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忠

马建忠（1845年2月9日—1900年8月14日）^[1]，学名斯才，别名乾，字眉叔，江苏省丹徒（今属江苏镇江）人，^[1][2]清末洋务派重要代表、外交家、语言学家。^[3][4]

马建忠年少便随家搬迁至上海，9岁时进入徐汇公学，学习法文和拉丁文。原本准备走科举之路的马建忠，在经历了帝国列强的侵略后，决定放弃科考，潜心研究西学，寻求救国道路。同治九年（1870年），马建忠在哥哥马建勋的介绍下进入了洋务大臣李鸿章的幕府，随办洋务。因为熟悉西洋文化和语言，他受到李鸿章的赏识，光绪二年（1876年），马建忠被派赴法国留学，兼任驻法国公使翻译。^[2][5]在留学期间，马建忠还去了周边国家参观学习。三年后，获博士学位的马建忠回到中国，应李鸿章之邀，他再次进入其幕府为洋务帮办，^[注1]主张改革政治，发展工商业。^[6]光绪七年（1881年），马建忠被委派前往印度，与英国人就鸦片的专售和税收问题进行交涉。翌年（1882年），他又被派往朝鲜，协助朝鲜政府与美、英、法三国签订商约。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之际，马建忠受李鸿章之命，策划并经手将轮船招商局产业转至美资“其昌洋行”名下。战争结束后，马建忠又着手收回轮船招商局，并任会办^[注2]。随后，他向李鸿章建议借外债以兴实业、建海军，又大力提倡设工厂、开矿山、行轮船、筑铁路、废厘金、兴商务以及学习西方教育、法律和政治制度的诸些方面。^[5]光绪十六年（1890年），马建忠被调往上海机器织布局任总办^[注3]，但不久就因织布局筹款困难，只能辞职让位，后居家从事翻译、著书等事宜，先后创作了《适可斋记言记行》《马氏文通》等著作。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马建忠再度应李鸿章之召，协助其议和事务，终因积劳成疾，于同年七月二十日（8月14日）去世，享年五十五岁。^[1][4][7]

马建忠精通外文，对西方著作颇有研究。他在结合西方的先进理论和中国的国情下，在经济方面提出了举外债、重实业、改革经济体制等主张；^[8]在海防方面提出了设立水师衙门、制定海军制度、发展海军教育等主张；^[9]在外交方面提出了主动开放、修约征税、培养外交人才等主张。^[10]蔡元培评价称马建忠对西方学说的认识极深，谈论铁道、海军、外交时，全都能够抓住主要内容，并能从问题的关键点入手，顺利地解决问题。^[11]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2月9日，马建忠出生在江苏丹徒（今属江苏镇江）马家村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商人家庭。^[1][2][12]马建忠的学名叫马斯才，别名叫马乾。^[4]他的父亲马岳熊在家乡当医生，后自己做生意。母亲姓沈，来自一个天主教世家。马建忠还有两个哥哥，分别是马建勋、马建常（即马相伯）。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克了南京，马家为了躲避战乱，举家搬迁到了上海。^[1][3]

马建忠9岁时，进入了法国人办的天主教学校徐汇公学，学习法文和拉丁文等课程，师从意大利那不勒斯耶稣会士晁德莅（Angelo Zottoli）^[13]，同时准备科举考试。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帝国侵略者的举动刺激了年少的马建忠，于是他决定放弃科举仕途，又学习了英文、希腊文，开始研读西方新学的翻译作品。后来，他又加入了耶稣会在上海设立的初学院作修士，继续学习法文、拉丁文、英文、希腊文等外语。同治九年（1870年），经过大哥马建勋的引荐，学业有成的马建忠成为洋务大臣李鸿章的幕僚，随办洋务。^[1][3]

