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

许小年（1953年~ ），安徽合肥人，经济学博士，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曾任美国阿默斯特（Amherst）学院经济学助理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美林证券亚太高级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咨询师，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总经理，兼任研究部主管等职。^[5][6][7][8]

许小年出生在安徽合肥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69年被下放到陕西延安红庄村，^[1][8]三年后进入西安交通大学读书，获得机电工程学士学位；1978年，他考取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后获得工业经济学硕士学位，分配到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1985年组建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9]）任研究员。^[1][2]1985年，许小年选择前往美国加州大学深造，1991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先后在美国阿默斯特（Amherst）学院担任助理教授、世界银行咨询师以及美林证券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等职。^[2][3]1998年，许小年返回中国担任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总经理，兼任研究部主管。^[7]2004年2月，他加盟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被聘为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2010年，许小年获得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学名师奖，^[10]2018年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退休。^[2][1]

许小年的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学、金融学、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过渡经济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等。^[11]他是最彻底的反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凯恩斯主义在内在逻辑上具有不一致性，宏观调控与决策具有主观性，所以并不科学。他主张自由的市场经济，认为改革开放的成功源泉来自于市场的力量、市场的效率。对于国有企业，他建议进一步简政放权，支持企业加快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激发国有企业的市场活力；^[12][13]对于民营企业，需要加强对私有产权的保护，淡化国有和民营的“身份”区别。^[14][13]在股权投资中，许小年注重树立价值投资理念，主张把市场的制度环境和政策环境理顺，不再用行政方式干预市场行为。^[15]鉴于他在研究中国资本市场的突出表现，1996年，许小年荣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

1953年，许小年出生在安徽合肥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在机械工业部工作，他自幼在北京长大，接受了正统的学校教育。^[1][8]1969年，许小年被下放到陕西延安红庄村，参加社会劳动。在农村的知青生活，他观察到生产队的庄稼缺乏照料，收成很少，而私家自留地的农作物截然相反，亩产至少两倍于生产队的产量；此外，红庄生产队为了增加现金收入，种植了少量西瓜，却被认为是违背了“以粮为纲”的根本路线。这些所见所闻，使许小年认识到现实与想象存在着较大差距，对计划经济产生了质疑。^[1][4]

1972年，许小年作为工农兵推荐的大学生，进入西安交通大学学习，1975年，许小年从西安交通大学毕业，^[16]被分配去东北当了两年的冲压工人。1978年国家恢复高考，他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的研究生，1981年毕业获得工业经济学硕士学位，进入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1985年组建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9]）任研究员。^[1][2]

在政府经济部门工作，许小年进一步学习了经济学知识，随着国际交流增多，他接触到先进的西方经济学理念以及国际通用的经济理论分析工具，1985年，许小年决定赴美深造。^[1]1991年，他从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毕业，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随后在美国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Amherst）学院担任助理教授，讲授经济学和金融市场学。他将所学的经济理论与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结合起来研究与思考，撰写关于中国公司治理的论文，发表在吴敬琏担任主编的《改革》杂志上。^[1]1996年，他在美国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担任咨询师，当年荣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以表彰他对中国资本市场的研究。1997年至1998年，许小年任职美林证券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2]

1998年，在吴敬琏的力邀下，许小年回到中国担任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总经理，兼任研究部主管。^[1][7]进入中金初期，许小年领导下的研究部业绩不佳，导致公司在二级市场上连年亏损，面对公司高层的压力，许小年依然坚持自己的工作方向。2002年，中国的证券市场开始流行跟风炒作、忽视基本面的风气。此时的许小年开始为中金引入了全新的投资理念，即根据基本面，做价值投资、长期投资，并陆续被国内的券商行业认可和接受，许小年成为中国卖方研究市场的领路人之一 。2003年，许小年带领团队被评为首届新财富最佳分析师宏观研究第一名。^[1][7]

2004年2月，许小年加盟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被聘为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次年4月，许小年担任刚成立的北京高华证券研究部主管，同年12月升任副董事长。2006年11月初，他以顾问的身份加盟嘉实基金，同时继续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担任教授。^[2][1]此后的时间，许小年都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任教，他始终把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有意融入企业家学员中去，着力传播正确的价值观、经济观和商业观，用他的学识和具体市场案例，在微观层面帮助企业改进效率，强化创新。2018年，许小年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退休。^[1]

