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负增长

人口负增长（英文：Population Decline）是指在人口学上，不考虑人口迁移因素，出生人数少于死亡人数，人口总量出现下降的情况。^[2]人口的负增长现象并不意味着一个社会人口问题的终结，而是呈现出更加复杂的特征。^[3]

从1968年开始，全球人口增长率开始长期下降。随着世界经济发展，许多地区人口开始转型。^[4][5]欧洲、俄罗斯、日本、韩国都受到人口负增长问题的困扰。^[6][5][7][8]2022年中国人口也进入了人口负增长阶段，这是长期低生育率的规律性结果。^[9]而劳动力资源的提前缩减、生育率逐步降低以及资源的可持续发展都与人口负增长密切相关。^[10]人口负增长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人口发展的客观规律。^[11][12]疾病，战争，饥荒；经济不确定性，社会制度，传统两性、婚姻、家庭文化，生育观变化，生育抚养成本过高都会导致人口出生率过低，进而出现人口负增长现象。^[13]除了低出生率，不同国家地区人口负增长的特点略有不同。例如，欧洲开始时间早，且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5][14]俄罗斯经济形式差、民族宗教问题严重，酗酒吸毒等非自然死亡率高；^[15]韩国出现了断崖式下降，且家庭结构大幅改变。^[16]而中国的人口负增长呈现出转折速度快、出门即低点、未发达先转负的特征。^[17]

2022年末，中国人口比2021年减少85万，出现60多年来的首次负增长。^[18]人口负增长会导致劳动力资源提前缩减、提高低生育率风险并制约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10]人口负增长与经济发展形式有关，主要国家和地区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试图缓解这一问题。主要包括改善生育政策、增加生育补贴、实行住房改革、调整移民政策等。^[19][20]

人口负增长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人口的自然变动和迁移变动的总和导致人口总量减少。^[21]

人口增长是指人口数量的变动情况。人口数量的变动可以表现为数量增加、数量减少和数量稳定不变。人口正增长、负增长、零增长。^[21]

农业文明时期，婴儿死亡率和夭折率较高，人们需要生育更多的后代来确保至少有一个孩子能够成年。如果遭遇战争或瘟疫等灾难，人口就会急剧减少。^[4]

工业文明后，出现了一段人口、科技和经济同时高速发展的时期。然而，到了20世纪后期，医疗水平的进步使得婴儿死亡率大幅降低，人们不再需要大量生育后代。加上生育观念的转变，人口开始负增长。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的出生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4][22][23]

二战后，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出生率恢复并出现了一波“婴儿潮”，中国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曾经出现过一个人口增速较快的时代。从1968年开始，全球人口增长率开始长期下降。随着世界经济发展，许多地区人口开始转型，欧洲、日本、韩国、中国等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人口负增长现象。^{[4][5][16][24]}

开始时间早。欧洲自 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洲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1999年人口开始负增长，其中，东欧是2000年以前全球第一个也是仅有的一个人口有所减少的地区。^[5]

受新冠疫情影响巨大，并出现了逆城市化的现象。新冠疫情导致93%的欧洲大都市区域和三分之二的城市出现人口萎缩现象。研究发现，在疫情大面积暴发的2020年，欧洲的城市化趋势被突然中断，城市人口增长率转变为每年-0.3%。在915座欧洲城市当中，有28%的城市经历了从人口增长到人口流失的转变。算上疫情前就已经在流失人口的城市，疫情期间有63%的欧洲城市出现了人口萎缩情况。^[14]

养老金开支巨大。伴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欧洲多国老年人抚养比不断下降，社会养老负担不断加重。法国政府预计，如果不进行改革，到2025年，公共养老开支缺口将超过170亿欧元。意大利、希腊等国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其中意大利公共财政约30%用于养老金开支。德国养老机构也面临经费缺乏等问题。^[25]

经济形式差，贫困人口多。贫困是导致俄罗斯人口负增长的重要原因，1995年俄罗斯贫困人口为3650万，2000年贫困人口增至4230万，约占全国人口的29%，居民生存压力大。至2019年，仍有1900万人挣扎在贫困线下，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3%。从俄罗斯经济形势来看，贫困状况短期内无法改观。甚至受新冠疫情和国际局势变化影响，俄罗斯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还下降了，这对提高人口出生率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15]

