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典

《通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典志体史书，成书于唐宪宗贞元十七年（801年），由唐代政治家、史学家杜佑倾36年心血撰成，全书共200卷，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法、州郡、边防九典，子目1500余条，约190万字，记述了上至远古黄帝时期下迄唐朝天宝末年的制度沿革，其中对唐代制度的叙述尤为详细。《通典》是典章制度专史的开创之作，它的问世使典制史成为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门类。^[1]

《通典》是杜佑在代宗大历元年（766年）开始编写，^[2]杜佑的经历为撰写《通典》提供了厚实的理论知识基础和充分的实践经验材料，他17岁步入仕途，任职四方，主政州郡，又先后在刑、工、户、御史台、度支等多部门交替任职，对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状况有切身的体会和广泛的了解。特别是杜佑目睹了开元盛世的繁华兴隆和安史之乱后的社会动荡后，促使他从政治得失的视角去探索历史变迁的真正原因。^[1]杜佑编撰《通典》，旨在揭举先代“致治之大方”，“可为来今龟鉴”。^[3]

《通典》与南宋郑樵的《通志》、宋元之际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并称为“三通”，此后，历代典制体政书编纂zuǎn续之不绝，至民国时完成《清续文献通考》，被合称为“十通”，与“会要”“会典”等体裁互为补充，是反映历代制度沿革的重要史料。^[4]《四库全书总目》评论此书“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原原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1]《通典》在北宋时就有了刊本，以后元明清各代有多种刻本流传，其中以清朝乾隆武英殿刻“九通本”最为流行。^[5]

《通典》在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典章制度专史的开创之作。杜佑以前的典章制度史，基本集中于纪传体史书中的书志部分。在史实容量和撰述体例上都有诸多的限制，无力承担完整记述社会政治经济制度 发展变化历史的任务。而《通典(全5册)》把这一体裁独立出来，为这一体裁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从此典制史成为传统史学中的一个重要门类。

《通典》专叙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变迁，从远古时代的黄帝起，到唐玄宗天宝末年止（肃宗、代宗以后的变革，有时也附载于注中），分为九类，以食货居首，次以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每类又各分子目。对于历代典章制度，都详细地叙述了它们的源流，有时不但列入前人有关的议论，而且用说、议、评、论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

凡十二卷卷一 食货一田制上卷二 食货二田制下水利田屯田卷三 食货三乡党土断版籍并附卷四 食货四赋税上卷五 食货五赋税中卷六 食货六赋税下卷七 食货七历代盛衰户口丁中卷八 食货八钱币上卷九 食货九钱币下卷十 食货十漕运监鉙zhǎi卷十一 食货十一鬻爵榷què酤gū算缗虽税平准均输附卷十二 食货十二轻重平桶常平义仓

