蛙

《蛙》（《Frog》）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莫言所著的长篇小说，于2009年12月在《收获》杂志首发，同时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1]

小说以上个世纪中国农村的计划生育历史为背景，通过叙述从事乡村妇产工作的姑姑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前以及实施后的人生经历，形象地描述了国家在实行该政策时面临的困难与问题，塑造出一位传奇、生动鲜明的乡村妇产科医生（姑姑）的形象；小说反思了中国六十年计划生育史，传达了莫言对生命的人道关怀，呈现了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矛盾与伤痛。^[1][2][3]

小说自问世以来，对敏感题材的准确把握和2011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奖项的光环加成，《蛙》颇受海内外读者关注，小说不仅在国内出版发行并且出版到包括越南、日本、法国、西班牙、韩国、韩国、英国等多个国家。^[4]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人口急速膨胀，与当时的教育、就业、环境、医疗等事业的发展相矛盾，为了控制人口数量，中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5]但这个政策却和人享有的基本权利生育权产生巨大的冲突，还给中国传宗接代、一定要生男孩的传统观念带来了巨大挑战，人民的抵触情绪强烈，政策推行艰苦。生育的控制和剥夺对中国农民构成了极大的伤害。^[6]

《蛙》的创作围绕着计划生育这一特定时代产物，不仅对计划生育政策得失进行各种评价和反思，并包含了如何将将姑姑和蝌蚪在六十年的岁月中所获得的历史经验转化为文学形式问题的思考；莫言创作这部小说的意图实际是试图用自己的文字来尝试对历史进行清理和反思。^[7]

《蛙》是莫言酝酿十多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创作的长篇小说；^[8]小说的原名《蝌蚪丸》，来源于生吞蝌蚪可以避孕的一则新闻，^[9]后改名为《蛙》，在莫言看来是“蛙”有着多重的隐喻，它是婴“娃”是女“娲”，也是高密东北乡的生育图腾。^[10]

莫言一直深刻感受中国农民的生命图景，他敏锐的察觉到计划生育给民众带来的难以言说的悲痛，由于题材的敏感，莫言做了艺术性的处理：把历史聚焦于一个乡村妇科医生身上，《蛙》以一个乡村医生的人生经历为主线，勾勒出计划生育实行的三十多年间在民间的景象。^[11]

莫言的创作多有他的亲身经历，《蛙》这部长篇小说人物也有原型——莫言的姑姑，姑姑就是一个妇科医生，接生过很多孩子，与计划生育联系较为密切，以她为原型写一曲计划生育的悲歌，对于莫言而言是恰当的；^[12]《蛙》中“姑姑”就是这个小说的主人公，由于姑姑身为妇产科医生，具体落实计划生育工作的重任，也自然落到了她肩上。姑姑也由此从接生的菩萨、送子观音，变成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者。^[5]

小说围绕在高密东北乡，以近六十年曲折的农村生育史为背景，以剧作家“蝌蚪”给日本友人写信的独特方式讲述了“姑姑”的人生经历；小说由五部分构成。^[13][14]

以蝌蚪写给杉谷义人的信为形式，回顾性的叙述方式展开，讲述了姑姑万心在“文革”前和“文革”中的经历。20世纪50年代姑姑成为一名乡村妇产科医生，将现代科学带入农村社会，在高密乡推行新式接生法，很快取代了老娘婆们在妇女心中的地位，用新法成功接生下几千名婴儿，因此享誉乡里，被称为“送子娘娘”。年轻时的姑姑也谈过恋爱，和空军飞行员王小倜，家里人曾为此骄傲无比，乡里人也认为他两个人绝配；但后来这个王小倜驾机叛逃到台湾，虽然留下的日记客观上帮助姑姑洗脱了革命叛徒的罪名，但姑姑还是不断的被人非议着，深受打击的姑姑差点自杀。1962年，高密东北乡获得大丰收，人们的生活向好发展，1963年，高密东北乡迎来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个生育高潮，姑姑也忙碌起来，抢救了许多妇婴的生命，成为高密东北乡的妇婴名医。1965年底，急剧增长的人口，让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计划生育高潮开始了，此时姑姑是公社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者、组织者，同时也是实施者，轰轰烈烈的“男扎”行动在公社展开了，但一些村民对政策不理解，为了自身的利益到处闹事。文革开始，姑姑被打为“牛鬼蛇神”受到批斗，但她并不屈服。^[2][15]

