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打虎

1948年8月，蒋介石为挽救因内战而急剧发展的经济危机，将蒋经国派到上海“打虎”，实行经济管制。^[2]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上海，“打虎”行动画上句号。^[2]

蒋经国到上海后，采取群众运动和铁腕手段，强行“限价”，打击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的“奸商”，在一段时期内颇见成效。但是由于宋美龄、蒋介石徇私包庇孔氏家族，蒋经国不得不辞去职务，离开上海，“打虎”以失败告终。^[2]蒋介石、宋美龄包庇孔令侃一事在社会流传发酵，蒋介石父子和宋美龄都受到社会，包括国民党内部的广泛批评，使国民党和政府陷入失去人民信任的局面。^[2]

1946年6月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南京国民政府军费开支攀升。1947年，军费开支占财政支出48.4%，1948年上半年增至64.1%。财政入不敷出，赤字巨大。政府靠发行货币维持收支平衡，法币超发致物价飞涨。1948年7月，面额25万元关金大钞问世，此时物价极高，法币丧失意义。面对经济崩溃，国民党高层于1948年8月19日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以金圆券代替法币。与此同时，政府宣布加强经济管制，打击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的不法商人，将各地的物价冻结在8月19日，即著名的“8·19防线”。^[3]

1948年6月，当时的法币严重贬值，人们购物时钞票已可用斤两或里程来“换算”。例如，买一个鸡蛋需24斤法币，一斤玉米面要100斤法币，法币首尾连接起来长达二里半才能买粗布一尺。8月16日，上海《大公报》进行报道，称8月上半月的生活指数中，衣食住各项相比7月下半月平均上涨90%。同时，还用花边圈发短讯，其标题为“大饼油条，每件十万！”通货膨胀使得经济、金融秩序濒临全面崩溃，法币已然丧失通货价值。^[4]

1948年8月18日，国民政府颁布命令，要求老百姓交出所有的金、银及旧钞“法币”，换取新钞“金圆券”。兑换率是三百万法币换一元金圆券。同时，政府禁止工资与物价上涨，也不准罢工及示威游行。^[1]8月19日，蒋介石以“总统”名义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宣布：一、自即日起，发行金圆券以代替法币和东北流通券。发行额为20亿元，金圆券每元可分别兑换法币300万元或东北流通券30万元。二、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和外汇，禁止在国内流通、买卖和持有。三、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四、整理财政并加强管制经济。冻结全国各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格：照8月19日各地价格，依兑换率折合金圆券出售，由当地主管官署严格监督执行；禁止封锁工厂、罢工、怠工；上海、天津证券交易所暂停营业。^[4]

1948年8月21日，上海《大公报》在发表独家新闻《豪门巨富纷纷搜购公金债，隐名之人大批抛售股票》，揭露币制改革泄密后投机者。新闻一经见报，引起热议。读者要求知晓真相。在上海担任经济督导员的蒋经国，迅速介入此事。在南京的蒋介石震怒，下手谕给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并派两名监察委员前往上海彻查。他们找到《大公报》当事记者季崇威，再三要求季崇威说出消息来源，但季崇威坚表示“是从交易市场听来的，谁讲的记不清了”，不肯透露是从友人处获悉。无奈之下，蒋经国派人传讯鸿兴证券号负责人，查询交易经纪人账目，并拘捕有关人员。最终证实泄密、投机者为财政部秘书陶某，陶某被枪决；机密来源为财政部主任秘书徐某，徐某旋即被撤职。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之子杜维屏虽涉案，却只判了八个月徒刑，杜维屏还表示“冤枉”。至此，一场轰动中国全国的丑闻才告结束。上海新闻界称“打死一只苍蝇，放跑几只老虎”。^[4]

1948年8月，蒋介石派遣蒋经国^[注1]前往上海进行“打虎”行动，实施经济管制。此次行动以曾任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的俞鸿钧为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为助理，实际由蒋经国负全责。蒋经国深知任务艰巨。因为上海商界大佬背后多有南京的党国要员撑腰。赴任前，他向蒋介石表明决心，若要成功，必须破除情面、坚决执行。蒋介石支持蒋经国的铁腕做法。9月7日，蒋经国回南京向蒋介石报告工作进展，蒋介石虽对上海官商勾结状况痛心，但对蒋经国的成果感到欣慰。9月19日晚，蒋介石与宋美龄乘车兜风时，约定支持蒋经国在上海的举措。^[2]

