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大战

中原大战爆发于1930年5月11日的，是以阎锡山、冯玉祥为首反对蒋介石的战役，也是新军阀混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2]。

北伐战争时期，英国、美国和日本纷纷侵扰干涉。虽然北伐战争成功的消灭了北洋时代的旧军阀势力，但随之而来的是以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等人为代表新军阀为争夺利益而互相攻伐。^[4]1930年3月15日，原第二、三、四集团军的将领五十七人，由鹿钟麟领衔发表通电，拥戴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起兵反蒋，4月1日，阎锡山在太原宣誓就任总司令职。^[4]1930年5月1日，蒋介石举发表《讨伐阎冯誓师词》，第二天在南京举行讨逆誓师大会^[3]。

1930年5月11日，战争率先归德打响，蒋军征讨路线以陇海线为中心，津浦线、平汉线为两翼。陇海线的反蒋联军以晋军为主，将徐州作为战略目标，设防兰封、杞县、扶沟、许昌线。5月15日蒋军包围了归德^[6]，反蒋派刘茂恩被策反^[7]。5月26日，西北军拦截蒋军，缴获蒋军作战物资。但阎、冯各部战略不一，会师徐州的计划没能实现^[8]。在津浦线，阎锡山晋军进攻济南，傅作义、李生达两部直逼黄河北岸，蒋军主力被牵制在鲁西南与陇海线。6月25日，傅作义、张荫梧率部攻占济南^[8]。1930年7月31日，蒋军在津浦线、胶济线全线发动反攻，晋军大败^[9]。8月6日，反蒋联军以徐州为目标分七路发起总攻^[10]。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发布通电宣布拥立蒋介石，并派遣东北军入关参战。9 月22 日，张军入据北平。北平国民政府遂告瓦解。反蒋联军随即溃退。10月5日阎、冯致电张学良，表示愿意和平解决。与此同时中央军穷追猛赶，将反蒋联军击退至晋南，11月4日，阎、冯宣布取消太原陆海空军总司令部，通电下野。所部后为蒋介石、张学良改编。战争遂告结束^[4]。

中原大战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军阀混战，双方共伤亡30余万人，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蒋介石最终击败了阎、冯等实力派，扩大了势力，加强了统治，实现了暂时的、形式上的“统一”。^[5]，中国共产党也获得了短暂的发展时期，农村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得到快速发展与壮大。^[11][12][13]但是这场战争也使得战后的中国经济凋敝，国力衰微，中原地区的民生遭到严重破坏，^[14][15]1931年9月18日，日本趁势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武装侵占了中国东北，使得中国民族矛盾不断加深。^[16][17]

英国自五卅运动^[注1]以来，连遭中国人民的沉重打击，不得不调整其对华政策。1925年年底，英国在中国关税特别会议上主张各国正视北京政府已无力统治全国的现实，实行华盛顿会议允诺的二五附加税，准许中国当局支配关税盈余，借此解决省港大罢工，维护其在华利益。英国又在1926年9月发动武装干涉，胁迫广州国民政府收束了持续16个月之久的省港大罢工。后续英政府通过威胁利诱兼施的策略，力图分化革命阵营，暂时收敛武力行动，加强对中国国民党政权的拉拢和软化。^[18]

1927年田中内阁的制定《对华政策纲领》和1928年9月，军阀宇恒写成《关于对华问题管见纲要》提出了“大陆政策”，把武力吞并“满蒙”作为侵略中国的第一步目标^[19]。日本军政两界采取积极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三次出兵山东，干涉北伐，竭力阻扰中国统一。北伐告捷后，日本开始干涉“南北和谈”。1929年7月田中内阁倒台之后，日本迎来了第二次“币原外交”^[注2]，日本政府分别在1929年5月和1930年5月与国民政府签订了关于解决“宁案”的协议和新关税条约，重新与英美实行“协调外交”，并恢复了对中国采取经济扩张为主的方针。军事方面则一直在伺机打破华盛顿体制的束缚，亟欲重新夺回满蒙“特殊权益”，进一步扩大对华侵略。^[21][20]

北伐战争时期美国对中国实施过明显的介入和干预。美国不承认国民政府权力的合法地位，对中国的革命进行武装威慑、恐吓。1926年9月，美国亚洲舰队司令威廉斯上将以“保卫”租界为借口便派遣两艘驱逐舰于6日驶抵汉口。不久后，美国军舰在宜昌、九江、长沙等国民军已攻占地区进行骚扰。1927年3月24国民命军占领南京，孙传芳军残部及革命军中一支刚由孙传芳部投诚过来的部队在南京城骚扰外国侨民及英美领事馆。而美方军舰“诺亚号”“普莱斯顿号”和英舰旋即联合开炮轰击南京，造成南京居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被称为“宁案”^[22]。1928年7月25日马克谟与宋子文签订了《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意味着美国给予蒋介石国民政府以正式的外交承认^[23]。