文革结束后，姑姑恢复了原来的工作，在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继续实行计划生育，姑姑在计划生育政策实行时期坚决执行这一政策，一次为了动员一个生过三个女儿、怀了第四胎的女人去卫生院做人工流产，她被那个女人的丈夫打得头破血流，争执之下，那个女人则因大出血而失去生命。

当了军官的“我”和小学同学王仁美结婚了，结婚当天，王仁美向姑姑讨要能生双胞胎的灵丹妙药，结果受到姑姑的严厉批评。两年后，王仁美生了一个女孩，不甘心的她偷偷找袁腮取掉避孕环，偷偷的又怀孕了；为了生下这个孩子，她偷偷躲回娘家，但仍被姑姑找到，在部队领导、姑姑和“我”的轮流劝说下，最终王仁美同意进行流产手术，不料手术发生了意外，王仁美因大出血身亡，造成了一尸两命的悲剧；姑姑也因此被"我"的岳母用剪刀刺在大腿上，但姑姑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2]

王仁美死后，姑姑被“我”岳母戳了一剪刀，伤口发炎，高烧不退，就是这样，她还带着人前来搜捕怀了第二胎的王胆，但一直未找到王胆，姑姑把王胆的丈夫和女儿一直关在公社；在姑姑的操持下，“我”和姑姑的助手小狮子结为夫妻，她大张旗鼓地为我们办婚礼，并放陈鼻父女出来，她宣布全村人不必再去寻找王胆，实际上都是在释放和平烟雾，借以麻痹王胆和藏匿了王胆人家的警惕，私下早已偷偷查着王胆的藏身地；连日阴雨让桃子要烂在地里了，公社号召百姓，水陆并进，将桃子运到吴家桥去，王胆的家人希望通过这次机会能把王胆送到外地，但被姑姑发现，开着船追上了正在逃跑的王胆。经过一番惊心动魄的较量，王胆在惊慌之下，羊水破裂，在竹筏上早产生下了女婴陈眉，但王胆却不幸去世了。^[2][15]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是几年后，计划生育已经过去了，姑姑在退休后，突然嫁给了一个平凡泥塑艺人；从“月光娃娃”这个节目的录像带中，我得知了姑姑嫁人的原委。姑姑在退休时醉酒走到蛙地，听着四面八方的蛙鸣，不禁嚎叫奔逃，最后遇上了泥塑艺人郝大手，郝大手救了晕倒的姑姑；醒来后觉得脱胎换骨的姑姑请求和郝大手结婚。结婚后，郝大手捏的泥娃娃成为了姑姑的精神寄托；姑姑把想象中的那些她引流过的婴儿形象描述给郝大手，让郝大手把它们捏成泥人，祈愿用这种方式来弥补她对那些没能来到人世的婴儿的歉疚。^[2][15]

袁腮以牛蛙养殖公司为幌子，组织了一批"代孕女"为那些想要生男孩的人代孕。蝌蚪与妻子小狮子北京退休后回到高密居住，由于婚后无子，小狮子用欺瞒的方式骗取了蝌蚪的精液，然后找人进行代孕，而这个"代孕女"就是王胆早产生下了那个女儿。"我"经过长时间的纠结和老同学的劝解，在心理上慢慢接受了现实，最后以老来得子的喜悦迎来了儿子的诞生。

第五部中的信写于2009年，以一部话剧《蛙》交代了故事的结局。话剧《蛙》就是故事的主人公蝌蚪通过自己的人生经历改编的故事;在剧本中，生下孩子的陈眉因为孩子被抱走而精神失常，到处寻找自己的孩子，甚至闯进公安派出所去诉冤。"我"一家子给代孕生的孩子"金娃"办满月宴席时，陈眉闯进来抢走"金娃"，跑进一个以民国时期县衙大堂为背景的电视戏剧片拍摄现场。经过"县长"一番颇具讽刺意味的断案后，"金娃"回到了小狮子的怀抱。在话剧的最后一幕，姑姑展开了内心的剖白:她经常回想起那些因计划生育而死去的女人和她接生过的孩子。^[15]

