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华

陈永华（1634-1680），字复甫，福建同安人，明末举人陈鼎之子，抗清名将。^[2][1][3][4]

清朝顺治四年（1647年），陈鼎自缢殉国。处理完父亲丧葬事宜以后，陈永华携母渡海投奔郑成功^[1]。由于其才华得到赏识，甫一到达郑氏军营，陈永华就被授予“参军”一职。顺治十八年（1661年），郑成功北进前将陈永华留在思明州（今厦门地区），辅助世子郑经监国。^[1]清康熙元年（1662年），陈永华向郑经献策“先礼后兵”，除掉在台作乱的叔父及其下属，同年被授予资议参军一职，总领六部事宜。随着郑经对他的倚重加深，陈永华先后加官勇卫等职务，涉足台湾地区军务。^[5]

康熙三年（1664年），为了解决军队和百姓的粮食供给问题，陈永华提倡并有效实施了屯田制，同时修建各个水利设施帮助农作物生产。另外，他也将“休养生息”的儒家理念带到台湾，让居民有计划、节制地上山伐木；陈永华也教当地人用土制瓦，修建房屋，改善当地居住条件；引进甘蔗和其他经济作物，提高百姓的农作物经济水平；改良晒盐法，提高海盐的产量和品质；鼓励商业贸易。^[6]

康熙四年（1665年），陈永华引经据典，最终说服郑经重视台湾地区的教育，并命其负责有关文化教育事宜。随后，他在台湾省修建孔庙，大兴教育。陈永华在郑经的支持下总领太学学政，聘用礼官叶亨为教员。^[6]康熙十三年（1674年），清朝康熙年间爆发了以吴三桂、尚可喜和耿精忠为首的“三藩之乱”，清廷无暇顾及东南地区，郑经趁机计划北伐。北伐前，郑经命陈永华以东宁总制使身份留守台湾辅佐郑克臧监国。^[7][5]康熙十九年（1680年），郑经作战失利，连失厦门、金州地区，无奈退守台湾。同年，由于与权臣冯锡范等人争权失利，陈永华被迫辞职，不久后郁郁而终，与其夫人合葬于台南天星州赤山堡大潭山。郑经另外追赠其为资政大夫正治上卿，赐其谥号为文正^[3][1]

陈永华历经三朝，始终不改初心，坚持“经世致用”的儒家处世哲学，个人生活严谨质朴。^[6][8]在其政治生涯的黄金时期，陈永华从盐、粮食以及制糖等方面入手，使用各种措施改善台湾人民的作物产量，增加作物收成，鼓励台湾进出口贸易，促进台湾地区封建经济的发展；此外，陈永华非常重视台湾地区的教育。他建立了一套由上而下的教育和选官制度，在促进儒家文化在台湾地区传播的同时，也加深了民族联系，他也因此被誉为“台湾文化教育的奠基人”。^[6]清代史学家连横认为他是“（郑经）的文臣第一”，有诸葛亮的才能和志向。^[1][9]汪毅夫教授认为他对台湾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的做出了极大的贡献。^[2]

陈永华生长于明末时期的官宦人家。他的父亲陈鼎是明天启七年（1627年）的举人，后来由郑成功授官为同安地区的教谕，家中儒学风气浓厚^[3]。陈永华也因此接受了正统的儒家教育。他在少年时期就十分聪颖，有“冠军之势”，早在舞象之年就在福建龙溪县通过院试，成为秀才^[1]。

清朝顺治四年（1647年），清兵攻占同安地区以后，陈鼎自缢殉国^[1][3]。其后，陈永华就放弃在清廷继续深造，转而寻求进身之阶。经由兵部侍郎王忠孝的推荐，陈永华在处理完父亲丧事后渡海到厦门投奔郑成功^[1]。他得到正在招揽有识之士的郑成功的赏识。刚一到郑氏军营，陈永华就被授予参军一职，成为郑成功手下的谋士。郑成功非常欣赏陈永华的才华，甚至感叹其为“今之卧龙（是当前的卧龙先生）”^[1]。陈永华性情温和，但沉静寡言，每当谈到重要的时政时，却总能侃侃而谈，且言之有物，深受郑成功的喜欢^[1]。

