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德昌

陈德昌（1932年1月-2022年12月10日），浙江定海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重症医学的开拓者、缔造者和奠基人，北京协和医院原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1][2]

陈德昌从小生活在上海，七岁进入中法学校就读。1947年，陈德昌进入震旦大学医学院（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就读，^[3][4]1953年毕业。1958年—1964年在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任外科住院医师、总住院医师、烧伤科主治医师。1960年因成功治疗严重烧伤获卫生部嘉奖。1964年—1979年任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主治医师，师从曾宪九教授。1979年晋升为外科副教授。1979年—1981年受高教部委派赴法国巴黎第五大学Cochin医院综合性加强医疗科进修。1981—1982年在法国巴黎第五大学Ambroise—Pare医院心脏加强医疗科任“巴黎公立医院医生”。1985年晋升为外科教授。1992年任博士生导师。^[1]2003年，“非典”暴发，陈德昌调到北京防治指挥中心，多次参加危重病人的会诊。^[5]2022年12月10日，陈德昌因病在北京逝世。^[2]

陈德昌一生为中国重症医学事业发展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作出了突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陈德昌曾担任中国病理生理学会危重病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西太平洋危重病医学联合会理事、世界危重病医学会联盟中国代表、美国微生物学会会员、《CriticalCareandShock》杂志编委等。^[1]陈德昌获得了2002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3]在2017年获健康传播最高荣誉奖、^[1]2021年获“荣耀医者”生命之尊奖。^[6]

陈德昌出生于1932年，浙江舟山人，从小跟随家人生活在上海。四五岁时，师范毕业的母亲便开始教他背唐诗。虽然一字不识，对内容并不理解，但当陈德昌在长辈面前有韵律、有节奏地背诵贺知章的《回乡偶书》时，那随之而来的赞美声让他对古诗词自然而然地热爱起来。家和外部社会截然不同，这是陈德昌对世界最初的认知。1937年淞沪战役爆发，陈嘉居住的宅院被炮弹击中，全家人逃到法租界。七岁时，陈德昌进入附近的一所中法学校就读。一天，母亲发现他脖颈双侧有成串的、肿大的淋巴结。在那个谈结核色变的年代，母亲不敢怠慢，立刻为他找了一位海归名医。经过定期治疗，没动手术，没淌一点儿血，肿大的淋巴结全部消失。同时，陈德昌每天照常上学，完全没有耽误课业。这个体验，在陈德昌年幼的心里埋下了学医的种子。中法学校是天主教会创办的，以法语教学为主，为补上中国文化，母亲亲自教陈德昌学习古文，并立下一个不成文的家规：每一篇文章都必须通篇背诵，如果背不下来，就不能上床睡觉。经过苦读，陈德昌不仅法语学得轻松，中文成绩也名列前茅。因成绩优异，经中法学校推荐，1947年，陈德昌直接进入震旦大学医学院（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就读。^[3][4]

1953年，陈德昌大学毕业，成为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的一名外科住院医师。然而，不断的实践之后他发现，自己的选择是错误的，他完全不具备外科医师应有的操作技能。“长此以往，不可能有所作为。”陈德昌陷入矛盾和痛苦中。凭借外语优势，他多次被调去做涉外工作，专业因此更加荒废。^[3]

1958年广慈医院成立了医疗小组，二十六岁的陈德昌是唯一的住院医生。救治两名被钢水严重烧伤炼钢工人。使一名病人生还，广慈医院创造了一项世界医学奇迹，医疗小组受到卫生部的表彰。不久，烧伤科从外科独立出来。1964年，陈德昌以烧伤科主治医师的身份，被调入北京协和医院，师从曾宪九教授。之后，陈德昌赴阿尔及利亚工作一年。当陈德昌期满回到中国时，“文革”开始，实验室的工作被迫中断。他被派往了西藏阿里。1971年，作为第二批中央赴阿里医疗队队长，陈德昌奔赴雪域高原。1972年夏天，陈德昌结束任务返回北京。^[3]

1979年，陈德昌受曾宪九委托去巴黎Cochin医院进修重症医学。1980年，获得“巴黎公立医院医师”资格证书并进入Ambroi-Pare医院工作至1982年回到中国。同年，陈德昌在曾宪九的支持下参照国际先进的学术理念和组织模式，筹建了外科ICU，这是中国第一个ICU。刚刚建科，陈德昌就与马遂合作完成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例肺动脉漂浮导管插管。1984年，发展到7张床的北京协和医院外科ICU独立成为中国第一个重症医学临床科室——加强医疗科，陈德昌任首任科主任。^[1]陈德昌在1985年晋升为外科教授，1992年任博士生导师。1996年，陈德昌领导中国同仁开始筹备中国危重病医学专业委员会。1997年，中国病理生理学会危重病医学专业委员会在北京正式成立，陈德昌担任首届全国委员会主任委员，这是中国重症医学界第一个全国性的学术组织，堪称中国重症医学发展历史上的标志性事件，促进了中国重症医学的发展。^[1]他领衔的“全身性感染与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的临床与基础研究”，不仅让感染性休克的病死率下降了二十多个百分点，还获得了2002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3]2003年，“非典”暴发，陈德昌再次担当重任。他调到北京防治指挥中心，多次参加危重病人的会诊，并曾上书建议动员三甲医院ICU医师和护士，集中治疗“非典”危重患者，以降低病死率。^[5]

2022年12月10日23时06分，陈德昌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2]12月16日上午8时，陈教授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协和医院外科楼告别厅举行。^[7]

陈德昌团队对全身感染和MODS进行了系统的基础和临床研究。陈德昌提出，这种感染不在局部而在全身，因此更名为全身性感染。这种感染既没有脓也没有毒，一旦触发，就像原子核裂变一样，发生炎症瀑布式反应，导致一个个器官序贯的倒下，最终出现多器官功能衰竭。他总结感染性休克治疗的临床经验，指出治疗关键在于早期纠正低血容量，提高氧输送，避免持久性氧债，并有效控制或清除感染灶。这一认识最终使感染性休克的病死率从66%下降至44%，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他带领团队进一步研究发现，细胞因子IL-1家族基因多态性与全身性感染相关。该研究为国际上在基因水平防治严重感染提供了依据，有助于筛选高危患者，以进行相应的预防。相关论文发表在美国危重病医学会专业期刊《CriticalCareMedicine》上。该研究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严重感染研究的新发展，在国际上处于前沿。^[1]

从1982年开始，陈德昌培养了诸多中国重症医学界的领军人物。首任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主任委员刘大为教授、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陈德昌（上海），以及新冠疫情中被冠以“重症八仙”之名的杜斌教授、邱海波教授，席修明、严静、许媛、马朋林、周建新等，均出自他的门下。在他的指导下学习重症医学，他们陆续成为中国重症医学的中坚力量。陈德昌为中国重症医学顶尖人才的培养发挥了重要作用。^[1]

陈德昌教授的逝世，是我国重症医学事业的重大损失，我们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一代名师（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评）。^[5]

陈德昌教授的逝世，是我国重症医学事业的重大损失，也是北京协和医院的重大损失。他为我国医疗卫生事业作出的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他的大医情怀和济世风骨将永驻人间（北京协和医院评）。^[7]

陈德昌作为中国重症医学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他引领的重症医学不仅将国际重症医学最先进最前沿理念较早地、系统地介绍到了中国，还在此后近40年间，一直引领着这个新兴学科的规范化发展（北京协和医院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