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夏

东夏（1215—1233年），又名大真、东真。南宋时期政权，金、元两代交替之际中国东北地区的割据政权，由原金朝将领蒲鲜万奴建立。^[2][10][8]

金贞祐三年（1215年），金朝将领蒲鲜万奴与契丹交战失败，回师平定沈州、澄州等地，附近州县各猛安谋克纷纷归附。同年十月，蒲鲜万奴自立为“天王”，国号“大真”，设立年号“天泰”，任命宰相、元帅，并组建官署机构及军队架构，以笼络辽东女真势力，并于次年依附蒙古。天泰三年（1217年），蒲鲜万奴杀耶律捏儿哥，与蒙古绝裂，并向东海地区扩展势力，陆续派遣官吏组织部众东迁，主力部队继续在东京（今辽宁省辽阳市）周边地区与金廷的势力周旋，争取当地诸猛安谋克的支持。^[10]同年四月，蒲鲜万奴成功攻占鸭绿江附近的大夫营，侵占婆速地区（位于今鸭绿江流域），其势力逐渐影响朝鲜半岛。同年六七月间，“大真”改国号为“东夏”，定都开元。天泰四年（1218年）重新归附蒙古。天泰五年（1219年）正月，胡土元帅与蒙古、高丽联军消灭江东城契丹残部。战后，高丽分别向蒙古和东夏称藩。随着东夏壮大，天泰九年（1223年）五月，东夏与蒙古处于决裂边缘，蒲鲜万奴开始自行遣使高丽，蒙古使前往高丽也不再取道东夏领地。大同元年（1224年）正月，蒲鲜万奴向高丽示好，继续边境贸易，并再与蒙古绝裂，改元“大同”。^[11][12]大同十年（1233年），蒙古军攻取东夏南京（今吉林省延吉市附近），生擒蒲鲜万奴，东夏政权覆灭。此后，东夏作为蒙古藩属，至忽必烈即位建立元王朝后，东夏于元中统三年（1262年）六月被撤藩。^[13][14]

东夏国全盛时期，其领土范围东至日本海，西接咸平（今辽宁省开原市）、黄龙府至肇州一线，南界抵达高丽长城东段，北界则延伸至东流松花江和黑龙江中下游地区。^[4]在内政方面，东夏沿袭金朝旧制，设立尚书省六部、少府监、引进司、审计院等官职，朝廷官制较为完备。^[15][16]外交方面，东夏（大真）因叛金而建国，相互关系紧张，在蒲鲜万奴东迁后关系基本终断；高丽向东夏纳贡，东夏与之或保持友好往来，或出兵震慑；对于蒙古，东夏反复归附、反叛，最终被蒙古帝国覆灭，融入元王朝的政权版图。^[17]在经济方面，东夏政权重视农业发展和与战争息息相关的畜牧业，并保留女真固有的渔猎经济体系，积极与高丽等周边国家展开贸易。^[18]在文化方面，东夏随金朝情形，受汉文化影响较多，同时上承辽金时期女真文化，下启元明时期建州女真、海西女真文化。^[9]在社会方面，东夏包括了汉族、渤海族和契丹族等民族，作为金朝的继承者，其宗教信仰体系延续着金朝时期三教合一的信仰特征。^[19][20]

东夏政权的遗迹包括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图们市长安镇磨盘村的磨盘村山城^[21]、黑龙江省镜泊湖附近的城子后山城^[22]、珲春市三家子乡古城村斐优城等^[23]，以磨盘村山城最为著名，其于200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被列入“十三五”时期大遗址名单，2017年被列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自2013年起，磨盘村山城累计发掘面积近8000平方米，出土遗物6000余件，为东夏国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21][24]

蒲鲜万奴所建政权原国号为“大真”，也被称为“东真”，后改称“东夏”。在建立大真之前，蒲鲜万奴同时期的耶律留哥称王、建号，在今东北至辽东地区割据一方，蒲鲜万奴因出于辽代女真五国中的蒲聂部，自称tūng-king-wāng（即大金王），取与耶律留哥的“大辽”、lī-wāng（辽王）相对抗之意，后音译为“大真”，取“女真大金国”之意。^[25][26]朝鲜国《高丽史》则称之为“东真”^[27]，朴真奭则认为，该称谓应当为朝鲜地方对旧有的“东女真人”或“东女真人建立的国家”这一传统叫法的简称。^[26]

在蒲鲜万奴叛金自立后，为扩展势力、躲避蒙古帝国锋芒而向东海地区迁移，改称的“东夏”。“东夏”称谓源自先秦早期夏、商、周三代的“夏”，用华夏之名以扩大自身对辽东地区各族的影响，并沿至政权灭亡。^[6][11]清代史学家屠寄、日本学者箭内亘则认为“东夏”一称为“东真”形近的误写。^[28][29]

金泰和六年（1206年）五月，金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帅仆散揆受命统兵伐宋，蒲鲜万奴以尚厩局使出任金军右翼副统。六月，宋将皇甫斌率步骑数万分路侵蔡（今河南汝南），蒲鲜万奴随右翼都统完颜赛不率兵七千往击之，大败宋军于溱水（今臻头河），蒲鲜万奴又以兵截断真阳路，大胜而归，蒲鲜万奴也由此在金朝崭露头角。^[17]

金大安三年（1211年）二月，蒙古对金发起试探性攻击，七月，成吉思汗亲统大军侵金，在金军将领独吉思忠、完颜承裕等失利的情况下，金廷命招讨纥石烈九斤、监军蒲鲜万奴率军三十万驻守野狐岭（今河北省张家口市万全区）以拒敌，又以完颜承裕率军为后援，被成吉思汗挥师战败，突破居庸关，进围中都，蒲鲜万奴在内的金军将领不克而还。^[10]

金崇庆元年（1212年）春，耶律留哥率领的契丹义军，起初活动于隆安（今吉林农安）、韩州（今吉林梨树八面城）一带，为寻求蒙古汗国的支持，契丹义军西行与成吉思汗派来征讨女真的蒙古军相遇，并表示愿意归附。次年，金卫绍王完颜永济派完颜弼、完颜承裕为元帅左、右监军，共同征讨耶律留哥。蒲鲜万奴时任咸平招讨使，充当完颜承裕的副手。耶律留哥遂与蒙古大将按陈那颜结盟，在迪吉脑儿（今辽宁昌图附近）大败金军。金军战败后，金廷对主将完颜承裕不降反升，蒲鲜万奴也随之升为咸平路宣抚使，屯驻咸平（今辽宁省开原市），成为当地金军的主将。耶律留哥在得胜后正式归附蒙古，并建国称“辽”。^[10]