南明永历十二年（1658年、清朝顺治十五年）时，郑成功和手下谋士讨论北伐抗清的一众事宜。众人都缄默不语的时候，陈永华挺身而出，支持郑成功的北伐行动，并说服郑成功将世子郑经留守思明州（今厦门地区），以此稳定后方。同时，郑成功采纳了他的建议，并将他留下辅佐世子^[1]。

南明永历十五年（1661年），郑成功兴兵攻入台湾，在台湾设置府县^[10]。陈永华作为属臣随之一同入台。

南明永历十六年（1662年、清朝康熙元年），郑成功病逝于台湾，郑经在福建思明州继位延平王。彼时，郑成功五弟和其手下部将黄昭等人在台生乱。陈永华趁机献计于郑经，对郑泰势力实施“先礼后兵，师出有名”的计策。郑经欣然采纳其献计，顺利除掉郑泰、黄昭等人。不久以后，陈永华授官为咨议参军^[11]，于郑氏政权内行宰相职能，统领六官，总理国政。陈永华成为郑氏政权唯一 一任担任此官职的官员。^[11]

南明永历十八年（1664年、清朝康熙三年），清军攻占厦门等地区，郑经退守台湾^[11]，陈永华加官为监军御史，涉足军务。

由于当时郑氏政权刚刚入驻台湾，岛内上下制度粗陋，民生凋敝，连军饷都无法发放。于是陈永华在郑经“足民食”的基础政策上践行屯田制度，在减轻百姓负担的同时，缓解军饷短缺的问题^[6]。他亲身带领手下官员不辞辛劳，奔走于台湾南、北两地社区考察台湾地区的土地开垦情况。同时，他让百姓在栽种五谷等粮食作物以外，还种植甘蔗等经济作物，教授百姓改进之后的晒盐办法，“以资民食”。^[1][12]

南明永历十九年（1665年、清朝康熙四年），台湾地区的基础建设步入正轨，百姓的生活水平得以改善，于是陈永华引经据典，向郑经谏言“……如今国土较为安定，屯田的办法也颇见成效，接下来正是修建圣庙与学校的大好时机，…… 借此机会可以收揽人才。有了贤能之人的辅佐，国家统治自然就能稳固，国运也能昌隆。”^[1]郑经再次采纳陈永华的建议，并让程永华全权负责此事。根据《台湾外纪》记载，陈永华基本按照明朝的条例设立学校与教育制度，他在台湾设立了一套由上而下的、较为完整的教育——选官体系，要求在东宁政府辖区，凡是年满八岁的孩子都要接受学校教育。陈永华的一系列举措将教育的范围从府城辐射开去，直到平埔族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各个社区。在促进教育普及的同时，也加速了当地百姓的文化融合。 南明永历二十年，在陈永华的坚持和督促下，台湾有了有史以来的第一座孔庙。^[6]

南明永历三十年（1674年、清朝康熙五年），在陈永华的支持下，郑经再次渡海西征，命陈永华为东宁总制使，留守东宁（今台南地区），负责后勤等事物。^[1][5]

1680年（康熙十九年），清廷镇压“三藩之乱”^[7]，掉头准备处理台湾事宜。郑经逐渐失去对福建地区的控制，无奈退守台湾，导致陈永华与冯锡范、刘国轩等人相互争权^[1]。陈永华在政治斗争中失利，不久后被迫辞职，退居于台南龙湖岩地区，郁郁而终^[1]。陈永华最终与夫人洪氏合葬于赤山堡大潭山（今台南柳营区果毅后）。清廷收复台湾以后，陈永华与其妻洪氏归葬同安后溪^[3]。

