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东山

史东山（1902年12月29日-1955年2月23日），原名史匡韶，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原籍浙江省海宁市。中国杰出电影艺术家，20世纪末获得“世界杯”优秀导演奖。^[1]

史东山1921年放弃原本工作加入好友影戏公司，自此与电影结缘。^[2]1925年，史东山执导个人首部电影《杨花恨》（原名《柳絮》）^[3]1931年，史东山加入左翼作家联盟。1932年与孙瑜等共同执导抗日剧情片《共赴国难》，以“一·二八”事变为背景，讲述了一位老父亲在国难面前发动全家抗战的故事，^[2]影片配合了此后更为高涨的爱国运动，具有现实意义。^[4]抗战爆发后，史东山拍摄诸多抗日影片，如《奋斗》、《青年进行曲》、《还我故乡》等，其中《青年进行曲》讲述了青年一代在民族斗争中觉醒成长的故事。^[5]1947年《八千里路云和月》上映，是史东山电影创作的高峰，^[2]真实记录了抗战的历史长卷，揭露了国民党统治的残酷事实，歌颂了青年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6]该片获1996年“新进杯”中国反法西斯战争优秀影片奖。^[7]1951年，成功拍摄《新儿女英雄传》，史东山凭借该片荣获捷克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8]同年，史东山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9]1955年2月23日，史东山自杀身亡，终年53岁。^[10]1958年，理论著作《关于电影创作的几个点》出版，将其电影实践经验上升至理论高度。^[11]1995年12月，在纪念世界电影一百周年、中国电影九十周年诞辰之际，史东山被选为中国十大最佳导演艺术家之一。^[12]1999年，史东山当选为世纪杯“优秀导演奖”之一。^[13]

史东山出生于一个艺术气息浓厚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喜爱音乐、绘画。史东山受其熏陶同样对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14]但父亲不幸早逝，身为长子的史东山不得不外出养家，当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报务员，在这段枯燥的日子里史东山也没有放弃对艺术的追求，1919年曾参加过张光宇等人主办的上海晨光美术会^[15]。1921年，史东山放弃稳定工作，来到好友但杜宇开设的上海影戏公司。^[2]

在这里，史东山成为“多面手”，不仅是专门负责画景布的美工师，而且也涉及布景、洗印、反光板等。还曾出演过《小公子》等影片。^[16]不久后，公司负债，经营者便四处征求剧本以拍摄影片偿还债务，史东山编写的《柳絮》（即《杨花恨》）入选，公司还让其担任导演，当时便署名“东山”，东山原是其家乡一座俊雅秀丽的山峰，电影一经推出反响颇大，人们记住了“东山”这个名字，原名倒是渐渐忘却。自此与影结缘。^[17]

自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中期，史东山编导拍摄的作品共三十多部。这些作品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见证了国家的战争与建立，人民的愚昧与顿悟，带有强烈的民族感与时代性：发轫时期的唯美主义倾向，转向现实主义时期，罹难时期的爱国主义，现实主义的深化期。^[4]

史东山从事电影创作之初，便十分注重电影的画面美，电影造型的表现力，注重服装、道具等，这与他的身份，他的成长环境有着莫大的关系，奠定了他“细腻雅致”的艺术风格。^[18]早期创作题材多描写男女之情，但有着对于社会的质疑以及女性受压迫的深层次思考。^[2]

1925年，史东山拍摄执导个人首部电影《杨花恨》，以反映都市少妇的感情纠葛为主要内容，风格“细腻雅致”。^[4]影片上映之初，就在上海引起了较大轰动。^[2]1926年，任中华百合影业公司导演，史东山相继拍摄了《同居之爱》和《儿孙福》。《同居之爱》借用女主角堕落自灭的过程来展现上海十里洋场的繁华生活。^[4]《儿孙福》讲述了一个母亲含辛茹苦将两子两女抚养长大，之后孩子们各奔东西。这个母亲日渐年老却不得不以乞讨为生而致病死，警示世人“养儿未必防老”。^[2]无论拍摄还是艺术追求都可体现出史东山的探索精神和独创性，闪烁着理性与智慧之光。^[19]1927年，史东山与陆洁等联合执导《美人计》，影片改编自《三国演义》中的第54回与第55回，表面演绎着英雄美人的风流韵事，实则宣扬的是儒家传统伦理道德。^[4]史东山在其中创作性使用了遮蔽式拍摄手法同年拍摄《王氏四侠》，是史东山创作初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上映之初引起较大轰动。^[4]1931年，史东山加入联华影业公司，拍摄《恒娘》与《银汉双星》^[4]。《恒娘》改编自《聊斋》中一个妻妾争宠的故事，史东山以此片暗宣废妾主义；《银汉双星》改编自张恨水小说，表现男女恋情，道彻男女爱情囿yòu于礼教。^[4]

