。这一年初春，胡适应邀担任文学院院长。吴晗决定再次投考北京大学史学系，此次考试，他的英文、文史满分，但因为数学零分被北大拒之门外。吴晗重新去报考清华大学，考清华时吴晗考了同样的分数，虽然清华也有一门考零分不能录取的规定，但是，清华大学以吴晗文史成绩特别优秀为由，破格录取了他。^[3]

1931年8月初，吴晗进入清华大学。此时，吴晗家境已进一步败落，上学费用是他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过了几天，也就是1931年8月19日，胡适给当时清华大学代理校长翁文灏和教务长张子高写了一封信，希望校方给吴晗特殊关照。在信中胡适大力赞扬了吴晗的学术水准。清华大学在综合考虑之后安排吴晗工读，他的工作是在史学系整理清代档案，每月收入二十五元大洋。9月9日吴晗给老师杨志冰的信中说在清华三年，已确定专攻明史。^[11]

9月12日，胡适给吴晗写信把自己多年的治学经验传授给吴晗，从读书、记录、研究到写文章都做了具体指导，并且特别强调要吴晗治明史不是要他做一部新明史，而是要把自己训练成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两个星期后，吴晗给胡适回信说准备先读完《明史》，再按他的指导逐步去做。^[2]

吴晗一入学就经常给清华大学学生会办的《清华周刊》写稿，仅1931年下半年到1932年上半年，就在《清华周刊》上发表了近二十篇文章。由于这个原因，吴晗入学第二年就被聘请为《清华周刊》文史栏的主任。吴晗不仅再校内写作和参与学术组织活动，而且还受到社会上学术界的重视。郑振铎当时是燕京大学的教授，1933年秋天，他想发起创办《文学季刊》，在找到了巴金、谢冰心、朱自清和吴晗等人当编辑。在创刊号上，吴晗写了《<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受到郑振铎的赞赏。自此以后，郑振铎就成了吴晗的良师益友。^[12]

1934年4月，吴晗和汤象龙主发成立一个以青年史学工作者为主体的史学研究会。5月20日，吴晗、汤象龙、夏娜，罗尔纲、梁方仲、谷雾光等九名青年史学工作者聚集在骑河楼的清华同学会开会。会上通过会章，将研究会定名为“史学研究会”，并一致推举汤象龙为主席、吴晗为编辑，谷雾光为文书。史学研究会建立以后，规定每月集会一次，交换个人心得，以便能对中国新史学建设尽一点力量。后张张荫麟、杨绍震、吴铎等有名望的历史研究工作者先后加入了这个研究会。1934年，吴晗从清华大学史学系毕业，应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的邀请吴晗留校任教。^[13][14]

1937年，吴晗受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的邀请到云南大学任教。在云南大学吴晗仍然讲明史课，在授课的同时，吴晗写了许多有关明史的研究文章，如《记明实录》《投下考》《明代之粮长及其他》等文章。1939年，原来在北平的是学研究会成员张荫麟、罗尔纲等人都先后来到昆明，史学研究会便又重新开始活动，在这期间，吴晗等人替昆明《中央日报》编了一个学术性的《史学》专刊。^[15][4]

1940年，吴晗从云南大学转到西南联大任教，这一年，日寇攻势猛烈，大后方昆明也受到了威胁。西南联合大学决定在四川叙永办11个分校，叙永分校校长是中文系的教授杨振声。分校开设了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及逻辑学等课程。吴晗就是这个时候被派到叙永分校去讲通史课的。^[4]1941年9月，叙永分校结束，师生返回昆明，在回到昆明之前，吴晗与妻子一起到重庆去拜访董必武，董必武给他们讲了当时的抗战形势，介绍了延安的情况，这次谈话对吴晗以后思想的转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注2][4]

1943年7月，吴晗经周新民、潘光旦的介绍，正式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注3]次年夏天，吴晗介绍闻一多加入民盟。吴晗加入民盟后不久，民盟昆明支部就改成民盟云南省委员会，楚图南任主席，闻一多任宣传部长，吴晗任青年部长。^[5]他在青年学生和教员中做宣传鼓动工作，参加各种会议，还帮助进步学生建立秘密印刷厂，积极参加并指导学生运动。同时，他以笔为枪，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1943年11月14日，吴晗在《云南日报》发表了《论贪污》一文，以古论今，斥责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贪污成风；两个月后，吴晗又在《云南日报》上发表《贪污史的一章》，以明朝史治贪污成风为例，分析造成贪污的原因，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朽史治；1944年，吴晗发表了《由僧钵到皇权》，他以朱元璋来影射蒋介石^[注4]。^[16][5]