凡六卷卷十三 选举一选举序历代制上卷十四 选举二历代制中卷十五 选举三历代制下考绩卷十六 选举四虽议论上卷十七 选举五议论中卷十八 选举六随后随后论下

凡二十二卷卷十九 职官一：历代官制总序、要略、官数、官品、设官沿革、封爵、三公、宰相、三老五更、禄秩

-凡一百卷卷次目次卷次目次卷第四十一 礼一　沿革一-吉礼部分（14卷）卷第四十二 礼二　沿革二　吉礼一卷第四十三 礼三　沿革三　吉礼二卷第四十四 礼四　沿革四　吉礼三卷第四十五 礼五　沿革五　吉礼四卷第四十六 礼六　沿革六　吉礼五卷第四十七 礼七　沿革七　吉礼六卷第四十八 礼八　沿革八　吉礼七卷第四十九 礼九　沿革九　吉礼八卷第五十 礼十　沿革十　吉礼九卷第五十一 礼十一　沿革十一　吉礼十卷第五十二 礼十二　沿革十二　吉礼十一卷第五十三 礼十三　沿革十三　吉礼十二卷第五十四 礼十四　沿革十四　吉礼十三卷第五十五 礼十五　沿革十五　吉礼十四嘉礼部分（18卷）卷第五十六 礼十六　沿革十六　嘉礼一卷第五十七 礼十七　沿革十七　嘉礼二卷第五十八 礼十八　沿革十八　嘉礼三卷第五十九 礼十九　沿革十九　嘉礼四卷第六十 礼二十　沿革二十　嘉礼五卷第六十一 礼二十一　沿革二十一　嘉礼六卷第六十二 礼二十二　沿革二十二　嘉礼七卷第六十三 礼二十三　沿革二十三　嘉礼八第六十四　礼二十四　沿革二十四　嘉礼九卷第六十五 礼二十五　沿革二十五　嘉礼十卷第六十六 礼二十六　沿革二十六　嘉礼十一卷第六十七 礼二十七　沿革二十七　嘉礼十二卷第六十八 礼二十八　沿革二十八　嘉礼十三卷第六十九 礼二十九　沿革二十九　嘉礼十四卷第七十 礼三十　沿革三十　嘉礼十五卷第七十一 礼三十一　沿革三十一　嘉礼十六卷第七十二 礼三十二　沿革三十二　嘉礼十七卷第七十三 礼三十三　沿革三十三　嘉礼十八宾礼部分（2卷）卷第七十四 礼三十四　沿革三十四　宾礼一卷第七十五 礼三十五　沿革三十五　宾礼二军礼部分（3卷）-卷第七十六 礼三十六　沿革三十六　军礼一卷第七十七 礼三十七　沿革三十七　军礼二卷第七十八 礼三十八　沿革三十八　军礼三-凶礼部分卷第七十九 礼三十九　沿革三十九　凶礼一卷第八十 礼四十　沿革四十　凶礼二卷第八十一 礼四十一　沿革四十一　凶礼三第八十二 礼四十二　沿革四十二　凶礼四卷第八十三　礼四十三　沿革四十三　凶礼五卷第八十四　礼四十四　沿革四十四　凶礼六卷第八十五　礼四十五　沿革四十五　凶礼七卷第八十六　礼四十六　沿革四十六　凶礼八卷第八十七　礼四十七　沿革四十七　凶礼九卷第八十八　礼四十八　沿革四十八　凶礼十卷第八十九　礼四十九　沿革四十九　凶礼十一卷第九十　礼五十　沿革五十　凶礼十二卷第九十一　礼五十一　沿革五十一　凶礼十三卷第九十二　礼五十二　沿革五十二　凶礼十四卷第九十三　礼五十三　沿革五十三　凶礼十五卷第九十四　礼五十四　沿革五十四　凶礼十六卷第九十五　礼五十五　沿革五十五　凶礼十七卷第九十六　礼五十六　沿革五十六　凶礼十八卷第九十七　礼五十七　沿革五十七　凶礼十九卷第九十八　礼五十八　沿革五十八　凶礼二十卷第九十九　礼五十九　沿革五十九　凶礼二十一卷第一百　礼六十　沿革六十　凶礼二十二卷第一百一　礼六十一　沿革六十一　凶礼二十三卷第一百二　礼六十二　沿革六十二　凶礼二十四卷第一百三　礼六十三　沿革六十三　凶礼二十五卷第一百四　礼六十四　沿革六十四　凶礼二十六卷第一百五　礼六十五　沿革六十五　凶礼二十七-开元礼纂类卷第一百六　礼六十六　开元礼纂类一　序例上卷第一百七　礼六十七　开元礼纂类二　序例中卷第一百八　礼六十八　开元礼纂类三　序例下-卷第一百九　礼六十九　开元礼纂类四　吉礼一卷第一百十　礼七十　开元礼纂类五　吉礼二卷第一百十一　礼七十一　开元礼纂类六　吉礼三卷第一百十二　礼七十二　开元礼纂类七　吉礼四卷第一百十三　礼七十三　开元礼纂类八　吉礼五卷第一百十四　礼七十四　开元礼纂类九　吉礼六卷第一百十五　礼七十五　开元礼纂类十　吉礼七卷第一百十六　礼七十六　开元礼纂类十一　吉礼八卷第一百十七　礼七十七　开元礼纂类十二　吉礼九卷第一百十八　礼七十八　开元礼纂类十三　吉礼十卷第一百十九　礼七十九　开元礼纂类十四　吉礼十一卷第一百二十　礼八十　开元礼纂类十五　吉礼十二卷第一百二十一　礼八十一　开元礼纂类十六　吉礼十三-卷第一百二十二　礼八十二　开元礼纂类十七　嘉礼一卷第一百二十三　礼八十三　开元礼纂类十八　嘉礼二卷第一百二十四　礼八十四　开元礼纂类十九　嘉礼三卷第一百二十五　礼八十五　开元礼纂类二十　嘉礼四卷第一百二十六　礼八十六　开元礼纂类二十一　嘉礼五卷第一百二十七　礼八十七　开元礼纂类二十二　嘉礼六卷第一百二十八　礼八十八　开元礼纂类二十三　嘉礼七卷第一百二十九　礼八十九　开元礼纂类二十四　嘉礼八卷第一百三十　礼九十　开元礼纂类二十五　嘉礼九-卷第一百三十一　礼九十一　开元礼纂类二十六　宾礼-卷第一百三十二　礼九十二　开元礼纂类二十七　军礼一卷第一百三十三　礼九十三　开元礼纂类二十八　军礼二卷第一百三十四　礼九十四　开元礼纂类二十九　凶礼一卷第一百三十五　礼九十五　开元礼纂类三十　凶礼二卷第一百三十六　礼九十六　开元礼纂类三十一　凶礼三卷第一百三十七　礼九十七　开元礼纂类三十二　凶礼四卷第一百三十八　礼九十八　开元礼纂类三十三　凶礼五卷第一百三十九　礼九十九　开元礼纂类三十四　凶礼六卷第一百四十　礼一百　开元礼纂类三十五　凶礼七（参考资料）