陈永华曾就读于思明储贤馆，受教于曾樱和许孚远，并深受此二人的影响，将“经世之学”奉为圭臬niè。^[13]1661年，郑成功驱逐荷兰军队，收复台湾。此时的台湾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教育方面都处于蒙昧混乱的时期，郑氏军队也出现了军饷短缺的状况。陈永华临危受命，在郑成功病中之时总理全国政治。首先，他用东安、西定、宁南与镇北四个坊市对东宁地区进行区分和规划。以东宁为中心向四周辐射设立“社”。^[1]明确东宁成为台湾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1665年，在郑经的支持下，陈永华在宁南方式建立台湾有史以来第一座孔庙，并在孔庙旁边设立明伦堂，尊崇儒学。同时，由上而下地在府城、县区与各个社区设立学校，规定年满八岁的孩子必须入学，学中主要教授儒家经典。在府城设立太学，陈永华亲身担任学政，聘用礼部官员和大陆的儒士为教员；而下级学校的铺设直到各个社里，鼓励各族百姓将孩子送入学校；此外陈永华还承诺学生的食宿主要有政府承担等措施鼓励百姓将孩子入学，这使得台湾百姓向学之风日起。^[13]

《台湾外记》记载郑氏政权模仿大陆的教育制度，于台湾首创教育体系。^[14]根据明朝教育与科举的相关制度。陈永华主持将台湾的教育分为社学/学塾——府学/州学——太学/学院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学生。^[14]其中，陈永华在汉人聚居区设学塾，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社学，鼓励所有年满八岁的孩子入学，教学内容主要是经史子集，教学目标是普及教化，在社学/学塾中选取少数优秀的学子升入州学；府学主要分布于天兴和万年两个州府，教员主要是学正一名和训导若干，学生经过严格的考试选拔以后，少数优秀的学子得以进入学院；学院是最高等级的教育机构，由陈永华亲自主持，教学内容仍为儒家经典，以策论的形式进行考核。学习合格以后的太学生需每月一试，没三年大考一次，合格的学习进入官员体系。^[15]至此，陈永华不仅将科举体系带入台湾，促进台湾社会的大陆化，还奠定了台湾儒学的教育基础。^[13]

台湾地区原本是“海上荒土”，与世隔绝，且岛上多地有瘴气肆虐，千百年来，进入台湾地区的拓荒者为当地的条件所苦；十七世纪时荷兰军队入侵台湾，对台湾地区进行殖民，人民的生活雪上加霜。因此，郑氏政权进驻台湾时就发现台湾地区的落后状态急需改变。^[16]于是为解决军队粮食不足与百姓的土地开垦等方面的问题，在郑经的支持下，陈永华带领手下官吏由南到北亲自考察台湾的土地开垦情况。经过严密的考察，他认为屯田制是解决当前问题的最优解。为了保证作物的丰收，陈永华在屯田过程中主持了草潭、新园坡等二十余处的水利设施，此后“国用无匮”。^[17]屯田制不仅解决了台湾军民的粮食问题，也将先进的种植技术带给了当地居民，促进当地种植技术的提升。

在刘国轩的帮助下，陈永华从福建引入甘蔗苗等经济水果作物，分予百姓种植，教授并鼓励百姓制糖。陈永华将甘蔗制糖等产品销往岛外，“岁得数十万金”，改善当地的农业经济。^[1]

陈永华将先进的生产理念带到台湾，教授百姓与民生息，让百姓在特定的时间上山伐木，教授当地百姓如何取土制瓦以及使用竹子建造房屋，以此改善当地人民的居住条件。^[1]

台湾海峡将大陆和台湾诸岛分割开来，使其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台湾地区人民的生活生产方式较为稳定。与动态变化、不断发展的大陆地区相比，台湾地区的生产生活方式较为陈旧。例如，两岸地区对盐的认知和制作方式，台湾人民以前食用的盐基本都带有苦涩的味道，令人难以入口。因此，陈永华从大陆引进先进的晒盐、制盐的方法，于天星州建立盐场，“在海滩上修建铺满碎砖的盐田，再引进海水，等到海水发卤，……. 再进行晒制，得到的新盐颜色白皙、咸味重，且制作过程较少。”^[18]这说明陈永华引进的晒盐法不仅改善了盐的品质，还简化了方法、提高的盐的产量，满足台湾人民的日常需求。

当时郑氏政权与清廷处于对峙阶段。清廷对台实施封锁的禁令使得台湾的物资更加匮乏。陈永华及时提醒郑经要发展海上贸易，同时也认为“台湾远隔重洋，货物难以周全，以至于货物的往来不易，……当前应在厦门驻扎军队，并且与当地百姓建立良好的关系，方便贸易”。^[19]简而言之，陈永华认为，在发展海上贸易的同时，也要和大陆沿海地区建立良好关系，进行走私贸易，弥补台湾地区物资的不足，保证岛内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

