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

黄侃（1886年4月3日-1935年10月8日）生于成都，字季刚，号量守居士，别名乔鼐nài、乔馨，笔名病禅、运甓pì生等，庠xiáng名^[注1]乔鼐（nài），湖北省蕲春县人^[1]。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辛亥革命先驱、著名语言文字学家。^[2]

黄侃于1886年4月3日出生于士宦之家^[3]，早年因生于侧室不受重视导致性格古怪，后就读于武昌普通学堂，1905年赴日留学，师从章太炎，为章氏门下大弟子^[4][5][6]后黄侃参加了包括同盟会在内的各种革命团体^[7][8]。辛亥革命时期，黄侃为革命派报刊宣传。章太炎主编《民报》时，黄侃在该报发表了《专一之驱满主义》《哀太平天国》《哀贫农》等文章^[5]。从日本回到湖北后，黄侃任汉口《大江报》特约撰述，为该报撰写了《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等短评，^[9]武昌起义后，黄侃主编民社机关报《民声日报》，革命之后，黄侃退出政治舞台并与1914年受邀担任北大教授^[10]，1919年，黄侃与刘师培编撰《国故》月刊，来反对新文化运动。^[2]同年秋季离开北京大学，后转教武昌高等师范学院写下了《说文》《尔雅》《广韵》等著作，后在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大学等校任职，1928年，黄侃任中央大学教授，并在此期间致力于对文字、音韵、训诂gǔ等传统进行了总结，并有所成就，1935年10月8日黄侃因饮酒过度在南京病逝，年仅49岁^[11]。

黄侃一生治学严谨^[4]，并且主张“为学务精”“宏通严谨”。黄侃将毕生精力都集中于《说文解字》的研究上^[12]，同时将训诂学^[注2]、音韵学整合出相关的研究方法^[13][14]。后人将他与章太炎、刘师培并称为“国学大师”^[15]，也把黄侃与章太炎称之为“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和“传统语言文字学承前启后的人”。^{[2][16][17][18][19]}

黄侃，原名乔馨后改名为侃，字季刚，号量守居士，笔名病禅、运甓（pì）生，庠名^[注1]乔鼐（nài），1886年4月3日出生在成都，其父为知名经学家黄云鹄^[1][20]，黄侃自幼承江书海问学^[7]，后被其父送到蕲春附近的私塾读书^[21]，黄侃九岁时每天可以阅读经书几千字，被人们称呼为“圣童”^[3]，虽然黄侃自幼接受良好教育，但由于生母是侧室致使黄侃不受重视，导致性格古怪^[4][6]，13岁黄侃丧父^[22]，15岁参加乡试没有中举^[1]，1902年，黄侃考入武昌文普通学院，在校期间黄侃结交了宋教仁和黄兴等多位未来的革命党人，黄侃也开始接收革命思想，在入学期间黄侃与同窗好友多次议论时政，抨击当局而遭到开除^[22]。

1905年，开除后黄侃以故人之子的身份获得张之洞资助留学日本，8月，同盟会在东京成立，黄侃加入并成为了一名革命党人，后还参与日知会等革命团体^[23]。1906年5月，章太炎抵达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并被任命为《民报》的总编辑，1907年，黄侃在《民报》发表了《专一之驱满主义》《哀贫民》《释侠》等文章获得了章太炎的赏识并与章太炎结交，后正式拜师章太炎^[24]，学习了三年小学^[注3]。1908年，黄侃因为母亲生病回家看望过母亲，但是因为清廷缉捕革命人士，也就没有在家多待就回到了日本^[25]。之后黄侃便一直待在东京，继续以文学鼓吹革命，后来日本政府答应了清政府的请求，以其他理由封闭了民报馆，禁止民报刊行^[5]。

1910年黄侃归国起事革命，并研究了起事时机，黄侃认为当时应该多做舆论工作，以扩大革命的形式，于是黄侃便奔走在蕲春和武汉之间来组织革命准备工作，并组织“孝义会”，在辛亥革命前期，黄侃的名号就已被鄂州东部和安徽交界的民众所熟知^[26]。

