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游记

《马可•波罗游记》是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年）来中国旅居17年和途中往返时7年的回忆录。该书是马可·波罗于1296年参加威尼斯和热那亚的战争被俘之后，在狱中口述由鲁斯蒂谦（Rustichello da Pisa）笔录而成。这部书在欧洲各地有不同的名称，在法国被称为Le Devisement dou Monde（《对世界的描述》），今通译为《寰宇记》（Description of the World）；在意大利则为Il Milione （英文：The Million；中文：百万）；而世界上最为常见的书名是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有时又称为《马可·波罗书》。^{[7][2][8][3][9]}

《马可·波罗游记》全书共有二百二十九章，大体分为四卷。第一卷记载马可·波罗等人东游沿途见闻，直至元朝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草原）。第二卷记载蒙古大汗忽必烈及其宫殿、都城，节庆，游猎等事宜；自上都南行至杭州、福州、泉州及东南海沿岸诸州等事。第三卷记载日本、越南、东印度、南印度、印度洋沿岸及诸岛屿和非洲东部。第四卷记载成吉思汗后裔诸鞑靼dá宗王的战争和亚洲北部。关于中国的部分（第二卷），马可·波罗用82章的篇幅将中国形象表述得较为鲜明，记述了中国元朝的国内政局、国家制度、社会情况以及元大都（今北京）、杭州等国内几十个城市的具体情况。^{[10][11][12][13][14]}

《马可·波罗游记》是中世纪欧洲影响最大、传播最广的书籍之一，被誉为“世界一大奇书”。^[5]该书的原稿是用中古时代的法意混合语写成的，后经不断传抄，并在传抄过程中被译成拉丁语、意大利各种方言和其他欧洲语言。游记一书原稿已佚，现存各种文字的抄本约140多种，各种文字的刊本120多种。其中1938年出版的伯希和（P.Pelliot）与穆勒（A.C. Moule）合订英译本被公认为最完善的本子。^[15][16]《马可·波罗游记》被认为是一部旅行纪实文学作品，但同时也融入了一定程度的虚构元素。采用叙事文的风格，详细地描述人物、情节和环境；同时运用对比、夸张等手法，使作品更加生动有趣，增强了读者的阅读体验。^[17][18]其次，该书最初的原稿没有明显地分成详细的章节，只是大略可分两部，一部分记述个人历史，一部分记述各地情形。^[19][20]

《马可·波罗游记》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思想价值。该书为研究元朝时期中国社会的情况提供了参考；书中所描述的亚洲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多样性，为欧洲人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激发了对不同文化的尊重和理解。在许多世纪中，该书一直是欧洲人了解亚洲（主要是中国）的主要依据之一，催生了地理大发现，对15世纪欧洲的航海事业起到了推动作用，促进了东西方经济贸易往来和文化的交流。^{[21][22][21][23]}西方学者莫里斯·科利思（Maurice Collis）指出，“《马可·波罗游记》不是一部单纯的游记，而是启蒙式作品，为欧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识领域和视野，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导致了欧洲人文的广泛复兴”。^[24]

《马可•波罗游记》是中世纪欧洲影响最大、传播最广的书籍之一。这部书在欧洲各地有不同的名称。在法国被称为Le Devisement dou Monde（《对世界的描述》），今通译为《寰宇记》（Description of the World）；在意大利则为Il Milione （英文：The Million；中文：百万）。现今世界上最为常见的书名是其英文名：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有时又称为《马可·波罗书》。^[7][2][8]

《马可·波罗游记》最初是用中古时代的法意混合语写成的，初稿已佚，而根据原稿传译的大约140多种抄本中，最早的由西班牙托莱多教会图书馆收藏的塞拉达拉丁文抄本，其书名为《寰宇记》。原书名的直译是《对世界的描绘》。1938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Pelliot）与英国东方学家穆勒（A.C. Moule）合作完成的基于Zelada抄本的拉丁文合校本，和基于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法—意混合语原文抄本并用多种版本校订、增补的英文译本Description of the World在伦敦出版。^[25][26]

在意大利《马可·波罗游记》译为Il Milione （英文：The Million），中文为《百万》，之所以取名为《百万》，是因为马可·波罗每次谈起蒙古大汗的巨大财富时，总是用对威尼斯人来说极为庞大的数字，如“在大殿外面，参加宴会的客人在四万以上。可以肯定，这一天大汗收到了十多万匹骏马。”而当时的威尼斯虽说是欧洲最富有和最大的城市，可是人口不过十万。 因此，马可·波罗的数字对威尼斯人来说是难以置信的。由此，马可·波罗本人也被人戏称为“百万先生”，而他的居所则被称为“百万先生寓所”。^[27]

公元前139年至公元前126年，中国使臣张骞奉命出使西域（古代西域包括中国新疆以西和中亚一带）。早在汉朝，中国和罗马帝国之间有一条经过天山、中亚、伊朗、两河流域直达地中海东岸的“丝绸之路”，因此产生了贸易往来。^[6][28]

13世纪，蒙古游牧民族肆行武力扩张，征服了亚洲的大部分和欧洲的东部，由此蒙古帝国成为横跨欧亚的大汗国。及至忽必烈继承王位，迁都大都（北京），成为当时的政治中心。蒙古在各地建立了完善的驿站制度，并派兵保护和维持交通秩序。在中亚、西亚和俄罗斯等地所建的汗国，也都注意保护商道。公元1202至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以后，意大利的威尼斯城垄断了地中海东部的航运和贸易。威尼斯的势力范围和蒙古帝国衔接起来，这种形势也更有利于欧洲人的东来。马可·波罗出生于这个时代，在这样的便利形势下，加上家庭条件、个人努力，就得以达到漫游世界的目的。^[6][28][29]