20世纪20年代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相对稳定的时期。1926年，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都达到“一战”前的水平，并出现不同程度的繁荣。其中美国最为突出，1919—1929年，工业生产率提高40%，农业生产率提高26%，直到1929年夏，美国的经济形势依然良好。工业生产指数从1923—1925年的平均100升至1929年6月的126。^[24]

但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和风险。在20年代的西方社会，特别是被美国史学家称之为“疯狂的20年代”的美国社会，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都发生很大变化，发财致富成为普遍愿望，投机活动倍受青睐，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及享乐之风盛行。美国等国日益膨胀的生产能力和物质供应大大超过国内外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但从各个方面不断传达出来的危机信息，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由此，一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便不期而至。1929年，特大经济危机首先在美国爆发，并迅速蔓延至资本主义世界，并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国家都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动荡和社会危机。^[24]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集团走向分裂，形成了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掌握了北京政府的实权，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和张作霖为首的奉系以及阎锡山的晋系等许多大小军阀，纷纷拥兵自重^[25]。与此同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革命派为反对北洋军阀统治，多次兴师北伐，但都以失败告终。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上重新解释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精神。新三民主义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26][27]1924年1月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以及1925年国民革命军的东征、南征和平定叛乱、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为北伐战争奠定了基础。1926年2月，中共中央特别会议提出了出兵北伐推翻军阀统治的主张。同年6月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通过了迅速出师北伐案，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9月17日，冯玉祥率部在绥远五原誓师参与国民革命军对北洋军阀的讨伐作战。^[28]在国共两党的通力合作下，到1927年3月，北伐仅10个月，北伐军就先后击败了直系军阀孙传芳和吴佩孚的主力，占据湖南、湖北等地，第一次北伐战争在军事上取得重大战果。但是在北伐战争未获得最终胜利之时，蒋介石为扩大自身势力，于1927年4月12日发动了政变，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对抗继续与中共合作进行北伐的武汉国民政府。1927年6月，北伐军与北方的国民军会师，反对军阀的浪潮发展至中原大地。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政变，清洗国民政府内部的共产党人，对共产党人展开大规模抓捕与屠杀。北伐战争夭折，并形成了蒋介石、冯玉祥和阎锡山为代表的新军阀势力。^[28]

1928年4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和新桂系军阀李宗仁四大军事集团联合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发起第二次北伐，奉系一时难以抵挡进攻，至5月时北伐部队就已先后攻占邯郸、保定、石家庄、大同、张家口等地，1928年6月3日，张作霖见形势不利撤出北京，退回东北，4日，张作霖乘坐的列车在皇姑屯附近被日军埋设的地雷炸死，奉军全线撤往东北，第二次北伐战争结束。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东北易帜，宣布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北洋时期的最后一个军阀——奉系军阀的统治宣告结束，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4][29]

1927年北伐战争的胜利，宣告着北洋旧势力的终结。7月15日，汪精卫领导的国民政府发动叛变，标志着大革命走向彻底失败，新军阀争斗开始走向历史舞台^[4]。新军阀的一部分从旧军阀系统中分化出来，整建制地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另一部分是来自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后组建的所谓的“党军”^[30][31]。其中，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兼开封政治分会主席，拥兵42万左右，据有陕西、甘肃、河南、山东四省；阎锡山以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太原政治分会主席，拥兵20多万，据有山西、河北两省和平、津两市；李宗仁以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兼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拥兵20多万，据有广西、湖北、湖南等省。而蒋介石身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和国民政府主席，拥兵50万，仅仅控制江苏、浙江、安徽、江西、上海。蒋介石深感这种新军阀割据局面对自己独裁统治的建立是极大威胁，决心统一军政，剪除异己^[32]。

1928年6月2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发表出关通电，正式撤出北京，偏安东北，意味着北伐战争结束。6月15日，南京政府发表对内、对外宣言，宣布统一完成。实质上，所谓的统一仅仅是表面的、形式上的统一，本质上是“统一”旗帜下的新军阀割据代替旧军阀分治，北伐结束之后，崛起的四股势力分别为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和李宗仁，蒋介石与其他三派矛盾最深。^[4]

