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云岫

余云岫xiù（1879年-1954年），名岩，字云岫，号百之，谱名允绶。浙江镇海人^[1]。余云岫1905年公费派赴日本留学，先在日本体育会肆业，后入东京物理学校，1908年进入大阪医科大学预科习医，期间1911年辛亥革命后曾回国参加救护工作^[1]，1916年毕业。

日本回国后余云岫先后任公立上海医院医务长、上海医师公会会长^[2]、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南京政府建立后，余云岫曾任中央卫生委员会委员、内政部卫生专门委员会委员。1929年在南京政府卫生部组织的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上提出著名的“废止中医案”。1934-1939年主编《中华医学杂志》^[1][3]。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5月余云岫被聘为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筹备委员会华东分会的筹委和特邀代表^[1]。1951年至1953年，任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4]，1954年1月3日病逝于上海同济医院。

余云岫主要著作有《灵素商兑》^[5] 《医学革命论》一、二、三集^[6] 《古代疾病名候疏义^[7][8]》等^[1]。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就读于浔[xún]溪公学^[1][3]，于1905年公费赴日本留学^[1][3]。在日本留学结束后，于1916年（民国5年）大阪医科大学毕业后回国，任公立上海医院医务长^[1][3]。

1906年，在沪开业行医，兼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1][3]。

民国期间任国民政府卫生部中央卫生委员会委员，内政部卫生专门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顾问，东南医学院校董会副主席，中国医药研究所所长，上海市医师公会第一任会长^[1]。

1930年，任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理事会员，^[9]1934-1939年任《中华医学杂志》主编等职^[3]。

新中国成立后，在1950年5月，余云岫被聘为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筹备委员会华东分会的筹委和特邀代表^[1][3]。

1951年至1953年，七十多岁的余云岫还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等职^[1][3]。

1954年1月3日病逝于上海同济医院^[1][3]。

余云岫青年时代留学日本学医，学成后归国，写有《药理学》《余氏医述》《十三经病疏》等专著。^[10]他把毕生贡献给了现代医学，最后连肉身也一并献祭。^[11]

他结合近代医学考证、查异、诠释中医源流、病名等，研究中医古典文献。提出“瘰疬[luǒ lì]与肺病同源说”，指出中国唐代《崔氏别录》即有记载，较法国林匿克氏之说早1200余年，引起国际医学界之瞩目。^[12]

他认为《素问》《金匮》《脉经》《庾信集》《千金方》等中医著作中均有对糖尿病症状的记载，说明古人早已认识到这一疾病。抗日战争时期，余云岫开始着手撰写《古代疾病名候疏义》一书，该书采用训诂gǔ之法并结合现代医学理论对古代疾病名候做了详尽梳理，于中国疾病史之研究颇有价值。^[11]1940年至1943年，他写作《尔雅病诂》《说文解字病诂》《广雅病疏》等，对中医研究之深，中医界也无人能比。^[13]

《余云岫中医研究与批判》的核心内容是对中医的系统研究与批判，这些文章都是余云岫对中医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充分研究的成果。余云岫最反对中医，但他对中医学方面的研究，是有相当深厚的基础，一般中医远远的望尘莫及。有人称赞他的这些文章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巨制”。^[14]

余云岫结合近代医学考证、查异、诠释中医源流、病名等，研究中医古典文献。民国14年赴日本出席远东热带病学会议，发表《中国结核病历史的研究》报告，提出“瘰疬[luǒ lì]与肺病同源说”，指出中国唐代《崔氏别录》即有记载，较法国林匿克氏之说早1200余年，引起国际医学界之瞩目。余云岫积15年写成《中国古代疾病名候疏义》一书刊行，于中国疾病史之研究颇有价值^[8]。

余云岫提倡国产药品，治病常用中药，在诊所内开辟化学研究室，研制中药制剂，整理中药方书，著有《国产药物的文献研究》和《研究国药产物刍chú议》等^[1]。

民国6年发表《灵素商兑》，主张“废医存药”，引起医学界学术论争。民国18年3月，国民政府卫生部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余云岫等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后因全国中医界强烈反对，不久当局宣布撤销^[1][5]。

余云岫早年留日学习近代医学，回国后竭力主张医学革命。他全面批判和否定中医，并导演了一场轰动一时的“废止中医案”。在其后长达十余年的中西医论争中，余云岫始终站在前列，成为废止中医派的领军人物，留下大量废医言论。他的废医言论既有主观动机的驱使，也有思想方法上的迷误^[1][15]。

在从日本回国后的10多年里，余云岫的名气并不大。他后来之所以声名远扬，应归结于一次全国性的卫生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当局通过了余云岫提出的著名的“废止中医案”^[4]。

1929年2月23日至26日，南京政府卫生部在汪精卫的授意下召开了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与会者包括褚[chǔ]民谊、颜福庆、伍连德等当时的医界名流共14人。余云岫以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上海分会会长的身份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没有一位中医人士参加^[4]。