公元1254年，马可·波罗出生于意大利北部的威尼斯，家族世代经商。公元1260年，他的父亲尼科洛（Niccolò）和叔叔马菲奥（Maffeo）携带货物自威尼斯出发到达元朝的都城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草原），受元朝派遣出使罗马教廷。公元1271年，马可·波罗跟随父亲、叔叔一同启程前往中国。^[29]马可·波罗懂得多种语言（蒙古、突厥、波斯文等），受到蒙古大汗青睐，派他出使各地，由此在中国旅居17年。后来，伊利汗国阿鲁浑（Argon）的皇后卜鲁罕去世，阿鲁浑派三位使臣到元廷求婚，忽必烈选一位十七岁少女阔阔真（Cocacin）出嫁，由马可·波罗一家护送，他们于1295年回到威尼斯。^[30][31]

1298年，马可·波罗在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中被俘，与小说家鲁斯蒂谦（Rustichello da Pisa）关在一起。在狱中，鲁斯蒂谦将马可·波罗对东方的描述记载下来，成为游记一书。因为《马可·波罗游记》广为流传、声名远播，热那亚人便于1299年将他无条件释放。此后马可·波罗定居威尼斯，娶妻成家，并成为威尼斯大议会的议员。1324年，马可·波罗逝世，葬于圣劳伦士教堂墓地。^[32][33]

鲁斯蒂谦（Rustichello da Pisa）是意大利的一位小说作家和编年史学家。丰富的文学想象力使鲁斯蒂谦喜欢并擅长描写一些激烈的战争场景、骁勇的武士和离经叛道的女子，同时在法律方面所受过的培训又使他希望从马可·波罗嘴里得知所有事情的真相。^[34]

他与马可·波罗一起在监狱里度过了一段时间，并在此期间与马可·波罗成为朋友。他是《马可·波罗游记》的合作者和代笔人。鲁斯蒂谦对《马可·波罗游记》的写作方式存在一些个人风格和表达习惯，他使用古法语作为撰写《马可·波罗游记》的语言，尽管他并不完全掌握法语的语法规则，但他仍将马可·波罗的经历以恰当的方式记录下来。^[35]

《马可·波罗游记》共有四卷，每卷分章，每章叙述一地的情况或一件史事，共有二百二十九章。^[36]第一卷记载了马可·波罗一行人东游沿途见闻，直至元朝上都。第二卷记载了蒙古大汗忽必烈及其宫殿、都城，节庆，游猎等事；自大都（北京）南行至杭州、福州，泉州及东南海沿岸及诸海诸州等事。第三卷记载了日本、越南、东印度、南印度、印度洋沿岸及诸岛屿和非洲东部。第四卷记载了成吉思汗后裔诸鞑靼宗王的战争和亚洲北部。书中记述的国家、城市的地名达一百多个，介绍了许多不同的空间和人物，如皇帝、国王、伯爵与市民等；还有中亚、西亚以及东南亚的自然风景、人文风土与建筑空间等各个领域的内容。^[37][14]

序言部分共6章，记述的是马可·波罗的父亲尼科洛和他的叔叔马菲奥兄弟二人，自1260年至1269年前往东方的过程，以及自1271年至1295年期间，马可·波罗一行三人前往中国的旅途与寄居中国的梗概。^[38]

书的开篇，对当时人们十分惊奇的事物作了介绍：“皇帝、国王、公爵、侯爵、伯爵、骑士和市民们，以及其他所有的人们，不论是谁，如果你们希望了解人类各种族的不同，了解世界各地区的差异，请读一读或听人念这本书吧。你们将发现，在这本书中，正如马可·波罗所叙述的那样，我们条理分明地记下了东方各大地区——大亚美尼亚、波斯、鞑靼地方、印度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所有伟大而又奇特的事物。马可·波罗是威尼斯市民，聪明而又高贵，被称为‘百万先生’。他亲眼目睹了这些事情。……所有读或听人念这本书的人，都应置信不疑，因为这里所记叙的一切都是真实的。”^[39]

第一卷共55章，记载了马可·波罗等人东来时所去过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以及沿途的所见所闻，包括亚美尼亚、两河流域、波斯、中亚、帕米尔高原、天山南北等地。^[13][40]

书中对西域各地的记载

“莎车王国和它的居民，进入了莎车王国的境内，全程约有五天的路程。居民中大部分是回教徒，一小部分是聂斯托利派基督徒，向大汗称臣纳贡。该地物产富饶，生活富裕，盛产棉花。”^[41]

“和田大省，和田是它的首府。省名也叫和田。全省的距离有八天的路程，在大汗的版图之内，人民信奉回教。省内有许多城镇和要塞，和田是它的首府。省名也叫和田。这个地方物产丰饶，人民的生活必需品非常充足。产品有棉花、亚麻、大麻、各种谷物，酒和其它的物品。居民经营农场、葡萄园以及各种花园。他们依靠商业和手工业维持生计，但都不是能征惯战的战士。”^[41]

第二卷共82章，记载了中国元朝的情况，是一部元（1271~1368年）初社会的生动写照，一部中世纪保存至今的第一手材料。游记详细地记载了元朝初年的情况，包括政事、战争、宫廷秘闻，北京、太原、杭州、苏州、扬州、开封、成都、昆明、泉州等历史名城和巨大商埠的繁荣景况。书中还把中国的科学技术，育蚕治丝、制盐造纸、使用货币、桥梁和宫殿建筑艺术、城市规划、市政管理、社会救济、植树造林等方面的成就和经验作了简要的描绘。^[42][37]

书中对杭州的记载

“杭州主要街道的两旁，矗立着高楼大厦，男人跟女人一样，皮肤很细，外貌很潇洒。不过女人尤其漂亮，眉清目秀，弱不胜衣。她们的服装都很讲究，衣服是绸缎做的，还佩戴着珠宝，这些珠宝价值连城。”“行在城（指杭州）所供给之快乐，世界诸城无有及之者，人处其中自信为置身天堂。”^[43]