蒋介石和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矛盾是最早爆发的，也是最为频繁的。1928年间，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军阀集团得到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的支持，在西征唐生智和北伐奉系张作霖的过程中，势力急剧扩展，不断巩固自身在两广地区的军事力量，甚至还深入湖南湖北，一直推进到平津地区，对蒋介石建立独裁统治构成了重大威胁，蒋介石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决心寻机剪除桂系势力。1929年2月，蒋、桂之间为争夺湖南展开了大规模混战。19日李宗仁以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的名义，免去了亲蒋的湖南省主席鲁涤平之职，以何键继任，并派叶琪、夏威等部由鄂入湘，以武力驱走鲁涤平，蒋介石遂以此为借口对桂系实施攻击。3月，派唐生智赴河北收买其被白崇禧收编的2个师。李济深则为蒋所骗，拘留南京，所部在广州宣布投蒋。李宗仁为确保武汉，于上海电令其第4集团军夏威等3个军在黄破、武穴一带布防，自已则秘密回广西筹划反蒋事宜。3月26日，蒋介石下令讨伐桂系。31日蒋下达总攻击令，各路蒋军迅速入鄂境，进逼武汉。4月3日桂军李明瑞、杨腾辉为蒋军收买分化，率部于花园、孝感倒戈。桂军被迫放弃武汉，退向鄂西。4月蒋军占武汉。尔后，蒋军追击桂军，对胡宗锋、陶钧、夏威等部实行武力追剿，同时以金钱、官职收买。胡宗锋等通电下野^[注3]，所部被收编。与此同时，蒋介石还起用唐生智收拾了平津地区的桂系实力。25日蒋介石下令由湘、粤、滇三路分由何键、陈济棠、龙云指挥进攻广西。5月5日，李宗仁在广西组织南路护党救国军，自任总司令；所部由黄绍、白崇禧率领，分两路进攻广东。经激烈战斗后未果，退回广西。6月下旬，粤军在蒋军支援下攻占桂林、梧州，云南龙云部进占柳州。24日粤军攻占南宁蒋介石任命前作柏为广西省政府主席。李宗仁、白崇禧等败走香港。蒋桂战争结束。经此一役，桂系的主力被蒋介石消灭。^[33][4]

北伐战争后，冯玉样取得河南地盘，但对蒋介石利用编遣会议^[注4]排除异己，深为不满。蒋冯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冯玉祥在桂系被打败后，北联晋军拉阎锡山反蒋，同时收缩兵力集结于河南，准备应付蒋军进攻。蒋介石采取边用兵、边分化的办法，使冯玉样西北军内部发生激烈分化，冯玉祥被迫于1929年6月通电下野。8月蒋介石召开编遣实施会议，意在削弱地方实力派，阎锡山深感自身难保，冯、阎决定共同反蒋，由西北军率先发动，晋军随后响应。10月10日，西北军将领宋哲元等27人通电反蒋接着兵分三路，直指河南，北路由孙良诚指挥沿陇海线西进，进潼关以入豫西；中路孙连仲、刘汝明所部出紫荆关，东取南阳；南路由张维玺、吉鸿昌率领从汉中、兴安出鄂豫边之老河口。11日，蒋介石下令讨伐，企图将冯军歼灭于潼关一紫荆关—白河以东地区。从10月下旬到11月，蒋冯两军在洛阳东南的临汝、登封、黑石关一线和豫西的紫荆关一带发生激战，战斗十分激烈。就在两军鏖áo战之际，阎锡山态度急转而下，按兵不动，并宣布讨冯。冯阎分裂后，西北军孤立无援，军事指挥又不统一，在蒋军的强大攻势下，主力于11月底退回陕西。冯玉祥反蒋战争遂告失败。^[34]

自从蒋阎开始打交道那天起双方就出现了矛盾和隔阂。历次反蒋战争中阎锡山都与反蒋各方密通款曲、有所应求。蒋介石也曾积极谋求政治解决，对阎锡山做了必要的争取。蒋介石曾发电文要求张学良帮忙和解，但阎锡山却非但不理会，反而提出更为苛刻的条件，要求与蒋介石一同下野^[4]。随着各反蒋斗争的失败，阎锡山成了蒋介石统一的最后一道障碍。1930年1月15日，蒋介石授意韩复榘在阎锡山打败唐生智后扣留阎锡山，这一举动激化了两方之间的矛盾。随即，阎锡山召开重要将领军事会议，联络各方势力组成反蒋联盟。^[35]

1930年1月22日，在蒋介石与阎锡山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阎锡山在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就职宣誓仪式上，提出建立“整个的党，统一的国”，坚决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策，双方随即展开了电报论战。2月10日，阎锡山通电蒋介石提出建立元帅府、元老院等主张以及“礼让为国”，“党员治党、国人治国”等口号，同时要求蒋介石同他一起下台。2月13日，蒋介石在《中央日报》上发表讨阎檄文，表明阎锡山的主张不适用于民主党治，并劝阎锡山取消下野的打算。27日，河南省主席韩复榘和十三路总指挥石友三通电反蒋，时局出现反转。3月1日，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发电劝蒋介石、阎锡山停止争斗，一致对外。蒋、阎电报论战中，蒋介石一面动用各派力量要求阎锡山下野，一面又积极筹备军事进攻。阎锡山为了阻挡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同冯玉祥、李宗仁、唐生智、石友三等军事力量，与谢持、邹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改组派等政治力量，组成了反蒋联盟。蒋介石驻山东五十五师的阮肇昌军队与阎、冯的十九师师长高桂滋在枣庄发生冲突，拉开了中原大战的序幕。^[36]