-凡七卷卷第一百四十一　乐一卷第一百四十二　乐二卷第一百四十三　乐三卷第一百四十四　乐四卷第一百四十五　乐五卷第一百四十六　乐六卷第一百四十七　乐七（参考资料）

凡十五卷

凡八卷

凡十四卷

凡十六卷

附录一 御制重刻通典序附录二 奉旨开列校刻通典诸臣职名附录三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附录四 通典考证覈hé实 

《通典》书成于贞元十七年（801）。通记历代典章制度建置沿革史，始于传说终于唐天宝末，间及肃宗、代宗、德宗三朝。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典，各冠总论，下系子目，凡有一千五百八十四条，正文约一百七十万字，注文约二十万字。

《通典》取材博综古今，广采群经、诸史、地志，汉魏六朝文集、奏疏，唐国史、实录、档案、诏诰gào文书、政令法规、大事记、《大唐开元礼》及私家著述等，皆按时间顺序分类纂次。各典于历代制度多究其原本，明其始末，并引前人议论，参以己见，见其得失，其中以食货、职官、边防各典较为精到。为中国典制文化专史的首作，对后世史书编纂影响甚巨。

《通典》内容略古详今，唐代部分约居全书的四分之一，多属原始数据，其价值不在《唐六典》、《唐会要》等书之下。惟记事偶有遗漏，兵典叙兵法而不载兵制，礼典一门竟全书之半，于体例殊未允当。亦已窜入宪宗朝数事。书约初刊于北宋。

《通典》是中国第一部典章制度的百科全书。作者杜佑曾任唐朝节度使和宰相等职，对中央及地方制度极为熟悉，他采录历代典籍，溯寻制度的因革变迁，希望为在唐帝国写下一幅臻于理想的政治蓝图。《通典》就是一部古代与现代的对话，理想与实际的结合。

《通典》全书200卷，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等八门。它的结构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联系。杜佑在《通典·自序》里对此作了明白的说明：“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皆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huī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货为之首，选举次之，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边防末之。”这个逻辑构成，体现了杜佑对封建制度的全盘理解。在每一门目之中，杜佑又细分子目，每事以类相从。他叙述各种制度及史事，大体按照年代顺序，原原本本详细介绍。在有关事目之下还引录前人的有关评论，或写下自己对此的看法。评述结合的写作方法，提高了《通典》的学术与经世致用价值。从总体看，全书编排得整齐有序，条理井然，眉目清楚，很便于读者阅读、查考。

《通典》在历史编纂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无力承担完整记述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发展变化历史的任务，落后于社会的客观需要。《通典》把这一体裁独立出来，为这一体裁的成熟、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从此以后典制史成为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门类，出现了一系列典章制度史的专书，丰富了传统史学的表现能力，也促进了史学服务于社会这一优良传统的发展。