金贞祐二年（1214年）五月，金廷被蒙古威胁，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市），同时起用蒲鲜万奴，升其为辽东宣抚使，负责征讨耶律留哥。同年深秋，蒲鲜万奴奉旨率军北进，与契丹军迎战于归仁（今辽宁省昌图县四面城）北细河地方。双方战斗颇激烈，最终金军溃败。蒲鲜万奴率军固守咸平，谋划战后事宜，而后携同属下官兵及其眷属南徙东京（今辽宁省辽阳市）。咸平府所属安东县同知阿怜担忧耶律留哥进攻，派遣使者投降，附近州县纷纷响应，耶律留哥遂以咸平为都城，号称“中京”。同年十一月，金宣宗下传圣谕，追责蒲鲜万奴等辽东将领有失朝廷重托，但未加惩处，只是警告众将领需将功补过。据拉施特《史集》记载，此时的金廷已对蒲鲜万奴失去信任，乃至疑恨有加。蒲鲜万奴深知金廷现已无力控制辽东地区，便趁机利用其辽东宣抚使的地位，在东京扩展地盘、壮大势力以遏金廷钳制。金廷对此也只好采取羁縻mí手段笼络蒲鲜万奴。^[10]

金贞祐yòu三年（1215年）正月率兵北上，攻咸平战败，便回师抚定隶属于东京的沈州（今辽宁沈阳）、澄州（今辽宁海城）等地，附近州县各猛安谋克^[注1]纷纷归附。三月，金宣宗下达谕旨，令蒲鲜万奴选精锐部队屯守沈州、广宁（今辽宁北镇）。蒲鲜万奴等人识破了金廷意图拆解自身势力的伎俩，并没有奉旨屯驻沈州、广宁。为了扩展地盘，争取辽东军民的支持，蒲鲜万奴于四月引军东向，进婆速府路（今辽宁九连城）近境，遭遇婆速府纥石烈桓端率金军抗拒，双方互有胜负，期间奄吉、斡都、麻浑、宾哥出、台答爱、颜哥、不灰、活拙、按出、孛德、烈邻十一猛安归附蒲鲜万奴。同时耶律留哥趁其东京空虚，南下袭取东京，俘虏了蒲鲜万奴之妻李仙娥等眷属。蒲鲜万奴随即调兵回军收复东京，仍以此处作为自身势力的根据地，为其割据自立初步打下基础。^[11][17]

此时，金廷已经失陷中都（今北京市境内），放弃对辽东、河朔等地区的统治。十月，蒲鲜万奴在其追随者的拥戴下，宣告与金朝决裂，自立为“天王”，国号为“大真”，设立年号为“天泰”，任命隐士王浍为宰相，伯德胡土（《高丽史》作完颜子渊^[30]）为元帅，组建官署机构及军队架构。蒲鲜万奴意欲以此笼络辽东女真的势力，振兴女真民族。^[11][12]

天泰二年（1216年）春，金廷任命蒲察移剌为都充辽东、上京等路宣抚使等官职，负责南下征讨蒲鲜万奴。建立伊始的大真政权在金军的南北夹击下撤离了东京，转入辽东山林，以运动战的方式与金军周旋，并争取当地诸猛安谋克的支持；另一部分大真军则开始带领老弱妇幼分批向曷懒、恤品、胡里改等女真故地转移。三月，大真政权颁布了“勾当公事天字号之印”，在其组织架构中设立了负责日常事务处理及机要文书管理的承办官员。与金朝的做法一致，东夏对数量较多的勾当公事官印采用千字文编号以便区分，将东夏的官印铸造及颁发体系发展完备。六月，颁发“万户天字号印”，在武官建设方面亦借鉴金朝制度，设有万户等军职，并着手构建完整的六部机构。八月，蒙古将领木华黎率军占领兴中府，略定辽西，开始设置地方军政机构。平定辽西后，木华黎挥师鸭绿江下游，攻克婆速府路大夫营，北上略取了东京、沈阳等城。十月，蒲鲜万奴为保存实力，又图借蒙古以制金军，便主动向木华黎投降，以其子铁哥为质。成吉思汗随即扶持蒲鲜万奴于东京，仍称大真天王，以耶律捏儿哥充当其副手，并监视其行动。年末，木华黎从辽东还师。天泰三年（1217年）初，铁哥则由蒙古御营逃归，蒲鲜万奴随即杀掉耶律捏儿哥，不再臣属蒙古。^[11][12]

为了防止蒙古军进行报复，大真政权继续举国东徙的步伐，蒲鲜万所则率大真的主要军事力量也弃守东京，于同年早春取道沈阳、咸平，北上进逼隆安府（今吉林省农安），金辽东、上京等路宣抚使兼左副元帅蒲察移剌都弃城南逃汴京，蒲鲜万奴随后进攻上京，并暗中遣人与上京行省太平联络，太平捉拿了上京元帅完颜承充、夺其军权，投奔蒲鲜万奴，蒲鲜万奴随即进取上京。交战中，守城金将完颜承充之女阿鲁真与儿子蒲带一起率金军力拒大真攻城，蒲鲜万奴战败，遂率部队撤往东海地区的新根据地。^[11][12]

东徙后，大真政权摆脱了金军、蒙古军和契丹军的威胁，蒲鲜万奴即着手完善政权建置，开展经济建设。此时蒲鲜万奴的追随者中已不乏汉人、渤海人和契丹人等，打破了单一民族的界限。^[11][12]

天泰三年（1217年）四月，蒲鲜万奴调动兵力，成功攻占鸭绿江附近的大夫营，随后进一步派兵侵占婆速地区（位于今鸭绿江流域）。此时，大真政权的部分机构已至东海地区，并将东海的北京和南京（今吉林省延吉市附近）作为陪都，其势力范围逐渐影响到朝鲜半岛。高丽王因畏惧大真政权的强盛，为其助粮八万石。同年六七月间，蒲鲜万奴将国号“大真”改为“东夏”，以表达自身政权为中国东部之国并欲问鼎华夏之意，仍用天泰年号，定都于开元。^[11][12]同年秋，蒲鲜万奴再次向金廷进军，战败金将蒲察五斤并攻占上京，金廷从此完全放弃了上京、肇州等地。随着军事上对金廷的胜利，东夏的统治版图逐渐扩大至南起高丽长城东段，北至今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三江中下游，西抵咸平、隆安、肇州一线，东至日本海，东南到鸭绿江上游。^[11][31]

天泰四年（1218年）四月，金宣宗派御史完颜素兰、近侍局副使讹可至辽东查访蒲鲜万奴的叛乱情况。^[32]六月，东夏政权为加强境内军器的监造和管理，颁发“监造提控所印”，设置了监造提控所的机构。九月，背叛蒙古的辽王耶律喊舍率“丹兵”^[注2]主力攻取江东城（今朝鲜平壤东），高丽王廷为征剿丹贼，向蒙古、东夏求助。经耶律留哥的积极活动，蒙古、东夏双方达成“协议”：蒙古不再追究东夏背叛蒙古、杀害耶律捏儿哥之罪，承认东夏政权的独自存在，并给予东夏一定的物质利益等；而东夏重新归附蒙古，出兵二万配合蒙军行动，听从蒙军主帅指挥，为过境蒙军提供粮秣mò，为往来蒙使开设驿站等。随即，成吉思汗准备派遣元帅哈真及扎剌率兵一万，与耶律留哥余部聚集，东夏胡土率兵二万同往。十一月，蒙古东夏联军进入高丽东北境，攻占高丽和、猛、顺、德四城，并直指丹兵所据的江东城（今朝鲜江东郡）。十二月，蒙古与东夏联军进逼江东城。^[31]同年，东夏仿金制度建置军职系统及外事机构。^[12][31]