会议讨论了余云岫起草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这一提案除了“一个‘医学外行’次长和一两个参事抱怀疑态度外，其余是满场一致通过”。随后，该提案写入2月25日的会议记录。2月26日，上海《新闻报》率先将此事公诸于众。3月2日，余云岫主编的《社会医报》出版中央卫生委员会特刊，公布“废止中医案”^[1][4]。

此案一出，医界鼎沸，全国震动，立即爆发了中医历史上空前的抗议风潮。全国中医界人士群情激愤，成立国医公会，通电全国，游行集会、请愿罢市。这些平日穿长袍的中医先生们，与当年的学生一样，走上了街头，走到国大会议的会场，进行静坐绝食抗议。面对全国中医界和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政府为了息事宁人，不得不取消废止中医的提案^[4]。

虽然这次提案最终被取消，但对中医的打击是巨大的。余云岫对中医基本理论的否定，差不多为当时的舆论界所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讲，余云岫还是达到了一定的目的。因此，20世纪30年代后的一个时期，轻视、歧视、排斥、限制、打击中医的政策和言论不断出现;而另一方面，中医药界人士的集会、请愿、游行、罢市等斗争，也是此起彼伏^[1][4][16]。

提案人余岩。

　　(议题)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之障碍案。

　　(理由)……人体医学，其对象在于个人，其目的在于治病，今日之卫生行政，乃纯粹以科学新医为基础，而加以近代政治之意义者也，今旧医所用理论，皆凭空结构，阻遏科学化，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云云。

　　(办法)一、处置现有旧医，现有旧医为数甚多，个人生计，社会习惯，均宜顾虑，废止政策不宜过骤，爰[yuán]拟渐进方法六项如下：

　　甲、 由卫生部施行旧医登记，给予执照，许其经营。

　　乙、政府设立医事卫生训练处，凡登记之旧医，必须受训练之补充教育，授以卫生行政上必要之智识，训练终结后，给以证书，得永远享受营业之权利，至训练证书发给终了之年，无此项证书者，即应停止其营业。

　　丙、旧医登记法，限至民国十九年底为止。

　　丁、旧医之补充教育，限五年为止，在民国二十二年取消之，是为训练证书登记终了之年，以后不再训练。

　　戊、旧医研究会等，任其自由集会，并且由政府奖励，惟此系纯粹学术研究性质，其会员不得藉此为业。

　　己、自民国十八年为止，旧医满五十岁以上，且在国内营业至二十年以上者，得免受补充教育，给予特种营业执照，但不准诊治法定传染病，及发给死亡诊断书等。且此项特种营业执照，其有效期间，以整十五年为限，满期不能适用。

　　二、改革思想，操之不能过激，宜先择其大者入手，谨举三项于下：宜明令禁止，以正言论而定趋向。

　　甲、 禁止登报介绍旧医。

　　乙、检查新闻杂志禁止非科学旧学之宣传。

　　丙、禁止旧医学校之开设^[16]。

在《灵素商兑》和《医学革命论》等书中，余云岫对中医特别是黄帝《内经》和扁鹊《难经》大肆抨击，一时西医派群起附和，也激起中医派的反驳。他们各开报纸、办刊物，互相驳难，乃至出言不逊。^[1]

1931年，中医人士陆士谔以《金刚钻报》为阵地，同余云岫(以《社会医报》为擂台)反复争辩达数月之久，各自发表文字数万。这次大战“已近于攻击，双方均已为大胜收兵。上海的中西医论争后来发展到不允许中间派存在的地步。很多中医界的后生也倒戈一击，投奔到余云岫、褚民谊的旗下。当时争论之激烈，影响之广泛，已经超越医药界。拥护中医者，斥余云岫、褚宜民、汪精卫为“汉奸”。后来汪、褚二人真的在抗战中当了汉奸，却并非当时斥骂者有先见之明。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整个国民政府时期，中医一直受压制歧视，余云岫也比较春风得意。^[1]

余云岫具有爱国思想和报国之志。他年轻时留学海外，接受西化教育，一生主张废止中医，为此奔走呼号，表现出强烈的欧化思想。有的学者曾这样评价过他：“总其一生，不能不谓他于西医之提倡、 大众卫生之宣传及对古代疾病之研究不遗余力，卓有成效。”作为一代名医，余云岫在中西医学上都有较深的造诣，不论是医学理论还是临床实践，在近代医学史上都留下了他的贡献。他的一些医学改良思想和倡导医学革命的精神在今天看来也不落伍，但他超越了时代和传统，脱离了中国的现实和国情。理想化的追求落入了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的怪圈。余云岫的一生经历了太多的是是非非，历史在他的身上留下了一些耐人寻味的印记。^[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