1948年9月29日，警方发现孔令侃的扬子公司^[注2]在多处存有大量物资。9月30日，物资被查封。消息传出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孔令侃向蒋经国交涉，称物资已向社会局登记，并在事发后离开上海前往南京。孔令侃与宋美龄关系密切，宋美龄视其如己出。10月1日，宋美龄乘专机抵达上海。此后，上海报纸对扬子公司被查封一事的报道态度发生微妙变化。10月3日上海三家大报《申报》《新闻报》和《大公报》陆续报道扬子公司被查封的有关消息。《申报》的标题平淡，内容强调物资已呈报，外传相关报道不明确。《新闻报》依据官方文书，说明该批查封物资“呈报”过，有案可查，意在表明不是大事。《申报》《新闻报》《大公报》的低调处理和孔令侃、宋美龄抵达上海之间的紧急互动相关。^[2]

1948年10月7日，南京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派属的监察委员熊在渭与金越光到达上海，负责调查此案。10月8日，蒋介石飞抵上海，原因是宋美龄到上海后，试图调解蒋经国与孔令侃的矛盾，两人发生争执。孔令侃威胁蒋经国，宋美龄打电话让蒋介石南下。蒋介石到上海后，当夜与宋美龄谈心。同晚见到上海出版的《大众夜报》，其第一版报道为《扬子囤货案，监委进行彻查，必要时并将传讯孔令侃》。10月12日起，熊在渭与金越光两人先后访问上海市政府、上海市经济督导员办公处、上海警察局、上海社会局等处，会见蒋经国，并且询问了孔令侃本人。^[2]

1948年10月18日，蒋介石在北平致电上海市长吴国桢，批评监察院超出其职责范围，鼓励孔令侃抗拒调查。蒋介石反对监察委员调查，且不下令其他机构调查，包庇行为明显。当日，蒋经国与他人讨论经济问题，无人支持政府政策，他深感精神受压。10月28日，蒋经国到南京参加经济管制会议，会议决定粮食可以自由买卖，工资可以调整，百物都可以照成本定价。11月1日，行政院宣布取消限价，粮食按市价交易，自由运销，纱布、煤、糖、盐，由中央主管机关核本定价，统筹调节。当日，蒋经国发表《告上海人民书》，承认自己未能尽责完成任务，在若干地方，增加了人民的痛苦，应向政府自请处分。11月4日，蒋经国将孔令侃囤积清单交给蒋介石。^[2]

1948年11月6日，蒋经国正式辞去督导员职务。11月15日，上海经济督导员办公室发表声明宣告，孔令侃和扬子公司无罪。随后，熊在渭与金越光在《纠举书》中明确指出，扬子建业公司的“侵犯司法部分应移送法院，依法进行究办”。后来，该案件被移交至上海地检处进行侦查，由游鸿翔检察官负责承办。1949年1月9日，上海地检处传唤孔令侃以及扬子建业公司副总经理于钟声到庭进行说明，然而二人并未到场。1月18日再次传唤，1月28日进行第三次传唤，他们依旧没有露面。在此期间，上海社会局拟定了针对该公司查封货品的处理办法，提议将其中的工业原料及日用品两部分由政府收购后出售，所得盈余一半用于全市公教人员福利基金，一半用于救济难民。2月12日，上海市政府第一百五十八次会议对这一办法展开讨论并予以通过。2月15日，孔令侃呈文表示反对。上海社会局经过审核后，于2月24日向吴国桢进行报告，认为该公司的存货大多是在1946年、1947年购进，储存时间均在一年以上，在限价期内工业原料出现恐慌之时，该公司仍然不应市，这种行为实属囤积居奇。^[注3][2]

1949年2月26日，吴国桢将此事批交上海参事室进行审议。4月12日，孔令侃再次递交状纸，声称自己现因病在广州，无法前往上海，一旦病愈便会投案。4月30日，参事室进行复核，认为扬子公司“违法囤积”一案，经监察院的熊在渭与金越光两位委员调查属实，孔令侃声称毫无囤积居奇意图的说法难以令人信服，原经济督导员办公室将其货物予以查封以便进行处理。参事室还提出，将扬子建业公司的货品分为三类：日用品部分等待法院判决后再做处理；与法令无关的部分，带征自卫捐后予以发还；工业原料部分则进行收购出售。同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上海，扬子建业公司案件至此画上句号。^[2]