天泰五年（1219年）正月，胡土与蒙古元帅哈真、高丽将赵冲、金就砺等所部组成三国联军，联合消灭江东城的契丹残部，契丹君主耶律喊舍战败自杀。江东城之役后，高丽为答谢蒙古、东夏的支援，开始每年向两国进献贡赋。由于路途遥远，决定由蒙古和东夏派遣使者前来高丽受贡。此时的辽东婆速路仍为金廷辖地，蒙古的使者往返需经过东夏领土。从此，高丽每年向蒙古和东夏进贡，形成了新的朝贡关系，分别称藩于蒙古和东夏。八月，蒙古与东夏派兵屯于镇溟城外，监督高丽为两方准备岁贡的工作；九月蒙古遣使十一人、东夏遣使九人来高丽督纳岁贡。^[31][33]

天泰七年（1221年）多次遣使催纳贡物。三年内，蒙古和东夏两国派遣使者一起前往高丽索取贡物，约有八次之多；而蒙古使臣在往返经过东夏之境时，也受到了东夏人的优待，东夏重新恢复了对蒙古的附从关系。在此期间，蒲鲜万奴趁东北金朝势力不断削弱之机，致力扩展东夏的势力范围，在不断完善政权建置的同时，着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并加强城镇和军事设施的建设，以防御强敌来犯。随着东夏政权力量的增强，蒲鲜万奴企图再次摆脱蒙古的控制。^[12][31][33]

随着东夏政权的逐渐壮大，天泰九年（1223年）五月，蒲鲜万奴遣侣信、阿典、浑坦等八人出使高丽取贡物，不再与蒙古使节同往。同时，蒙古使节前往高丽，也不再取道于东夏领地，而从婆速府前往。^[11][12]

天泰十年（1224）正月，蒲鲜万奴遣使高丽并告知：鉴于成吉思汗长期用兵西征，难于取胜，存亡不明，而留守本土的帖木哥斡赤斤（成吉思汗四弟）又生性残暴，对东夏政权贪婪无厌，肆意勒索，东夏决定与蒙古断绝旧好；并要求高丽与东夏扩大贸易往来，东夏于青州、高丽于定州各置榷场，继续进行边境地区的物资贸易活动，力图与高丽结好以共同对抗蒙古。但高丽并不信任东夏政权的力量，并借东夏与蒙古“已绝旧好”之机，停止了对东夏的岁贡。东夏于本年改元“大同”^[注3]。^[11][12]

大同二年（1225年）正月，蒙古使者著古与在高丽等受贡返回途中，被盗贼所杀，高丽嫁祸于东夏。东夏与高丽的关系逐渐恶化。八月，东夏为掠夺牛马及人口，遣百余兵力进犯高丽朔州，九月入犯定州（今朝鲜定平）、长州（今朝鲜定平南），进屯宜州（今朝鲜德原）。及至大同四年（1227年）十月，蒲鲜万奴指令兵士袭击高丽定、长二州。大同五年（1228年）七月，东夏军队驻扎在高丽长平镇（今朝鲜永兴东）。大同六年（1229年）二月，东夏出兵突袭高丽和州，八月再以追击温迪罕为由抵达和州。大同八年（1231年）十月，蒲鲜万奴攻打和州，并俘虏高丽宣德都领而归。^[12][31]

在同一时期，蒙古政权复征西夏（1226年）、扫除金辽东残余势力（1230年）、两度讨伐高丽（1231年、1232年），蒲鲜万奴不得不对之加强战备。大同十年（1233年）二月，窝阔台诏诸王议伐蒲鲜万奴，遂命皇子贵由、诸王按赤带、国王塔思统领左翼军往征东夏。九月，蒙古军进抵东夏南京围之。因南京地处抗蒙前线，蒲鲜万奴亲赴南京与蒙古军展开战斗。蒙将查剌采用声东击西战术，诱使守敌集中于东北方面，自己登上城之西南角，蒲鲜万奴对此并组织有效的反击，随即被其生擒，（一说被斩^[34]），东夏政权正式覆灭。^[13][17]

东夏灭亡后，原势力作为蒙古下隶藩国保留至元中统三年（1262年）。^[14]期间，其政权架构基本维持不变，首领“天王”仍由蒲鲜万奴家族世袭，中央机构以尚书省为中心，设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但已不再拥有完全独立自主的地位，必须接受蒙古的监控，履行藩属的义务。在军事上，东夏设有副统和都统，猛安谋克组织得以保留，行政区划的府、州也得以沿袭。^[13]

蒙古太宗七年（1235年）夏季，蒙古第三次向高丽发动了军事进攻，东夏军队随之攻入了高丽东北境，成功攻占了龙津镇、镇溟城等地。^[13]据《高丽史》记载，高丽高宗三十九年至四十六年（1252-1259年），“东真兵”^[注4]作为蒙古征服高丽军队的一部分多次入侵高丽境内，东夏藩国也在蒙古侵入高丽时为其取道。^[13][35]

蒙古宪宗九年（1259年）七月，蒙哥汗病死于南征南宋的前线，忽必烈即位，建立元朝。为了推行汉法与加强中央集权，忽必烈于中统二年（1261年）八月命贾文备为开元、女真水达达等处宣抚使，其所辖“开元、女真水达达等处”即包括了东夏藩国的领地。翌年（1262年）六月，忽必烈宣布撤销东夏藩国，将囊括了东夏的辽河以东区域（原东夏国开元府路）升格为开元路，将东夏藩国的领地和人户被纳入开元路的行政体制中，由中央直接管辖。^[14]

东夏的领土随着其影响力的消长而不断发展变化。在其全盛时期，领土范围东至日本海，西接咸平、黄龙府至肇州一线，南界抵达高丽长城东段，北界则延伸至东流松花江和黑龙江中下游地区。^[4]

其疆域变化主要分为三个时期：大真时期、东夏前期和东夏后期。^[36]

在大真时期，蒲鲜万奴的初建政权仅占领了东京（今辽宁省辽阳市）一带。面对金军和蒙古军的进逼，大真开始向东海地区转移，寻求开辟新根据地。此时，东夏的疆域分处辽河下游和东海之地，地域不稳定且相隔较远，中央和地方建置也十分不完备；^[36]

进入东夏前期，大真完成了向东海地区的转移并改称东夏。利用金军衰败和蒙古南征中原的时机，东夏以图们江、绥芬河、牡丹江三江流域为中心基地，加强政权建置与经济建设，增强国力并向外扩展势力范围。此时，东夏的疆域向西、向北扩大了许多，地域连成一片，地方建置尤其是中心地区相当完备，局势也相当稳定；^[36]

到了东夏后期，东夏被蒙古大军征服，沦为蒙元藩属。其西部疆域逐渐收缩，领地局限于辽河以东，随着忽必烈“割辽河以东隶开元路”的政策实施，东夏藩国的实际政权和疆域随之消失。^[36]