许小年的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学、金融学、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过渡经济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等，他力主自由市场经济，反对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理论，在股权投资中崇尚价值投资理念，重视公司基本面的研究。中国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刘胜军称他在中国的经济学家当中，立场如此鲜明，为“市场派原教旨主义者”。^[11][1]

经济学者中，许小年是最彻底的反凯恩斯主义者。许小年认为，一直被经济学界作为法则推崇的凯恩斯主义，在内在逻辑方面具有不一致性，其经常采用的宏观调控，以及盲目相信政府却脱离了投资价值追求的理论基础，是凯恩斯主义的两大缺陷。他指出，宏观调控与决策具有主观性，一旦出现偏差，就会造成不良后果，因此宏观调控并不科学。凯恩斯主义不仅提倡政府干预经济，而且特别澄清政府干预是可以实现“自求平衡”，并不会造成负担过重的财政赤字，坚信政府可以通过发债弥补部分财政赤字。许小年指出，这样通过发债扩大税基并以此弥补赤字的做法，实际上是在向后代借钱，透支未来。^[3][17]他进而举例说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经济也受到冲击，呈断崖式下跌，如果政府能抓住危机带来的机遇，忍痛进行结构调整，经济前景会比当前更好。但是，中国推出了总规模达4万亿的刺激计划，政府的巨量投资使很多落后产能与技术得以延续，甚至继续扩张，经济内生动力减弱，本来已经严重的结构失衡更加恶化，浪费了一次以退为进的调整机会。^[18][1]

许小年主张自由的市场经济，他认为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证明了市场的力量、市场的效率，但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表明，市场化程度还不够，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来解决。^[4]他表示，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由传统产业向创新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对企业过多的约束与控制已成为中国经济所面临的瓶颈因素。对于国有企业，应当进一步简政放权，支持企业加快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激发国有企业的市场活力，通过市场的“无形之手”去壮大国有企业，用市场手段检验发展成效，而不是用行政手段包办一切、指导经营。国有部门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是拾遗补缺。许小年对国有企业的“人治”管理和经营表示忧虑。^[12][13]许小年主张发挥民营经济在创新经济中的主体作用，他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生了彻底改变，主要得益于民营经济的兴起，民营企业贡献了中国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他建议发挥民营企业在中国经济的重要作用，加强对私有产权的保护，淡化国有和民营的“身份”区别，从法律上不再划分国有和民营。^[14][13]

2000年，许小年负责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投资研究工作，他在股市投资分析中改变当时中国证券界流行的技术分析方法，率先采用基本面分析法，引入了崭新的价值投资理念。^[19]许小年注重投资者教育，告诫投资者要注意风险，做价值投资、理性投资。他分析指出，之所以社会上有投机炒作的市场，是在非理性环境中的理性行为，是追求收益的投资者对非理性环境的理性反应。因此，要树立价值投资理念，必须把市场的制度环境和政策环境理顺，不再用行政方式干预市场行为。^[15]

2009年，许小年在在浙商大会上发言指出，国家执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金融危机环境下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即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以及对民营企业投资重视不够，导致无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为此他认为国家应该化危机为机遇，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改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许小年同时提出四项建议：一是放松管制，打破行政垄断，允许民营资本进入传统的垄断行业和新兴服务业；二是降低金融行业的准入门槛，促进金融机构的创新，为民营企业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三是减轻民营企业的赋税，使之在市场中轻装上阵，充分展现活力；四是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促进企业创新。^[41]

许小年对中国的GDP增长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结论：各省的财政支出与GDP增长无关，决定GDP增长的是“三化”，即民营化（民营部门产出/总产出）、城镇化（城镇人口/总人口）和全球化（出口/GDP），“三化”指标越高，该省的GDP增长越快，并且与中国经济增长有着紧密的内在逻辑联系。他指出，经过多年发展，中国“三化”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较大差距。从自身看，“三化”遇到了突出的瓶颈问题：一方面，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凭借政策和资金优势，在钢铁、煤炭、民航、房地产等行业扩张，导致民营化的进程受阻；另一方面，城市高房价、社会服务配套不足、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路径依赖等，使城镇化面临较难逾越的障碍。许小年强调，规则制定者参与利益分配，不仅破坏社会公平，而且影响经济增长潜力的发挥，破除“三化”发展桎zhì梏，必须加强顶层设计，改革政府的利益机制，同时需要决断的勇气和魄力。^[42]