小说的主人公姑姑是乡村的妇产科医生，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一名军医并且在革命中牺牲，姑姑是根正苗红的革命后代，性格嫉恶如仇、说一不二，早年姑姑的精神世界存在着部分被当时的红色革命文化所异化的地方。^[16][6]姑姑刚开始是接生的医生，救了许多的孩子，后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变成扼杀胎儿的恶魔。^[1][16]

退休之后的姑姑，最终嫁给了泥塑艺人郝大手，幻想通过郝大手捏的泥娃娃来救赎自己内心的灵魂。莫言以姑姑为主角，通过一个乡村医生角色和身份的不断转换——从接生员到成为计划生育的忠实执行者，再到晚年的忏悔，进而思考与考察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影响。^[1][6]

是小说中的叙述者“我”。蝌蚪是懦弱，自私，实际的，虽然不缺乏同情心，但是又害怕为道义所连累，背负了过多的负担。残忍的他为了自己的正排职军官工作，不顾自己的妻子感受选择打胎，同时为了能够有儿子传宗接代，不惜牺牲陈眉的身体代孕。其次蝌蚪又是一个思想观念较为传统的人，妻子王仁美不幸在堕胎手术中去世。王仁美死后不久，善于自我安慰和随遇而安的蝌蚪就再娶小狮子为妻。两人婚后一直未生育，蝌蚪十分渴望能有个儿子传宗接代。之后，小狮子找到陈鼻的女儿陈眉要其代为生子。蝌蚪由最初的反对，在好友李手的劝说之下，变为妥协，选择欣然接受老来得子的好消息。^[1][3][16]

王仁美代表了中国几千年传统社会的妇女形象，不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思想观念保守传统，没有独立自主的价值观念，任凭其他人的想法摆布。她是蝌蚪的第一任妻子。由于传统思想的影响，想要给蝌蚪生一个儿子。甘愿冒着生命危险，让袁腮帮她取出了节育环，最终顺利怀孕；但在联合劝说下，王仁美无奈同意了做打胎手术。不幸的是由于大出血死在了手术台上，造成了一尸两命的惨剧，王仁美的人物形象在小说中属于悲剧形象。^[1]

陈眉是陈鼻和王胆的女儿，长得漂亮，是小说最纯洁最无辜却遭受了众多苦难的人物。妈妈王胆为了生她失去了生命，幼年被父亲抛弃，被姐姐抚养长大。一生中，先后遭受两次重大的打击。第一次是和姐姐到南方打工，却因为工厂里的一场大火，失去了姐姐并且自己容貌被毁，余生都要以黑面纱遮盖自己的面容。第二次打击是在袁腮牛蛙养殖公司的代人受孕行为，她为了替父亲陈鼻偿还拖欠的医药费，被袁腮蛊惑，为蝌蚪代孕，精神与物质遭受双重的剥夺。最后陈眉在多重压迫之下，精神失常。^[1][5][17]

《蛙》主要书写了作者对于计划生育这段历史强烈的反思，^[8]表现了计划生育的整个历史进程，历经六七十年代、新时期伊始、新世纪这三个历史场景,通过不同的人物折射着时代的沧桑变迁：饥饿年代的物质匮三，“文革”时期的极左政治，新时期的改革开放，直至当下；^[18]小说通过主人人物姑姑和蝌蚪展现了计划生育这一历史决策，刻画了人在历史与伦理的时代漩涡中的生存状态。^[19][8]

《蛙》这部作品虽然描写的是宏大的历史事件，但莫言采用的是以人物为主要线索进行论述。^[8]主要人物姑姑的职业让作者向读者展示了姑姑这种背负着巨大罪恶感的人,活着和工作时的状态，《蛙》的创作最终还是要回到人性上来。小说不仅塑造了姑姑这个人物，还塑造了围绕姑姑的许多老百姓：蝌蚪、陈眉、陈鼻等乡土人物，这些人物的身上都表现出人生的厚重感，因为在小说中他们都因为某种原因背负着无数人的生命。但莫言笔下，这些人并非恶人，他们是复杂的，小说里写道曾经轻视和扼杀生命的人都在深深忏悔。^[1][20]

小说最深刻的就是动人的传奇故事和忏悔主题，在小说中“负罪”与“救赎”的意识不断萌发与形成，^[21][22][23]小说通过不同的人和故事提出了一个共同的主题，那便是人对生命的尊重，对生命的关怀。莫言写作的目的并不是仅仅止于理性地探讨或者是评判计划生育政策本身的功过是非，而是要把计划生育处理成一个精神事件和精神背景。以此为目的来表现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人的生存、生命以及精神和灵魂的影响。^[23][24]