东夏据有女真部分故土，并仿照金制，设定三京三路。诸京设留守司，长官称留守，由留守兼所在路的都总管。路下设府、州，但由于文献缺载，可被文献、文物证实的仅有青州、古州、运州和会州四州。^[4]

上京又称开元。咸平路宣抚使蒲鲜万奴曾在开元自立为王。《元史·王荣祖传》记载蒲鲜万奴叛金建国后，将国都东迁，改大真为东夏，依旧称天王，并以开元为都。《元史·地理志二》提及蒲鲜万奴于1233年被蒙古军所擒，蒙古军随之挥师至开元、恤品，开元之名，始见于此，《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书·开元路建置沿革》也对“开元”有所提及。关于上京开元的地理位置，众说纷纭。主要观点有二：学者王慎荣、赵鸣岐认为，开元位于绥芬河南岸，双城子南面山上，今俄罗斯克拉斯诺雅尔山城^[37]；中国历史地图集编辑组则认为，开元应在今黑龙江省东宁市东5里大古城^[38]。这两种观点皆认为开元位于今绥芬河流域。^[4]吕春凤、张泰湘认为东夏上京是俄罗斯游击队河（原称苏昌河）上游的的赛金城。^[39]

上京所辖开元路为今绥芬河流域地区。^[4]

在今海林市海浪河流域出土“北京行六部造”的天泰二年“万户天字号印”已有“北京”这一地名，为大真东迁最早经略的地区之一，但其具体位置尚待考证。学者王慎荣、赵鸣岐认为，北京城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市镜泊湖大瀑布偏北约五六里处的城子后山上，^[40]基于在海林市海浪河流域发现的“北京行六部造”官印及镌有“北京验记”的铜镜等文物；^[4]学者吕春凤、张泰湘认为东夏的北京是俄罗斯绥芬河南岸的克拉斯诺雅尔山城。^[39]学者刘长海认为，海浪河流域发现金代古城七座，出土金朝和东夏官印六方等文物较为集中，其作为金朝、东夏重要的屯兵积粟基地，北京应该位于该流域的海林市九公里山城。^[41]

北京所辖北京路为今牡丹江流域地区。^[4]

在天泰三年六月，“南京行部造”的“南京路勾当公事之印”中已有“南京”与南京路的提及，为大真东迁最早经略的地区之一。《元史·石抹也先传》记载石抹也先之子查剌于1233年随从国王塔思（木华黎孙）征讨南京的蒲鲜万奴；《元史·石抹阿辛传》亦载石抹阿辛之子查剌随同国王军征蒲鲜万奴，围南京并攻克的事迹。南京位于今延吉市东20里海兰江与布尔哈通河交汇处西北部的城子山山上，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处于南北要冲。在蒙古征东夏之际，南京首当其冲，蒲鲜万奴亲自驻守并指挥作战，战斗异常激烈。经过这场战役，南京城破，蒲鲜万奴被擒，东夏因此降服。^[4]

南京所辖南京路为今图们江流域地区。^[4]

即现今朝鲜北部的青州。根据《高丽史·高宗世家》的记载，在高宗十一年（1224年）正月，东夏派遣使者携带国书至高丽，其中一项提议东夏在青州、高丽在定州各自设立榷场^[注5]，继续进行买卖交易。定州（今朝鲜定平）位于两国边界的高丽长城以南，青州则在长城以北。东夏正式向高丽提出在青州和定州设立榷què场，旨在恢复和发展边界贸易。^[4]

位于现今牡丹江市附近。1984年7月，在牡丹江市北郊发现的刻有天泰二年应办所造的“古州之印”，证实了东夏设有州级地方行政机构。此外，“古州”这一地名还出现在张成墓碑文中。碑文记载，百户张成，蕲州（今湖北蕲春）人，元朝至元十二年（1275年）内附。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五月，诸王乃颜叛乱，张成随千户岳公领军属南下，七月二日抵达古州。古州又被称为谷州，在《辽东志》中有载。^[4]

位于现今黑龙江省依兰县。此地因松花江、牡丹江、倭肯河三江汇合而得名。在辽代，此处为五国头城；金代则为胡里改路治所，土地肥沃，农业经济较为发达。^[4]

位于现今东宁市附近，为东夏开元路下属机构。^[4]

东夏的人口数量没有数据记载，根据路遇、滕泽之所著《中国人口通史》统计，金朝涉及东夏政权领地的东北地区，其上京路、咸平路和东京路人口稀少，会宁府（治今黑龙江阿城）松花江以南至盘石、抚松、安图间人口稍多些，辽河下游地区人口逐渐密集。^[42]在东夏沦为蒙古帝国的傀儡政权时期，《高丽史》依然有“东真进犯连年不绝”的记载，其进犯人数有时一次多达数千人，学者周爽认为，这一时期的东夏政权领地人口依然较多，势力庞大。^[33][43]

东夏政权的民族组成主要是留在女真故土的女真族人，其统治民族和主体民族都是女真族。此外还包含了辽东地区的汉族、渤海族和契丹族等，都是东夏政权中的被统治民族。^[19]

女真族源自肃慎族系，属于靺鞨一支，乃是金朝的先祖。在辽朝时期，女真族分为熟女真和生女真两大分支。生女真部落实力雄厚，部落实例繁多，构成女真族的主要部分。生女真内部的完颜部逐渐崭露头角，成为女真统一大业的中心力量。随着金朝的建立，女真族迈入了蓬勃发展的崭新时代。金朝在接连征服辽朝和宋朝的战争中，大批女真猛安谋克部众迁徙至中原等地。然而，留居东北地区的女真人仍然主要分布在诸如上京路、咸平路、东京路和北京路等地，其中以上京路的女真人为最多。^[19]

金朝末期、东夏建立之际，女真社会矛盾日趋激化，耶律留哥在松辽平原举兵起义，蒲鲜万奴在东京叛金自立，蒙古木华黎则在辽西、辽东等地进行掳掠。东夏所控制和影响的金上京路及咸平路东部地区，除了会宁、隆安、咸平等地发生过战斗外，其他广大地区并未受到战火的波及，形势相对稳定。蒲鲜万奴曾率领十余万部众从辽东南部转入女真故地，为女真族保存了一支有生力量，并为该地区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国史学家蒋戎、蒋秀松依史料推测，东夏境内的女真猛安谋克人口至少有一百多万，成为东夏得以立国的重要基石。^[19]

渤海族源自粟末靺鞨和白山靺鞨，历史上曾有大祚荣自称为震国王，后被唐朝招安，成为渤海郡王。自此，渤海民族共同体开始成型。9世纪后期，渤海国逐渐走向衰落，契丹族取而代之并征服了渤海。金朝建立后，渤海人归附于金朝，并参与了反辽的行动。到了金朝末期，金廷因蒙古的进攻而南迁，辽东渤海人于贞祐三年随蒲鲜万奴在东京叛金自立，重建女真国，其族人参与蒲鲜万奴起事并“受伪署官”的原金按察使高礼。之后东夏政权东迁中，相当一部分是渤海人也由此重归祖先故地。^[19]