1930年1月，阎锡山召集第一路前敌副总指挥徐永昌、第二十三路军总指挥孙楚等人商讨讨伐蒋介石。会议上阎锡山分析了大战后中国国内各派军阀的实力，从兵员和武器装备上说，蒋介石拥有的士兵、机枪、大炮等占绝对优势，其次就是张学良的东北军，然后是冯玉祥的西北军。阎锡山的军队实力与冯玉祥相近，但与蒋介石相比还是实力悬殊。^[37]

1930年3月15日，原第二、三、四集团军的将领五十七人，由鹿钟麟领衔发表通电，拥戴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刘骥为总参谋长。4月1日，阎锡山在太原宣誓就任总司令职。同一天，冯玉祥、李宗仁分别宣誓就职。^[4]

反蒋联军共编成连同地方杂牌部队在内的八个方面军，其中担当主力的三个方面军部队配置为^[4]：

中华民国军第一方面军，分为三路，第一路辖第四军、第四十三师，以张发奎为总指挥；第二路军辖第七军、第四十七师，以白崇禧为总指挥，第三路军辖第八军、教导一师、二师，以黄绍竑为总指挥，方面军总司令由李宗仁和黄绍竑hóng担任，总参谋长由白崇禧、陈翰誉担任，总兵力约5万人。^[4]

中华民国第二方面军分为六路，第一路军辖梁冠英、王和民、张印相、安树德、刘凤岐等部，总指挥为孙良诚；第二路军总指挥为庞炳勋，辖孟振三、冯安帮、徐福胜等部；第三路军总指挥为吉鸿昌，辖第四师；第四路军总指挥为宋哲元，辖魏凤楼、冯治安、田春芳、赵登禹等部；第五路军总指挥为孙连仲，辖高树勋、刘兆祥、张自忠、李松昆等部；第六路军总指挥为张维玺，辖刘汝明、田金凯部，第二方面军总司令由鹿钟麟担任，总兵力约20万。^[4]

中华民国第三方面军同样编成六路，第一路军总指挥孙楚为，辖第一军和第七军；第二路军总指挥为傅作义，辖第十军和第四军；第三路军总指挥为杨效欧，辖第二军、第六军和刘茂恩部；第四路军总指挥为张荫梧，辖第三军、第五军、第九军；第五路军和第六路军分别为孙殿英部和万选才部，第三方面军总司令为徐永昌，总兵力约20万。^[4]

面对反蒋派的联合挑战，蒋介石确定“讨逆剿共，应分二事”，继续按照“分区清剿”的方针，由各地方驻军与官吏从事“围剿”红军的军事活动，而调集蒋军主力及附蒋之各派系反动军队，投入对反蒋联军的作战。蒋介石认为阎锡山为“贼首”，冯玉祥同样是“逆魁”。其余如桂系等都属于局部的隐患，因此他决定，以粤系陈济棠部的第八路军，朱绍良部第六路军与何键第四路军，围歼桂、张军，及早平定广西，然后移兵中原作战。调集蒋系的主力部队用于徐州以西的陇海战场，企图一举消灭阎、冯主力。为此，他往广东运去大量作战物资，又令何应钦监督指挥，以收迅速结束南方作战之效。为了实现这项战略目标，蒋介石指挥南京中央的党、政、军机关，进行全面作战部署。^[4]其作战部队序列如下：

第一军团辖第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九、四十六、五十五、六十师共七个师。另有一个骑兵旅和铁甲车队，以及航空第二队。军团总指挥为韩复榘。^[4]

第二军团辖第一、二、三、五、七、十、十一、四十五、五十二师、教导第一、二师、新编第二十一师共十二个师，另有一个骑兵第二师和铁甲车队，以及航空第四队及侦察队。军团总指挥为刘峙。^[4]

第三军团辖第六、九、十三、十七、四十四、四十七、四十八、五十一、五十三、五十四师、教导第三师、新第四师共十二个师，另有新第二旅、第一炮兵集团、航空第一、三、五各队以及一个铁甲车队。军团总指挥为何成浚。^[4]

总预备军团总指挥为陈调元，辖新编二十六师以及山东警备第一第二两旅。^[4]

1930年5月1日，蒋介石举办讨逆誓师大会，并发表《讨伐阎冯誓师词》。11日，蒋介石下达总攻击令宣布讨伐阎、冯。由于陇海（铁路）线位居全局中央，津浦线、平汉线是它的两翼，所以蒋介石把陇海线作为主战场，投入了刘峙的第二军团。^[3]

反蒋联军在陇海线兵力部署以晋军为主，辅以万选才、石友三、刘春荣、刘茂恩、孙殿英等部，目标徐州。在平汉线以东、津浦线以南的三角地带，设防兰封、杞县、扶沟、许昌之线。当时军界普遍认为晋军善守，但缺乏大兵团攻势经验和能力。晋军以徐永昌为总指挥，杨爱源为副总指挥，辖孙楚、杨效欧、杨耀芳、关福安、张会诏等5个军及彭毓斌的2个骑兵师以及7个炮兵团，司令部设于兰封。晋军担任陇海线中央正面，石友三、刘春荣部为左翼，万选才、刘茂恩部为右翼。西北军主力孙良诚、宋哲元、孙连仲、吉鸿昌以及郑大章骑兵集团各部约10万主力作为陇海线机动，控制通许、尉氏、郑州、洛阳等处，根据战况，或取安徽霍邱正阳关，或直趋蚌埠，策应反蒋联军转移攻势；或转向武胜关，堵截蒋军沿平汉线北上。^[3]