许小年在“2012中国绿公司年会”上演讲指出，伴随着GDP和财政收入的大幅增长，政府和社会对转变经济增长模式重视度不够，压力感不强，因此收效甚微；国际金融危机也未能改变经济增长的根基，反而使政府借势延伸，市场机制的功能没有充分发挥，产能普遍过剩问题突显。要解决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转型问题，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和民营经济的作用。产权保护即是重振民营经济的重要前提。许小年引用诺贝尔奖得主诺斯的研究成果证明，若没有私人产权保护，就不会有英国工业革命的产生，也不会有持续不断的革命性的创新。他呼吁正视中国产权保护的现状并加以改进，只有加快改革，通过产权保护每个人的利益，才能为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带来希望。^[43]

许小年指出，社会出现过剩产能的原因不在于总需求不足，而是奉行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人为压低资金成本，扭曲了社会需求结构，靠投资拉动带来的产能过度扩张。他认为，当经济中存在包括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在内的过剩产能时，行业重组不可避免。政府应该通过强化产权保护、减税降费、放松管制等措施，为企业发展提供宽松环境，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有助于企业提高创新能力，从而消化过剩产能，实现高质量发展。^[44]

许小年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后，中国经济已经步入后工业化新阶段，其特点是资本积累和投资增速下降，固定资产投资已经不再肩负加速资本积累、提高中国经济工业化程度的任务；供应能力超过了社会需求，产能普遍过剩。在此情况下，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操作空间下降，宏观经济政策失灵。从中期来看，中国经济面临去杠杆和贸易摩擦的严峻挑战。中国经济要保持可持续发展，根本出路在微观企业层面，要依靠行业重组、挖掘消费领域机会，以及通过企业不断创新，开展技术升级，才能创造经济增长的新动力。^[45]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出台了很多支持政策，包括减税降费、减免房租、电费补贴、稳岗补贴以及信贷支持政策等，许小年认为，这些政策措施对小微企业来说，远远不够。他指出，迫在眉睫要做的是救济经济，而不是刺激经济。因为疫情导致经济活动全部停滞，中小企业的资金链非常紧张，采用投资拉动的方式，需要经过产业链层层传递，时效性不强。企业一旦倒闭，再恢复则需要支付高昂的成本。他主张直接救济中小企业，比基建投资拉动经济更为见效。^[46]

2011年，许小年发表了三篇接受记者采访的谈话文章，题目分别是：《中国的改革不容倒退》《计划回潮 阻碍中国经济发展》《我们现在大步往回走，走向权贵资本主义》，主要围绕公有制、国家计划经济，以及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等作了观点阐述。西安财经学院许有伦教授随后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发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与许小年教授商榷què》的回应文章，对许小年的观点逐一进行批驳。关于公有制为主体，许有伦认为，许小年说的“市场经济不需要央企，它垄断资源，垄断经营，没有效率”以及取消国有企业、取消农村集体经济的观点，均不符合事实。关于国家计划指导，许有伦指出，许小年坚持自由市场制度、反对国家计划和规划、反对宏观调控等，言论过激，是对中国经济取得成就的全盘否定，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关于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许小年在谈话中强调“中国的改革不容倒退”“我们现在大步往回走，走向计划经济，走向权贵资本主义。”许有伦表示，这些话言过其实，必须予以澄清，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不需要许小年主张的新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认真学习、研究与实践。^[48]

2001年9月，中国上证综指在1800点区域振荡，许小年撰写题为《终场拉开序幕—调整中的A股市场》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按照国际估值标准去衡量沪深股市，意味着股票的价格要跌去一半，对应的指数是1000点左右，其根本原因在于股价过高，缺乏基本面支持，以及市场的不规范操作引发的投资者信心危机，这就是所谓的“千点论”。报告出台后，市场各方纷纷对许小年进行声讨。^[7]之后不久，沪探股市开始长期下跌，至2005年和2012年， 中国A股曾分别两次跌到千点左右，“千点论”成为现实。^[49][50][7]2005年1月，许小年接受专访时对此予以澄清，指出所谓的“千点论”是一大“冤假错案”，他进而解释说，自己从未讲过中国股市一定要跌到1000点，只是媒体记者将他的研究报告相关内容断章取义，引起了市场误解。^[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