1945年12月1日，昆明“一二一”惨案发生后，吴晗听闻多名青年被杀害的消息后放声大哭。他除了参加参加组织罢教、发表宣言之外，并立即写了《一二一惨案与纪纲》一文，揭露国民党用美造手榴弹屠杀学生的罪行，呼吁要正纪纲，得先正国民党。^[17]次年3月17日，昆明各界为四烈士举行殡葬仪式，吴晗以陪祭人的身分在墓前发表了演说。^[16]

1946年5月四日，西南联大举行结业典礼后，北大、清华、南开分别迁回北平、天津。吴晗离开了昆明到上海后在报上看到了李公朴、闻一多被杀的消息，写下了《哭公朴》《哭一多》两篇战斗性很强的文章，痛斥国民党特务的暗杀行径。在举国衰悼李、闻烈士时，周恩来特地从南京来到上海，招待中外记者后在张君励家里会见了吴晗等人，给吴晗以极大的鼓舞。^[16]

1946年8月，吴晗回到北平，仍在清华大学任教，并担任北平民盟的主任委员。当时，党交给民盟的任务之一是团结一批教授加入到斗争中来。吴晗很快就和钱伟长、孟庆基、沈元等建立了密切联系，和张若、朱自清、潘光旦等一些名教授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反饥饿、反内战，以及反对美军暴行的斗争中，北平一些教授发出的通电声明，大多是由吴晗参与起草，然后由他到老教授中去征求签名。^[16]

在清华任教期间，吴晗利用教授身份，把一些暴露了的地下党人送到了解放区。1948年大搜捕后，吴晗被列入黑名单中，在地下党的催促下吴晗到了石家庄解放区。在中共所在地西柏坡，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会见了吴晗。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吴晗参加了人民解放军的入城仪式。之后，受党中央委托，和钱俊瑞一起接管了北京大学。接着又以副军代表的身分，接管了清华大学，并担任了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0月1日，吴晗参加了开国大典，新中国诞生了，吴晗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程。^[14]

1949年后，历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等职。^[6]1954年，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毛泽东找到吴晗，要他主持改绘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和主持标点《资治通鉴》。吴晗很快就组织成立了工作小组，成员有范文澜、翦伯赞、顾颉刚等人。1956年，《资治通鉴》的标点工作完成后，吴晗和郭沫若、沈雁冰等人给国务院打报告要求发掘十三陵的长陵，后经过协商决定先发掘定陵，定陵从发掘到建立博物馆，吴晗都有参与。同时，吴晗十分重视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1959年亲自主编了《中国历史小丛书》和《外国历史小丛书》。^[8]

1957年3月，吴晗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9月，他发表《论海瑞》、《海瑞骂皇帝》等文章，提倡敢讲真话的精神。1960年吴晗应友人之约写成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次年九月，吴晗和邓拓、廖沫沙用“吴南星”笔名，在《前线》杂志发表杂文《三家村札记》专栏，以歌颂正义光明、匡正时弊为宗旨。^[18]

1965年11月15日，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诬陷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株毒草”，随后，又把吴晗和邓拓、廖沫沙一起被打成“三家村”反党集团。1966年5月10日，《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此文分7个部分系统全面地批判“三家村”，以此揭开“文革”的序幕。^[18][19][14]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吴晗从精神到肉体都受到摧残，1966年夏，吴晗已被关了起来，但是批判并未停止，1969年10月11日，吴晗被迫害致死。^[20][14]

粉碎“四人帮”后，为吴晗平反的呼声越来越高。1978年2月专案组作出“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性质严重”，“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吴晗的亲属拒绝这种结论，上书党中央，要求重新审查。邓小平看到了这封信后，要求对吴晗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来。1979年1月，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全部推翻了原专案组关于吴晗的结论。^[21]

1979年7月，北京市委为“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平反，为吴晗恢复党籍，恢复名誉。1979年9月14日，党中央和北京市委在八宝山为吴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先念、胡耀邦等人出席了追悼会，在悼词中赞扬吴晗是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是优秀的历史学家，肯定了他在革命中、明史研究中做出的贡献。1984年11月，吴晗的家乡开放了“吴晗故居”。清华大学为纪念吴晗修建了“晗亭”，由邓小平同志亲自题写“晗亭”二字，表达了对吴晗革命与治学的功绩及人格与品德的肯定。^[22][8]

实事求是：作为明史专家，吴晗重视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他的史学思想的基础就是实事求是。他在《史学》专刊号发刊词上就强调要实事求是地重视史料，要注意正史以外的若干记载。^[23][24]

重视史学的社会功能：吴晗在强调史学的客观性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史学的社会功能。他认为“历史是一面镜子”，史学研究工作应讲求引古鉴今，经世致用。吴晗 的很多杂文都有以古鉴今的写作方法，如《论社会风气》《论贪污》《贪污史的一章》《治人与治法》等，他把历史作为一面镜子，在文中抨击国民党反动派，歌颂广大革命者以及人民群众，产生了积极的作用。^[23]