5月11日，战斗首先在归德打响，双方刚一接触就开始大规模激战。战斗开始的前两日里，刘峙部每天损失五六千人。蒋介石大怒，遂急调精锐部队陈诚、顾祝同、陈继承援助。蒋军来势凶猛，且有空军配合，激战数日，石友三、万选才、孙殿英不支，节节败退。石部退至鲁豫交界的曹县，孙部退回亳州，万部退至归德附近。蒋军乘胜追击。5月15日，蒋介石亲赴马牧集督战。此时由德国顾问训练的冯轶斐、张治中2个教导师也迅速包围了归德。但是，石、孙、万各部抵抗仍然激烈，蒋军在亳bó州和归德两座城下，寸步难行。^[6]这时，万选才内部发生内讧，刘茂恩被蒋介石策反，5月21日，蒋军在宁凌发起进攻，刘茂恩急电万选才速来宁凌商讨战事，万选才不知是计，心想归德、宁凌本为左右两翼，担心宁凌失守动摇归德，于是匆匆赶至，落入刘茂恩的陷阱。刘茂恩在诱捕了万后，随即将其枪杀。并于随后发出刘茂恩部倒戈拥蒋的通电。^[7]并调转枪口开始攻击晋军，晋军遭到刘茂恩部叛军的攻击节节败退，在民权、西陵寺、潮庄一线凭借工事固守待援。并将蒋军主力吸引到阵地的正面。此时西北军采取迁回包抄战术 绕到蒋军两侧并派一部迂回到蒋军侧后，威胁其后方联络线。5月26日，西北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蒋军突然发动猛烈反攻。正在节节胜利前进的蒋军，面对突然打击措手不及，急忙后撤，又受到西北军迁回部队的拦截。西北军的反击，歼灭了蒋军大批有生力量，缴获大量作战物资。从整个战争局势来看，5至8月的陇海线战场双方均没有取得大的突破。一方面蒋军企图与反蒋主力决战的计划破产；另一方面西北军和晋军虽然打了不少对全局影响不大的小胜仗。但冯玉祥所采取的内线作战方针以及阎、冯各部的战略方针不太和谐，造成会师徐州的计划没能实现^[8]。

津浦线方面，乘蒋军主力在陇海线鏖战之际，阎锡山亲自指挥的晋军第二路、第四路军，沿津浦线正面，及邱县、馆陶、入东昌的侧翼路线，合击济南。傅作义、李生达两部沿津浦路正面南下，共有十三个团的兵力，由平原、禹城，直逼黄河北岸。蒋军在北岸仅有七个团个兵力，抵挡不住晋军攻势，被迫撤到南岸，凭险据守。5月31日，蒋介石下令拆毁黄河铁桥，阻止晋军渡河；晋军冯鹏翥部，以十二个团的兵力，从侧翼东进。5月29日在姜家沟渡过黄河，进至东河附近。蒋军主力因被牵制在鲁西南与陇海线，无法向北增援，晋军因此发展顺利。6月3日拂晓，蒋军奉令将黄河铁桥拆掉，黄河北岸的一切人员悉数南撤。晋军跟踪而入，6月25日，傅作义、张荫梧率部攻占济南。韩复集部向胶东撤退。陈调元部向鲁南撤退。随后，傅作义与张荫梧又分兵两路：一路向东，追击韩复架部；一路南下，攻占泰安、袭取兖州，大有攻取徐州之势。直至七月下旬，津浦战场都在晋军的控制之下。^[8]

1930年7月31日，蒋军在津浦线、胶济线全线发动反攻。蒋光第、蔡廷锴kǎi右翼军从新泰兵分两路，蒋光鼐nài第六十一师为左纵队，出山口直趋泰安，袭击晋军侧背；蔡廷锴第六十师为右纵队，北向经新泰北绕道旧莱芜，迂回晋军后方。蒋光鼐部冒雨急行军，击溃在尧山口以东亘楼德镇线上掩护晋军侧翼的丰玉玺军，逼近泰安城。陈诚第十一师击退南北徐庄、宫里的晋军，进占萧栏、莲花峪等地。晋军受到正面压迫，尚能支持，但是，对蔡廷锴部抄袭后路，无法抵抗，只有后退。恰逢大雨，晋军阵地后的大汶河由于山洪暴发，无法渡过，晋军各部只好走大汶河铁路桥，但遭到了蒋军飞机轮番轰炸，晋军一片混乱，损失惨重。^[9]