存在民族宗教问题，排外情绪严重。俄罗斯拥有众多民族和宗教，但人口危机导致一些俄罗斯人恐慌，制造和传播谣言。例如，一些人主张限制伊斯兰教在俄罗斯的传播和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穆斯林移民的到来，甚至有人宣扬“黄祸论”，这种排外情绪不利于吸引外来移民，而外来移民对俄罗斯的人口增长十分重要。^[15]

非正常死亡占比高。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人口死亡率激增，主要原因是酗酒、吸毒、自杀、疾病及其他各种天灾人祸。每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居全球前列，其中酒精为致死率之最，因为俄罗斯大部分地区处于高寒地带，历来是世界上酒精摄入量最大的国家之一。^[15]

断崖式的下降。2017年韩国新生儿数量首次下降至40万人以下，短短三年后，这一数字骤降至27万余人，降幅达32.5%。韩国亚洲大学名誉教授、人口学专家崔镇昊表示，“2019年统计厅发布的《未来人口统计》报告中，也未能预测到新生儿数量的减少速度会如此之快。”^[16]

家庭结构变化，单人家庭成“主角”。韩国单人家庭数量不断增加，已突破900万户，占总家庭户数的39.2%。另外，已结婚但无子女的两口之家比例也在上升，单人家庭和两口之家总数占比超过60%。相比之下，4人以上家庭的比例下降。单人家庭已成为当前主流家庭形式，这是无法改变的社会潮流。由于单身主义盛行和平均寿命延长，以夫妻和子女组成的家庭模式为基础所构筑的经济、福利、教育等体系及政策需大幅修改。然而，韩国在社会结构上对不婚生育持负面看法，这将直接导致出生率的降低。^[16]

中国人口增长率在1998年开始降至 10%以下，之后虽然有所下降但基本保持在 5%以上，然而从2017年开始，中国人口增长率出现迅速下滑，从2017年的 5.6% 快速降至2021年的0.3%，紧接着在2022年变为负值。 如果人口增长率在 0%～ 5%为人口再生产类型从“低低低”模式转向“低低负”模式的过渡阶段，那么中国仅用了4年时间就完成了这两类模式间的过渡，而日本的这一过渡阶段长达24年，韩国则是18年。^[17][26]

不同于世界上大多数已经历人口负增长的国家，中国是在极低生育水平上步入负增长的。一些欧洲国家开始内生性人口负增长时的总和生育率相对较高，例如匈牙利于1981年开始内生性人口负增长，当时的总和生育率高达1.87；德国1973年步入人口负增长阶段时的总和生育率为1.57。部分欧洲国家开始人口负增长时的总和生育率虽然比较低，但也明显高于中国的水平，例如俄罗斯于1994年开始长期人口负增长，当时的总和生育率为1.40；意大利2014年步入人口负增长阶段时的总和生育率为1.37，同处东亚的日本在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时（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也达到1.39。这些国家在驶入人口负增长轨道之后，总和生育率或升或降，但均很少降至1.20以下。 从已有数据来看，目前仅韩国在其人口负增长元年（2020年）的总和生育率低于中国，约为0.89。中国在刚迈入负增长门槛时总和生育率就已经触及1.08的极低水平，这反映了中国人口负增长和低生育水平的形势之严峻。 ^[17][27]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人均收入水平快速提升，现阶段已达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水平。不过相较于其他大多数人口负增长国家，中国是在经济发展尚未跻jī身发达行列的情况下进入常态化人口负增长的。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日本、韩国、德国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时的人均GDP分别约为3.29万、3.14万、2.00万美元（按2015年不变价美元计算），而中国2021年的人均GDP仅为1.12万美元，与日本、韩国、德国在人口负增长元年的人均GDP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从城镇化率来看，日本、韩国、德国在人口负增长元年的城镇化率分别已经达到90.81％、81.41％、72.45％的高水平，而《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中国2022年的城镇化率为 65.22％。中国人口增长“未发达先转负”的特征十分明显。^[17]

