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强县

中国百强县（市），全称中国县域经济与县域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是对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综合实力的综合性评价榜单。主要评价范围包括县份、县级市、旗，以及部分市辖区。该评选活动最早始于1991年，早期有多家机构进行过评价，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中国国家统计局主持发布的全国百强县评比，但其在2007年终止，后由中郡所的“百强县”名单“取而代之”，由于不同机构发布的榜单存在差异，一些县市错误地将“中郡所”的评比误认为是官方评比。^[1][4]

榜单主要以经济实力为主要衡量指标，包括各地区的产业布局、发展速度、创新能力等因素。根据2022年的数据，中国百强县中，东部地区占据了65个席位，中部地区占22个席位，西部地区占据了10个席位，东北地区占据了3个席位。百强县呈现出强大的综合实力，同时注重国家和民众的财富，具有充分的活力。这些县市既有独特的特色，又具备平衡发展的特征，是县域经济的杰出典范。^[5][6]

中国百强县评价榜单是准确反映一个地区在社会、经济、文教、科技等方面的发展程度和阶段的评价手段，能够展现地区物质生产和社会变革的历史过程，揭示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实力的综合效果。进一步发挥农村经济在县市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3][7]

1991年开始，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根据全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测评全国县域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国家统计局发布“全国县市社会经济综合指数前100名评比”。国家统计局共发布9届，跨越10多年。以全国2000多个县域的社会经济统计资料为基础，从发展水平、发展活力、发展潜力三个方面对县域的经济综合发展进行测算。这是唯一的官方百强县评比，也是最权威、影响最大的百强县榜单，但该评比在2007年后暂停。^[8][9]

中郡所（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始建于1998年，2000年建设"中国县域经济网"，每年举办一次评估，为全国县域经济信息交流提供了一个平台。在监测评价中，首次使用“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县域经济百强”“建设幸福县域”等专业术语，并建设了全国县域经济大数据开放平台。2003年编辑出版了全国县域经济领域第一个权威性、综合性、年鉴式读本——《中国县域经济(2002卷)》，将全国县域经济的整个轮廓展现在社会面前，促进社会对县域经济的了解。榜单从2006年开始，首次出现并列第一，此后并列名次不断叠加，在2008年到2011年的榜单中，百强县名单中包含一百二三十个县市。^[4][10][11]

赛迪顾问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首家在股票市场上市的咨询企业。该公司目前拥有一支专业的咨询师团队，业务网络遍布全国200多个大中型城市，并建立了100多个数据库，涵盖了宏观经济、中观经济、微观经济等多个经济领域的数据。自2018年起，赛迪顾问中心持续发布中部地区县域经济百强排行榜。该排行榜是基于严谨的数据模型和算法，综合考虑了县域经济的多个维度，如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布局、创新能力等，旨在全面反映中部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和潜力。^[11][12]

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主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协办的对中国县域经济形势、县域竞争力状况和县域发展模式进行探索和动态跟踪监测的评价体系。为长期跟踪监测和比较分析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动态演变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于2015年遴选出了全国县域经济竞争力百强县、全国县域经济发展潜力百强县和全国县域经济创新力50强。2016年遴选出了2016年度全国县域经济竞争力百强县（市）和全国县域经济投资潜力百强县（市），竞争力十强县江浙占其九，投资潜力十强县环京地区表现最佳。2019年研究发现县域经济增速总体呈现回落态势，三大地区全面陷入调整，投资增速回落幅度更是巨大，西部县（市）投资接近零增长。2020年县域经济增速回落幅度增大，中部地区县（市）经济相对平稳，投资增速总体回落，西部地区恢复性回升。^{[13][14][15][16]}

中商产业研究院是国内领先的政府及企事业单位咨询服务机构,拥有国家统计局颁发的《涉外调查许可证》,可以为各级政府部门及企事业单位开展统计调查及第三方评估工作。于2020年发布了《中国县域旅游竞争力报告2020》。此外，还于2021年发布“2021中国县域综合竞争力百强排行榜”。2023年中商产业研究院发布中国西部百强县排行榜，四川上榜县多达33个。^{[17][18][19][20]}