1911年春，黄侃在河南为布政使江叔海的幕宾，并兼任豫河中学堂国文教员，因为在讲坛上公开宣扬革命而被解聘，1911年7至8月，用笔名“奇谈”，写下了《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27]，此文引起《大江报》案，引起各地舆论，清廷惊恐，《大江报》也被查封，黄侃因《大江报》主编顶罪从而没有被捕^[28]，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黄侃回乡组织义军来解汉口之围，但遭事情败露，失去了时机^[29]，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统治被推翻^[29]，辛亥革命之后，黄侃被迫前往天津担任秘书长一职，就职两个月后便辞职去往上海主持《民声日报》^[7]。

1914年秋，黄侃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担任北京大学教授之聘，讲授辞章学及中国文学史^[7]，讲义有《文心雕龙札记》《诗品疏》等，对待来求问的弟子也是来者不拒，《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黄侃 刘师培卷》主编刘梦溪认为，黄侃虽然喜欢饮酒赋诗，但是教学非常严谨^[5]。1917年以前，黄侃关注的是骈文散文之争，但是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黄侃的兴趣也渐渐转变为新旧之辩，同时黄侃为守旧派，同为北大教授的胡适和陈独秀关系不好，黄侃曾经就在1918年就写下《驱蝇》《杂兴》来攻击新文化运动，并且每次遇到胡适都要嘲讽一二甚至痛骂一番，但同时新文化运动的大势所趋也让黄侃深感痛苦，也有了南归之意，并在1918年七月写下《南望篇》，1919年，黄侃与刘师培编撰《国故》月刊，来反对新文化运动，同年9月黄侃正式离开北大。^[30][31]

1919年黄侃转教于武昌高等师范，在这里写下了《说文》《尔雅》《广韵》等著作，并肆力于小学，同时对音韵学、文字学和训诂学多有研究，七年后，黄侃接受北京师范大学的招聘。1926年5月，黄侃出任国立武昌大学（武汉大学）校务维持会主任。^[32]1927年，黄侃长子病逝，黄侃迁居到沈阳，担任东北大学教授，半年后，受到汪旭初邀请前往南京中央大学任教，从事研究和著述，1935年10月8日黄侃因饮酒过度，胃病发作，逝世于南京，时年49岁^[33]，逝前讲授《说文部首》及史汉文例。遗稿有《尔雅郝疏订补》《说文注》《广韵注》《切韵表》《集韵声类表》《古韵谱》等^[34]除了从事学术研究外，黄侃还致力于藏书，并收藏了三万册的图书。然而，由于南京沦陷，他珍贵的藏书遭受了严重的损失^[35]。

黄侃一生名士作派，学者性情，黄侃认为保存传统学术文化才是维护民族生存发展的根本，当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危机之时，黄侃以治学来“存种姓，卫国族”。他曾作《勉国人歌》号召中华民族奋起反抗帝国主义，而且督促学生“当时时以国家民族为念”。黄侃为学刻苦，秉持“学问应从困苦中来，徒恃智慧无益也”的精神。此外，黄侃格外尊师重道，自1906年从章太炎游后，26年间执弟子礼，始终恭敬。同时黄侃殷勤传教，对有志学术的青年才俊多所提携，爱才似渴，诲人不倦。^[42]

黄侃主张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应以《说文》和《广韵》 ^[16]  两书为基础，他重视系统和条理，强调从形、音、义三者的关系中研究中国语言文字学，以音韵贯穿文字和训诂。黄侃以愚自处，主张“为学务精”“宏通严谨”^[17]。在文字学领域，黄侃已经完整搜集了当时出土的文字材料，并将其与传统的文献文字学进行对比，从而获得了许多系统性的学术成果^[18]。

同时，黄侃的训诂学理论研究主要包括对语言解释语言的定义，并将训诂和训诂学进行了区分，同时对训诂学涉及语言文字的系统和根源进行总结^[43]。同时他提出了从三个不同角度观察训诂材料的思想，并总结出了10种关键的“小学”专书，准确地证明了连绵词的起源问题。他运用了“绝缘无佐证”的词源论来否定了“托名标识”的说法，这些创见形成了他系统的训诂方法论^[18]。