人口作为国家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因素，是触发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社会因子。劳动力是任何社会生产的基本要素，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劳动力供给变化是人口负增长时代的规律性结果。^[28]劳动年龄人口是劳动力资源的蓄水池，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缩减预示着数量型人口红利的减少，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也将对GDP增长率产生负面影响。人口老龄化也将推动劳动参与者的大龄化，在生产过程中，一般劳动参与者随年龄增长对技术进步的适应性衰退，但大龄高端人才又是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的引领者，二者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方向差异，随着人口负增长的提前到来，与人口负增长相伴生的人口老龄化更加迅速，无疑加剧了这种方向挤压。^[10][29]

在全球死亡率趋同的情况下，低生育率水平是人口负增长的主要牵引力，人口负增长时代的提前到来，意味着低生育率水平的演进速度不断加快，持续时间逐渐拉长，尤其是在人口转变阶段转向后人口转变阶段之后，低生育率陷阱风险问题更加突出。遵循传统人口转变理论，人类社会发展要经历“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原始阶段，“死亡率先下降、出生率保持较高水平、自然增长率快速上升”的传统农业阶段，“出生率滞后下降、死亡率降至稳定低水平、自然增长率受惯性作用保持较高水平”的早期工业化阶段，以及“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后期工业化和现代化阶段。人口转变漫长的过程，恰是总和生育率在整体上呈现不断下降趋势的过程。^[10]

随着世界人口负增长时代的到来，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将更加显性。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可预见到的时期内，利用本地资源及其他资源和智力、技术等条件，在保证符合社会文化准则的物质生活水平条件下，所能持续供养的人口数量被称为环境人口容量。环境人口容量通常以一种或几种资源的承载力来表征，如耕地资源承载力、水资源承载力、经济资源承载力等。人口负增长对资源承载力和环境人口容量， 以及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正负两面影响，提前加速到来的人口负增长使得两面性的挤压力增强，增加了从科技运用、制度规范等层面提前部署的难度。^[10]

疾病是导致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例如黑死病、西班牙流感、艾滋病和 COVID-19。^{[30][31][32][33]}

饥荒也是人口减少的原因之一，比如爱尔兰大饥荒和乌克兰大饥荒。^{[34][35][36][37]}

战争也导致了人口减少，例如蒙古人入侵欧洲和红色高棉大规模处决。在某些情况下，种族灭绝或大规模处决也会导致短期人口下降。例如亚美尼亚种族灭绝、犹太人大屠杀和红色高棉大规模处决。20世纪上半叶，俄罗斯帝国和苏联发生了一系列重大战争、饥荒和其他灾难，导致人口大规模流失（超额死亡约6000万人）。^[34][35]

只要人口出生率维持在更替水平生育率下的时间足够长，就必然导致人口负增长。^[2]现阶段低生育率是造成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人口负增长的原因。^[10]研究表明，低生育率是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在宏观层面，低生育率与思想观念转变、社会经济发展变化和制度友好程度等有关；在微观层面，与婚姻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生育成本及个体选择等有关。具体情况因国家的历史文化背景而有不同表现。^[13]

很多国家生育率下降都与社会经济状况有关。例如，欧洲极低生育水平国家经历了向延迟生育的快速转变。北欧国家以荷兰为代表的年轻人群尽管推迟生育，但队列生育率并没有显著降低，而南部国家则相反。欧洲南部、中部和东部国家的生育水平接近。这些国家的生育率下降都与社会经济有关，南欧国家的生育延迟主要是因为面临经济的不确定性时（青年失业率和工作不稳定性因素），年轻人选择追求高等教育，以期增加人力资本和工作机会；而中欧和东欧国家面临的是由经济制度转轨造成的经济不稳定性。^[38][39]

人口高龄化也是导致人口负增长的原因之一，因为这将导致适龄劳动人口比例下降，同时退休人口不断增多。社会养老、公共医疗压力增大，养老金失衡风险增大，社会必须倾斜大量资源用于赡养老人。就国民经济和社会福利保障方面来说，人口快速老龄化意味着急剧增加的开支与负担，以至于将国家财政引入危机。^[40]