光绪二年（1876年），马建忠在李鸿章和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保荐下，以郎中资格被派赴西洋各国使馆，学习洋务。^[4]最终，马建忠进入法国巴黎政治学院，主修国际公法，并兼任出使英、法大臣郭嵩焘（tāo）的翻译。在郭嵩焘离任后，他又继续担任了公使曾纪泽的翻译。仅在一年后，马建忠就在考试中屡屡取得好成绩，得到了政治、法律、外交、理科等学位，并成为第一个在法国获得语言学学位的东方人，当地报纸纷纷刊载有关马建忠的消息。在法国留学的三年多时间里，马建忠访问了许多法国的家庭、学者和政要，周游了英国、德国、奥地利、瑞士、比利时、意大利等国家，参观了各国众多的工厂、学校和军营。^[1][2]通过研究中、西文化的异同，马建忠看到了清朝制度上的弊端，于是屡次上书，提出造路、通商、借款、开矿、兴学、设议院、创设海军、培养外交人才等主张。^[4]

光绪六年（1880年）春，马建忠结束了留学生涯，获得博士学位并回到天津，清政府授予道台头衔，而李鸿章对马建忠此前提出的各种主张大为欣赏，于是再次聘请他入幕，协助其办理外交与洋务事宜。光绪七年（1881年），李鸿章为加强海防建设，派马建忠视察北洋海军重要基地旅顺口。事后，他对发展新式海军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主张效仿西方设立水师衙门，舔购制造新式舰船，巩固海防。同年夏，马建忠奉李鸿章之命到南洋与英国人交涉鸦片专售及税收问题。^[4]中国政府希望通过由国家本身或由政府指定的承揽公司与英方进行直接贸易，并将其经营额度历年递减，直至二三十年之后“自然禁绝”。马建忠提出鸦片收入究非财政正项，且贩卖鸦片的已经为世人所共愤，应当予以禁绝。但由于贩卖鸦片利益巨大，无法一日取消，但可以逐渐递减。^[2]马建忠还提出“鸦片流毒，中外腾谤，当寓禁于征，不可专重税收”。英国人也责备其政府强行破坏烟禁，在华进行鸦片贸易，并引以为耻。听了马建忠的方案后，英方虽没同意，但认为其言论十分有理。^[1][4][14]

光绪八年（1882年），美国逼迫朝鲜与其立约通商。李鸿章奏派马建忠前往，协助朝鲜政府。在与美国签订完商约后，英、法两国的使臣也先后达到，马建忠继续参与，以与美国相同的条约规定同英、法签成商约。日本驻朝鲜公使屡次询问签约之事，马建忠都避而不谈，导致日本人十分恼怒。光绪十年（1884年），朝鲜大院君发动政变掌握政权，马建忠与海军提督丁汝昌率舰队东渡观变。当马建忠再次赴朝，达到仁川时，发现日本海军早已登陆，并想乘乱控制朝鲜。马建忠设法稳住了对方，然后立即奏请朝廷派军来平定叛乱。不久，朝廷派提督吴长庆^[注4]率三千兵力东渡支援，马建忠设下诱擒叛乱头目之计，和吴长庆、丁汝昌一起抓捕了大院君李是应，而后先将大院君用军舰押解往天津，继而扑灭余党，帮助朝鲜国王复位。日本使者虽有怨言，然叛乱已定，已无能为力。^[1][4][14]

中法战争爆发前夕，马建忠身负李鸿章交付的秘密使命前往上海，通过各种关系刺探法方意向，同时按李鸿章的指示，将轮船招商局转售给美国旗昌洋行，使招商局的船只在中法开战后免于为法国所夺，此举使马建忠遭到朝臣的激烈抨击。光绪十一年（1885年）4月，中法战争结束。马建忠会同盛宣怀一起收回招商局轮船，并任招商局会办。^[1]光绪十六年（1890年），马建忠被李鸿章调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第二年，马建忠发表了《富民说》一文，明确提出“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他呼吁实行关税保护政策，加强中国传统商品丝茶的出口数量，减少洋纱洋布的进口，采用国外先进技术来发展纺织业、开矿业。另外，马建忠还主张废除上海织布局“专利十年”的规定，要求民族资本向该局投资，提倡商人纠股设立公司。但不久后，马建忠就因上海机器织布局筹款困难，在诽谤声和责备声中让位给杨宗濂。^[15]