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根据全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测评全国县域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国家统计局评定采用具有综合性和可比性的县域经济总量指标，从发展水平、发展潜力、发展活力三个方面对县域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情况进行考察。这些指标包括产业发展、综合经济、人民生活、投资贸易、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发展资源等各个方面。有总量指标，也有平均指标和结构性指标。有静态指标与动态的速度性指标。有反映当前发展情况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指标各单项指标指数计入分项指数的权重由主成份分析法客观确定。其中人均指标、静态指标和反映当前发展情况的指标所占权重较大。发展水平分项指数按50%权重计入综合指数。发展活力分项指数和发展潜力分项指数与发展水平指数几何加权后，分别按30%和20%的权重计入综合指数。^[21][6]

中郡所评定对满足“富裕、绿色、活力、可持续、高质量发展ABC基本条件”的全国县域经济强县，进行“县域现代化发展质量基本指数”的评估。根据评价结果，从中选出在县域现代化发展质量方面表现出色的县市，赋予全国县域现代化发展质量优等级（简称全国县域现代化发展质量优等级县市）的称号。^[22][23]

赛迪顾问评定在综合评估过程中设置“双门槛”，即服务业增加值＞200亿元、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35%，第一产业的增加值须大于50亿元，以体现进入乡村振兴百强县候选对象的第一产业总体发展处于较高水平；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须大于10%。^[24][25]

在2022年赛迪公布的百强县评选中遵循全面性、客观性、科学性评价原则，从政务服务能力、投资活力、要素吸引能力、基础设施支撑和生态环境五个维度构建赛迪县域投资竞争力评价体系。^[25][26]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百强县评定原则上根据地区生产总值超100 亿、地方公共财政收入过10 亿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50家三项标准，在全国近二千个县域经济单元中遴选出400 强样本县（市），作为分析研究比较的基础。报告构建了县域经济竞争力和投资潜力指标体系。基于全国400强样本县（市）的县域经济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体系和创新力评价指标体系，根据GDP、地方公共预算收入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目三项指标遴选的全国400强样本县（市）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年度评价。全国工业百强县按照工业增加值规模从400样本县（市）中选择150个县（市），构建全国工业综合竞争力指数并排名，重点对前100进行研究。研究标体系共包括5个一级指标，分别是全部工业实力指数、全部工业增长指数、工业企业规模指数、工业企业效率指数、工业企业创新指数。^[16][27]

《GN中国县域综合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包含经济、社会、环境、文化四大系统，由包括产业竞争力指数、综合经济竞争力指数、商业贸易竞争力指数、财政金融竞争力指数、社会保障竞争力指数、基础设施竞争力指数、区位竞争力指数、人力资本竞争力指数、创新竞争力指数和文化形象竞争力指数在内的10项一级指标、30项二级指标、102项三级指标构成。^[18][19]

中国百强县的空间分布情况显示出明显的地区差异，从1991年到2019年，中国百强县的空间分布表现出东部地区强势、西部地区相对弱势的总体特征。东部地区的百强县数量、入选频次以及县域GDP均明显高于西部地区。其中浙江、山东和江苏三个省份的表现尤为突出。这些地区的县区在经济、综合实力等方面具有相对优势，成为百强县的主要来源地。^[28][29]

中国百强县的时空演变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991年到2009年，百强县向环渤海和长三角地区集中；2010年到2014年，百强县略微向中西部迁移；2015年到2019年，最强县的分布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呈现出东部县域集聚，中部、东北部和西部县域分散的稳定分布规律。百强县在各阶段都受到地理位置的影响，中国百强县经济重心在19991-1994年迁移最为剧烈，期间向南迁移340km，移动速度达到113.6km/年，而后每阶段迁移速度保持在20~30km/年。^[30][31]

百强县的分布情况反映了中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实力。东部地区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实力相对较强，因此其县区在百强县的分布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因此其县区在百强县的分布中占比较少。^[31][32]

中国百强县表现为明显的经济水平高的特点，并且经济规模对县域发展呈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自2001年以来，中国百强县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的阶段。人均GDP在此期间实现了显著增长，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6.65%，远远超过了全国同期的经济增长速度。截至2009年，全国百强县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54,350元，超过了全国人均GDP水平的3万元。^[31][33]

百强县的产业结构调整趋势显著，表现出符合全球经济发展趋势的均衡方向发展。第一产业比重降低，第二、三产业比重增加。这种趋势反映了百强县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产业转型和升级。百强县的农业总产值稳步增长，其中种植业、林业、牧业和渔业均呈现不同程度的增长。第一产业总产值稳定增长。种植业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下降，而牧业的比重上升至，渔业的比重也上升。这些数据表明，百强县的农业结构正在逐步调整，向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自2001年以来，第二产业产值以年平均递增率24.35%的速度快速增长，远高于第一产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百强县的第三产业不断升级和转型，传统行业和新兴行业都快速发展。反映了百强县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服务转型，向更高层次的服务业发展。^[33][34]

