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逸图

《高逸图》又名《竹林七贤图》，作者是唐末书画家孙位，《高逸图》是孙位的唯一存世作品。画作规格为纵45.2厘米，横168.7厘米，绢本设色图，现藏于上海博物馆。^[1]卷首有宋徽宗赵佶题“孙位高逸图”五字，画作原题并非《高逸图》，而是宋徽宗根据人物特性重新取名。亦有观点指出，《高逸图》构图格式和人物形象与《竹林七贤图》有很大的相似性，可能为《竹林七贤图》的残本。^[2]本画描绘了竹林七贤中的四人形象，人物形象生动逼真，神态各异，但对于这四人具体身份现仍存有争议。^[3][4]孙位承顾恺之之画风，开五代画法的先河，^[5]汤垕《画鉴》中记载：“蜀中山水、人物，皆以孙位为师。”自孙位后，五代支仲元、宋代李公麟、石恪等人都画过《七贤图》，虽然这些作品已佚，就现有资料看，有些与《高逸图》这个画本有传模的关系。 ^[2]

《高逸图》描绘了竹林七贤中的四人。画面最右侧士大夫盘坐在一个彩色织毯上，头戴帢qià帽，上身未着衣，仅披挂一件浅紫衣袍，下身着白色裤子，双手抱住右腿，倚靠在一红色花纹隐囊上，神色闲适淡然。他的身旁有一鼎和带有托盘的杯具，身旁的童子呈直立状，双手捧一器物于胸前，该器物造型独特，难以辨识。右起第二个士大夫衣衫齐整，身着半透明纱袍，头戴束发冠，手持如意，赤足，倚坐在方形花毯上。面前摆着还未展开的一卷书，两旁置小铜钟各一枚，还有一件带盖的铜熏炉，小铜钟的用处不明。身后站一童子，头扎双髻，手持书卷。右起第三个士大夫刻亦着半透明纱袍，头戴帢帽，赤足；他手持方斗，侧旁童子跪呈双耳罐，他转过脸来，目光落在该罐上；毯前列有铜鼎和铜盘，鼎中有一勺，铜盘里有三盏高杯。右起最后一个士大夫手持芭蕉扇，衣着不整，袒胸，身披衣袍，斜靠隐囊，目光似远眺，面前两只高足盘中，盛李子六枚，身后的童子呈弯腰俯首状，双手持托盘，上有方斗。画作中间或点缀有松石草木，将四个独立的人物连为一体。^[3]

本画上存有多个印章，画幅及前后装裱绢素上钤qián有“双龙”“御书”“政和”“宣和”“睿思东阁”等印，说明此画曾为宋皇室藏品。另有明代司马垔的题跋、清代梁清标的收藏印。画中其余两方印章过于模糊，无法推断具体内容，一方只能看出“陇西”二字，另一方仅能认出“海”字。^[2]

唐朝末年，国力衰弱，战乱频仍，帝王迁都、官臣奔避，士人飘离失所。对于唐末文人来说，及第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即使考中功名，还需要经过漫长的守选。^[注1]即使有幸踏入仕途，唐末朝纲不振，奸恶当道，广大士人不仅在仕宦中无法实现其济世抱负，还常有性命危险。政治上的动乱、及第困难、仕途无望等种种原因导致了士人入世救济天下的道路屡屡失意，而遁入山林，逃避现实以修身养性则成了他们失意时的重要归宿。这也是唐末山水画、隐逸诗盛行的重要原因。^[6]社会政治经济往往影响着艺术的内容形式，当晚唐贵族骄奢淫逸的享乐世界随着朝政的没落而崩塌，人们迷茫的精神也开始在魏晋名士上寻找依托。因此，这一时期出现了《高逸图》《岩亭》《十六罗汉图》等具有鲜明魏晋审美风向的绘画作品。^[7]