社会政治制度会对年轻人的生育意愿产生较大影响。例如，有学者认为东亚地区的低生育水平不是因为个人观念和追求发生了变化，而是由于社会制度对有孩家庭不友好，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得不到满足。因此，低生育是由社会制度造成的，而不是个人自愿选择。^[41][42]

研究发现，与欧洲国家不同，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和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生育行为仍与婚姻有着紧密联系，非婚生育情况占比极低。因此，推迟结婚时间、已婚生育率和结婚率的下降以及离婚率的上升是导致生育率不断下降的重要因素。^{[43][44][45][46]}而在20世纪90年代末，欧洲的婚姻与生育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转变，没有证据表明离婚率对生育率有消极影响，欧美国家同居期间生育的情况已相对普遍。^[47][48][49]

亚洲社会的低生育水平还可以从文化氛围角度进行解释。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国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区的父母对子女期望较高，为了负担起子女的教育，父母不得不在数量与质量之间进行选择。高昂教育成本是限制父母生育子女数的重要因素。亚洲家庭内部中的性别分工格局并没有随着现代化而发生质的改变，婚育之间紧密联系，女性的不婚和晚婚现象增多，对生育率造成了负面影响。^[50][13]

有学者从性别平等角度进行解释，他认为低生育是由社会制度导向和性别平等之间的冲突造成的。当社会制度更多强调女性作为家庭成员的身份角色时，女性的职业生涯受生育的影响极大，生育率的回升将非常困难。在尊重女性作为独立个体的社会中，生育率不至于降得太低，如北欧国家和法国。亚洲国家在教育和就业方面已基本实现相对的性别平等，但由于家庭结构仍以男性主导，女性地位会在婚后大幅度降低，所以两者之间的冲突导致女性更倾向于迟婚甚至不婚，进而导致了生育水平低迷。有学者认为，从社会性别和发展的视角审视中国的低生育率现象，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是关键。^[51][52]

人口负增长与生育观念的变化有关。主要表现阶段婚姻模式的变迁和婚育联系的弱化，这是由于社会文化变迁的深层次原因所导致的。现代社会中，生育已不再是必要的人生选择，人们更加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同时，现代社会中孩子的经济效用降低了，家庭对子女的渴望由1-2个孩子就能得到满足，这解释了欧洲生育率低的原因。^{[53][54][55][56]}

生育和抚养成本会极大降低生育意愿。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国，中国的生育和教育成本几乎是世界最高的，2021年中国的抚养孩子到18岁的成本接近10万美元，是人均收入的6.9倍，这是造成现阶段超低生育率的重要原因。^[4]而直接原因是城市房价及教育成本高居不下，中产阶层上升渠道狭窄。^[57]以房价为例，中国房价收入比是全世界最高的，例如北京、上海、广州中心城区房价收入比分别为41、32、28，而纽约、伦敦、东京中心城区分别为7、10、10，这样的房价水平对于中国现阶段的人均收入是难以承受的，而生孩子大概率会面临未来买房的问题。^[58]

1865—1925年，美国人口从3000万增加到1.1亿，到21世纪，美国人口已经增至3亿。现阶段，美国的生育率在发达国家中处于较高水平，2019年的生育率为1.7，高于欧洲平均水平。原因在于：第一，美国人对宗教的热衷程度较高，而宗教理念倾向于让信徒重视婚姻和大家庭，例如，摩门教徒和天主教西班牙裔的生育率通常较高。第二，美国的住房相对便宜，大多数人居住在住房成本低廉的郊区，因此居住空间不会成为生育更多孩子的限制。第三，美国的移民政策也是一个因素，每年吸引50万～100万移民，其中拥有高学历的比例远高于美国本土人口，一个突出表现是如果把第一代移民的孩子计算在内，那么硅谷一半以上的工程师来自移民家庭。但是美国的收入不平等也在加剧，这可能会抑制未来的生育意愿。此外，随着文化和媒体的全球化，美国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和态度可能会与欧洲人趋同，大城市的房价上涨也可能会抑制未来的生育意愿。^[59]