首先，书名“蛙”就是第一个隐喻。“蛙”作为高密东北乡的图腾，在年画和泥塑里经常出现，象征着“多子”。这一隐喻的原来出处是“蛙的旺盛繁殖力”，目标是让读者体会到作品的主题“生育问题”。同时因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让姑姑不得不遏制生命的繁殖。这时候延伸开了“蛙”的第二个隐喻，“蛙”的同音字“娲”即女娲造人。此外，作家还说明因为“蛙”在民间象征着繁衍。小说中“牛蛙公司”也实际上是代孕公司，小说叙述者“蝌蚪”的笔名也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这些都是对生命的象征。^[25][19][26]

其次，村民们的取名特点是本书的又一个隐喻。作者在开头就点名，大部分的村民的名字都是以身体部位和人体器官命名的，例如：陈鼻、赵眼、吴大肠、孙肩等。只有极少数的村民有着优雅而别致的名字。这些器官其实是隐喻人们在人性中的缺失。例如姑姑的名字“万心”，就是隐喻其放射性和不确定的特点。姑姑万心所要放射的目标一方面可能是赞许姑姑接生了大量婴儿，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批判姑姑在计划生育时期强制别人流产的行为，这种命名方式，实则也象征着对人肉体的本身的尊敬。^[26][27]

莫言在《蛙》中颠覆了传统的叙事手法，经常使用一些意识流的文学手法。小说中的角色经常有内心独白、自由联想，在叙事之外构成故事的内容，叙事富有很强的跳跃性。^[1]

作者运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将一些现实不存在的东西描写的绘声绘色。例如作者写姑姑吃了“青蛙做的丸子”，“那些东西一落到水里就变成了青蛙。”是为了表现姑姑的罪恶感。“无论她跑得多快，那些凄凉而怨恨的哭叫声都从四面八方纠缠着她……她们愤怒地鸣叫着从四面八方涌上来，把她团团围住……千万只青蛙组成了一支浩浩浩荡荡的大军，拥挤着，像一股浊流快速地往前涌动。”这种具有通感性的描写，是魔幻现实主义的重要特征。^[28]

《蛙》共分五部,其结构由三种文本组成:是剧作家万足,笔名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五封信,这五封信分别处在小说每一部的开头位置，引出了写信人、收信人、作家三者之间的关系。二是蝌蚪写的书信体小说，主要讲述姑姑万心这个乡对妇产科医生的故事,处在前四部蝌蚪给杉谷义人的信的后面。三是一部名为《蛙》的九幕话剧,为小说的第五部；话剧的安排使作品在在一派喜剧、闹剧形式下暗蕴着悲剧性的深层结构。^[15][29][8]

小说利用多重文本进行反复叙事的复合结构，表现在剧本为小说中被叙述的人物提供了一个自我言说的机会。比如说书中的男主角蝌蚪就有三重身份：本身是蝌蚪剧本的作者，也是蝌蚪剧本故事中的剧本演员，除此之外也是蝌蚪剧本故事中的口白叙述人——剧作者、叙述对象、剧本叙述者。^[29][30]

互文的形式多样，戏仿是其中之一，在小说《蛙》中莫言采用了大量的采用互文叙事技法，特别是戏仿手段的运用，一方面以狂欢、戏谑方式颠覆了前在语言，造成或幽默或讽刺的艺术效果，不仅丰富了作品内容，增强了作品趣味，而且还深化了作品主题，突出了作者的反思意识和作品整体的反讽效果；另一方面莫言巧用戏仿手法在增强故事曲折性、传奇性的同时，也表现了高密乡生活的多样与复杂。比如头顶西瓜皮凫fú水、躲避计划生育的耿秀莲让我们想起了抗战小说中与日本鬼子打游击战的武工队员;互文叙事手法的运用，大大增强了作品讽刺效果。^{[2][15][8][31]}

《蛙》以视野的宽广、精神的勇毅、想象的奇特和结构的新颖，在中国当代乡土小说中独树一帜，^[32]2010年被《南方周末》评选为2009年“文化原创榜年度图书虚构类致敬作品”，同年获得《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33]2011年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颁奖辞给予小说极高的评价。《蛙》和莫言得到了文艺界的高度认可。^[34][35]