公元880年12月初，黄巢农民起义渐逼长安，唐僖宗落荒而逃，带了他喜爱的御用画家孙位。孙位随皇帝逃向四川，终日抑郁不得志，借酒消愁。一日，路经一片竹林，突然联想起“竹林七贤”，他也想如竹林七贤一般脱离世俗烦扰。回家后，孙位勾画出山涛的形象，后为了能够表现出七贤鲜明个性的形象，孙位专门阅读了有关七贤的书籍，终于刻画出栩栩如生、形态各异的人物。^[5]

《高逸图》与《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的构图、人物布局、环境刻画上非常类似。此画采用了分组分段、单列平式的构图，四位高士分别坐在毯子之上，身旁各有童子侍奉，四人分别成为画面的中心点，保持了画作整体的平衡感。人物之外的山石林木、器物等，不仅暗含了高士身份玄机，也串联起了整幅画作，将四个看似独立的人物汇集在一个画面之中。树石与人物相间隔，突出每个士大夫的形象的同时又把各个人物的动作情态统一在一个环境之中。画面留白得当，既不显拥挤也不觉空洞，表现出孙位高超的构图技巧。^[8][2][9]

孙位继承了唐代人物画设色技法，敷彩之外，外加明暗渲染，以烘托物像的立体效果。清薄的色彩，运用白色由深至浅渐次晕染，透出肌肤肉色，表现丝织品柔软透明的特殊质感。本画设色鲜艳而不失典雅，山石部分已经开始使用渲染和皴cūn染手法，这种渲染手法主要用于表现石块阴阳面，丰富画作层次；而皴染手法则可以清晰地表现出山石、树木的脉络纹理，使景物更加生动逼真。^[10][11][9]

《高逸图》线条圆润流畅，此画人物面目衣纹无纤媚之态，气味古朴，线描如春蚕吐丝，属于游丝描体系。人物衣纹线条以铁线描为主，杂用兰叶描，圆劲有力，服饰着白色时，留有深浅变化，显出贴身之处，富有质感。整体来看，画作多用细紧柔劲的线条勾勒形状，细劲凝练，调畅自如，颇有顾恺之“劲紧连绵如吐丝”的行云流水的线条风格。同时，孙位非常注重人物眼神的传神性表达，传承了顾恺之“传神阿堵”的手法。^[12][11][9]

《高逸图》最早见于《宣和画谱》，在十二世纪时，曾被宋徽宗收入宣和内府，此后长期不为人所关注；根据明弘治二年（1489年）的题跋，得出该画当时藏于南京；清初，被梁清标所收藏，后为乾隆帝占有，藏于养心殿并录著于《石渠宝笈》；1922年，被溥仪带出清宫，此后流散在东北地区，直到解放后，才由上海博物馆收藏。^[2]

孙位的《高逸图》极为珍贵，已于2012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文物局列为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13]国内展出机会也极少。2002年11月30日，为庆祝上海博物馆五十周年馆庆，《高逸图》在由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联合举办的“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上亮相。^[14]2019年10月7日，辽宁省博物馆在“又见大唐”特展上展出了《高逸图》摹本。^[15]

2016年4月2日，中国邮政发行《高逸图》特种邮票，一套3枚，小型张1枚，票面价值共计9.9元人民币。^[16]

《高逸图》描绘的是竹林七贤中的四位隐士，这一点并无争议。目前，主要争论点在于这四位隐士的身份，争论主要分为两派，一派以承名世为首，认为画中四人从右到左分别是山涛、王戎、刘伶、阮籍；另一派则以施锜为代表，提出四个人物自右向左分别是嵇康、向秀、阮籍和王戎。承名世派认为，《高逸图》中的山涛、阮籍形象与洛阳存古阁所藏石刻《竹林七贤图》中一致，而向秀、阮咸与洛阳石刻形象不一致，故推断出四人分别为山涛、王戎、刘伶、阮籍；施锜派则认为，洛阳石刻的年代不一定早于《高逸图》，以其为母本确定人物身份并不严谨。该派主张利用博物学的方法，梳理物象的文化背景与脉络，探讨画作的内涵。通过对比画作内容与古籍中对竹林七贤的记载判断人物身份，例如，画作最左侧人物面前器具中盛有李子，而竹林七贤中的王戎与李子有关联，故据此推断最左侧人物为王戎。^[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