《通典》所记上起远古时期，下至唐代天宝末年，唐肃宗、代宗以后的史实多以夹注的形式补入。它基本包罗了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主要方面。它的《食货典》12卷，叙述历代的土地、财政制度。对历代土地形态的变迁，租税的轻重，户口的盛衰，货币的变革，盐铁的管理，杂税的兴起等等情况都作了详尽的考察。《职官典》22卷，叙述历代官制的沿革变化。把从中央到地方，从文官到武官，从员额到官阶的情况，也都叙述得清清楚楚。《兵刑典》23卷，叙述兵略、兵法和历代的刑法制度。它把唐以前所有战争的胜负经验，兵法上的原理原则，统一归纳起来，各标以适当的题目，成了一部有系统的军事理论著作。《边防典》16卷，叙述历代的边防与四境各族政权的情况，交待了丰富的民族地区历史发展变化情况，为民族史和国防史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通典》中《礼典》有100卷，占了全书卷数的一半。它详记了古代礼制情况，材料是相当丰富的。在封建政权建设中，礼是关键环节之一，杜佑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与他的身份地位和他对封建制度的理解，有着直接的关系。《通典》为人们研究、了解典章制度，提供了系统的知识和材料，为封建政权建设提供了一部翔实可靠的参考书。

杜佑在书中除提供了详尽、系统的典章制度史料外，还表述了自己对封建政治、经济的一系列看法，阐发了他进步的历史思想。

他认为社会经济是治乱安危的先决条件与关键因素，治理国家的关键是进行教化，而教化的前提是丰衣足食，不能满足百姓基本的生存需要，安定社会的一切环节都形同虚设。他对经济重要性的强调，对于古代思想观念的发展进步有一定影响。他在书中把食货放在各类问题的首位，在史书中也是没有先例的。杜佑在长期理论实践中体会到粮食、土地和人是治理国家的关键。有了粮食就使国家用度充足，尽地力就使人不愁衣食，人户清楚就使赋役均匀。这三样事情做好了自然会使民富国强。在经济政策上，他提出要处理好国足与家足的关系，他指出家足是国足的基础，家足才能使社会安定，国家富强。他还根据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提出“薄敛”和“节用”，以减轻百姓负担，保证国家经济机器正常运转。这些主张都是很切实际的。

杜佑在《通典》中阐述了历史发展变化的观点。他反对是古非今之论，指出“汉、隋、大唐，海内统一，人户滋殖，三代莫传。”（《通典》卷31《职官》13）用社会发展进步的事实批驳历史倒退的观点。他还独具慧眼地从当时少数民族的社会状况中，推论古代先民的社会历史状况，指出“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通典》卷85《礼》45），存在着人殉、巢居穴处、茹毛饮血，同姓婚娶等陋习。当时的中华与少数民族落后状况的对比，正生动反映了中华文明从落后走向进步的历程。这个论证已有一定的科学因素，在古代可谓石破惊天之论。

社会发展进步的观念必然导致他因时变革的思想。他强调“随时立制，遇弊则变”（《新唐书·杜佑传》）。要使当世的政策措施，适应历史变化情况，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符合现实的需要。对于历史上的商鞅变法、废封建立都县，以至当时的两税法等改制措施，他都表示了赞赏的态度。

杜佑重人事而非天命。在对历史事件发展原委和政治、经济制度因革变化的分析中，他都把人们的历史活动和历史时势的促成放在重要地位，而很少考虑天命的作用。对于阴阳灾异学说，他基本持否定的态度。在叙述历代战例时，他常常选取一些不信吉凶预兆之说而获取胜利的实例，来表明他对此的看法。对于流行已久的星宿分来来说来说，他根据史籍记载，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驳。他在《通典》中删掉了纪传体史书志部分的五行、符号等内容，使《通典》表现出更强的理性色彩。

杜佑（735—812），字君卿，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杜佑出身于具有悠久历史和显赫地位的名门大族。父杜希望，官至鄯州都督、陇右节度留后。佑以门资入仕，历任江淮青苗使、容管经略使、水陆转运使、度支郎中兼和籴使等，又以户部侍郎判度支。后出为岭南、淮南节度使。

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杜佑入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历唐顺宗、唐宪宗二朝，均以宰相兼度支使、盐铁使。唐宪宗元和初，杜佑以年老，屡次请求致仕，元和七年（812）六月，始获准以守太保致仕。十一月病卒。赠太傅，谥曰安简其孙杜悰后来也做到宰相，杜牧为晚唐著名诗人。

杜佑生平好学，手不释卷。公事之余，除《通典》，还撰有《理道要诀》一书，系《通典》的要义，被朱熹称为“非古是今”之书，今已亡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