阎锡山闻晋军大败，得知蒋氏把军队都调到了津浦线济南一线，后方已十分空虚，若此时冯玉祥能派有力大部队向中央军左侧背后实行迂回绕击，前后夹攻，很容易转败为胜。阎锡山和周玳商议一番，又亲自修书一封，并要周携带50万银元和大批面粉、弹药，到河南见冯。周玳带着阎的亲笔信和款物，到了兰封以西的罗王车站，在一座破庙里见到了冯玉祥。向冯玉祥痛陈利害，但是冯玉祥因为晋军停止对西北军的给养供给而踯躅不前，时值汪精卫从北平前往石家庄，和阎锡山商讨北平扩大会议之事，阎锡山遂邀请汪精卫前往劝说冯玉祥出兵，汪精卫同样认为冯玉祥出兵向徐州迂回很重要，便前往河南兰峰会见冯玉祥，经汪精卫的劝说后，冯玉祥终于同意出兵，并对兵力重新作了部署，除留一部分兵力控制平汉路外，其余所有兵力都集中在陇海线方面。晋军在陇海线也配备了不小的兵力，并有十几个团的炮火。^[38]

8月6日，反蒋联军以徐州为目标分七路总攻。在陇海路以南，以冯军为主分为左、中、右三路，左翼孙良诚、吉鸿昌部进出睢县，向宁陵以北地区进攻；中路孙连仲部由太康进攻归德；右翼孙殿英部由柘城进攻马牧集。并令铁路正面的晋军、铁路以北的刘春荣部及鲁西的石友三部同时出击；郑大章部的骑兵深入敌后，展开活动；以宋哲元部为总预备队。8月6日，全线开始总攻。中路孙连仲部首先将防守河堤岭之蒋军击溃，进至勒马集；孙殿英部亦逼近马牧集，迫使蒋军左翼不得不变更阵地，向后转移。惟宁陵一带因靠近陇海路线，蒋军有重兵防守，加以连日大雨，宁陵以北，河水泛滥，平地水深数尺，以致孙良诚、吉鸿昌部进展较慢。冯玉祥随即将宋哲元的预备队加入左翼(冯治安是宋哲元的基本部队，因受冯直接指挥，控制在郑州附近及其以南地区，故未参加此次战役)，协同孙、吉两部冒雨进攻，在泥水中展开猛烈的战斗。终以连日大雨不停，士兵疲劳过甚，给养又极困难，攻势受阻，遂胶着于宁陵以北、归德以西、西迄野鸡岗、内黄之线。^[10]

晋军虽在陇海线正面虽然配备了不小的兵力，又有十几个团的炮兵，但在冯玉祥的总攻击令下达之后，却并没有充分发挥他们的力量，而是前进迟滞，不能与陇海线以南的西北军紧密配合，以致西北军不得不在大雨滂沱、遍地泽国的极端困难情况下艰苦奋战，在攻取蒋军每一个据点的时候，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西北军卒以官兵过度疲劳，又得不到及时的补给，乃不得不忍痛停止进攻，坐使本来可以被击溃的蒋军，复得到调遣援军的喘息时间，在全线动摇之中逐渐稳定下来；而对于津浦线的晋军，也没有起到支援的作用。结果是晋军退出济南，撤往黄河以北，使蒋军得以抽出大部兵力转用于河南战场，失去了攻取徐州的时机。^[39]

津浦线上济南的得而复失和陇海线上八月攻势的受阻，是整个战局的转折点。从这时起，蒋介石便将津浦线方面的大部精锐部队分别调到平汉、陇海两线，并且把进攻重点放在平汉线，以威胁陇海线阎冯联军的后方，并进扰陇海路西段，以截断西北军的退路。冯玉祥鉴于战局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一面将宋哲元、葛运隆、赵登禹各部撤退到洛阳一带，以保持通往陕西的归路；一面将平汉、陇海两路防线缩短，以便集结兵力对蒋军作最后的抗拒。蒋介石于8月24日下令各军，先占领巩县者赏洋20万元，先占领洛阳、郑州者赏洋100万元。蒋军由津浦线抽调的部队开到河南境内之后，一方面从考城经兰封、杞县、太康集中主力于淮阳、周口进行攻击，另一方面，从平汉线以西分许多纵队，分途向登封、洛阳挺进，并于9月6日开始总攻。张维玺以两翼均遭到威胁，乃从许昌后撤。冯玉祥派冯治安率部增援，正在激战的时候，张学良于9月18日发出通电，东北军大举入关，整个局势便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40]

东北军的参战，对反蒋联军而言是一个重大的打击，9月18日，阎锡山发表通电，称军事失利，不可收拾，唯有解除兵权，宣告引退。阎锡山故意将通电时间提前到是月14日，以掩人耳目。^[41]9月20日下午，东北军董英斌第五旅抵达塘沽；是月21日，董旅直趋天津；翌日，董旅全部进驻北平。是月24日，张学良派何丰林、王树常、邢士廉、陈兴亚等作为平津军政机关接收专员浩浩荡荡进驻平津。第二天，于学忠抵达天津，发表“拯救民生，消弭战祸”演讲。是月27日，国民政府任命王树常为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入关路上，不断收到张学良电示：“捍卫闾里，保护商民”。“师行所至，务望严守军纪，融洽感情。”“戏院、妓馆一律不准进入，对商民交易更须格外平和”。“如有违反者，查明属时，先行枪毙”“平津各项苛杂捐税，一律罢免”。入关部队也有意避免与晋军正面接触，所到之处，如果晋军尚未撤离，东北军就暂停前进。因此东北军一路顺利地悄悄完成接收。^[42]