离开了李鸿章幕府后，马建忠自称自己被世人所诟病，便一直闭门不出，在家从事翻译和著书的工作。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马建忠与上海《时务报》主笔梁启超相识，并出版了《适可斋记言记行》，全书共收集了他自光绪十三年（1887年）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论著。^[1]马建忠学识渊博，擅长古文，尤其精通外文，从现代的英、法文字到希腊、拉丁文的古代文字，无不通晓。马建忠意识到西方各国都有语法书，虽然中国的经史典籍内容布局上也有规则，但始终没有一本像西方语法书这样能将这些规则揭示出来的书籍。于是，马建忠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创作了《马氏文通》一书。^[4]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清廷一边于6月21日发布宣战旨意，一边任命李鸿章为全权议和大臣，催促他迅速由广州北上。7月21日，李鸿章达到上海后，马建忠再度应李鸿章之召，襄理文案。不久，马建忠便积劳成疾，于8月14日因赶译长篇急电而猝然去世，终年五十五岁。^[1][13][7]

马建忠明确提出了既要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又要对外开放，学习西方富强之本，以发展本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马建忠认为，中国要富强，就不能回避“利”，反而应该学习并采用西方人“以利为先”的精神。他还强调，治理国家必须以富强为根本，而强大必须以致富为前提。为此，他根据当时的社会经济现状，一共设计了五项方案：第一，改革经济体制，保护商会，设立公司。第二，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第三，实行保护关税政策。第四，举借外债，利用外资。第五，重视实业开发。^[8]其中，提高国内产品的质量从而增加出口、仿造外洋的货物其来减少进口、开采金银矿是最主要的三个办法。关于出口货物，马建忠主张除了丝织品和茶叶两类外，其余货物都要征轻税；关于进口货物，马建忠主张按照西方的办法，将其分成四类，分别加以轻征或重征。^[16]

自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事件发生以后，很多朝野人士积极主张发展海军。^[9]当清廷决定编练海军后，马建忠被委任筹建北洋海军事宜。马建忠首先提出建立海军衙门，以便统一筹划海军建设。随后，他建议效仿法国海军部的机构设置，设立水师衙门，衙内再设立军政司、典选司、广储司、粮糈xǔ司和会计司，以及议事处^[注5]、稽查使^[注6]。而且，全国各地的制造局、船政局偶要纳入水师衙门统一管理。^[17]在人才培养方面，马建忠建议开设海军学院，加强海军教育以便培养海军人才。马建忠还特别强调，要把海军专业化的人才不断 充实到水师衙门中担任管理职务，以代替外行领导，提高办事效率。在制度方面，马建忠主张依法治军，建立海事人才选拔制度和水师兵卒等级制度。他根据西方国家的情况，把海军官员分成四个等级十个档次；提出了海军官员的升转办法和薪俸发放标准；对海军士兵也规定了不同的级别和相应的口粮，对休假、养老、公伤、抚恤甚至转业等都作了 规定。此外，马建忠还效仿西方，对舰船进行编制。^[9][18]

马建忠外交思想包括四个方面：

其一，主动开放，谨慎结交。马建忠认为，与其被动地与各国交往，不如主动开放，根据局势控制外交方针，运用外交手段在国际社会上力争一个平等且独立的地位。他还建议清廷应该加入参加者众多、约束力大的盟会与其结盟，可以起到让第三国不助敌国的作用，但结盟虽好，也需要慎重而行。^[10][19]

其二，利用国际公法，修改不平等条约，重征进口税。因为各种不平等条约给中国百姓带来了巨大灾难，马建忠建议利用国际公法，修改诸多不平等条约。修约的内容有两方面，一是强调国家的行政和关税主权，要求外国领事到任、辞任，要奉清朝地方官批准。二是主张重征进口税，轻征出口税，征税免厘。^[10][19]