30年代初，九一八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史东山加入左翼作家联盟，^[20]受到“左翼运动”的影响，左翼电影运动也开始兴起，当时的电影制作人开始摆脱先前的载道理念，注重电影的现实性，宣传进步电影。^[2]相对于简单控诉揭露日军暴行的抗战电影而言，史东山更注意揭示中国内部深层社会问题，批判意识与斗争精神都十分强烈。^[4]

1932年，史东山与孙瑜等人联合拍摄抗日电影《共赴国难》，影片以“一·二八沪战”为背景，主要讲述了一位老父亲在战争来临前号召全家发动抗战的故事，^[21]影片上映后配合更加高涨的爱国运动，极具现实意义。^[4]赢得广泛好评。同年拍摄的《奋斗》受诸多因素影响有着旧市民电影和左翼电影的形态特征，反响不大。^[22]1934年，史东山由于《奋斗》效益不佳，离开联华影业，加入艺华影业公司。^[2]1934年和1935年，史东山在这里分别拍摄了《女人》和《人之初》（史东山的第一部有声影片），《女人》通过描写三名不同命运的女性遭遇，揭露当时的社会现实使得女性发展为“畸形”的现象。^[23]《人之初》通过一对兄弟在贫富不同家庭养成截然不同性格和品质的故事，表现阶级地位和社会生活对思想性格形成的决定作用。^[23]这两部电影叙述严谨细腻，情节详细流畅，有民族化的叙事风格。相较于早期拍摄的同题材电影而言，史东山挖掘出了更深厚的时代特征与社会内涵，取得了更好的票房成绩。^[16]

1936年，史东山根据果戈理《钦差大臣》改编的讽封建官僚制度腐朽没落的《狂欢之夜》上映，讲述了一系列无能官员奴颜讨好贿赂的检察专员到头来是一个骗子的讽刺故事，^[24]影片结尾以等来战争为结局。^[23]1937年，中国电影界工作人协会成立，史东山等39人当选为常务委员，并在该协会上成立了中国电影界救亡协会（后改名为中国电影界救亡委员会）；8月4日，上海电影编剧导演人协会成立，史东山等9人当选为理事。^[14]同年史东山在新华影业拍摄了由田汉编剧的“国防电影”《青年进行曲》，通过一个家庭父子之间的矛盾斗争，揭露卖国奸商无耻嘴脸，表现青年一代在民族解放斗争中觉醒成长，影片上映正值卢沟桥事变发生， 在观众中引起广泛反响。^[23]该影片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双重变奏”下的“启蒙精神与救亡意识”。^[25]

抗战中后期，史东山先后辗转武汉、重庆等地，在极艰辛的情况下拍摄了“抗战四部曲”：1938年《保卫我们的土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完成的第一部影片^[26]，影片以“九·一八”到“八·一三”这段历史为背景，通过典型农民刘山一家的遭遇，向民众宣扬：逃难不是办法，唯有保卫我们的土地才是出路。^[4]1939年《好丈夫》描写的是在抗战爆发后，四川某县因为抽壮丁而发生在农民与乡绅之间的矛盾，^[27]影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统区的黑暗统治，提出了民主问题。在艺术上具有叙述清晰，表达流畅的特点。^[4]1941年的《胜利进行曲》，以长沙会战为背景，表现了湘北人民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是《青年进行曲》的姊妹篇。^[2]1945年的《还我故乡》讲述了生活在城市中的小资产阶级在战争来临前由墙头草的多变态度转变为支持抗日救国，史东山以此片再次向人民宣告：唯有全民抗战才能救国^[2]。^[28]在这个阶段中，史东山由唯美主义的践行者转变为国防电影的先行者再到抗日题材电影的探索者。^[2]在抗战时期，不仅仅是电影拍摄，史东山也投身于戏剧，导演了曹禺的《蜕变》、陈白尘的《秋收》、于伶的《杏花春雨江南》等舞台剧。^[4]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上海开始出现民营制片公司，1946年8月，文华影业公司成立。史东山与阳翰笙、蔡楚生、郑君里等人以战前“联华公司同人”的名义，组成了联华影艺社。^[2]史东山在同年冬末加入昆仑影业，1947年，史东山电影艺术创作高峰之作——《八千里路云和月》上映，影片通过大跨度的时空安排，以 “编年体”的形式再现了一对爱国艺人战时的艰苦抗战历程和战后悲凉不堪的生活境遇。^[26]影片结合台词和情节对国民党的政策进行批判，具有较强的政论性和纪实性特点。^[4]被西方影评家称赞：“一部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半记录影片”，田汉先生评价：“为中国战后影片奠下一块基石，挣到一个水准”。^[29]1948年，家庭妇女解放题材电影《新闺怨》上映，影片讲述了一个家庭妇女谋求在外工作却致使孩子因照料不周而去世，丈夫此时疑有变心，遭受双重打击后自杀身亡的故事。^[30]由于在创作时缺乏整体思考，影片上映后与当时革命形势龃龉而受到批判。^[31]解放战争期间，史东山由于作品的批判性处境十分危险，后渡往香港与阳翰笙等人开办南国影业公司，继续拍摄进步影片。^[2]