黄侃的批校方式与其他清代儒者有所不同，他把注重点放在《广韵》音系的整理上。他归纳了《广韵》韵部与古代韵部的关系，梳理了《广韵》中的又音，探索了《广韵》韵字与《说文》的关系。黄侃通过对文献资料的研究，阐释了汉字的孳zī乳变易过程，最终努力实现了音韵、文字、训诂三者的融合，使得研究成为一个系统。因此，黄侃不仅仅是对《广韵》进行了校勘，还通过校勘《广韵》进行了音韵和文字的综合研究，以探讨《广韵》编撰时可能存在的问题。黄侃的文献循此思路，将研究焦点放在他与陈澧的《广韵》音系比较上。此外，他还就陈澧lǐ的《切韵考》中的《广韵》韵部与增加字等问题与黄侃的批校之间的关系做了深入探讨。从而展现了黄侃的音韵学思想，总结了他在校勘方面的得失^[44]。

在经学领域，他重新研读了礼学和《易经》，两次亲手批注《白文十三经》，从章句到义理对旧有的经学进行了整理，并特别关注了纬书的内容。在史学领域，从1929年一直到生命的尽头，他在身体不适的情况下仍坚持浏览了《尚书》至《清史稿》的全部内容，多次细读明清时期的考证笔记，尤其对神话传说和大量的野史进行了特别关注^[18]。

黄侃礼学，其要在于反复通读、圈点笺识礼经白文，保持对经典文献的熟悉和整体感知，在博通之中理解礼经本义，这也是传统经学的治学要义。黄侃遵从顾炎武“读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张之洞“由小学入经学，其经学可信”的原则，他留下《礼学略说》一文，概述礼学大纲，揭示治礼门径方法，结合语言文字学与注疏学的“辨字读、析章句；审名义；求条例；括纲要”四步治礼法。该“四步治礼法”传统小学向现代语言学转变的体现，其目的在于准确发明古义和理解礼学传统。这种“发明之学”让黄侃的礼学立足于经典注疏，又不拘泥于注疏，重视礼文和礼具，而不沉溺于考据，务实求真而不是一味追求新颖，以积极的姿态维护礼学传统。黄侃经学思想既有别于清代礼学，也与疑古辨伪、崇尚实证的新史学不同，成为礼学传统的守护者。^[45]

黄侃在充分吸收和纠正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文心雕龙》进行了220多处传统的校注，并将研究重点转向了理论研究，特别是创作论的理论研究。他运用了忠实原文的理论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参照其他六朝文论）、实证法（联系具体作品）、整体研究法（重视篇章联系），并以中和的批评态度阐释了刘勰的折衷之旨。同时，黄侃还采用了广求善本对《文选》进行校勘，详细考察了群书他校、使用李善注本进行校对、细致研究文本理校，并借助小学等各种方法，独立校得了800多条校勘结果。他不仅对《文选》正文进行了分章断句、字词训诂、文史考证、义理解析、文学批评、参证《文心》等工作，还深入研究了李善注及其他旧注，推动了“传统选学”向“现代新选学”的转化。^[46]

此外，黄侃参与晚清民初的桐城派、《文选》派和朴学派的三大文派之争。他坚定反对桐城派，并吸收了章太炎朴学派学说，对《文选》派的理论进行了修正。在这个过程中，黄侃也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即通过借鉴《文心雕龙》来表达宏通的骈散观。在随后的北大新旧文学之争中，黄侃坚决反对白话文和新文学，展现其对传统文化的坚守。黄侃一生创作了诗一千五百余首，词四百余首，文一百五十余篇。^[46]

黄侃的政治思想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的自我改善的宣扬，即“仁、义、礼、智”的仁政。把“仁”作为政治的核心，以“义”作为原则，他主张政治的实质在于“礼”，而“智”是政治的领导者必备的聪明才智。黄侃认为，只有把“以义治国”一条实践应用，才能在较高的民心程度上更好地实现政治效果^[19]。