进入21世纪后，欧盟国家普遍出现了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问题，劳动力短缺。总体来看，法国和北欧部分国家的生育率较高，例如法国的生育率为1.82，而德国和南欧、东欧国家的生育率较低。虽然德国作为欧洲最强经济体，其生育率曾经一度排名靠后，但在过去20年中开始逐渐回升，2021年达到1.53左右。其他低生育率国家主要分布在南欧和东欧地区，例如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生育率为1.3，西班牙和波兰的生育率为1.4，这些国家正面临着人口负增长和迅速老龄化的挑战。据欧盟统计局估计，2005年至2030年期间，欧盟65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增加52.3%，而15至64岁的劳动力人口将下降6.8%。^[59][60]

自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因经济和社会原因人口不断减少，1993年俄罗斯人口为1.486亿，至2008年降至约1.428亿，减少近600万人。为了扭转人口下降趋势，俄罗斯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鼓励生育、帮扶多子女家庭、改善医疗、鼓励海外侨胞回迁和国际移民本土化等。从2009年起，俄罗斯人口数量停止下降，并连续八年呈小幅增长。2013年，俄罗斯出现了自独立以来的首次人口自然增长，出生人口多于死亡人口2.29万。2015年，俄罗斯总人口增加到1.463亿，提前完成了《俄罗斯联邦2025年前人口政策构想》的目标任务。但是，自2018年至2020年，俄罗斯总人口减少了0.5％，其中自然减少了约122.8万人。尽管有约51.7万国外移民流入，但不足以弥补人口的自然减少。在俄罗斯85个联邦主体中，仅有22个联邦主体在这三年时间里实现了人口增长。尤其是远东地区，自苏联解体以来该地区的人口已下降1/4以上，且在2018～2020年间，除了萨哈共和国、楚科奇自治区等少数地区以外，俄罗斯远东联邦区的多数联邦主体都延续了人口负增长，据俄罗斯联邦统计局预测，俄人口将在2036年降至约1.342亿人。一些悲观的预测认为，俄人口在2100年甚至可能降到现阶段的一半。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做出了相对保守的预测，但依然认为俄人口将在2100年降至1.24亿。^[6]

自2008年以来，日本人口开始“负增长”，截至2022年1月1日，日本总人口约为1.23亿人，同比减少近62万人，连续13年负增长。过去一年间，日本出生人数降至创新低的约81万人，而死亡人数则升至创新高的约144万人。此外，日本65岁以上人群占比增至29％，刷新了1994年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最高纪录。在日本47个都道府县中，只有冲绳县的人口出现增加，其他都道府县人口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据日本政府公布的数据，2022年新生儿人口跌破80万，表明日本少子化速度明显加快。^[24][7][61]

截至2021年11月1日，韩国总人口为5173.8万，比前一年减少9.1万，是韩国自1949年开始统计以来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与此同时，韩国家庭户数却大幅增加，超过2300万户。其中，单人家庭占比39.2%，单人家庭和两口之家总数占比超过60%。由于传统家庭形态瓦解，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成为丁克族。韩国政府为解决低生育率问题已投入了280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4.8万亿元）的经费，但2022年韩国总和生育率仅为0.78，降至历史最低值。^[24][8][16]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2年末全国人口为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2022年全国出生人口为956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77‰；死亡人口为1041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3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中国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这主要是因为育龄妇女数量持续减少和生育水平继续下降。2022年末，全国0-15岁人口占比为18.1%，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为62.0%，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9.8%，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4.9%。与2021年相比，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总之，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低于更替水平2.1，至202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3左右，至2022年已经低于1.2，人口数量呈连续下降趋势。^[24][62][63]

将人口、老龄、托育、社会保障、家庭政策等相衔接，形成政策合力，共同释放政策效益。保持政策灵活性与包容性，最大限度地尊重地方意愿、鼓励地方结合本地实际创新政策路径，实施更加积极的生育支持政策措施，增加全社会的投入，重视家庭发展，促进适龄婚育、优生优育，努力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提高生育率涉及人口治理体系的完善，包括法律、文化等多个方面，需要社会各方多元参与，以多元改革适应长期挑战。^[62][64]