书中对苏州和吴州的记载

“苏州城漂亮得惊人，方圆有三十二公里。居民生产大量的生丝制成的绸缎；不仅供给自己消费，使人人都穿上绸缎，而且还行销其它市场。他们之中，有些人已成为富商大贾。这里人口众多，稠密得令人吃惊。然而，民性善良怯懦。他们只从事工商业，在这方面，的确显得相当能干。如果他们的勇敢和他们的机智一样优越，那么，就凭他们众多的人口，不仅可以征服全省，而且还可以放眼图谋更远的地方。”^[44]

第三卷共42章，记载了中国邻近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越南、缅甸、老挝、爪哇、苏门答腊、印度、斯里兰卡以及印度洋沿岸及诸岛屿等国家的情况，此外还提到非洲的阿比西尼亚（埃赛俄比亚）、桑给巴尔、马达加斯加等。马可·波罗对本卷提到的某些国家的描述，是从海道的归途中短期取得的片断印象，而对另一些国家因马可·波罗本人从未去过，仅是凭传闻叙述的。^[13][40]

书中对印度的记载

“印度一个国王“项上戴环，全饰宝石，如红宝石、蓝宝石、绿宝石，及其他宝石之类……胸前项下，悬一丝线，串大珠104颗与红宝石数粒。……臂上亦带三金环，全以重价珍珠宝石为饰；腿上，甚至脚趾亦然。因是国王所带之黄金珍珠宝石价值连城。此事不足为异，盖其所藏甚多，兼为国中之所出也。”^[45]

书中对日本的记载

日本“据有黄金，其数无限……君主有一大宫，其顶皆用精金为之……宫廷房室地铺金砖，以代石板，一切窗桅亦用精金，由是此宫之富无限，言之无人能信。” 日本“亦饶有宝石珍珠，珠色如蔷薇，甚美而价甚巨，珠大而圆，与白珠之价等重。”^[46]

第四卷共14章，记载成吉思汗后裔的蒙古诸王之间的战争和俄罗斯的情况。本卷所述的事实并非马可·波罗亲身的经历，而是他在中国期间听到的传闻的回忆。马可·波罗最后概括了写《游记》的目的是“为了人民能通过我们了解到世界上的许多事物”。^[13][40]

书中对俄罗斯的记载

“俄罗斯省幅员辽阔，分成许多地区，北方的疆界和以上叙述的黑暗地区接壤。它的居民是基督教徒。他们在教堂中的礼拜仪式，遵照希腊的教规。俄国出产大量的黑貂、貂、狐和其它这一类动物的毛皮。还盛产腊。俄国还有不少的矿山，从矿山中可以获得大量的白银。”^[47]

书中记载“脱脱蒙哥成为西方鞑靼人的领主”

“西方鞑靼人有一个国王，名叫蒙哥帖木儿，他把王位传给青年武士秃剌不花（Tolobuga）。但是，有一个势力非常强大的人名叫脱脱蒙哥（Totamangu），他得到另一个鞑靼王名叫那海（Nogai）的帮助，杀死了秃剌不花。于是，脱脱蒙哥在那海的支持下，登上了国王的宝座。他在位不久就死了。脱脱（Toctai）是一个非常有才能和办事精明谨慎的人，他被推选出来继承了王位。”^[48]

《马可·波罗游记》被认为是一部旅行纪实文学作品，但同时也融入了一定程度的虚构元素。全文不采用第一人称，只有在偶然的情况下才流露出个人的语气。其中偶尔也用第三人称向读者说明马可·波罗见到某种事物或碰到某种遭遇，这使得此书具有”突出的非个性化“特征。^[19][20]其次，本书最初的原稿没有明显地分成详细的章节，只是大略可分两部，第一部叙述个人历史；第二部篇章甚多，长短不一，记述各地情形。这与现行的多种文本是有差异。^[19][20]

例如，书中对哈刺章省的边远地区“巨蛇”的描绘，“这里还产蛇和巨蛇（鳄鱼）。这种巨蛇有10步长，身围有10掌尺，前面接近头部的地方，有两只短腿，有三个爪子，眼睛比四个便士的硬币还大，闪闪发光。两颚很宽，足可吞下一个人。”这种被大肆渲染的巨蛇就是鳄鱼。^[49]

还有部分一定程度虚构的元素，如“男子有坐月子的习俗。孕妇一经分娩，就马上起床，把婴孩洗干净包好后交给她的丈夫，丈夫立即躺在床上，扮演起“母亲”的角色去护理婴儿，一共要持续40天。这期间，亲朋好友都向他道喜，而他的妻子则在一旁默默料理家务，侍候丈夫的起居。”^[49]

《马可·波罗游记》首版在1298年问世，原稿已佚，史学界普遍认为该书最初著成时的语言——是在中世纪的亚平宁半岛的城市中常用的法语或一种变体法语。这种变体法语是流行于意大利的文学语言，被称作“法意混合语或法威（尼斯）语”。此种语言也是当时流行于西方的骑士文学所用的主要语言，但是其中夹杂有其他语言。^[20]

例如，在“旭烈兀对他部属的演讲”这一节中，当旭烈兀确知别儿哥带领了这样庞大的军队前来时，他召集他的全军将领们，并且对他们讲了以下的话，“公正的兄弟们，儿子们和朋友们。他说：“你们知道在我的一生中，我曾经十分赏识和帮助你们，在许多次的战斗中，你们一向帮助我取胜。”^[50]

《马可·波罗游记》采用了叙事文的特点。作者运用生动的语言和丰富的细节，通过描述人物、情节和环境，使读者能够形象地感受到他所见所闻的场景。作者还善于运用对比、夸张等手法，使作品更加生动有趣，增强了读者的阅读体验。例如，书中征战的内容，如“君等应知一鞑靼君主之作战，若率万骑，则命一人长十人，一人长百人，一人长千人，一人长万人，俾其本人只将十人，而彼十人亦各将十人，以次类推。”^[17][18]