同时，黄侃的政治主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他积极唤起民众的革命热情，倡导排满思想，大力宣扬革命的重要性。其次，他批评立宪派，为革命正名，撰写了《大乱者，实今日之救中国之灵药也》，有力地驳斥了立宪派对革命的抨击。并且黄侃也直接参与排满革命的实践活动。与当时其他革命舆论领袖有所不同的是，黄侃在宣扬革命思想的同时，积极参与了革命斗争的实际行动^[47]。

黄侃也是近代民主革命家、辛亥革命先驱、语言文字学家。黄侃曾在北京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山西大学等任教授，后人称他与章太炎、刘师培为“国学大师”， 称他与章太炎为“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7][8][15][2]}。

黄侃是现代训诂学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建立了科学且完备的训诂学理论体系，并进行了一系列训诂实践探索，使训诂学真正从经学中独立出来。相对于音韵学和文字学，他在训诂学领域取得的成就最高，他将传统语言学的研究以训诂为中心，把文字和音韵视为他研究训诂的工具，^[43]他主张以《说文》和《广韵》为基础进行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研究，注重系统性和条理性，强调在形、音、义三者的关系中研究语言文字学，将音韵贯穿于文字和训诂之中。他著述众多，其中重要的著作包括《音略》《说文略说》等数十种。 黄侃对古文字学的研究主要可以在《音略》《声韵略说》等论著中找到。他在上古声韵系统方面的贡献包括提出古声十九纽说、古韵二十八部说等。他综合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建立了自己的古声韵系统，即古音学体系。他的成就使得清代古音研究工作得以完善，确立了他在古音学领域的领先地位。此外，作为他语言文字学研究的一部分，他还通过几十种表谱对古代汉语进行了详尽地分析。^{[14][7][8][15][2]}。

黄侃在传统语言学的文字、音韵和训诂等领域做出了较大贡献。他特别致力于《说文解字》的研究，毕生精力都集中在这一领域，他在大徐本《说文解字》上的注释和解释达到了约数十万字的数量级^[12]。黄侃拉开了《文心雕龙》研究的现代序幕，自1919年离开北大后，黄侃将《文心雕龙》的课程带至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昌中华大学等高校，为之后武汉大学文心雕龙研究奠基。此外，黄侃对有志学术的青年才俊多所提携，培养了傅斯年^[注4]、范文澜^[注5]、金毓黻^[注6]等有杰出成就的学生。^[55][56]

黄侃不仅在学问上育人，他的人格也影响了后世的学者文人。他尊师重道，殷勤传教。在黄侃逝世后，其门人弟子莫不感念师恩，谨记师训，将黄侃的人格学风发扬光大，形成了著名的“章黄学派”。另外黄侃一生不慕权贵，史学家胡小石曾言黄侃“治学的取径，不为富贵所动，不因环境改变，确乎其不可拔”，并达到了 “ 遁世无闷” 的境界。现代学者李靖认为，黄侃这种不因饥寒而改变气节的精神，不为名利而乱真诬善的态度，值得所有后世所有学者文人传承与发扬。^[42]

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教授赵灿鹏《黄侃年谱缺失的一页》认为，黄侃曾在暨南大学担任过教授。但是武汉大学四库学研究所的司马朝军在《〈黄侃年谱缺失的一页〉质疑》一书中发表质疑，认为黄侃根本没有出任过暨南大学教授^[57][58]。

黄侃一生经历九次恋情，饱受争议，《黄侃真性情》的作者愚夫认为，黄侃的好色也是真性情，但是近代著名学者汤国梨认为黄侃是有文无行，为人所不齿，无耻之尤的衣冠禽兽。^[59][60][61]

国学大师章太炎曾评价黄侃：“常言学问进展，如日行千里，今汝是一日万里也。”^[62]

武汉大学原校长陶德麟是这么评价黄侃的：“黄先生学问渊博，淹贯古今，涉猎甚广，在经学、史学、哲学、文学等领域均有很深造诣，尤精于文字、声韵、训诂之学^[63]。”

现代学者程翔章曾评价黄侃：“黄侃先生的学问广博、精深，功力深厚、扎实；且文思敏捷，感情丰富，才华出众。故其词作不仅格律严谨，音韵谐调，语言隽永，极富文彩；而且形象鲜明、生动，文笔自然流畅，用典贴切，恰到好处，耐人咀嚼，韵味无穷。”^[64]