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的失败，并非他个人原因所造成。南京政府的财政紧急处分令和币改本身的性质，就决定了这一措施必然要失败。首先，蒋经国在上海实施“打老虎”行动，原本是期望将上海打造成为全国财经改革的典范，通过控制上海来稳定全国财经形势，维持金圆券的地位。实际上，其以“打老虎”行动来换取民间和工商界的信任，以便顺利推进币制改革这一要务。在上海，通过用不值钱的金圆券成功兑换到了价值10.7亿美元的硬通货，占全国总数的七成以上，这一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5]

其次，金圆券缺乏有价值的保证金，币值根本无法得到保证。很快，金圆券的总发行量突破了20亿，币值不断下跌。人民大众成为了最大的受害者，无数百姓和中产阶级因币制改革而陷入赤贫状态。这种性质的币改自然无法得到人民的支持，所以必然会走向失败。^[5]

再次，国民党的财政危机，并非一时一刻、一个举措就能解决。即使币制改革能够发挥作用，也无法改变国民党不重视经济建设、热衷于反共反人民以及坚持内战的根本性反动财经决策。因此，蒋经国在上海采取的各种紧缩措施，不仅没有得到南京和上海市政府的支持，反而被认为是他好大喜功、不知天高地厚的行为。而且，他们还采取了手段破坏蒋经国的经济管制，使得蒋经国腹背受敌，自然毫无胜利的希望。最后，南京方面在蒋经国不赞成的情况下率先提价，导致整个币制改革和经济管制全面溃败。^[5]

最后，蒋经国在上海的“打老虎”行动，主要打的是那些没有强硬后台的“纸老虎、钱老虎”，而对于“真老虎、官老虎”，尽管他有心去打，却难以战胜。蒋经国在上海所采取的行动中，影响最大的当属针对扬子公司的整治，然而最终他也在这个案子上遭遇失败。这一事实充分表明，在当时，蒋经国确实不具备扭转国民党和四大家族腐败的能力。蒋经国的“打老虎”打到了中国首富、四大家族之一的孔家头上，无论这是否出于他的本意，这都是民间所期望看到的结果。孔令侃的扬子建业公司案在上海引发了各种舆论的热议。如果蒋经国能够坚持到底，依法处置孔令侃，会提升他在上海的威信。可若蒋经国失败了，那么他“打老虎”的誓言就会变成空话，其经济管制也无法再继续推行下去。身为国民党决策核心人物的宋美龄，本应从大局出发，采取抛卒保车的策略，或者在幕后给予孔令侃一定补偿。但是，刚愎自用且一直看不上蒋经国的宋美龄，不顾大局，公开从监狱中接走孔令侃。如此一来，在全上海人民面前，这就等同于宣告了蒋经国“打老虎”行动的失败。^[5]

1948年11月4日《中央日报》发表殷海光执笔社论《赶快收拾人心》，批判“豪门”贪财横行，指认其为“人民公敌”，斥责国民党和政府不作为。^[2]蒋介石、宋美龄包庇孔令侃一事在社会流传发酵后，蒋介石父子和宋美龄都受到社会，包括国民党内部的广泛批评，使国民党和政府使国民党和政府陷入失去人民信任的局面。傅作义因此对蒋失去信仰，贾亦斌劝谏蒋经国不成后失望，1949年4月，贾亦斌在浙江嘉兴起义，投向中国共产党。^[2]

蒋经国的打虎确实取得一定成果。在财政经济管制一个月后，中央银行共收兑黄金、白银、外币总值达3亿7千万元，其中大部分后来又被运往台湾。但强行限价违背了经济规律，上海原料主要来自外地，原料价格无法控制仍在飞涨，而生产出的产品又不能随之涨价，工商业者生产销售越多损失越大。在商品社会中，物资产品总是往价高处流，上海成为价格盆地，陷于孤立。^[6]

国民党在战争中每日耗费巨额金钱，政府只得增发金圆券以填补亏空。然而，限价的经管制度严重破坏了经济运行秩序，引发人为恐慌。1948年10月，上海掀起抢购风潮，同时由于限价及滥发金圆券，致使民众对金圆券信心崩溃。11月1日，国民政府被迫宣布取消限价，限价政策彻底失败。随后，国民政府宣称经济管制“结束”，停止收兑“金圆券”，翁文灏内阁垮台，王云五辞去财政部长一职，上海局势愈发混乱。物资供应无法增加，政府信用毫无好转，金圆券持续大量印发，货币只能不断贬值，物价必然上涨。币制改革以及以限价为核心的经济管制的失败，加上政府政策反复无常及信用丧失，不仅标志着国民党财政经济的全面崩溃，还使得国民党人心尽失，国民党的倒台开始进入倒计时。^[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