《马可·波罗游记》的原稿是用中古法-意混合语写成的，原稿已佚，后经不断传抄、刊行。现有抄本、刊本两大类：抄本约140多种，刊本约120多种。最早的抄本是西班牙托莱多教会图书馆所存塞拉达（Zelada）拉丁文抄本，然后是巴黎国立图书馆所存B.N.fr.1116抄本的文字最接近原稿；最早的刊本是1477年在纽伦堡出版的德文译本；然后是1938年出版的伯希和（P.Pelliot）与英国东方学家穆勒（A.C. Moule）合订英译本是较为流行的版本。^[20][15][16]

《马可·波罗游记》在流传中产生了许多内容各异的抄本和译本，所有的各种版本大致可划分为两个系统，即A系统和B系统。A系统的文本很多，主要版本有F本、FG本、P本。B系统版本很少，重要的是，此类版本包含了一些A系统所没有的内容。此系统版本中稿本代表Z本和R本。两个系统的版本在中国都有流传 ，魏易、张星烺、冯承钧、李季等分别翻译了各种版本的游记。^[15]

目前被公认为最早、最接近原本的稿本，即弗斯考罗·贝纳德托（Foscolos Benadetto）文本，是在14世纪抄写于意大利。此抄本所用语言是最接近原稿的，但内容有所删略。其行文载体是一种与中世纪法语相近的语言，或称之为中古法意混合语，这是游记原书所用语言。此版本不分卷，共232章，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叙述马可·波罗的个人生平；第二部分篇幅甚长，各章长短不一，分别论述各地情形。该抄本于1824年由法国地学会作为《旅行记与回忆录文集》之第一集刊印出版，因此F本又常被称为“地理学会本”。^[20][15][16]

P本是圣多明尼克会修士、编年史专家弗朗西斯科·庇庇诺受教会命令所译的拉丁语文本。其目的在于”激发宗教的热忱和促进传教的工作“，因此庇庇诺删去了一些他认为违背基督教教义的内容，使之适应于宣扬基督上帝的伟大的宗教使命。此版本的内容大致分为三个部分，改变了游记的最初布局。全书有366条注释，其中大部分是对地名或特产的简单注释。1485年，庇庇诺本首次刊行于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哥伦布所阅读和携带的就是此版本。

FG本，F是指抄本原文为宫廷法文，G是它的现代法语译著者让·格罗姆·颇节（Jean Pierre Guillome Pauthier）名字中的Guillome的第一个字母。此抄本与F本相近，但并非源于F本。1306年，法国国王腓力四世之弟沙尔勒·德·伐洛瓦伯爵（Charles

de Valois）派骑士蒂博·德·瑟波瓦（Thibaud de Cepoy）去君士坦丁堡，途中在威尼斯遇到马可·波罗。1307年8月，马可·波罗送给他一部游记的抄本。以后此抄本辗转传抄，至今传世的尚有五个写本，分别收藏在巴黎、伯尔尼和牛津的图书馆和博物馆。1865年，法国学者颇节汇校了这五种抄本，将其由中世纪宫廷法文译成现代汉语，并利用东方史料进行注释，他将全书内容分为四个部分，后世多遵循这一体例。颇节的译注工作开创了近代马可·波罗研究的先河。^[20][15][16]

英国学者亨利·玉尔（Henry Yule）对FG本的研究做出了更大的贡献。他把颇节的法文译成英文，并据F本和赖麦锡的R本予以补丁，再利用比颇节更为丰富的东方史料加以注释。1903年，此书经法国汉学家亨利·考狄尔增补注释后再版。1920年他又增加了一卷注释和附录。书中附有详细的注释和大量的插图、地图，至今仍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玉尔和考狄尔先后整理的这部著作，曾被誉为19世纪博学的不朽名著，成为马可·波罗研究的基本文献之一。^[20][15][16]

蔡拉达是指这个抄本18世纪的拥有者红衣大主教弗朗西斯科·蔡拉达。这个本子是1470年左右用拉丁语写成的，后归蔡拉达所有。“Z”即蔡拉达名字的第一个字母。“Z写本”比老法文本及相似的各版本均好，它虽然将老法文版本删节了三分之一，但是转录了三分之二。另外，还有两百段为老法文版所无，这两百段中有五分之三见之于赖麦锡本。本书翻译时所依据的本子是美国人科姆诺夫（Komroff）编订的英文本，该版本是依据赖麦锡本而来的，其中又把原来一些过长的篇章分成几个短章。本书在翻译时还借鉴了其它一些版本的内容，并依据有关史料对其中错误之处进行了校勘。^[51][52]

R本是1559年刊行的意大利地理学家G.B.赖麦锡（Ramusio）文本，因此简称“R本”。此版本用意大利文译成，收在赖麦锡主编的三卷本《航海与旅行》的第二卷中。这个刊本以与庇庇诺本相似的拉丁文本为基础，并将之和一本现在已经佚失的手稿编在一起，其中包括来自一个现在已经埋没的却真实可靠的传说。他还增加了一个前言，其中利用了威尼斯的一些传奇和闲谈，如将波罗家族三人衣衫褴褛、身着蒙古服装回到威尼斯家中的故事收入其中。此版本中的地名多经修改，还删除了部分章节，其章、卷、分段也与其他版本有异，但同时增加了很多新的章节，有大量内容甚至是A系统版本中所没有的。全书除译文外，并有80多页的序言，介绍马克·波罗的生平、内容概要、译文版本、原抄本语言等，并附有注释和索引“，曾一度成为最具权威的英译本。^[20][15][16]