10月5日阎、冯致电张学良，表示愿意和平解决。与此同时中央军穷追猛赶，蒋军在津浦路、湖南省得手后，主力乃转向陇海路，兵分3路进攻郑州。将反蒋军队驱逐到黄河以北，并积极向陕西，山西推进。至10月6日，蒋军占领郑州，冯玉祥部退守郑州外围。因此时洛阳失守，阎部也已撤回，冯军遂转入晋南。11月4日，阎、冯宣布取消太原陆海空军总司令部，通电下野。所部后为蒋介石、张学良改编。战争遂告结束。^[4]其后，南京中央政府开始对反蒋势力予以处置。阎锡山、冯玉祥经过此次大战后实力残破，再无能力对抗蒋介石。作为失败者的阎锡山与冯玉祥于战后一月内东渡到日本，汪精卫则由天津经日本赴香港。离境期限受到蒋介石为代表的势力集团严格的控制^[4]。

中原大战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告结束。作为此次军事投机的胜利者张学良也积极作为，接收地盘。东北骑兵第六旅十七晚由新乐进驻石庄，李服膺电于学忠请派队接防。^[4]冯玉祥在战役中损失了他经营近20年的30万西北军；阎锡山也损耗了他在山西多年积聚的财力物力，在退回山西后，经过点验仅有枪不到六万支，炮百余门。晋绥留守部队，统计枪不到万支。冯玉祥部退入豫北晋南的不到三万人，枪支不到两万条，炮仅五十余门^[4][43]。

中原大战从1930年的5月初持续到11月初，战火波及20多省。双方动员兵力110万人以上，双方共伤亡30余万人，其中至少有一半是冀鲁豫等省的青壮年男子。^[5]据蒋介石在1931年3月10日国民政府举行的陆海空讨逆将士追悼大会上的报告中说：自1927年出师北伐以来，6年间先后死亡士兵为数达30余万，且以讨伐阎冯牺牲为最多，1930年在剿灭阎、冯和共产党军队的战斗中，阵亡军官约2480人，阵亡士兵34453人，受伤者达7万余人^[15]。

中原大战历时七个月，战线连绵数千公里，支出军费5亿元。^[15]中原大战所耗军费亦是罕极。另据时事新报1930年12月23日社论统计：“南北大战，民间以兵燹xiǎn而直接损失者，不可以数计。即就中央支出之军费之一端而言，已逾2万万元。”公司财产损失，铁路一项“计资本损失2216.5万元，驻军提款420.6万元，军运记账2995.8万元，营业损失1701.8万元”，总计达7300余万元。农产损失在2000万元至3000万元之间。其他损失如航运、矿业、纺织业等不计其数。^[15]

与此同时，随着西北军残部陆续退进山西，不仅增加了山西老百姓的负担，而且军纪十分恶劣，给山西老百姓带来更加深重的灾难。晋中驻有西北军支应遴部和高桂滋师(汾阳)；晋南驻有宋哲元部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永济、解县)和鲍刚、张人杰师(浮山、翼城)；晋东南驻有孙殿英(晋城)、庞炳勋(屯留、辽县)等部。这些部队粮秣mò及一切用品都是向当地老百姓摊派，稍有不周，非打即骂。除冯玉祥的西北军官学校和宋哲元的卫队以及庞炳勋师不致公开抢劫外，其余部队强取豪夺，奸淫掳掠，日有所闻。孙殿英部居然制造吗啡金丹，勒令驻地县长代为推销。刘汝明等部则把烟土向各村摊派，在解县驻扎不到一年，一切供应花费高达100万元；临汾一县在数月内，支应过往“客军”开支，现洋达50万元。^[14]

中原大战后，原随着晋军势力扩张流通到外省的晋钞全数涌回山西。豪绅大贾争用晋钞囤积实物，连棺材都强买一空。1931年11月山西省政府为了维持军政开支，发出虞电，声明7天以后，老百姓用晋钞完纳赋税，两元折合一元。老百姓深受其害。^[14]

中原大战进一步证明了蒋介石在军事指挥上的才能，原反蒋联军的成员先后向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表示归降，先有冯玉祥军队中的韩复集、石友三叛变，后有梁冠英、吉鸿昌阵前倒戈，张维玺、田金凯、冯治安、魏凤楼被缴械，能退到黄河北的只有数万人，其中孙连仲部又通过韩复渠投蒋，最后只剩下了刘汝明、张自忠、赵登禹等约两万人归张学良收编，成为后来宋哲元的二十九军。阎锡山队伍中除担任掩护的郭宗汾、周思诚、李乐滨等三个师被梁冠英、石友三截击缴械外，其余基本上由徐永昌率领退回山西，后被张学良改编为六个军^[43]。

