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翰笙

阳翰笙（1902年11月7日—1993年6月7日），原名欧阳本义，字继修，主要笔名有阳翰笙、华汉、寒生等，四川高县人。^[9][10]毕业于上海大学社会学系，^[11]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9]中国著名小说家、文艺理论家、电影家、戏剧家、^[8]马克思主义文艺战士、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和文艺界卓越领导人^[11]，曾担任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影协首任主席等职务。^[4]

1902年11月7日，阳翰笙出生于四川省高县罗场，1926年初，阳翰笙被派到广东黄浦军校入伍生部政治部任秘书兼教官，并担任入伍生部中共支部书记。1927年“四·一二”事变以后，阳翰笙先后被派到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四军政治部。“八一”南昌起义爆发后，阳翰笙参加起义军南征，被委任为所属第二十四师党代表，参加了两次会昌战役。1928年初，调往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和党的文艺工作，是“左联”创始人之一，曾任“左联”党团书记。^[12]抗战时期，阳翰笙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从事国统区文化斗争和统一战线工作，倡议筹组了“剧协”“文协”，组织了党领导的第一个戏剧社团“中华剧艺社”。^[4]1949年3月，阳翰笙在全国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工作者协会的全国委员、中国电影艺术工作者协会主席。新中国成立后，阳翰笙历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委员、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等职。在“文化大革命”中，阳翰笙蒙受不白之冤，被囚禁达9年之久，1979年后，阳翰笙继续担任中国文联副主席职务，主持中国文联日常工作。^[13]1993年6月7日，阳翰笙在北京辞世，享年91岁。^[7]

阳翰笙一生写下了700多万字的文艺作品。包括两部社会科学著作，8部中篇小说，10余部短篇小说，17部电影剧本，8部话剧剧本等。^[6]在第12届金鸡奖暨第15届百花奖颁奖大会上，阳翰笙被授予“终生成就奖”。^[8]

1902年11月7日^[5]，阳翰笙出生于四川一个丝茶商家庭。^[6]

1920年，受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阳翰笙与李硕勋等自发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学潮，失败后被开除学籍，并被政府通缉。

1924年，阳翰笙在北京西山认识了刚从法国勤工俭学回国的陈毅，在陈毅支持下，放弃报考清华而毅然赴上海投考上海大学，后经考试后被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插班录取。^[8]进入上海大学的阳翰笙得以聆听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肖楚女、蒋光慈等先生主讲的课程，掌握了社会学的基本知识，提高了学识修养和理论水平。在课余时间，他阅读了关于马列主义、共产主义原理的一些基本书籍，粗知一点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了解了社会发展规律和中国革命道理，由此打下了哲学基础，确定了革命的人生观，成为自觉革命的真正起点。^[8]同年阳翰笙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4]

1925年初，阳翰笙因为思想进步并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得以在上海大学由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3月，阳翰笙与李硕勋、刘昭黎到杭州养病并补习功课，带了两箱马列主义理论和文学方面的书，发奋读书，交流心得，讨论疑难问题。上海五卅sà惨案发生，他赶回上海，代表学总会参加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工作，组织“三罢”斗争。^[8]

1925年秋，工人罢工相继停止，阳翰笙继续回到上海大学读书，并担任学校党支部书记。^[4]同年冬阳翰笙开始担任中共上海闸北区委书记，一面读书一面从事社会活动。

1926年初，阳翰笙奉调至广东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秘书，后调任入伍生部政治部秘书，同时担任入伍生部党总支书记，兼任教官。在此期间，阳翰笙见到了周恩来，并在此后的人生中一直与周恩来保持着密切联系。^[8]

1927年年底，应郭沫若要求，经周恩来同意，阳翰笙接受安排加入创造社，意在加强党对文艺的领导和在文艺界发展党的组织。阳翰笙从此告别了短暂的戎马生活，走上了毕生从事文艺事业的道路。^[8]

1929年冬，上海文艺界筹备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阳翰笙为12人筹备组成员之一。^[13]

1928年至1935年间，阳翰笙一面从事文艺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一面进行理论研究和文艺创作，他与潘汉年等人根据有关指示，对结束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之间革命文学内部争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8]1935年12月，中共江苏省委被破坏，阳翰笙等人被捕入狱。1937年国共达成第二次合作协议后，阳翰笙才获得自由。^[13]

1937年秋，阳翰笙奉中共长江局之命，在文艺界从事抗日统一战线工作。阳翰笙和洪深、田汉等人会同在武汉的戏曲界人士及国民党的文化人士发起为华北义勇军筹款的联合公演，演出后倡议成立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建立了戏剧界抗日统一战线。年底，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成立，阳翰笙被选为常务理事。^[13]