在A、B两系统版本也出现了合编本，即将二系统的版本融合于一部著作中。1938年，摩勒（A.C.Moule）和伯希和（P.Pelliot）在伦敦出版了《寰宇志》。它“是F本和其他一些版本段落的英文合编本，这些段落在F本中没有却散见于17世纪的其他一个或更多的版本中。”它以F本为底本，并将与F本不同或增多的文字或段落以斜体字方式填入正文，在左右两侧注出其版本简称。文前有详尽的导言，书后有各种版本的目录，称得上是“一部百纳本式的英译本”。该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被众多学者认为是“最全面、最具权威性的一部著作”。^[15][16]

1913年北京正蒙书局出版的《元代客卿马哥博罗游记》，为中国第一部《马可·波罗游记》的译本。译者为魏易，浙江杭县人。此书是由梁启超题笺，共分两册。魏易选择的版本为“马斯登本”，本身问题很多，也没有其他版本的详加勘校（只在个别地方参考了“地学本”），加之魏易是一位文学翻译家，缺乏历史学家的训练与素养，难免有粗陋之处。该书引起较大反响，中国人第一次读到这部“世界奇异之书”的全译本。此后不少专家学者对马可·波罗进行深入的研究。^[16][53][54]

张星烺lǎng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知名专家，他在留学德国时就开始留心搜集《马可·波罗游记》的各种版本。1903年，他选择亨利·玉尔的英译版本并开始将之翻译成中文。“玉尔本”从内容上看最为广博，考订之精密，一度曾是标准版本。张星烺在翻译的同时，还多处补其疏漏，增写了“中国史书上之马可孛罗”一章及“元代西北三藩源流略记”。此种译本仅出版导言1册，本书第1卷1册，一直尚未续成全套。^[16][53][54]

1937年，张星烺新译本与“合订本”相比，增益较多，如中译本333~336页关于摩尔尼教的记载，是新增的特别重要的资料；与旧译本相比，新译本文体为白话文。旧译本后附有长篇注释，详列各家考据学说，而新译本仅为原文，只是在各地名后略为注释今地。新译本作为雅俗共赏的版本，主要面向一般民众，与玉尔合订本并行不悖。^[16][53][54]

冯承钧翻译的原本为“法国沙海昂（A.J.Hcharignon）所编订，属于古法文版本的系统，但增加了”R氏本“的若干篇章。冯承钧译著时，以其对中西交通的渊博知识，取其所长，弃其所短。删节部分大约以第五十九章以后较多，仅第一卷就删节约1/6左右。沙海昂编订本原有珠玉沙砾杂陈之嫌，经过冯氏的努力，可以说已经消除。这是一种特别全备和审慎的汉译版本。冯承钧在译著时放弃”马哥孛罗“的旧译，改为”马可·波罗“，被人们沿用至今。^[16][53][54]

李季翻译的是1932年“K氏本”的第九版，这个译本的章节与“马斯登本”已不大相同，许多过分长的章节各分成几个短章，使之与“玉尔本”相符，可供读者按图索骥，查核玉尔和高第的详尽注释与考证。科曼洛夫几乎将一切注释尽行删除；如对中国三四十个地名仅注出两三个。李季在翻译时补入一些注释。^[16][53][54]

1981年，陈开俊等人合译的《马可·波罗游记》为解放以来中国第一部汉译本，引起了学术界极大关注。该书是根据美国作家曼纽尔·科姆罗夫的英译本翻译的。新译者的扉页上写道：《马可·波罗游记》是由马可·波罗口述，鲁思梯谦笔录的，久己脍灸人口的名著。全书着重叙述了中国元代的初期，在政治、经济、战争、文化及各地的民情风俗，凡是他的足迹所及，对上述情况都有或简或详的记载。它第一次向欧洲人介绍亚洲，特别是中国的情况，揭开了“东方之迷”。因此是一本学术性质很强、史料价值可贵的长篇游记文学。他们这次在翻译过程中，作了一些新的考证和增补工作。^[55][56]

《马可·波罗游记》是西方东方文学中重要的历史文献，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马可·波罗游记》是西方文献中对蒙元帝国记载最为详尽的历史文献，虽然不少地方有夸大之词，但绝大多数的记载都可以在中国历史文献中得到证实。游记一书为中国学者提供了研究蒙元史的一手文献，也为当时的欧洲展现了蒙古帝国的真实画卷。书中记述了马可·波罗在中国各地的见闻，记载了元朝初期的政事、交通、节日盛况等，尤其详细描写了元大都的情况，以及南京、镇江、苏杭等各大城市商埠的繁荣。这为研究元朝时期中国社会的情况提供了参考，无论是从经济、政治、还是文化、科学艺术、外交等领域，读者都可以了解到一些史料中所未记述到的内容。比如，《马可·波罗游记》中多次提到纸币这个问题， 还用一章专门介绍了元朝的纸币，包括纸币币材、 造币机构、制造工艺和形制、纸币流通等。^[22][57]

《马可·波罗游记》所描述的亚洲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多样性，为西方人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激发了他们对不同文化的尊重和理解。该书是西方知识体系中的一部分，为东西方之间的思想交流提供了一个重要渠道，为后来的学者、思想家和探险家们开辟了新的视野。^[58][57]

《马可·波罗游记》的传播和接受，成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集体想象物”。首先，游记一书拓宽了欧洲人的世界观念，在中世纪时，意大利人的思想摆脱了欧洲的传统观念，转向外部世界的发现；当时关于东方的游记基本都是意大利人所写，马可·波罗把欧洲人的视野拓展到大陆的最东端，遥远而神秘。在14世纪，欧洲一些思想活跃的人开始按照游记提供的知识塑造世界观。其次，《马可·波罗游记》激发了欧洲人的世俗观念，对财富的迷恋，对爱情的追求，这种情感满足了个人的欲望。中世纪晚期出现的契丹形象，是西方人想象中的一种解放力量。游记一书成为意大利所梦幻新生活的象征，成为一切世俗追求的理想王国。^[21][22][57]