中国城乡人口格局也在发生重大转变，2010年，城镇人口、少儿人口相比乡村少儿人口占比较低，因此带来源源不断的工作岗位供给，城镇化能够良性增长。但在2020年，乡村15-21岁年龄段人口占比出现“内陷”。^[65]要进一步强化都市圈在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中的协同作用，鼓励都市圈内人口和资源合理流动，加强各大都市圈之间政策统筹，避免“恶性竞争”，导致人口下降和流动虹吸效应双重叠加带来的冲击。建立乡村振兴长效机制，吸引人才回乡创业、就业，留住人才，走出一条“产业转型、人口优化、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有机统一的新路。^[66]

从个体角度看，住房是影响生育、养育、教育最重要的要素之一，也是家庭最大的成本支出。从社会角度看，房地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支柱性产业。在政策性住房保障体系中纳入家庭人口负担等级评分体系，以家庭为单位，通过个税抵扣、梯度补贴、提高贷款额度等途径予以三孩家庭购买首套房、租房优惠。对因工作变动、老年人口迁移（比如异地养老）等合理性购房需求，采取更为精准灵活的限购政策。鼓励子女和父母就近居住，在新建项目、城市更新中增加养老、托幼设施建设，大力发展适老化建材、家居、饰品、辅助器具制造业，对居家适老化改造、智能化改造分级分类补贴，强化社区养老、托幼服务政策支持，修改物业服务指导目录和收费标准，让物业管理制度顺应“一老一小”的客观需求。统筹住房政策与居家养老服务政策，强化社区支持下的居家养老服务与全龄友好社区建设的有机衔接。^[67][68][69]

日本最新发布的人口动态调查结果再次创下了多个纪录。2022年较前一年人口减少80万人，达到了历史最高。2022年出生人数为77.1万人，是调查开始后的最低值，人口自然减少数也达到了最高值79.3万人。这也是日本时隔8年，再次处于人口机械负增长状态。日本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熊野英夫认为，通过补贴和其他手段减轻抚养子女经济负担的传统方法的效果是有限的。重要的是即使在农村地区，也要确保有足够的就业机会。^[70][20]

德国是最早经历人口负增长的国家，自1973年起开始人口负增长。为了解决老龄化和出生率低的问题，德国法定退休年龄已从65岁逐步调整到现阶段的67岁，许多退休人员被返聘。2020年德国出台了《技术工人移民法》，全面放宽了对技术移民学历资格的限制，来自非欧盟国家的专业人员能够更容易地进入德国劳动力市场。^[71][20][72]

韩国行政安全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韩国新生儿共计27.5815万名，死亡30.7764万人。这是韩国近年来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73][74]韩国政府从2022年开始新增了新生儿津贴，向0至1岁婴儿家庭每月发放30万韩元，并计划于2025年将补贴额提升至50万韩元。还将对新生儿家庭一次性提供200万韩元的现金补助金，同时将用于提供孕妇体检、胎儿健康管理等项目的生育医疗保险补贴从60万韩元提高至100万韩元。政府计划设立“3+3”育儿休假（产假）制，即父母双方都为未满12个月的子女申请3个月的育儿假时，每人每月最高可获300万韩元的育儿补贴，鼓励父母双方共同承担育儿责任。在住房和助学方面，将现阶段3名以上多子女家庭支援标准逐步扩大到双子女家庭，计划至2025年向多子女家庭提供2.75万户公租房。对于3名以上子女的低收入家庭，政府以国家奖学金的方式资助第3名子女的全额学费，并向考上大学的多子女家庭提供每位大学生每年450万至520万韩元的资助。^[19]

根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实施了三孩生育政策。同时，取消了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并与个人的入户、入学、入职等事项解除了与生育情况的关联。其中，为了建立健全的人口服务体系，特别关注老年人和儿童，建立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落实生育登记制度，提供咨询和指导服务。推进出生医学证明、儿童预防接种、户口登记、医保参保、社保卡申领等各项服务的联办。此外，加强人口监测和形势研判。完善生命登记管理制度，建立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监测体系，监测生育形势和人口变动趋势。利用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等平台，实现教育、公安、民政、卫生健康、医保、社保等人口服务基础信息的共享和更新。^[75]