在国民党军阀混战其间，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冒险主义发展起来。1930年2月26日，针对党中央发出的第70号通告以及共产国际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决议，周恩来前往莫斯科处理分歧问题，中央工作交由李立三暂时负责。6月11日，上海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指出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逼近，应照搬十月革命经验，明确指出“以乡村包围城市”，面向全国中心城市组织暴动，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胜利，尽快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按照李立三“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目标，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趁国民党内乱之际攻占敌人兵力较为空虚的长沙，以配合武汉暴动，导致李立三的“左”倾错误继续发展。由于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反扑，红三军团在短暂攻占长沙10多天后被迫撤出。同时，李立三还命令红一军团进攻南昌、九江。毛泽东、朱德率红一军团8月初打到南昌，侦察敌情后发现国民党防务严密，从敌我力量对比实际出发，决定放弃攻打南昌，避免了“左”倾错误的负面影响。这一错误的形势判断导致有利的革命形势葬送了^[44][45]。在其背景之下，毛泽东于1930年5月写了《反对本本主义》阐述“向实际情况作调查”的重要性，明确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对待马克思主义“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反映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精神和批判意识^[45]。

中原大战结束后，中央重视刷新政治，对地方各省政府进行改组，任命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刘镇华为陕西、甘肃、山西三省的边防清乡督办，李鸣钟为河南、安徽、湖北三省的边防清乡督办。对于华北各省政府的改组主要内容：任命韩复榘为山东省主席，陈调元为安徽省主席，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刘峙为河南省主席，商震山西省主席，杨虎城为陕西省主席，马鸿宾为甘肃省主席，刘翼飞为察哈尔主席。与此同时，中央还大赦政治犯，颁布新的进口税则。^[46]

“晋钞”是中华民国时期阎锡山控制下的山西省银行等金融机构发行的各种纸币的统称。“晋钞”分为银元票和铜元票两种，其中银元票有8种面额，分别为壹角、贰角、伍角、壹圆、伍圆、拾圆、伍拾圆、壹佰圆；而铜元票则分为拾枚、贰拾枚、伍拾枚、壹佰枚、叁佰枚、伍佰枚6种面额。1919年到1929年，“晋钞”平均每年发行130万元，十年间也不过发行1300万元。但中原大战期间，由于军事储备需求的增加，“晋钞”开始无节制发行，1930年底，“晋钞”的发行量增至约一亿元。“晋钞”的大量发行，导致“晋钞”币值暴跌，山西省银行信用遭到破坏，全省金融混乱，影响了山西省人民的正常生活和国民经济的发展。^[47]

中原大战结束后，连年的战争导致中国国内积贫积弱，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困苦。大战后蒋介石又重整力量，对农村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进行围剿，1931年，内战的爆发，国民政府军扩大了对红军的围剿，使中国国力消耗，根本无力抵御外侮。随着中原大战后期张学良的东北军入关和平定石友三一役，东北军的主力和重心转向关内。1931年4月，张学良驻守北平后就再也没回东北，东北军政事务均由副司令张作相和参谋厅厅长荣臻以及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臧式毅主持。东北军事和指挥中枢的空虚，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提供了可乘之机。^[48]1931年9月18日，日本趁势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武装侵占了中国东北，使得中国民族矛盾不断加深。^[16][17]

国民党第十兵团总司令徐启明评价了自民国十八年“二月下旬湘案发生，武汉政治分会擅免湘省主席鲁涤平，引起第二次宁汉分裂，终于导致内战的爆发，以后一直到抗战爆发，国家始终陷于分裂状态，这是党国最大的不幸。”^[49]

学者曾景忠认为，中原大战是代表乡村豪绅阶级和城市买办阶级利益的新军阀争权夺利的战争。虽然战争最终以反蒋派失败告终，但反蒋派提出了“反对专制、独裁”的口号，打出了“民主政治”的旗帜，揭露了蒋介石独裁统治的面目，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蒋介石政权的反人民本质。^[48]

学者程传亨认为，中原大战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一场军事斗争而己，它更是一次政治的大洗牌，经济的大洗礼，文化的大考验。^[50]

学者李静之认为，蒋冯阎中原大战反映了帝国主义之间在中国的激烈争夺。帝国主义利用军阀来巩固和扩展其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各派军阀则以帝国主义为靠山来争当霸主^[44]。

学者范力认为，中原大战的性质是非正义的，争权略地是贯穿战争全过程的实质，战争双方基本上都是代表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利益的新军阀。中原大战结束之后“国民政府”则形成了蒋介石主军、汪精卫主政，蒋汪分治共管的“均权制”局面。但反蒋派对蒋介石独裁政权的揭露，有助于人们对蒋政权反人民本质的认识。^[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