在魏晋时期之后，契丹和库莫奚民族曾附属于宇文鲜卑。至唐朝初期，契丹和奚均归附于唐朝。唐末时期，契丹逐渐崛起，阿保机建辽称帝，并参照中原汉制设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促进了北方游牧经济与南方农业经济的融合与发展。^[19]

金国建立后，契丹人处于被女真人压迫、被奴役的地位。大定十七年（1177年），金廷将部分契丹人户迁移至上京、济州（今农安）、利州等路和乌古里石垒部（今黑龙江泰来县塔子城）以及临潢、泰州等地安置，“俾与女真人杂居，男婚女聘，渐化成俗”，这些契丹人（包括奚人）也为了金末席卷松辽平原的契丹义军的核心力量，在东夏国建立后，有部分在东夏政权的统制辖地生活。^[19]

在东北地区，汉族人口的增长主要源于契丹和女真南下对汉区的掳掠。随着时间的推移，至金朝时期，当地汉人的分布地域从西辽河流域扩展到了东流松花江流域和日本海岸。这些被掳掠的汉人不仅增加了当地的人口数量，还为占据部分东北地区的东夏政权在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积极的影响。^[19]如蒲鲜万奴的宰相王浍，即为汉族，金朝时期咸平路咸平府人。^[44]

东夏因袭金制，设有尚书省，其中设有尚书令、左右丞相、左右丞、参知政事等职位。尚书令“总领纪纲，仪刑端揆kuí”，为首相；左、右丞相各一员，平章政事二员，“掌承天子，平章万机”，为宰相；又下设左、右丞各一员，参知政事二员，为辅佐宰相的执政官。^[15][16]

东夏袭金制设有六部，即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与尚书省左、右两司通署，吏、户、礼三部在左司，兵、刑、工三部在右司。^[15][16]

但从已发现的东夏官印中，仅见吏部和礼部，而户、刑、兵、工四部，尚未有官印实物发现，也不见于文献记载。^[15]

东夏沿用金制设有少府监。据《金史·百官志二》记载，少府监是掌管邦国工匠建造的官职。在东夏建国初期，驻地分散，机构不全，故由“行部”造印，后来随着中央机构的完备，就改由少府监负责造印。^[15][16]

依据金朝官职，引进使是引进司的主官，品级为正五品，设有副使一名，品级从六品，其职责为掌管外国使节进贡献礼之事宜。东夏亦沿用此官职机构，为宣徽院的下属，并依据《金史·百官志二》记载，设有宣徽院，掌管朝会和宴会，凡是殿庭礼仪以及负责膳食。^[15][16]

东夏沿金制设立有审计院，其职权范围大致与宋、金两国相当，负责承担核查收支、揭示腐败、保证经济运行安全的责任^[45]。知审计院事即为主管审计院的首脑，这一官职称谓沿袭自金熙宗皇统年间的“知某事”，并未有所更改。^[15][16]

东夏建国之初，效仿金朝设置行六部，简称行部，管理地方军政事务。金朝末年，多设置行省（行部），为尚书省行六部的简称，即尚书省在地方的临时派出机构，其主要职责是节制诸军，指挥军事，并统管所辖地区的行政事务，安抚百姓，征发赋役，选授官吏等。随着形势的发展，行省这种临时性机构就逐渐增多，也经常化了，有如常设衙署，全国的路治几乎都设置过。在东北，宣宗兴定元年（1217年）四月，以权参知政事辽东路行省完颜阿里不孙为参知政事，行尚书省、元帅府于婆速路；以权辽东路宣抚使蒲察五斤权参知政事，行尚书省、元帅府于上京。行省（行部）的官职比中央要少，行省的六部尚书、侍郎各由一人兼任。“行六部侍郎印”的发现，就是明确的物证。刻有“北京行六部造”和“南京行部造”的东夏官印的发现，说明东夏在其北京路、南京路设置行部，委任行部尚书和行部侍郎，行部有权颁布铸造官印。^[46][47]

金太祖阿骨打在对女真诸部进行编制整顿，实行“三百户为谋克，十谋克为猛安”的制度，东夏作为从金朝分裂出的地方割据政权，尽管其隶属关系发生了改变，但其性质与形式仍与原貌相似。在东夏国。猛安谋克既是社会组织形式，也是地方政权机构，较少受外界影响，保持生活方式和传统。猛安谋克制度体现了军事职能在女真社会的突出地位，也反映出女真人崇尚武力的民族特性。金朝前夕，猛安谋克成为女真地区与州县并行的基层政权组织，州县主要设在汉区，猛安谋克则实行汉法。^[46][30][48]

东夏国治理特点体现在机构设置、长官职责及军事色彩上，军政合一的结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猛安谋克制度。猛安谋克既作为女真军队的基层组织，亦为其指挥官的称谓。在金朝建国之前，女真各部在和平时期将部落首领称为孛堇，而在战争时期，率军出征者则被称为猛安、谋克。他们的称号根据所率领军队的人数多少而定，猛安为千夫长，谋克为百夫长。^[30][48]

东夏沿用金制设立的机关，按《金史·百官志》记载，诸府、州，设兵马铃辖一员，从六品，掌巡捕盗贼。若有盗，则总押随处巡尉，并力擒捕。总押即诸府、州专司巡捕盗贼之事的兵马铃辖的兼称。^[47]

东夏沿袭金制设立的官署。学者罗福颐认为，《金史·百官志》称提控者甚多，但无专称者，惟官宗纪兴定二年，有“夏人犯谷，提控夹谷瑞及其副赵防击走之”等记载，监造提控应为军中权置领兵之官。“监造提控所”为军器监并掌管修理兵器，东夏便撮用其职司而改称为监造提控。^[47]

东夏沿袭金制设立的劝农官职，较为重视农业生产。^[47]

东夏设立的管理贮藏粮谷的官署。^[47]

据《元史·耶律留哥传》记载，耶律留哥于1218年冬率蒙古、契丹军及东夏国元帅胡土兵十万，围困契丹君主耶律喊舍。胡土，亦称胡土，曾在东夏国担任元帅，是东夏首任元帅。胡土身兼元帅和枢密使之职，主管王国军事。学者王慎荣、赵鸣岐等认为，胡土与王浍一同分管行政和军事，是东夏国的核心人物。^[30][48]

考古发现的大同六年“德虎鲁府军政之印”，证明东夏设有德虎鲁府一军职。德虎鲁为女真语音译，限定词“德”用于“虎鲁”，与金初勃极烈制中的“国论忽鲁勃极烈”地位相当，类似于枢密使，其府为枢密院式衙署。此外，德虎鲁府军政为府属职官之称，而不仅德虎鲁府设有此官职，其他单位也可能存在此类官职。^[30][48]

据《元高丽纪事》记载，东夏设有怀远大将军，同样为承金制的武散官，官阶不高，但东夏设置不缺。^[30][48]

发现的天泰五年“兵马安抚使印”证实东夏设有此官职。金朝曾设宣抚司或安抚司，东夏参照金制设置兵马安抚使，强调其军事职能。^[30][48]