提倡历史研究应注意历史发展的延续性：吴晗认为研究某一朝代的历史不能孤立看这一朝代，而应该注意历史传承。例如在研究明史上，他就主张“以明史为中心，元明清一线贯通的研究模式。”^[23][25]

拓宽明史研究的内容：20世纪30年代，由于反满和中日关系恶化等政治原因，对于明史的研究主要在明末和晚明史、明代东北史、以抗倭为主的中日关系史、郑和下西洋、以传教士为中心的中欧关系史等5个方面。吴晗对明代的建国、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如吴晗的《晚明流寇之社会背景》，从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分析了明末的农民的反抗斗争；《胡惟庸党案考》用缜密的考据揭示了这一大案对于明初政治的影响。^[24]

践行并发展了史学研究的新方式：吴晗早期的《胡应麟年谱》《胡惟庸党考案》等研究论文主要使用的是现代考据法。1933年10月，吴晗重新对《金瓶梅》进行研究，写成了《<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这篇文章突破了纯文献考证方法，将探索的目光扩展到小说写作的时代背景与社会大环境中去，揭示了导致明朝崩溃的深层社会原因。这篇论文的发表，是他从传统考证方法向实证与诠释并重的“新史学”研究法的一大跨越。如后来写的《明代之农民》《晚明“流寇”之社会背景》都是将农民作为一个社会集团进行整体考察的。^[23][25]

整理古籍、发掘文物：解放后，吴晗投入大量的精力在整理古籍上，并积极参与、主持文物发掘和遗址保护工作，为新中国史学发展做出了贡献。^[23][25]

组织参与编写历史通俗读物：吴晗发起并主编了《中国历史小丛书》《外国历史小丛书》《中国历史常识》等几部大型通俗性历史丛书。为了普及历史知识，他还主持出版了《明经世文编》《国榷》《海瑞集》等古籍，并对北京市小学历史教材进行改革试点，主持编写了《历史剧拟目》。吴晗所组织的这些普及项目，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25]

作品分类代表作史学作品人物传记《朱元璋传》^[26]主编《中国历史小丛书》、《外国历史小丛书》^[25]史学著作《读史札记》、《吴晗历史论著选集》、《胡惟庸党案考》、《明成祖生母考》、《胡应麟年谱》、《江苏藏书家小史》、《十六世纪前期之中国与南洋》、《由僧钵到皇权》、《明太祖》、《明史简述》、《朝鲜〈李朝实录〉中之中国史料》、《江浙藏书家史略》^[26]文学作品杂文集《三家村札记》、《历史的镜子》、《史事与人物》、《灯下集》、《春天集》、《投枪集》、《学习集》等^[26]

1945年顾颉刚著《当代中国史学》，称明史的研究“以吴晗、王崇武二先生的贡献为最大。^[27]

与吴晗同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施蛰存如此评价他：吴晗这个人，性直气爽，很急躁，对一切事情太主观。他似乎没有客观世界。^[28]

张友渔认为吴晗是一个勇敢的民主战土，虽然多少沾染了点恃才傲物的文人习气，确实是共产党的好朋友。^[29]

考古学家夏鼐多次称赞吴晗，在《我所知道的史学家吴晗同志》一文中赞美吴晗学识渊博，而且博而能专。还说：吴晗同志干起事来总有那么一股劲儿，勇往直前，热情洋溢，但是从来不计较报酬、名义和地位。^[9]

吴晗在清华上学时的老师郑天挺教授评价吴晗是一个有学力、有能力、有魄力的历史学家。^[9]

吴晗早在中国公学大学部上学时的老师王庸教授认为吴晗是他所教过的学生中天分高而用力勤的，只有二人，后来都有成就，其中之一，便是吴晗同志。^[9]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陶孟和称赞吴晗：有国士之风，可托任大事。^[9]

吴晗小时候很爱看书，特别爱看历史书和历史小说。家里的书看完了，他就到处去借书。有时为了借一本书，他能跑几十里地。遇到人家不肯借走的，他就蹲在人家门口看。能借走的，他就边走边看，经常是回到家时，书已经看完了，然后又立即去还书。书的主人怀疑他是否真的看过，就问他书的内容，他都能马时间长了，当地人称他为“蛀书虫”。吴哈也很想买书，但没有钱。有一次在假期回家路上，为了买一部书，他把自己的铺盖卷全卖了。回家以后，父亲打得他浑身青紫。妹妹吴浦月看到哥哥没钱买书，把自己积攒的压岁钱全部给了他。中学期间，靠着妹妹的帮助和自己的节约，吴晗买了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31]