《马可·波罗游记》的传播在中国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反思。人们对书中所述的亚洲奇闻异事、社会制度和文化习俗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加以思考、比较和评价。这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开放、变革和自我认知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58][59]

《马可·波罗游记》推动了中西方之间的贸易活动，带动了经济效益，并促进了商业交流与合作，为扩大商业贸易提供了重要指南；同时加强了东西方国家之间的政治外交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和增进两者之间的合作。书中详细介绍了各种亚洲商品，如丝绸、香料、宝石、陶瓷等；以及对中国的商品生产、运输和商业环境的细致观察和描述，包括当时的贸易网络、市场需求和商业机会，最后将这些信息传递到欧洲。该书激发了欧洲商人对亚洲商品的兴趣，并促使他们向东方寻求更多的贸易机会。根据游记中的描述，马可·波罗通过陆地和海上的旅行建立了一条连接东西方的商业路线。他的旅行经历打破了一些贸易壁垒和物流难题，书中描述的陆上和海上航线成为后来的商人和探险家们所遵循的道路。^[22][60][61]

《马可·波罗游记》创生了欧洲民众心目中“物的帝国”想象，孕育了欧洲启蒙思想的形成，刺激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扩张与贸易。该书在许多世纪中都是欧洲人了解亚洲（主要是中国）的主要依据之一，激发欧洲人向东方学习，为欧洲人开拓了知识领域和视野，对15世纪欧洲的航海事业起到了推动作用。^[21]1375年编绘的喀塔兰大地图，里面中亚和东亚部分就取材于此书。从15世纪起，意大利的哥伦布（意大利语：Cristoforo Colombo）、葡萄牙的达·伽马（葡萄牙语：Vasco da Gama）等众多的航海家、旅行家读了《马可·波罗游记》以后受到鼓舞和启示，燃起他们对于东方的向往和冒险远航的热情，纷纷东来寻访中国。19世纪以来，通过各国学术界对游记一书的深入研究，为中世纪亚洲的地理、民族、风俗、物产，经济、政治、宗教和文化等方面提供了多重价值的参考资料。^[23][61]

《马可·波罗游记》开启了欧洲地中海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之门，是一部具有早期全球化意义的伟大杰作。书中传播了民族文化，介绍了亚洲各国的宗教信仰、艺术和建筑等方面的特点，使得欧洲人能够更好地了解亚洲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背景，同时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的相互了解与交流，为两种文化之间的友好关系打下了基础。^[58][62]同时《马可·波罗游记》在形式上开创了旅行文学的新篇章，是一部重要的文学作品。对于当代社会，深入研究《马可·波罗游记》对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影响与价值，有助于促进世界文明的和平发展。^[58][59]

美国社会学家莫里斯·科利思（Maurice Collis）指出，“《马可·波罗游记》不是一部单纯的游记，而是启蒙式作品，对于闭塞的欧洲人来说，无疑是振聋发聩，为欧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识领域和视野，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导致了欧洲人文的广泛复兴”。^[24]

意大利探险家哥伦布（意大利语：Cristoforo Colombo）声称，“马可·波罗的书引起了我对东方神秘的向往，在我的航行中，很多次是按《马可·波罗游记》里说的去做的。”^[63]

意大利收藏家、地理学家赖麦锡（Ramusio）说，马可·波罗在1299年写完《马可波罗·游记》，“几个月后，这部书已在意大利境内随处可见”。^[64]

中国历史学家杨志玖认为：“马可·波罗书中记载了大量的有关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情况，人物活动和风土人情，其中大部分都可在中国文献中得到证实， 随着研究的深入，还可继续得到证实。 其中不免有夸大失实或错误等缺陷，但总体上可以说是基本属实的。”^[65]

中国学者张西平在《<马可波罗游记>与中国文化的西传》中评价：“在中世纪的东方游记中没有任何一本游记的影响能和《马可·波罗游记》相媲美，这本游记对欧洲文化所产生的长远和持久的影响，并且对欧洲人的东方观所产生的无法 估量的重大作用。”^[66]

中国学者杨瑞刚在《品读马可·波罗游记》认为：“马可·波罗及其游记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打开了中古时代欧洲人的地理视野，在他们面前展示了一片宽阔而富 饶的土地、国家和文明，引起了他们对于东方的向往，也有助于欧洲人冲了中世纪的黑暗，走向近代文明。”^[67]

1995年，时任大英图书馆藏书部主任弗朗西斯·伍德（英文名：Francis Wood 中文名：吴芳思）在其所著的《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一书中全盘否定马可·波罗曾到过中国。他认为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为虚构编造，他只去过黑海沿岸，关于中国的知识主要来自于道听途说和波斯人的导游手册。主要论据有四点。其一，在中国的文献中找不到马可·波罗；其二，《马可·波罗游记》对襄阳战役等的记载不真实；其三，马可·波罗久居中国却不懂汉语，书中许多地名都用蒙古语、波斯语等；最后他没有提及茶叶、汉字等中国特有的事物。在最新版的译本中，她提出马可·波罗未提及筷子这种对欧洲人而言非常神奇的东西，这是难以解释的。^[68][65][69]

另外1966年德国学者福赫伯（Herbert Franke）、1979年美国学者海格尔（John W.Haeger）、1982年，英国学者克雷格·克鲁纳斯（Craig Clunas）先后发表文章，对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持否定态度。^[68][65][69]