发现有天泰四年“军政之印”。金代不及之前各朝代未载有此官，学者张绍维根据《资治通鉴》“古有军正”，的记载，认为东夏军政一职，掌管军法。军政原是专指军中行政，东夏国的军政，应为掌管军中政事的职官，从“军之印”“德虎鲁府军之印”文物可以推知，军政是某官署（如德虎鲁府长官）的下属官职。^[48]

天泰四年、大同八年、十年的“副统所印”，显示东夏设有都统和副统官职。金初，都统司和都统地位较高，但随着猛安谋克的衰败，兵员减少，地位降低。“副统所印”是副都统官员所在官衙使用的印信，数量较多，和驻地有定点或调动较频繁，可见东夏军制沿袭金初定制，且较稳定完备。^[30][48]

在金军编制中，都统为方面军统帅，万户次之，掌兵权大，职位可世袭。据考古发现的天泰二年北京行六部造的“万户天字号印”、天泰九年少府监造的“行军万户之印”可得知东夏同样设有万户和行军万户军职，前者为平时行政长官，后者为战时指挥官。^[30][48]

为防备金朝和蒙古的侵扰，东夏将南京和北京都设于山城之中，凭借山势之险要保卫东夏北京的安全而设，实现割据一方的战略目标。今在镜泊湖北岸，有一处显要的东夏山城，该城卓立于高山之上，三面临崖，陡峭难攀，仅有南面坡势平缓，便于通行。此城由南北双城构成，周长共约3000余米。北城为内城，南城为外城，两者仅一墙之隔。北城内有多达十余口的古井，可供千人食用，显然是驻军的主要驻地。城墙采用石材筑成，高度约为4米。城门处设有半圆形的瓮城，墙上有马面设施，城墙外围还有护城壕。此外，城门西南另有一座小城，用以守卫大城的南门。^[49]

在今黑龙江省宁安市发现的东夏国时期古城——城子后古城的布局结构显示出，其防御特性远超一般军事要塞。考古发掘出土了金代的砖瓦、铁锅、铁车辖及铁镞等遗物。这些发现证实了城中有砖瓦建筑的存在，应为官府的驻地。铁车辖作为车轮的关键部件，也证明了车辆在城中的通行能力。^[49]

作为金朝将领蒲鲜万奴，其所建东夏政权的统治方式、机构设置、官印形制和文化都承袭金朝。在建国初期，东夏国与金朝关系对立，不可共存。辽东地区割据势力众多，蒲鲜万奴政权为扩张领土，选择向对该地区统治力薄弱的金朝发起进攻，但经过多次战争，东夏国损失惨重，重心转移至金源故地^[注6]、东海地区。至1217年后，两国关系基本中断。^[17]

蒲鲜万奴在金朝时已与蒙古军交锋三次，大真国成立后，蒲鲜万奴政权与蒙古的关系在投降与反叛中变化，大致分为四个阶段：蒲鲜万奴归附蒙古后反叛，改国号东夏；再次归附蒙古结为同盟；与蒙古政权决裂，蒲鲜万奴被蒙古军擒获，东夏国灭亡；最终东夏作为蒙古的藩国以管理当地遗民、牵制高丽国。^[17]

东夏国与高丽国是相邻的两个国家，在成为蒙古藩国后，东夏频繁入侵高丽北部边境地区。天泰三年，蒲鲜万奴派兵入侵婆速路，高丽王因畏惧蒲鲜万奴兵力强盛，不得不提供给蒲鲜万奴八百石粮食。此后，东夏国帮助高丽讨伐契丹叛贼，两国保持友好往来，互开榷场进行民间贸易往来。直至1224年，蒲鲜万奴给高丽王的一道牒中表示想要两国重新开確场，互通贸易，遭到高丽王的拒绝。此后，东夏国多次侵扰高丽边境，为蒙古征服高丽提供助力。^[51]

1231年，蒙古以使者著古与被高丽杀害为由征讨朝鲜，至1232年蒙古将领撒里台被流矢射死，方撤退。高丽随即“答东真书”，说到蒙古军的“残暴寇掠”和高丽军民的反抗斗争，并将蒙古军撤退事通知东夏。随着蒙古对辽东及朝鲜地区的进犯，东夏与高丽在这一时期关系较为接近。^[51]

作为金朝分裂出来的地方割据政权，东夏的经济是金朝在该地区的延续发展。经过渤海、辽、金的开发，东夏政权在女真故地的经济基础得以奠定，在农业、畜牧业、渔猎和采集业、手工业等方面有所恢复和发展。^[18]

女真的先民早己有了原始农业，到了渤海国时期，牛耕和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极大地推动了农业的发展。在辽（契丹）统治时期，女真人以耕作为主要职业，农耕技术有了显著的提升。进入金朝时期，国家高度重视农业，推行了一系列重农政策。东夏在继承金朝政策的基础上，也以农业为基础，通过猛安谋克的组织形式，积极鼓励和组织农业生产活动。同时，在统治区域内设立了专门的劝农机构，以确保各地农业生产的有序进行。^[18]

随着大量猛安谋克户的迁入以及东夏统治者对农业的重视，女真故地的未开发土地得到了大规模的开发和耕种。这使得粮食产量大幅增加，除了满足国家军政机构的开支外，还有剩余的粮食。对于东夏遗址磨盘村山城的发掘，发现当时作物包括粟、小豆、荞麦、大麻等，其炭化的粮食堆积约15万斤，证明当时政府设立了粮仓以储备这些粮食，以应对可能出现的荒年。^[18][21]

在辽、金时期，女真人的畜牧业在其经济中占据了至关重要的地位。进入金代，女真故地的畜牧业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东夏政权继承了金朝在当地的农业发展成果，吸纳畜牧业的发展成果。在面临战乱的严峻形势下，为了稳定和巩固新政权，东夏统治者将农耕和战争两者相结合的“耕战”作为首要发展方向。而要实现“耕战”，畜牧业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一环。^[18]

女真故地拥有广阔的地理范围和丰富的物产资源，使得渔猎和采捕成为女真人的传统生计方式。辽金时期，留居女真故地的猛安谋克户在从事农耕、畜牧的同时，仍保持着渔猎和采捕业。女真人在归附东夏政权后，其社会经济中的渔猎和采捕业仍占有重要地位。^[18]

东夏的手工业发展是对原金代手工业的延续。在蒲鲜万奴率众进入女真故地的过程中，各种工匠的加入为手工业发展注入了新动力，带来了先进的工艺技术。为了满足农业和军事需求，东夏需要大量生产工具和武器装备，如铁铧huá、铁镐、铁锹、铁镰等农具，以及马箭、战刀、长矛等武器。这些生产主要依赖于官营作坊，同时也催生了冶铁业的发展。铜器加工和铜冶炼业在东夏辖区内也有显著表现，多处出土的铜器和相关文物充分展示了东夏的冶铜技术和工艺水平。此外，在东夏遗址磨盘村山城中，也出土多组陶器如大卷沿的陶盆、陶罐、敛口罐、陶盘、香炉等手工制品。^[18][21]

