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遗书

《船山遗书》是由后人合编的王夫之著作合集，其中主要有《姜斋文集》《姜斋诗集》《鼓棹初二集》《萧湘怨词》《周易外传》《老子衍》《庄子通》《读通鉴论》等。^[1]。从道光年间开始，邓显鹤、曾国藩等湖湘士大夫开始陆续刊刻《船山遗书》，修建船山祠，使船山学说成为承传湖湘学统，重振湖湘文化的重要资源，其经世思想对曾国藩、郭嵩焘、谭嗣同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

王夫之撰哲学著作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诗广传》、《张子正蒙注》、《思问录》、《读四书大全说》、《黄书》、《老子衍》、《庄子通》、《读通鉴论》等。道光二十二年（1842），王世全刻王夫之遗著18种，名《船山遗书》。同治初年，曾国藩、曾国荃兄弟重新汇刊《船山遗书》，合经、史、子、集四部，共58种，另附《校勘记》，为金陵刻本；光绪十三年（1887）又在湖南船山书院补刻6种，统称曾刻本。1930年，上海太平洋书店依曾刻本体例，重新用铅字排印《船山遗书》，补入新发现手稿6种，共辑王夫之著述70种，为搜集最全之印本。1982年湖南岳麓书社在旧出《船山遗书》基础上，重新精校编印《船山全书》。

周易内传六卷发例一卷庄子通一卷周易大象解一卷愚鼓辞一卷周易稗bài疏四卷相宗络索三卷未刻周易考异一卷三藏法师八识规矩论赞未见周易外传七卷凡子类十七部已刻十一部都五十一卷未刻一部三卷未见六部无卷数书经稗疏四卷楚辞通释十四卷末一卷尚书考异未见姜斋文集十卷尚书引义六卷买薇稿未见诗经稗疏四卷漧gān涛园初集未见诗经考异一卷姜斋五十自定稿一卷诗经叶韵辨一卷姜斋六十自定稿一卷诗广传五卷姜斋七十自定稿一卷礼记章句四十九卷柳岸吟一卷春秋家说三卷落花诗一卷春秋稗疏二卷遣兴诗一卷春秋世论五卷和梅花百咏一卷续春秋左氏传博议二卷洞庭秋一卷四书训义三十八卷未刻雁字诗一卷四书详解未见仿体一卷读四书大全说十卷岳馀集一卷附姜斋诗賸shèng稿一卷四书稗疏一卷船山鼓棹初集一卷四书考异一卷船山鼓棹二集一卷说文广义三卷潇湘怨一卷凡经类二十三部已刻二十部都百九卷未刻一部三十八卷未见二部无卷数诗译一卷读通鉴论三十卷末一卷夕堂永日绪论内编一卷宋论十五卷夕堂永日绪论外编一卷永历实录二十六卷十六卷未见南窗漫记一卷莲峰志五卷南窗外记一卷未刻凡史类四部都七十五卷忆得一卷补刻张子正蒙注九卷夕堂永日八代文选评未见近思录释未见夕堂永日八代诗选评六卷未刻思问录内篇一卷外篇一卷夕堂永日四唐诗选评七卷未刻俟解一卷夕堂永日明诗选评七卷未刻噩梦一卷词选一卷未刻吕览释未见龙舟会杂剧二卷淮南子注未见船山经义一卷黄书一卷船山制义未见识小录一卷姜斋诗賸稿一卷搔首问未见凡集类三十三部已刻二十五部都四十八卷未刻五部三十二卷未见五部无卷数龙源夜话补刻姜斋诗分体藳gǎo四卷补刻老子衍一卷姜斋诗编年藳一卷补刻庄子解三十三卷姜斋文集补遗二卷补刻-王船山丛书校勘记二卷/（清）刘毓崧撰

正因为王夫之强烈的夷夏之辨思想，他的著作在清前期200年一直埋没不彰，直到19世纪40年代才有邹汉勋、邓显鹤整理编校的《船山遗书》问世，但搜集不全，流传亦不广。以后，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又在金陵设局刊印较完备的《船山遗书》，使它的学说为人们所知悉，并立即受到全国，尤其是湖南士人的高度尊崇，从而对近代长沙和湖南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曾国藩借重他的重“礼”思想来强化保守的传统观念；维新人士吸收他“变化日新”的社会变动观倡言改革；辛亥志士利用他的夷夏之辨的民族意识进行反满革命；民国初年，刘人熙等人在长沙设立船山学社，创办《船山学报》，鼓吹保护国粹；“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长沙第一师范任教的杨昌济对王夫之的知行学说倍加赞赏，主张力行实践，并影响到青年毛泽东。

直到今天，坐落于长沙闹市区的船山学社旧址和湘江西岸王夫之就读过的岳麓书院，仍吸引着人们去追怀这位杰出的人物。这不由使人想起梁启超所说的一段话：

“近世的曾文正、胡文忠都受他的薰陶，最近的谭嗣同、黄兴亦都受他的影响。清末民初之际，知识阶级没有不知道王船山的人，并且有许多青年，作很热心的研究，亦可谓潜德幽光，久而愈昌了”。

这就是一位20世纪的大学者，对一位17世纪的大学者的确切评价。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衡阳人。明崇祯十五年（1642）举人，清初曾参与抗清活动，

官南明政权行人司行人，后隐居衡阳石船山，人称“船山先生”。

王夫之生前，除青年时曾自刻一部诗集《漧涛园初集》外，其余著作全未刊布；他死后十余年，其子王敔曾选刻十数种，是为湘西草堂原刻本，流传甚少。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四库馆收书，对王夫之著作著录 6种、存目2种、查禁9种。道光二十二年（1842），王夫之七代孙王世全始于长沙汇刻王夫之遗著18种，名《船山遗书》，是为湘潭王氏守遗经书屋刻本。其编选仅以所谓“经类”为限，编校者邹汉勋又对原著任意删改，故该本有较大缺陷。稍后，湖南听雨轩补刻了贺长龄等校订的《船山史论》2种，俞焜在衡阳补刻《船山子集遗著五种》，亦称《船山遗书》，均印数不多。到同治初年(1864～1866)，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出资，由刘毓yù松等任校讎，在金陵重新汇刊《船山遗书》，合经、史、子、集四部，共58种，另附《校勘记》，是为金陵刻本；光绪十三年(1887)又在湖南船山书院补刻 6种，统称曾刻本，搜罗较富，虽经曾氏有意删节或空格达百余处，但王夫之大量著作因此得以广泛流传。1930年，上海太平洋书店依曾刻本体例，重新用铅字排印了《船山遗书》，补入新发现手稿 6种，共辑王夫之著述70种，此为搜辑最全为印本；仅《四书笺解》一书由王之春1894年刻于湖北藩署单行，未辑入，是为太平洋排印本，印数较多，流传颇广，惜校勘欠精，错误较多，1972年台湾曾重印一次。王夫之著作散佚者尚有《吕览释》、《淮南子注》等19种、佚文若干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搜集、刊布了部分佚文，就《船山遗书》中主要著作出版了新校点本或选注本以及影印手迹等十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