原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潘重规在《黄季刚先生遗书影印记》^[注7]中评价黄侃将一生的爱国之情寄托于学术和文辞之中。^[42]

学者孙郁曾在《民国名人丛书黄侃》中评价道：“才气过人而桀骜不驯的青年”^[49]

曾与黄侃一起在北大任职的周作人也说:"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他的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正比，说起有关他的有些事情来，着实令人不能恭维。^[59]"

近代著名学者汤国梨在《太炎先生轶事简述》评价黄侃：“有文无行，为人所不齿，无耻之尤的衣冠禽兽。”^[60]

新文化运动发起人胡适曾在《申报》发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七——章炳麟》一文，其中胡适对黄侃的描述是：“有一个黄侃学得他的一点形式，但没有他那‘先豫之以学’的内容，故终究只成了一种假古董。”^[65]

1995年9月10日，为纪念黄侃诞生110周年、逝世60周年，由武汉大学主办的多所高校联合蕲春县政府发起的95黄侃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举行^[66]。

2016年，武汉大学文学院举办了两场学术研讨会，分别纪念国学大师黄侃诞辰130周年，著名诗人、学者、民主斗士闻一多殉难70周年^[67]。

黄侃的故居坐落在湖北省蕲春县青石镇大樟树村，位于笔架山前台的仰山堂湾西南。这个村庄因一棵百年大樟树而得名^[21]。

黄侃墓前面是由砖砌成的四层墙围，墓地朝东北朝向西南，呈鼻型封土。墓碑中央是一个高1.5米的白麻石墓碑，呈长方形，高度为1.4米，宽度为0.5米，厚度为0.35米，上面刻有用小篆阴刻的“蕲春黄君墓”五个大字。1992年12月，该墓地被湖北省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单位^[21]。

黄侃曾在北大、北女师大、武昌高师、中央大学等多所学校担任教授。在北大任教期间，他有一个有趣的习惯：在课堂上讲到关键内容时，会突然停下来，制造一些悬念，然后说：“在这里有一项重要的信息，但仅凭北大提供的薪酬，是无法分享的。如果想听我继续讲下去，就得另外请我吃顿饭。”有一次，上课铃声响起，学生们都在教室里等待着老师上课。然而，黄侃却静坐在教员休息室，一动不动，似乎毫无意愿前往教室。学生们在教室里等了一段时间，但老师仍然没有出现，于是他们赶紧报告给教务处。教务处的工作人员了解到黄侃有些古怪的个性，便急忙前去请他上课，谦卑地说：“教授，上课时间已到，应该开始上课了。”然而，黄侃抬头仰望着天空，冷静地回应道：“是的，时间到了，但薪酬还未到账。”原来，学校没有及时支付他的薪水，这是他表达不满的方式。于是，教务处迅速代他领取了薪水，然后黄侃才走进教室开始上课。^[68]

1906年5月，章太炎抵达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并被任命为《民报》的总编辑。那时，东京有超过一万名中国留学生，纷纷聚集在章太炎的门下，寻求学业指导。黄侃也随着这群留学生前来求学。刚一踏入章太炎的门前，他注意到壁上悬挂着一幅大字，上书：“我若仲尼长东鲁，大禹出西羌，独步天下，谁与为偶。”这是引用东汉戴良的名言。黄侃看到这句话后，觉得章太炎的自信有些过分，很难接近他^[5]。

1907年秋天，章太炎听说黄侃即将返回国内探亲，他告诉黄侃：“在追求知识时，找到一个好老师至关重要。当你回国后，要为找到一个懂得教导你的老师而努力。回到国内后，能够指导你的老师并不多，杨惺吾（守敬）治理地理非常精通，但也许并不希望教导你。此外，瑞安的孙仲容（诒让）先生还在，你可以去拜访他。”黄侃没有立即答应。章太炎继续说：“如果你不立即返回国内，但仍想寻找一位老师，那么我也可以成为你的老师。”黄侃突然站起来，当天就前去拜访章太炎，并称自己为弟子。他随后和苏曼殊一起搬到了章太炎位于小川町的住所，每日跟随章太炎学习音韵和说文，同时积极为《民报》撰写文章。章太炎也因为黄侃的聪慧和领悟力异于常人而感叹不已，曾说：“常言道学问如日行千里，但你的进展犹如一日万里！”^[5]