陈永华也鼓励对外贸易。他利用舰队将台湾的蔗糖出口到菲律宾与马六甲等亚欧地区，以此换取本土所需的物资。为了更好地进行对外贸易，陈永华以航海自由、通商自由以及关税优惠等政策鼓励、吸引外来商船入台贸易。^[20]陈永华的这一举措繁荣了郑氏政权时期台湾的商业贸易，促进台湾商品经济的发展，打破的荷兰殖民时期的台湾的殖民经济状况，进一步发展了封建经济。

陈永华辅佐郑经再一次细化、完善台湾的行政区划，建设东宁，增设南路、北路和澎湖三个安抚司，将大陆的郡县制因地制宜的迁移到台湾地区。^[21]

基于郑成功定下的法律^[1]，陈永华创造性地实施“一个政权，两种管理办法”的社会管理政策。首先，针对汉民聚居的地区，他引入了保甲制度。陈永华将台湾岛的汉民聚居的乡村地区划分为24“里”，里中设置一名总理并管事若干，以十户为牌，牌首为甲，十甲为为“保”，保设长，其主要的职能是管理其手下百姓的户籍，其次也要涉及百姓的迁徙、婚嫁以及生死等事情；而对于台湾岛原住民的社区管理制度，陈永华则设立“社”这一当地居民自治办法，一共有十六个社。各个社里设有乡长，由少数民族的族长担任。^[1][6]基层政治办法的实行涉及到台湾地区人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为台湾地区文化融合、教育和经济等方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一系列的举措被一 一实行，陈永华的最终目的是“崇正道，定制度、别尊卑，民悉同化”，也就是说，陈永华所主张并实行的治国措施的最终落脚点就是稳定地发展台湾、收揽有用之才、富国强民，以此抗清复明，实现明朝中兴的大业。^[22]

陈永华与妻子洪氏一共育有三子三女，有确切记载的为一女二子。^[3]

陈永华与其夫人的原墓葬地点位于今台南市柳营区果毅里南方大潭潭南公墓内。^[3]墓前有上世纪末台南政府所立的《陈永华将军古墓沿革》的告示牌，上面介绍了其生平。^[3]原墓碑为花岗岩，高近一米，上有记载“皇明赠资善大夫是官文正陈公暨配夫人淑贞洪氏墓”。^[3]另外，墓碑上还有谢东闵、黄季陆、林衡道等人的题词。^[3][23]

清廷统一台湾后，要求凡是和郑氏政权相关的坟冢皆要迁往大陆。陈永华子孙被划分入汉军旗，其后人将他与夫人重新归葬于福建同安后溪下店村西北的一座小山上。其墓坐北朝南，以三合土修建，碑面光滑无字，此墓现今已荒废。^[3]

上世纪五十年代时，陈永华在大陆的墓地出土了一方墓志铭、两副棺材、三枚印章（两枚为狮头瓷样篆书印章和一枚水晶印章，分别刻有“复甫”、“永华”和“厩珍”的字样）以及首饰若干等文物。^[3]

1929年，台湾人民发现陈永华遗落在荒地的墓碑，将其归置，并重建陈永华的墓，加以保护。多年后，政府将其指定为台湾省史迹（台湾二级古迹），后有陈氏族人在墓碑发现处隆土成坟，修建陈永华的衣冠冢。^[3]

清代史学家连横认为“永华器识功业与武侯等，而不能辅英主以光复明室，彷徨于绝海之上，天也！然而开物成务，体仁长人，至今犹受其赐，泽深哉！”（连横认为陈永华的才学志向和人生际遇堪与诸葛武侯相提并论。他的才能和志向都被束缚在孤岛，不能够辅佐明主，唉！但他通晓万物，长于时务，实施仁政，泽被后世，当今台湾仍受他的影响”）^[1]

明末名将郑成功曾认为陈永华的学识和人品为“今之卧龙也！”^[1]

清朝康熙皇帝曾称赞陈永华的儿子为“此忠义陈永华之子也”。^[8]

清末西北官员余培森记载其为“台人称之如蜀人之思武侯焉”。^[8]