其三，反对盲战，内政为先。马建忠主张谈和要根据形势而定，不能该和时盲战，也不能该战不战。而马建忠也深知“弱国无外交”，因此强调要抵御强敌侵略，必须首先改革内政。^[10][19]

其四，培养、选拔外交人才。马建忠认为与外国交往，少不了外交人才。因此，对外交人才的选拔、培养和使用尤为重要。鉴于此，他提出了严考校、精培养、重禄傣的选才、育才、用才三位一体的“使才得用观”，以形成一支得力的外交队伍。^[10][19]

光绪七年（1881年）春，马建忠赴旅顺考察，踏勘了黄金山、考察了港口周边的白玉山、老铁山等处。回到天津后，他撰写了《勘旅顺记》。全文可分为五部分，分别是：考察的起因、黄金山炮台的施工情况、旅顺水师的弊端、南非博亚人与英国殖民者斗争的情况、前往老铁山淘金沙与采煤处及沿途的风光描写。《勘旅顺记》是有关旅顺口建港初期情况的重要历史文献。^[20]

《马氏文通》以文言文为研究对象, 从经、史、子、集中选出古汉语例句，并以拉丁文语法为理论参照，对其中的虚词、实词及其句法结构进行了较为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全书共十卷，另有马氏的“序”“后序”和“例言”。大纲部分为第1卷，介绍主要的术语。主体部分从第2至9卷，依次论述了各类实词和虚词，主要是建立了汉语的词类系统。其中，第7至9卷介绍“虚字”，包括介、连、助、叹四种“字”。最后一部分是第10卷的“句读论”，该部分是句法的总论和讨论汉语的语法系统。《马氏文通》是中国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来研究中国语法的著作。^[21][22]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马建忠将回国前后倡议学西方和行新政的主要论说，以及参与外交活动的记录结集为《适可斋纪言纪行》。全书分《记言》《记行》两部分，《记言》有4卷，卷1包括《富民说》《铁道论》《借债以开铁道说》; 卷2包括《法国海军职要叙》《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巴黎复友人书》《玛赛复友人书》；卷3包括《上李伯相复议何学士奏设水师书》；卷4包括《复李伯相札议中外官交涉仪式洋货入内地免厘禀》《上李伯相论朝鲜商约界务禀》《上李伯相论漠河开矿事宜禀》等。《记行》包括《旅顺记》《南行记》《东行初录》《东行续录》《东行三录》6卷。^[23]马建忠在文中提出了诸多见解和主张，包括废除厘金，争回关税权，提高关税，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反对洋务派对新式工业的垄断；要求对封建专制制度作某些改革，以及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清政府的媚外政策表示不满。^[24]

蔡元培在读完马建忠的《适可斋记言纪行》四卷后，评价称马建忠对西方学说的认识极深，谈论铁道、海军、外交时，全都能够抓住主要内容，并能从问题的关键点入手，顺利地解决问题。^[注7][11]

梁启超在《适可斋记言记行·序》中评价马建忠，称赞他的每一次言论都是数十年前谈论洋务的人们从未谈及过的，他的每一个建议，都会让数十年后中国统治者不能改变。假如以前能听到他的言论，怎会有今日的局面。假如现在听取了他的建议，我们国家就有将来了。^[注8][25]

张志孚在《文化的选择》一书中，评价马建忠敢于同与洋务主义不同调，可谓一种反潮流之举。他对西方的先进科技的认识没有停留在表象，而是探其根源，呼吁政治变革的到来。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触及了中国历来最核心、最敏感的政治问题，使中国近代文化实现了由洋务主义到改良主义的重大转折。^[25]

杨树达在《马氏文通刊误·序》中评价马建忠，称自从马建忠完成了《马氏文通》一书，中国才有了语法书。^[注9][2]

赵尔巽在《清史稿》中称，马建忠的《马氏文通》一经问世，学者们全都称其优秀，并将其推崇为从古至今的独创之作。^[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