《蛙》出版以后，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并被不断地解释和阐发。《蛙》对中国当代现实主义作品产生了诸多影响，其深刻主题对于中国文学来说具有永恒的价值；学者李衍柱认为《蛙》是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一部谱写人的生命的喜与悲、善与恶、负罪与救赎的文学奇葩。莫言在小说中艺术地向读者诠释和展示出了文学与生命这一深邃suì的美学意蕴。^[23]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特别提及到莫言的五部作品，其中包含《蛙》。^[36]莫言的作品在海外具有较高的知名度。目前其作品已经翻译成英语、法语、德语、月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越南语等十七种话言，不仅在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关系密切的日本、越南等国家受到了认可。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将莫言作品的接受情况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葛浩文是莫言作品海外传播接受史上的功臣。《蛙》的英文版也由他翻译而成，他把文本的 “充分性”和“可接受性”进行良好平衡，使得文本尽最贴近原文语言本义和文化含义的基础上，基本符合外国的文化和生活习惯。^[37]

二十多年来, 莫言的作品被广泛译介到邻国日本，其中《蛙》在2011年被吉田富夫翻译到日本，引起巨大反响；日本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知名学者、东京大学教授藤井省三不仅撰写了有关莫言作品的相关论文，而且翻译了《酒国》等作品, 提高了莫言文学在日本主流学界的认知度。^[12][38]

截至2012年8月，莫言英译作品有17种，由5家出版社出版，其中企鹅集团（含集团下属的美国维京出版社、英国的哈米什·汉密尔顿）合计出版了6种，属于英国联合出版集团的梅休因出版公司（Methuen）一家就出版了5种，美国的拱廊出版公司（NewYork: Arcade Pub）出版了4种，英国的海鸥出版社（London：New York Seagull）和香港中文大学各出版了1种。实际上莫言作品的英文版就控制在美、英两国的大出版集团手中，企鹅集团一家出版社6个品种的收藏图书馆数量就达到1629家，美国拱廊出版社的4个品种收藏图书馆数量达到1845家。^[39]

莫言的韩译本也是比较不错的版本。莫言在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于2011年凭借《蛙》获得韩国万海大奖，成为中国第一个获得万海大奖的中国作家，并深受韩国民众的喜爱。^[40]

中国学者与批评家们关于《蛙》这部作品有批评也有赞赏，学者李建军的《〈蛙〉:写的什么?写得如何?》中对莫言的创作理想和叙事风格提出了一系列的质疑。学者唐小林的《能否减少作品的“穿帮”?》中则列举了《蛙》中众多的“穿帮”场景与细节，并认为这是一部漏洞百出的拙劣之作，顿时引起众人的议论。而关于小说采用的书信体，部分批评家直言莫言此举是向诺贝尔文学奖的一种“献媚”的策略。此外，《蛙》这部作品也收获了不少学者与批评家们很高的评价。一部分的学者认为《蛙》中呈现出来的文化意识与主题的反思意识和罪感意识都值得读者去深思。还有部分学者认为《蛙》这部作品作者选取了非常巧妙的叙述视角来描写宏大的历史事件，表现了莫言作为一个作家的职责和良心。^[41][18][42]

《蛙》这部作品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代表作品之一，在世界上的影响很大。其中美国评论家珍妮特·麦斯琳（Janet Maslin）认为《蛙》是一部史诗级作品，是一本惊人地充满戏剧性的小说。英国记者伊莎贝尔·希尔顿（Isabel Hilton）认为《蛙》这一作品的意义远远超越了非黑即白、二元对立的政治话题，小说中的人物几乎都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尤其是莫言运用魔幻和寓言的能力可以和马尔克斯相比。

爱尔兰作家Darragh McManus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莫言的《蛙》写得非常好。它是一部广阔的、迷人的政治文化史，巧妙地把荒诞的闹剧和争议的舆论、中国的国情和深刻的主题联系在一起。日本评论家加藤修的文章《挑战独生子女政策的禁忌一一莫言的〈蛙〉》中认为，莫言这部小说所涉及的题材，展示出莫言是一位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敢于触碰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这一敏感的题材。^[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