2009年，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5.4万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19,75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约为9,240元。这些数值分别是同年全国平均水平的2.13倍、1.15倍和1.79倍。^[33]到2020年时百强县人均GDP已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人均GDP已增长到11.2万元。百强县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全国分别高出25.8%、13.9%、60.3%。2021年，中国百强县尽管占据的土地面积不到全国的2%，人口比例只占7%，但却为全国的GDP做出了显著贡献，达到了9.94%。而在县域范围内，尽管土地面积不到全部县域的3%，人口比例只占11%，但却创造了约四分之一的县域GDP。^[35][36]

受经济大环境影响，2022年，400样本县（市）公共财政收入总体增速为2.98%，回落6.8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西部地区样本县（市）地方公共财政收入总体增速最高，达到20.13%，也是唯一增速回升的地区。东部地区样本县（市）地方公共财政收入总体增速为1.91%，比上年回落10.97个百分点，回落幅度最大。在公共财政收入增速总体回落情况下，27个省份中样本县（市）出现负增长的省份扩大到10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仍然实现了正增长，增速为0.97%，高于全国水平。其中，中部地区县（市）总体增速最高，而且回升幅度也最大。27个样本省份中有15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都有所增长，陕西、广东、云南和江西样本县（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较高，青海和吉林增速偏低。在投资方面，样本县（市）表现还是较为突出，平均增速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仅有西部地区样本县（市）平均增速较去年有所下滑。2022年，400样本县（市）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平均增速为9.85%，比2021年回升0.53个百分点，不仅明显高于全国5.1%的增速，平均增速回升幅度也显著大于全国0.2个百分点的回升幅度。^[37]

在百强县前10位中，以纺织为特色产业的县市共有8席—昆山市、江阴市、张家港市、晋江市、慈溪市、太仓市、常熟市、宜兴市。在GDP较高的县城，大部分经济支柱产业都是服装纺织业。如今，县域成为一系列重大国家战略发力点，县城城镇化成为新型城镇化重要方向，乡村振兴实施不断拓展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38]

2024年9月20日，中国中小城市发展指数研究课题组、国信中小城市指数研究院发布《2024年中国中小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研究成果》，其中包括多个重量级榜单。在2024年度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榜单中，江苏前十占6席，前百占24席，昆山连续20年位居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首位。^[42]

县级行政单位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百强县抓住时代发展趋势，发挥自身优势，推动新经济模式的发展，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县域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单元，也是工业发展的重要载体，近年来，我国县域工业综合实力持续提升，产业结构逐步优化，内生动力不断增强，在全国工业经济承担中流砥柱作用。一些县(市)布局5G、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工业互联网等前沿领域和应用场景，积极融入中心城圈战略，助力区域经济发展。^[43][44]

一些县（市）寻找到突破口，进行资源整合发展旅游业，打造特色旅游项目。充分利用农村自然环境和人文资源,兼有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特点的乡村旅游,是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相结合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如三都县入选最具影响力文化旅游百强县，用“水文化”来撬动三都旅游，用“水文化”来融入贵州南部旅游热区，使其知名度在较短时间内频频“曝光”传播四海。^[44][45]

百强县的评价结果可以提高县域的知名度和形象，为县域内的企事业单位拓展市场和业务提供有利条件，吸引更多的投资和人才关注，促进县域内的经济发展和人才流动。百强县评选有利于县（市）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措施，改善县域居民的生活质量，提高县域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百强县评价结果为县域内的发展成就提供了排名和认可，激励县域内的各级政府和企事业单位更加努力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46][47]

“中郡所”并未获得主办此类评比活动的资格，据其官网显示，他们在评比期间多次召开研讨会和发布会，吸引各地官员和专家参与。这些官员和专家的参与并未能增加榜单的客观性和可信度，反而可能误导公众，使其误以为这是由官方主办的活动。^[48][49]

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发布民间版的榜单受到两方面质疑。其一，评价标准和客观性并未得到广泛的认可，指标体系较为模糊。统计部门的官员认为，民间百强县评比的统计数据来源不清，统计结果不够准确和权威。其二，民间机构排名的可持续性和长期影响。^[48][49]

榜单的出现引发了人们对贫困县发展状况的关注，国家级贫困县的名称可能会对当地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帮助，但这也可能使得一些真正需要关注和支持的地区被忽视。^[48][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