英国的亨利·玉尔（Henry Yule）、法国的亨利·柯蒂埃（Henri Cordier）和汉学家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意大利的列奥纳多·奥尔施基（Leonardo Orschki）、美国的柯立夫（F.W.Cleaves）等均承认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大多数中国学者也承认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并认为其书中的记载基本上是值得信赖的。其中，历史学家杨志玖发现在《永乐大典》引录的《站赤》一书里，发现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元政府遣元鲁得、阿必失呵、火者取道马八儿（印度），去伊利汗国阿鲁浑大王位下，为发给同行者分例口粮的公文记录，当即联系到《马可·波罗游记》中有关阿鲁浑王妃死后，派遣兀剌台（Oulatai）、阿卜思哈（Apousca）、火者（Coja）三位使者到元朝请求赐婚，三使者奏请大汗邀马可一家同行，护送阔阔真（Cocachin）公主由海道至伊利汗的记载，发现两书所记载三位使者的名字完全一致。同时，法国学者泊希和（P.Pelliot）也从伊利汗史家拉都丁（Rashid al-Din）的《史集》（Jami‘al-Tawarikn）中，找到了三使臣护送阔阔真公主到达伊利汗的记录。以上汉文、波斯文及欧洲文三种文字中见到相同记载，从而为《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70][71][72]

美国学者海格尔检读《马可·波罗游记》一书，发现其中关于中国的记述有许多矛盾和可疑之处，他认为马可·波罗只到过北京（元代的汗八里即大都）一带，其他记载都是在北京听来的。在《马可波罗在中国？从内证中看到的问题》，作了一番论证和解释。首先，他指出《马可·波罗游记》书中有许多可疑和难解之处，各种版本的分歧，人名、地名的难以对证，马可·波罗本人看到的和传闻的记载混淆不清，所述事迹与实际情况不符，旅游路线难以考订清楚。进而指出，游记书中关于中国中部和南部的叙述，具有公式化、缺乏细节描绘的缺陷。如关于苏州的叙述，“以工商业为生“等，这些对于其他城市同样适用。认定马可·波罗的消息是来自第二手或是第三手而非亲眼所见。^[73][74]

中国学者杨志玖认为，马可·波罗去过中国南方多个城市。首先，马可·波罗出使哈喇章（云南），对云南的风土人情、人物和战争等情节描绘的详细和确切来看，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单凭传述是不可能写的如此具体；其次，马可·波罗伴送蒙古公主出使波斯，从北京直至泉州，中间是有机会经过中国中部和南方一带，对这些地方的叙述，应当是根据自己的见闻；最后，马可·波罗出使印度，从印度回来，从泉州向北走，出使印度时，则从北京往南走，这也提供给他游历中国南北各地的机会。^[73][74]

马可·波罗讲到扬州说他“曾亲受大可汗的命令，治理这城三年之久”。根据《元史·地理志》的记载，认为扬州在至元十三年（1276年）为行省，十四年（1277年）为路，推测马可·波罗在这时为江淮行省或路的长官。颇节在为马可·波罗书写的绪言中，明确断定马可·波罗在1277年至1280年间，做扬州及其附属的二十七个城池的长官（gouverneur）。沙海昂也认为马可·波罗曾做过扬州“总管”。^[75][76]

玉尔认为在1276年至11277年间，马可·波罗不过二十三岁，到中国才两年，绝不可能做行省的长官。他进一步指出，马可·波罗曾当过行省长官的印象，主要是由剌木学（Ramusio）译本造成的，其中“代上述之一男爵”一语可能是译者加的注释。根据地学会本，他认为马可·波罗可能做过扬州路的长官。^[75][76]

中国学者张星烺在《中国史书上之马哥孛罗》长文中，认为马可·波罗在扬州做的官是淮东道宣慰使，他的论断是在认定马可·波罗就是《元史》上的枢密使孛罗的前提下提出的。^[75][76]

马可·波罗是否在做过官，目前无史明证，有一版本还说他在扬州住过三年。学者认为他可能做过盐务官，虽无确证，但可备一说。^[75][76]

法国学者颇节（G.Pauthier）在1865年刊行和注释的《忽必烈枢密副使博罗本书》（Le Livre de Marco Polo）中首先认为，马可·波罗所学会的四种语言是汉文、维吾尔文、八思巴蒙古文和用阿拉伯字母书写的波斯文。^[76]

《马可·波罗游记》注释家英国的玉尔和法国的柯蒂埃，对于马可·波罗懂汉语一说持否定态度。原因有三，第一，马可·波罗把苏州解释为“地”，把杭州（行在）解释为“天”，是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误解；第二，汉语的书法很特殊，马可·波罗却一点没提到；第三，马可·波罗在书中提到许多地名，如Cathay（契丹，即北中国）、Cambaluc（汗八里，即大都）等，都是蒙古、突厥或波斯语的称呼。这些地名都有汉语，但马可·波罗却不用，说明他不懂汉语。^[76]

中国学者杨志玖认为，马可·波罗不懂汉语，是和当时的社会情势有关。元朝是蒙古贵族建立的朝代。虽然利用了一些汉人进行统治，但有任用不少色目人（西域人、回回人）帮着治理国家，而这些人的地位远在汉人之上。成吉思汗时曾借用维吾尔文拼写蒙古语，元世祖时用西藏僧人八思巴造蒙古新字，政府诏令统用蒙古新字。因此汉语、汉文在当时的官场上并不是必要的。元世祖至元十五年时，江淮行省的官僚中竟无一人通文墨，蒙古人的汉文知识尚且如此，所以马可·波罗不懂汉语是可以理解的。^[76]

第一点疑问，在中国史籍中没有一件有关马可·波罗的可供考证的材料。在马可·波罗前后到达蒙古的西方传教士、使臣、商人留有行纪的不下10人，但他们的名字和事迹却极少见于汉文记载。其中孟帖·科儿维诺（John of Monte Corvino）留居大都三十余年，据说曾劝说汪古部长阔里吉思皈依天主教，但在中国史籍上毫无记载。因此在汉文史籍中找不到名字或事迹并不是鉴定某一物、著作真伪的唯一标准。而且在汉文的《永乐大典》中发现一段与马可·波罗一家人离开中国有关的可供考证的资料。^[77]