纺织业和造船业也是东夏手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女真故地的纺织业和皮革加工业一直是家庭副业的形式，而造船业在沿海地区较为发达，东夏人曾使用自造船舰侵犯高丽海疆。这些行业在元代东夏时期仍然存在并有所发展。^[18]

在生产发展和社会分工扩大的背景下，女真各部间的经济联系逐渐加强，对外贸易也日益频繁。女真与辽、北宋、高丽的贸易活跃，通过输出金、帛、布、药材等物品和马匹换取所需。金朝建立后统一了北部地域，吸引汉人、契丹人等迁入，经济文化交流加强，形成了统一的体系。但金末期蒙古南犯导致金朝解体，东夏割据女真故地。此时，东夏与高丽的商贸往来因交通阻断而减少，但仍保持一定的经贸关系，包括国家间的贡赐交易和民间互市贸易。前者主要是高丽向东夏缴纳贡赋，后者则是在两国边境城镇进行的民间交易。据《高丽史》记载，东夏曾提议在东夏青州和高丽定州各设榷场，恢复边境贸易。这种榷场互市由两国政府管理，促进了双方商业贸易的扩大和发展。^[18]

在东夏遗址磨盘村山城中，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瓷片和宋金时期的铜钱，其中瓷器多数为中原输入，少量来自高丽青瓷。铜钱以北宋年号为主，少量为金朝铜钱，表明东夏国在经济生活中与中原的商贸来往较为密切。^[21]

东夏文化跟金朝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因袭金制，东夏社会汉语言文字与女真语言文字并行，但女真族不仅在人口方面占绝大多数，而且在文化方面居主导地位。尽管受到中原文化的冲击，有碰撞交融，这里的女真人仍保持和传承着女真传统文化。^[9]

东夏的统治阶层由金朝统治阶层演变而来，其中的代表人物包括蒲鲜万奴和王浍等。据考证，蒲鲜万奴深受汉文化熏陶，得到了金章宗的赏识和器重，是金章宗亲手提拔的将领。因此，蒲鲜万奴被蒋戎、蒋秀松等现代学者认为其在政治和文化上是章宗的追随者。而汉人王浍作为东夏政权的宰相，其自幼便沉浸于儒学，他与蒲鲜万奴的紧密合作也展现了东夏政权中的女真文化与汉文化的深度交融与发展。^[9]

东夏国建立时间短，又处于战乱时期，其城市建筑理念多为利用早期废弃墙体修整后继续营建。通过对磨盘村山城的发掘，晚期东夏国遗存出土建筑构件风格较为单纯，与金代长白山神庙风格相似。此外，东夏国在南京城的大型建筑、官印制度、官仓特点等深受中华文明影响。^[21]

女真族原本信奉的是萨满教，随着女真人入主中原，金朝政权为了满足对多民族统治的需求，其统治者开始统治者的大力推崇佛教和道教，佛教和道教开始在女真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并深受汉文化的影响，东夏国作为金朝的继承者，其宗教信仰体系已经相当成熟，形成了一种新的、符合统治需要的三教合一的信仰，如在1964年吉林省延吉市长安镇城子山山城出土的圆形占卜器，其正面刻十二干支图便属于道教使用器物的常见标识。^[20]

在历史上，东夏所占据的东海地区属于女真人的故土，是东部女真人的主要聚居区域，其女真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然而，东夏的建国时间相对较短，虽然对当地女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从长远的角度看，这种推动力并未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这里的女真人并未像南迁至汉地的女真人那样受到汉化的影响，相反，他们将后来迁入的汉人、渤海人、契丹人等民族融入了女真文化中，实现了女真化。^[52]

在东夏被撤藩后，经过元代进入了明代，以东女真即东夏遗人为主体的女真民族逐渐复兴。他们继承并弘扬女真文化，始终保持其独特的民族特征。在历史上，这些女真民族被称为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成为了女真文化的传承者和守护者。^[52]

关于蒲鲜万奴建国称王的时间，主要有贞祐三年（1215年）十月说和贞祐三年正月说。^[53]

第一种为《金史·宣宗本纪》所载：贞祐三年（1215年）十月，蒲鲜万奴僭jiàn号，改元天泰，《元史·太祖本纪》《高丽史》等史籍也均采纳此说；^[53]

第二种说由晚清学者屠寄提出。屠寄依据《金史·纥石烈桓端传》所载“贞祐三年，蒲鲜万奴取咸平、东京沈、澄诸州，及猛安谋克人亦多从之者”等内容认为蒲鲜万奴建国称王的时间应为贞祐三年正月。^[53]

东夏的年号争议主要涉及天泰年号是否延至十八年、东夏政权是否只有天泰这一年号。^[54]

中外历史学者一度依照民国十三年版《宁安县志》中曾出土一颗有“天泰十八年”款识的官印的记述，认为东夏存国“十八年”，或断定该政权十九年中只有天泰这一年号，且之后在史料中发现的天泰年款官印“十四年”、“十八年”记载。学者张绍维、李莲根据《元史·地理志》“元初癸巳岁（1233年），出师伐之，生擒万奴”的记载判断，东夏国亡于建立政权之后的第十九年应无误，但在《宁安县志》的记载中本就有“天泰十八年”和“某某二年”的异说，鉴于当时政局混乱、刀力不工，致使刻款模糊不清，后人将“泰”字的下部笔划误读为“十”，认为宁安出土的这方印的刻款，原是“天泰八年”，“天泰十四年”同样为“天泰四年”的误读；而具杨宾《柳边纪略》记载康熙年间，于沙儿虎古城（今辽宁省抚顺市）发现“大同二年少府监造”之印，1923年又在珲春东北二百里发现了一方背镌“大同六年”铭款的“德虎鲁府军政之印”，之后有大同年款的官印在吉林、黑龙江等地区不断出土十三方之多，张绍维、李莲判断大同年号并非误刻，而是确实存在过的年号。^[54]

关于东夏的疆域的争议，大致分为：^[36][55]

一类认为地域比较狭小，仅局限于金代曷懒路地区。这以本学者池内宏为代表，认为东夏国以布尔哈图河畔的南京城为据点，领有大体上相当于金朝的曷懒路全部地区。^[36][55]因1980年春镜泊湖城子后山城遗址发现的东夏古城、1984年7月牡丹江市北邻出土天泰二年“古州之印”、1975年在牡丹江中游海林县出土了天泰二年六月“万户天字号印”、1977年发现的大同四年九月“会州广盈仓印”等等文物的发现，被王慎荣等学者认为其为某些史书的零星记载而作出的片面武断的结论。^[55]

二类认为东夏国地域比较广阔，包括金曷懒、胡里改和恤品三路地区，以王健群等学者为代表，认为胡里改路以胡里改江得名，胡里改江即瑚尔喀河、牡丹江；恤品与绥芬为同音异字，恤品路即是以绥芬河得名；曷懒即海兰，曷懒路是以海兰江得名，东夏国的疆域即以这三条江河流域连结起来的广大地域。^[55]