新中国成立后史东山拒绝国外高薪聘请以及香港优厚待遇，坚持回到内地^[2]。1951年改编抗战电影《新儿女英雄传》上映，以一向对艺术的严谨态度和精确把握，真实再现了冀中军民与日寇的英勇搏斗，生动刻画了由农民蜕变为民族战士的淬cuì炼过程，揭示了这场民族战争伟大的历史意义。^[23]风格含蓄朴实，带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受到人民广泛好评。^[2]1952年联合摄制政论纪录片《反对细菌战》。以严肃的艺术手段进行认真细致的电影处理，有力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场和我国东北所犯下的灭 绝人性的细菌战滔天罪行，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反响，荣获“世界和平大会奖。^[23]1954年，史东山凭借《新儿女英雄传》荣获捷克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是我国第一部获奖影片。^[8]同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9]

1955年2月，史东山过于辛劳，患肝病住院，出院后不久江青夜访，2月23日服下大量安眠药片，离开人世。^[32]

1957年，史东山论著《论电影的镜头组接》出版。他是从影像美学的层面而不单从技术操作的层面来阐述镜头组接的问题，所要揭示的是中国古典电影艺术家从自身的主体意识与观众的审美接受心理两个方面全方位读解和把握影像的艺术思维方式 。基于此 ,史东山提出了中国古典电影艺术家分镜头的三个原则 :第一 , “要严格规范观众的注意力 , 使其在某一时间中必定集中在某一部分空间上或表现对象上 。” ;第二 , “要随时弃掉除‘表现对象’以外的废料或累赘的东西 , 而使留存在画面上‘表现对象’ 特别显著起来” ;第三 , “要把许多‘表现对象’'之间随时发生的变化 , 依据宾主轻重的比较 , 而呈现给观众以最适当的距离或角度”。^[33]史东山从镜头语言方面总结中国古典电影艺术创作的历史经验，认为中国古典电影艺术形式美学的核心问题是电影镜头的组接问题, 这是打开中国古典电影艺术大门的一把钥匙。^[34]

1958年，《电影艺术在表现形式上的几个特点》出版。^[35]从电影艺术的影像本体切入，探讨和总结了中国古典电影艺术一系列重要的形式美学问题。史东山在他的理论研究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电影虽称是综合艺术 , 但基本上应该是一种“视觉艺术” , 这就是说 , 这种艺术所表现的人物形象和一些事物现象或斗争发展情况 , 绝大部分或全部都应该是在人们视觉上所能看得见 。”^[33]他还指出 , 中国古典电影艺术家虽然要求电影本体中的声音元素由从属于“视觉”的关系上来处理 , 但同时认为“声音虽然是从一种物体上发出的 , 但在人们的印象中 , 也常常成为一种脱离它的物体而独立的东西被记忆着 , 所以它有可能让我们在电影上独立运用来表现 ,而不会破坏电影艺术表现的逼真性 。”此外 , 对于中国古典电影的情节结构方式和具体的镜头形态特征 , 史东山都作了详尽的理论总结 。^[33]

1999年，史东山当选为世纪杯“优秀导演奖”之一。^[13]

史东山妻子为美美公司董事长华旦妮，身为设计师，华旦妮设计出的女性产品深受当时上层女士青睐。^[36]四个儿子史大千、史大中、史大正、史大同，^[37]儿子史大千受父亲熏陶，同样从事电影编导行业^[38]。女儿史大里。

作为中国第二代电影导演，史东山始终以矛盾、复杂的形象出现于中国电影叙事中。一方面他短暂的一生中十分高产，二十年代二十年代中期到五十年代初，犹如地标见证了近代中华民族的创伤与苦难，历经人性的沉沦，所以他的作品与时代紧紧联系在一起，值得人们条分缕析地分析电影与历史之间的关系，感受其中的断裂与融合；另一方面，他以“扁平”的形象矗立在那个时代，几乎是“默默无闻”。正如邵牧君在“史东山电影研讨会”上的发言一样：“史东山先生是一处被遗忘的角落。”^[2]

“影坛最崇高的希望和抱负的象征，为人民的民主与自由，为艺术与社会正义底胜利而战斗的旗帜”（方蒙评）^[20]

按照法国新浪潮运动所倡导的电影作者论来说：“绵密、丰富的情节叙事，细腻、雅致的意象表达，诗学、柔儒的修辞情境都淋漓尽致的诠释出史东山追求完美的底色，他是一位彻底的电影作者践行者^[2]”。

纵观其人生与创作，我们认为 ，他不仅仅是一位热爱祖国、 热爱民族的优秀艺术家，还是一位追求真理 ，鄙视邪恶， 追求进步 、反抗腐朽的无畏战士。^[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