陈永华曾为友人李茂春作《梦蝶园记》的碑文于台南法华寺。^[24][25]《梦蝶园记》是陈永华为友人李茂春的宅邸——梦蝶园撰记，其原文如下：

梦蝶园记

昔庄周为漆园吏，梦而化为蝴蝶，栩栩然蝶也。人皆谓庄生善寝，余独谓不然。夫心闲则意适，达生可以观化，故处山林而不寂，入朝市而不梦，醒何必不梦，梦何必不蝶哉。吾友正青善寝，而喜庄氏书，晚年能自解脱，择地于州治之北，束茅辟圃，临流而坐，日与两三小童，植蔬种竹，滋药弄卉，卜处其中。而求名于余 ，夫正青旷者也，其胸襟潇洒无物者也，无物则无不物，故虽郊邑烟火之所比邻，游客樵夫之所阗tián噎，而翛然自远。竹篱茅舍，若在世外，闲花野草，时供枕席，则君真栩然蝶矣，不梦梦也，梦尤梦也。余慕其景而未能自脱，且羡君之先得，因名其室曰梦蝶，处而 为文记之。^[25]

位于台湾省台南市，是为纪念陈永华而命名。^[26]

又名开基永华宫，位于台南市孔庙附近，原名凤山寺，于乾隆年间更名为“永华宫”。宫内除了供奉道教神祇——广泽尊王以外，还供奉有陈永华的雕塑神像。^[27][28]

永华里古称井仔脚，位于台湾省台南市北门区。康熙初年，陈永华主导并改善台湾本土的制盐法，当时的“丘盘”盐池就是后世所说的瓦盘盐田，是台湾现存最古老的盐田，有近200年的历史。根据记载，陈永华了解到当时平埔族制盐技术不高，盐产品质较低，于是引进大陆的晒盐法，制成结晶盐。随着社会变迁，当地晒盐场因为效率和产量等原因于2002年正式废弃。近年来，当地政府尝试通过复兴古法晒盐等措施吸引游客^[3]。

陈永华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虽经高位，但生活作风简朴，善待族人。根据《台湾通史》记载，陈永华做官、经商所得财物除去生活所需，大半都被他拿去接济贫困的族人。^[1]到陈永华离世时，家中并无多余财物。^[20]

由于现实中天地会中关于会员的记载和金庸先生在《鹿鼎记》对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的描写，不少人认为此陈永华就是彼陈近南，由此引出许多争议，引导了一批学者对真实的“陈近南”进行寻踪。目前有关于天地会的经营者以及天地会中组成员“陈近南”与台湾陈永华是否是同一人存在“是”与“不是”两种看法”。^[29]

基于天地会会书“西鲁传说”，民国时期武汉洪帮的刘联珂和孙中山的日本友人平山周都认为“陈近南”此人真实存在，且两人都认为“陈近南”是天地会组织的实际领导者；而清代史学家连横、近代学者温雄飞等人通过史料却认为“陈近南”并不是天地会的创始人，而仅仅只是辅佐者。同时，通过考证天地会“陈近南”的事迹，这些学者将“天地会成员陈近南”的身份锁定在陈永华身上。第二种观点的代表主要有湘潭大学中文系的教授谭松林和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蔡少卿等学者。他们认为“西鲁传说”过于缥缈，缺乏切实可靠的证据来证明天地会成员“陈近南”和台湾文臣陈永华为同一人。^[29]

民间多将天地会成员“陈近南”和明末文臣“陈永华”等同起来。认为他是明清民间组织——天地会的主要领导人。^[30]

大多数人获知“陈近南”这一人物信息的途径是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鹿鼎记》的“反清复明”组织——天地会总舵主一角。该人物形象正式出现于第一章回，主要功能是通过引出民间组织——天地会这一江湖组织，编织主角历险的江湖暗线。在之后的章回中，陈近南多次出现于其他人物口中，推动主角江湖历险路线的发展。陈近南最终被台湾延平世子误杀，死于其反清复明梦想的破碎。该角色在书中是主角“韦小宝”如师如父般的人物，他不仅是韦小宝江湖路线的引路人，还是其精神成长的导师。^[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