1916年吴晗进入了吴店附近的育德小学，学校里有位国文老师叫杨志冰，是吴晗父亲吴滨珏的世交，有才华且正直，好名声远近闻名。^[2]有一次，杨志冰给学生讲韩愈《祭十二郎文》，所有学生唯独吴晗没有打开课本，杨志冰以为吴晗不专心听课，就要他站着复述《祭十二郎文》的内容。吴晗不仅把两干多字的文章背了一遍，还对内容进行透彻的讲述。杨志冰很高兴，称赞吴晗聪明、有才华，记忆力过人。后来吴家经济状况愈来愈不好，杨志冰担心吴晗家贫辍学，就向吴殡玉说家里在困难，也要让孩子上学。^[2]

吴晗对杨志冰一直很崇敬，正如杨志冰的儿子杨祖震在《对吴晗同志的回忆》一文中写道：“（吴晗）凡在学术上有所心得，必有汇报，有所疑难，仍以虚诚求教；毕业就业有所感想，都会推诚置腹相向；就是一些家常事务，一如父母必有所商。（吴晗）无论自己成就多大，地位多高，对我父亲始终以师事之。来信总以‘志冰吾师’开头，末以‘生晗’签名。”直到杨志冰1936年去世前，吴晗和杨志冰的书讯往来从未间断过。^[2]

袁震在湖北女子师范时是董必武学生、中共早期党员，因战乱与组织失去联系。考入清华历史系后，却因罹患肺结核长期卧床。袁震的老师吴之椿、同学梁方仲先后照料于她，后因职业变换，他们又委托已是清华教师的吴晗照料她，一来二去，两人生出几多情愫，变成了情侣。^[32]

抗战期间，清华等大学搬到了云南，成立了西南联大。吴晗为母亲和妹妹的安全，把全家接到了昆明。老太太见了儿子，头一件事就是催促他结婚。吴晗无奈，只好请袁震的姐姐和堂妹，护送躺在石膏床上的袁震来到昆明，老太太看见袁震的模样，坚决反对儿子的婚事，吴晗坚持要同袁震结婚，1939年10月，吴晗在昆明一家报纸上登载了两人的结婚启示。^[32]

1937 年 8 月， 吴晗应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的邀请到云南大学任教。 当时，吴晗和罗尔纲、黎昔非一起同行。 途经天津等船的时候， 他们听说胡适的夫人江东秀也到了天津， 吴晗便要罗尔纲领他去向江冬秀借钱。罗尔纲问吴晗准备借多少，吴晗说要借300元。罗尔纲认为只需要借100元路费就够了。 吴晗告诉他100元作为自己的路费，多借的200元是给卧病在床的袁震用。到了江东秀的家里，吴晗、罗尔纲和黎昔非和江东秀寒嘘了一阵后，吴晗便向她开口借钱。 她见是胡适的高徒吴晗开口， 便立即转身回房间取了三百元给了吴晗，还对吴晗说三百元钱就送给他了。^[33]

1984年，在吴晗诞辰75周年，清华大学决定在校园内近春园遗址内建造吴晗纪念亭，1984年8月31日，邓小平同志亲笔为纪念亭题写“晗亭”两个大字，1984年10月26日纪念亭落成。^[34]

1984年10月27日，清华大学举行了“晗亭”落成典礼。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字制成匾额，高悬亭中。1986年4月27日，吴晗像在近春园“晗亭”北侧落成。为青色花岗岩质，像高2.8米，座上刻有吴晗生平事略。由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张得蒂设计制作。^[34]

吴晗故居位于义乌吴店苦竹塘村，建于1924年，为吴晗父亲吴殡珏所建，吴晗的童年时代在这里度过。故居占地面积为263平方米，建筑面积为440平方米。整个建筑平面呈“凹”字形，两层，由正厅、边房、两厢和花园组成。^[35]

故居的正大门设在花园和天井的山墙间，正门门脸的装饰具有中西合璧的特点，用穹窿顶青石抱框，抱框上方镌刻有原国家副主席乌兰夫题写的“吴晗同志故居”六个大字，其上有蝶恋花雕刻，具有民国时期建筑的风格。^[35]

20世纪50年代初，吴晗及胞弟吴春曦写信给当时的义乌县长，要求把房产无偿献给地方政府。1984年9月16日，吴晗故居被义乌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并拨专款进行了维修，基本上恢复了故居的格局和原貌。故居内墙上嵌有彭真委员长为《吴晗传》题词的青石碑，内容为“吴晗同志从一个勤奋治学追求真理不断进步的历史学家和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道路是本世纪我国知识分子的光明大道”。故居内陈列着吴晗生平事迹照片展。^[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