为保障孕产妇和儿童健康，实施了母婴安全五项制度，包括妊娠风险筛查与评估、高危孕产妇专案管理、危急重症救治、孕产妇死亡个案报告和约谈通报。对于儿童保健，对儿童青少年近视、营养不均衡、龋qǔ齿等风险因素和疾病的筛查、诊断。为综合防治出生缺陷，建立了出生缺陷防治网络。加强知识普及和出生缺陷防控咨询，强化了婚前保健，推动了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加强了产前筛查和诊断。扩大了新生儿疾病筛查范围，促进早期筛查、诊断和治疗。为规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规范相关技术应用，规范了不孕不育诊治服务。^[75]

该计划旨在建立健全支持政策和标准规范体系，以促进婴幼儿照护服务的发展。加大专业人才培养力度，逐步实行从业人员职业资格准入制度。发展智慧托育等新业态，培育托育服务、乳粉奶业、动画设计和制作等行业民族品牌。政府发展普惠服务，推动建设托育服务机构。政府鼓励国有企业等主体积极参与各级政府推动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并加强社区托育服务设施建设，完善居住社区婴幼儿活动场所和服务设施。制定家庭托育点管理办法，并支持隔代照料、家庭互助等照护模式，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招收2至3岁幼儿。加强综合监管，各类机构开展婴幼儿照护服务必须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和规范，并对婴幼儿安全和健康负主体责任。^[75]

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以及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在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方面，严格执行产假、哺乳假等制度，并支持父母育儿假试点。减轻女职工的生育医疗费用负担，并对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提供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在教育方面，将推进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提高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适当延长在园时长或提供托管服务。规范校外培训，平衡家庭和学校教育负担。为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规范用人单位的招聘行为。定期开展女职工生育权益保障专项督查，并为因生育中断就业的女性提供再就业培训公共服务。鼓励用人单位制定有利于职工平衡工作和家庭关系的措施，如灵活休假和弹性工作方式，并适时修改和完善休假和工作时间的政策规定。^[75]

2022年11月15日，世界人口达到80亿，根据联合国预测，在未来30年，世界人口将增加近20亿，从目前的80亿增至2050年的97亿，并可能在2080年代中期达到近104亿的峰值。^[76]

其中，中国（14亿）和印度（14亿）仍然是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数量均超过了10亿，分别占世界总人口的近18％。联合国预计2023年左右印度人口会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中国的人口将在2019年至2050年间减少4800万，即2.7%左右。预计至2050年，非洲将占全球人口增长的一半以上。^[76]

61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预计将会减少，其中26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将减少10%以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和国、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匈牙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摩尔多瓦共和国、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乌克兰等国人口到2050年将减少15%以上。一个重要原因是现阶段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除了以色列），生育率都低于2.1的更替水平。^[76]

由于低生育率和高预期寿命的影响，世界人口正在逐渐呈现老龄化趋势。美国人口老龄化调查报告指出，2015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8.5%；到2030年预计将增长到12%；到2050年将超过15%。到2050年，日本和韩国将是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国民平均年龄约为53岁；在欧洲一些超低生育率的国家中，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的国民平均年龄约为50岁，比2010年时增加了7～10岁；到2050年，中国国民的平均年龄将达到约46岁，比现阶段的平均年龄大9岁左右。^[77]

日本的老年抚养比由2010年的36%上升至2050年的72%，将成为世界上老年抚养比最高的国家。到2050年，韩国的老年抚养比将会达到66%，是其2010年该项数值的4倍多；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三国的老年抚养比也将超过60%。^[77]

世界人口另一个趋势是城市化。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城市中。预计到2050年，世界上将有超过70%的人生活在城市中，在发达国家中，大约有90%的人将生活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会聚集巨量人口，因为大城市的经济发展比小城市快得多，创新能力强，可以吸引大量高技能工作者和年轻人。然而，生活在大城市中的人们面临高昂的生活成本和巨大的职业压力，这又将导致生育孩子的意愿变得更低，人口负增长程度加剧。^[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