据《广和居到同和居》一文中记载道，1934年黄侃和章太炎两位同来北京聚餐，就去了同和居，因为章太炎讲的是一口绍兴话，很多人都听不懂，就由黄侃在纸上写了下来，直到太阳快落山了，大家才散去。并且黄侃一顿饭能从中午吃到晚上，晚上吃到半夜，饭很少吃，但大多都是谈，陆颖明作为黄侃的学生曾经感叹道，有次陪同黄侃去游玩名胜古迹，晚上一顿饭也是吃到半夜，陆颖明以为黄侃回去应该倒头就睡了，但是他早上起来发现黄侃已经起床并且批阅好了卷书^[69]。

黄侃穿着雨天穿的"钉鞋"，用报纸包裹着，走出校门。一名新来的校卫看到他，觉得他看起来土气，腋下还携带着一包东西，于是上前盘问并要求检查纸包。黄侃放下纸包，摆了摆袖子，然后径直离开了。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一直没有去上课。系主任注意到黄侃连续几天都没有上课，以为他可能生病了，于是亲自上门拜访。但当系主任和黄侃见面后，黄侃仍然保持沉默。系主任感到困惑，回来后立刻向校长汇报。校长亲自前来，反复询问，黄侃才开口说道：“学校之所以被尊重在于对待教师应该有尊重。贵校甚至对教师的一双钉鞋都要进行检查，这等于是在搜查我们的身体，这种做法不合体统。我们能够容忍一些事情，但也有容忍的极限。”校长深感抱歉，并多次道歉，后来还请来众多知名人士前来劝解，但都未能改变黄侃的决定，黄侃愤然离开中央大学^[68]。

训诂学家陆宗达曾经回忆道，有一次有人请黄侃代写一篇碑文，事先约好了五天来取，而他四天都没动笔，等到了第五天，取文稿的人来了他才一边研墨一边打格子，等格子打好，黄侃提笔一挥，连上下款带正文，刚好最后一格，一字不差，又有一次，中国大学哲学系教授陈映瑝huáng送来一幅扇画，请黄侃提字，黄侃一气呵成了五言律诗，又是刚好写到了扇面的最后止笔^[70]。

黄侃有一句经典名言：五十之前不著书。这句话半个世纪后还在武汉大学校园内广为流传，成为他治学严谨的证明。黄侃生前，章太炎曾多次劝他著书立说，但黄终不为所动，1935年10月6日，黄侃由于饮酒过度逝世，终年49岁^[4]。

民国作家刘禺生曾记载，黄侃生平有三怕，怕兵、怕狗、怕雷，并且有事为例，怕兵：在1920年代，当黄侃在武昌的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时，有一次哨兵在大街上巡逻，吓到他不敢出门，结果一个星期都没有去上课。晚年在南京，有一次听说日本军舰可能会来下关，黄侃感到非常惊慌，举家出走，将一堆书稿和杂物托付给一个学生看管，最终被学生带着财物离开。事后，黄侃说，宁可失去财物，也不敢面对军队^[71]。

怕狗：在武昌的某一次，有朋友请他吃饭，黄侃乘坐车到了朋友家门口，但看到一条狗朝着他狂吠，他急忙命令车夫掉头返回。朋友听后，牵着狗来找他，并约定将狗栓在大门外，才让黄侃安心与朋友赴宴^[71]。

怕雷：同样是在一次宴会上，黄季刚与几位朋友正在讨论音韵问题，正在敲击桌子与其他人争辩，突然传来一声巨大的雷声，房屋剧烈晃动，大家四处张望，却找不到黄侃的身影。原来，他早已蜷缩在桌子底下。大家开始取笑他，刚才还在争辩中，如今怎么又屈服了，黄侃摇摇头说，迅雷烈风，这是大自然的预兆。就在说话的同时，又传来一声巨响，黄侃再次蜷缩在桌下不敢动弹^[71]。

黄侃在《文化怪杰》一书中的封面形象^[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