三是其疆域包括除上述三路及金上京会宁府，以学者金毓黻为代表，认为蒲鲜万奴曾经攻占金上京会宁府，并领有其地，其疆域应达到金上京会宁府，西南应至黄龙府，或包括学者陈得芝认为的金上京路等地域。^[55]

四是其疆域包括上述西北部、东部地区外，西南部又有所延伸，以学者贾敬颜为代表，认为蒲鲜万奴势力所及还包括婆速路，并兼及辽东半岛。曷懒、胡里改、恤品三路确属蒲鲜万奴活动的重要区域。但是，王慎荣等学者认为该说法较为笼统，而根据现有史料记载蒲鲜万奴在东徒前确曾用兵谋取过上京城，但因遭到上京守军的拼命抗击而没有达到目的；而辽东半岛大部分地方仅曾经置于蒲鲜万奴兵力的控制之下，其统治政权并不稳固。^[55]

此外，学者蒋戎、蒋秀松认为，东夏国疆域在最盛时为南起西逾大岭中经定平东止都连浦的朝鲜古长城东段，北至今黑龙江省巴彦、依兰以北至黑龙江下游地区，西起今吉林省中部偏依兰以北至黑龙江下游地区，西起今吉林省中部西至黑龙江省南部当中一带（后期包括金上京城在内），东至日本海。孙进已、冯永谦等编撰的《东北历史地理》一书中，按照《元一统志》所载，认为东夏国建置的分布包括上京、南京、合兰府、双城、谷州、上京、建州、宾州、黄龙府、利俗县、金上京、会宁府、利涉军、信州、武昌县、肇州、始兴县、永州、昌州、延州、哈州、奴儿干城等。^[36]

对于东夏都城位置争议，中国近代史研究者郭毅生主张“东宁大城子”说，通过《元史》中“师至开元、恤品，东土悉平”的内容，认为恤品在双城子，开元“当求之于绥芬河上游”，即绥芬河上游的黑龙江省东宁县位置；^[56][57]

张泰湘主张“克拉斯诺雅尔山城”说，通过《元一统志 》《东国舆地胜览》载的记载，认为东夏都城开元城应位于绥芬河南岸，即今俄罗斯克拉斯诺雅尔山城；^[56][58]

李健才主张绥芬河流域说，他通过在吉林省延吉市城子山山城发现的“南京路勾当公事之印”等考古文物、《元史·王荣祖传》中“咸平路宣抚使蒲鲜万奴僭号于开元”等记载，认为东夏都城开元城位于绥芬河流域的双城子南面的山城。^[56]

磨盘村山城，原名城子山山城，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图们市长安镇磨盘村，该山城200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被列入“十三五”时期大遗址名单，2017年被列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为配合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自2013年起，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山城进行了10年的主动性考古发掘，累计发掘面积近8000平方米。共清理遗迹90余个，出土遗物6000余件。^[21][24]

磨盘村山城包含早晚两期遗存，晚期遗存以青灰色建筑构件为特点，被认为是金末东夏国南京城。根据考古学研究，东夏国南京城遗址出土的遗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建筑构件如兽面瓦当、指压纹板瓦等的风格较为单纯，与金代长白山神庙的发现十分相似，表明了东夏国建筑风格的继承和发展。同时，陶器组合包括大卷沿的陶盆、陶罐、敛口罐、陶盘、香炉等，都是金代晚期的代表性遗物，反映了东夏国制陶工艺的发展水平。此外，还出土了大量瓷片和宋金时期的铜钱。这些瓷器窑口丰富，多数为中原输入，少量高丽青瓷的发现也显示出当时对外贸易的活跃。铜钱则以北宋年号为主，少量金年号铜钱的发现进一步印证了东夏国与中原地区在经济贸易上的紧密联系。这些遗物的出土，为研究东夏国的经济生活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21][24]

由于东夏的相关文献记载较少，东夏国南京城遗址的考古学发现填补了东夏国考古研究的空白。^[21][24]

东夏国城子后山城遗址位于镜泊湖发电厂西北约2公里，是牡丹江右岸的山丘上的天然屏障。该遗址是1981年黑龙江省政府公布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被普遍认为城子后山城是金末叛将蒲鲜万奴所建东夏国的山城遗址。^[22]

城子后山城所在的山丘高出江面50余米，东、北、西三面为山崖峭壁，南城垣则依据山势建有双重墙体。外侧墙体东西延伸约200米至现代道路处转向东北，内侧墙体位于外侧墙北约100米，同样从西部江边山崖起始向东延伸。此段墙体南侧有2座明显马面，现代道路西侧有1座直径约30米的瓮城。过路墙体向东南延伸，最后合拢于两沟汇合处的山脊上。双重城垣外侧均有10余米宽的护城壕遗迹。墙体由土筑成，夹有石块，断面可见夯迹。城墙保存较好，现仍高于城内地面2米左右，高于城外地面近5米。城内还有1道中墙，将山城隔为南北两半。中墙内侧有1个20米见方的套城，传称为“水牢”。山城筑有15个马面，有1口古井和瓮城。此城曾出土金代蒲鲜万奴“天泰”年号的铜印。^[22]

斐优城（又作裴优城）位于珲春市三家子乡古城村北缘，曾出土过10枚铜印。其中一枚为金代晚期的铜印，为金国第七任皇帝卫绍王完颜允济所用的“崇庆”年号“句当公事之印”，其余9枚均为蒲鲜万奴建立东夏国的铜印。1993年经考古发现，在珲春斐优城东门外，有一处东夏国时烧砖窑遗址，在窑内发现两具人体遗骨，一个倚墙站立，一个倒地，两者均被刺杀。又在斐优城北墙内发现蒙古骑兵佩戴的水壶，均证明是蒙古军队攻占斐优城时所为。蒙元政权灭南宋统一全国后，斐优城辖境划归辽东行省，成为元朝统治区域内的一个地区。^[23][59]

1981年4月，吉林省人民政府公布此城址为第二批全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5月，“温特赫部城址与裴优城址”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3][60]

君王年号年号时间蒲鲜万奴天泰^[7]1215年——1224年大同^[7]1224年——1233年

在小说《盗墓笔记》第三部《云顶天宫》中，作者南派三叔凭借东夏和其君主蒲鲜万奴的历史传说刻画出了云顶天宫的墓主人——万奴王的传说故事，^[61][62]小说改编的原名剧集《盗墓笔记之云顶天宫》。^[63]

东夏的蒲鲜万奴王是从地底爬出来的怪物，是妖孽……传说历代的蒲鲜万奴王，不是世袭的，而都是在前一代死亡之后，从那道地底之门中爬出来的。而那道地底之门，也只有在前任蒲鲜万奴王去世的时候才能够打开，否则，地狱的业火就会烧尽那个开门者一切，使得长白山没有白头。^[62]一具巨大的黑色男尸站立起来，身上穿着已经褪色腐烂的女真铠kǎi甲。让我大吃一惊的是，这具男尸竟然长着十二只手，呈环形排列在身后，而且十二只手都在扭动，就像庙中的千手观音一样。^[64]——《云顶天宫》中相关原文^[6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