从1928年年初发表了第一篇小说《马林英》起，阳翰笙进入小说创作的旺盛期。先后创作了《趸dǔn船上的一夜》、《马桶间》等十五篇小说，创作出《女囚》、《两个女性》等八部中篇小说，多层次、多方位地写革命的进程，概括了一个时代的风云变化。^[8]

1933年春，阳翰笙写了第一部电影剧本《铁板红泪录》，第一次使用阳翰笙的名字。1936年5月，他和田汉合作写了独幕话剧《晚会》，这是他从事话剧的开始，从1936年至1943年，他创作了《前夜》、《李秀成之死》、《塞上风云》、《天国春秋》、《草莽英雄》、《天地玄黄》和《槿花之歌》共七个大型话剧，它们都先后搬上舞台，有的在东南亚和南洋一带演出。^[8]

1933年参加电影工作，先后创作了《铁板红泪录》(1933)、《中国海的怒潮》(1933)、《生之哀歌》(1934)、《生死同心》(1936)、《塞上风云》（1939～1942）、《日本间谍》(1939～1943)、《万家灯火》（1948）和《北国江南》(1962～1964)等电影^[9]

1941年春，在阳翰笙的推动和领导下，应云卫、陈白尘等组建的民间剧团中华剧艺社成立。同年9月，阳翰笙创作了6幕历史剧《天国春秋》，由中华剧艺社首演，引起强烈反响。1942年，阳翰笙写作了5幕历史剧《草莽英雄》，反映辛亥革命前夕四川保路同志会的斗争。1943年，阳翰笙写成4幕讽刺喜剧《两面人》，深刻地批判了抗日时期国民党当局的利己主义。^[13]

抗战胜利后，阳翰笙参与筹组了联华影艺社，在阳翰笙的主持下，昆仑影业公司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拍出了《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八千里路云和月》《三毛流浪记》^[13]等一系列优秀影片。^[8]

1949年3月，阳翰笙到达北平，参加全国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在大会上被选为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工作者协会的全国委员、中国电影艺术工作者协会主席。^[13]

新中国成立后，阳翰笙历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委员、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等职。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后，阳瀚苼任中国文联秘书长、副主席和党组书记。^[8]在“文化大革命”中，阳翰笙蒙受不白之冤，被囚禁达9年之久，1979年后，阳翰笙继续担任中国文联副主席职务，主持中国文联日常工作。^[13]

1993年6月7日，阳翰笙在北京辞世，享年91岁。^[8][9]

2012年5月11日，四川省高县开展纪念阳翰笙诞辰110周年系列活动。^[11]

2022年11月7日，高县开展阳翰笙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5]

作品名上映时间《塔》1922年9月^[14]《前夜》1937年^[9]《李秀成之死》1937年^[9]《塞上风云》1937年^[9]《天国春秋》1941年^[9]《草莽英雄》1942年^[9]《两面人》1943年^[9]《槿花之歌》1943年^[9]《三人行》1960年^[15][9]

作品名出版社时间类别《女囚》^[20]上海新宇宙书店 1928短篇小说《暗夜》^[20]创造社1928中篇小说《十姑的悲愁》^[20]现代 1929短篇小说集《社会问题研究》^[20]现代 1929理论《寒梅》^[20]上海平凡书局1929中篇小说《社会科学概论》^[20]现代1930理论《唯物史观研究》^[20]现代1930小说《两个女性》^[20]亚东1930中篇小说《活力》^[20]上海平凡书局 1930短篇小说集《复兴》^[20]上海平凡书局 1930中篇小说《地泉》^[20]上海平凡书局 1930长篇小说《中学生日记》^[20]上海平凡书局 1930中篇小说《转变》^[20]湖风1932长篇小说《最后一天》^[20]湖风1932短篇小说集《义勇军》^[20]湖风1933中篇小说《大学生日记》^[20]-1933中篇小说《1942年日记》^[21]-1942日记《阳翰笙剧作选^[20]-1957人文《阳翰笙剧作选集 （上下卷）》^[20]-1982戏剧《阳翰笙选集（1—5卷）》^[20]四川人民 1982—1983书籍《阳翰笙日记选》 ^[20]四川文艺 1985书籍《风雨五十年（回忆录）》^[20]-1986书籍《我的生活与电影文学创作》^[22]-1988散文《泥泞中的战斗——影事回忆录》^[23]-1986回忆录《柳江怒涛》^[24]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7书籍

　阳翰笙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战士、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和文艺界卓越领导人。张宏（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评）^[4]

阳翰笙的话剧创作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在现代文学史上被称为继田汉、夏衍和曹禺之后影响较大的剧作家。《文艺报》评^[25]

阳翰笙创作的特点是：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与人民的革命运动同一步调，充满革命激情，以革命现实主义为基础，又洋溢着革命浪漫主义的情调，朴实无华，明朗率真，但某些篇什热情有余，深刻性不足。《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评》^[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