第二点疑问，有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事物在其书中未曾提到，如茶叶、汉字、印刷术等。马可·波罗在书中确有许多没有提到的中国事物，但是，这些事物在元代其他来华的西方人的记载中也同样未提到。鲁布鲁克（William of Rubruk）曾提到契丹人（中国人）的书写方法，他还提到西藏人、唐兀人和畏吾儿人的书写方法，因为他是颇有学识的传教士，对各国文字有兴趣；马可·波罗则是商人的儿子，文化水平有限，他的兴趣主要在工商业和各地奇风异俗方面，对文化事业则不予关注。^[77]

第三点疑问，书中有些记载夸大失实或错误，如冒充献炮攻襄阳、蒙古王宗谱系等。马可·波罗把蒙古攻取襄阳归功于他们一家的献炮显然是错误的，但蒙古用炮攻破襄阳的事实确实存在，马可·波罗当然是在中国听到的，而且可能是在襄阳听到的，这就可以作为他们到过中国的证据。至于蒙古王室谱系的错误，主要在他叙述成吉思汗后、忽必烈前的几位皇帝的名字和次序上。这些皇帝都已死去，马可·波罗听到的只是传闻，因而发生错误事可以理解的。^[77]

第四点疑问，游记一书是抄自波斯文的《导游手册》。在1829年德国的徐尔曼（K.D.Hullmdnn）提出，马可·波罗所记的关于蒙古帝国的情况是从曾到该国的商人们那里听来的，印度、波斯阿拉伯及埃赛俄比亚的消息则抄自阿拉伯著作；1965年，德国的福赫伯认为，马可·波罗所记中国数章是取自他处，也许是波斯文资料；在1982年英国的克鲁纳斯发挥福赫伯的话题，认为慕尼黑大学的赫伯特·弗兰克提出，马可·波罗可能看过“某种波斯的《导游手册》”，有可能有些现在已经失传的导游手册的内容加上道听途说，便成了他游记的基础。可见，所谓的波斯《导游手册》，是最后这位学者从前人的“推测”中加工而成的。他们连一个实例也没有举出。^[77]

瓷器

马可·波罗讲到福建刺桐（泉州）附近有一名Tingiu城出产一种碧蓝色（azure）瓷器，远销世界各处。说明《马可·波罗游记》中已经提及中国的瓷器。^[74]

印刷

伍德认为马可·波罗提到纸币，但未提到印刷术；又说，马可·波罗讲到在杭州的风俗时，提到人死后其亲属用纸制人、马、骆驼、奴婢的像和纸币等焚烧以殉，但未说明这些是印刷品；马可·波罗所经城市如福建为印书中心，杭州有书商聚集的橘园亭等，马可·波罗均为提及。因为马可·波罗是一名商人，习惯于注意商品情况如珍贵产品及货币价值等，与作为传教士鲁布鲁克的观察重点不同。当时欧洲还没有印刷术和印刷品，怎么要求他说出印刷术的名称呢。^[74]

汉字

意大利学者奥尔施基对马可·波罗不识汉字的解释是，像马可·波罗这样缺乏文学的或精神方面创造力的外国人，很难接近或接受中国的语言和文字。当时在各官府中一般设置翻译人员，有译史，从事笔译，有蒙古译史和回回译史（为西域人翻译）；有通事，从事口译，蒙古语称怯里马赤。因此，不同汉语或汉文并不妨碍马可·波罗在中国从事各种活动。^[74]

茶叶

伍德认为马可·波罗在中国呆了十七年，在游记书中并没有提及茶叶，杭州街市中茶馆很多，他们一家应该光顾品尝，即使不去也不应毫不提及。学者傅海波认为，这可能是因为马可·波罗不爱喝茶或蒙古人没有招待过他茶。奥勒斯吉认为，马可·波罗对他本国人不了解和不赏识的事物就不愿谈，这可以解释他未提茶的原因。当时蒙古人和其他西域人也不大喝茶，马可·波罗多半和这些人来往，很少接触汉人，因而不提中国人的饮茶习惯。^[74]

长城

伍德在书中专辟一章，名为《他漏掉了长城》，这以遗漏看起来很糟糕，但值得争论的问题是，长城在13世纪时什么样子以及当时它是否存在”。她指出，现在所见的长城是明朝开始用砖石建造的，而以前的长城则是用黄土所筑成的，不过，经过捣碎夯实的加工仍很坚固，至今仍有遗迹。他又为此事辩护，认为这是由于马可·波罗回国后，未能及时把其旅行情况向人宣布，待以后离开故乡时，才从过去零散的记录中口述于人，因而出现了编辑上的错误。他又从威尼斯道奇（Doge）图书馆引用了一段关于马可·波罗到中国的路线，抵达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后，他折向东南，过印度的恒河至孟加拉，沿西藏山区至中国的陕西、山西最后到达大都，而无需穿越长城。^[74]

关于长城，中国的历史记载很多，在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以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各国已在其境内修筑城墙以防外敌。秦朝以后，除唐、北宋、辽和元朝以外，历代都有修筑。伍德所引斯汤顿《记事》中提到马可·波罗到中国时长城尚未存在，他心目中的长城是明代修建的，元朝时当然不会有。^[74]

亨利·玉尔对马可·波罗未提及长城的解释。在《导言》中，他说“书中未提及长城，但吾人有理由相信，当马可·波罗在他口述某一章时，他心中所指，定是长城。”他指出《马可·波罗游记》一书的上卷第59章《天德省及长老约翰的后裔》所述该地“即吾人所称之葛格（Gog）与马葛格（Magog），而彼等则称为汪古（Ung）与蒙古（Mungul），即传亚历山大帝所筑的壁垒，此处则指中国北边的长城。^[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