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系新石器时代西辽河流域一支重要的考古学文化，也是迄今所见中国东北地区乃至东北亚地区最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1]年代距今约有6500年-5000年，^[注1]延续时间与仰韶文化大致相当，通常可分早晚两期或早中晚三期，^[3][4][注2]遗存广布在内蒙古东南部的西拉木伦河流域和辽西、冀东北地区，^[8][9]是中国古人类文化的重要直系源头之一。^{[10][11][12][13]}

红山文化一方面承继了本地区的兴隆洼、赵宝沟文化中的优势因素，另一方面大量吸收中原仰韶文化和东北地区诸多原始文化因素而发展起来，^[11][12]从而创造了中国东北地区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最高峰。^{[1][10][11][14]}今人发现和认识红山文化，最早始自20世纪初期，后因1935年内蒙古自治区赤峰红山后遗址的发掘而得名，^[8]“红山文化”一称则由中国考古学家尹达于1954年首次提出。^[14][15][16]此后，国际学术界就红山文化展开了一系列更为深入的探究，截止到二十一世纪初，发现了属于红山文化系统的遗址约500多处，其中进行科学发掘的有十余处，^[17][18]对于红山文化的认知业已日趋清晰起来。^[19][14][16]现代学者严文明、王巍、郭大顺、刘国祥等研究指出，红山文化作为一支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代表性文化，无论是其农业文化的发展水平，还是建筑、冶陶、玉雕等的手工业技术，抑或是原始宗教信仰的发达与社会复杂化的程度都是同时期中国东北地区首屈一指的；^[20]延至距今5500年- 5000年左右的红山文化晚期，西辽河流域的史前社会则已发生质的变化，继而转入到了初级文明社会的发展阶段，不仅社会经济发达，而且有了细致的社会分工，有能力完成工程规模巨大的东山嘴祭坛和牛河梁坛庙冢群，^[21][22][23]对后世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古代文化的生发与演进都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19][24][23][25][26]}

2008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和辽宁省人民政府以牛河梁遗址群^[注3]8平方千米保护核心区为依托，启动了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27]同时启动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申遗并于2011年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8]2013年，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式入选第二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29]

1895年，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受东京帝国大学人类学教研室派遣，赴中国做人类学和考古学调查，在热河省境内发现了一些史前文化遗迹；1907年，鸟居龙藏第二次来到今内蒙古东部地区，详细考察了喀喇沁旗、赤峰和林西县等地，共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60余处，并在今赤峰市红山区东北部的红山主峰北部发现大片史前文化遗存，采集到大批陶器、大型石器与细石器等遗物。1914年，鸟居氏归国后，即用法文撰写了前后两次调查内蒙古东部地区的考察报告，题名为《考古学民族学研究·东蒙古の原居民》，发表在当年东京帝国大学的《科学杂志》。^[30][31][32]

鸟居氏考察报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20世纪20年代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法国神甫桑志华与古生物学家德先后红山前遗址进行调查。^[33]1935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的滨田耕作和水野清一在赤峰红山后遗址的第一、第二住地进行发掘，于1938年整理出版了《赤峰红山后》一书，提出了“赤峰第一期文化”和“赤峰第二期文化”的命名，以红地黑彩陶器与压印之字纹陶器共存，以及大型打制和磨制的石制农具与用作切割刮削的细石器工具共存为主要特征。^[17][18]

1954年，中国考古学家尹达在梁思永的建议下，在《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中，特加著一篇论述红山文化的文章，认为这是长城南北接触产生的一种新文化，提出从1935年内蒙古自治区赤峰红山后遗址的发掘角度定名为“红山文化”；^[15]1956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考古系副系主任吕遵谔率队发掘赤峰市红山后遗址，在有关简报上第一次用了“红山文化”的定名；^[33]60年代，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内蒙工作队对辽河流域古文化遗址进行了系统发掘。在红山文化基础上区分出四种考古学文化，即红山、富河两种新石器时期的文化和夏家店上、下层两种青铜器时期的文化，极大地丰富了红山文化的具体内涵。^[17]

“红山诸文化”是由著名学者苏秉琦先生提出的一个考古学文化概念，主要包括已发现的分布于燕北暨西辽河与大小凌河流域的兴隆洼、赵宝沟、富河、红山和小河沿等新石器考古学文化，加上夏家店下层文化，历时约五千年（距今8200年-3500年)，属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和铜石并用及早期青铜时代，经历了从采集渔猎为主农业为辅，到二者并重再逐渐过渡到红山文化晚期和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农业为主采猎为辅的经济形态演变过程。^[11]其中，兴隆洼文化距今7200年前，是西辽河流域乃至整个东北地区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期文化，处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历经兴隆洼文化一期、二期、三期，^[34][35][23]对本地区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富河文化、小河沿文化等红山诸文化有发展传承的作用；^[36]赵宝沟文化距今7200至6500年，是主要承继兴隆洼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支重要的新石器晚期考古学文化，历经赵宝沟文化一期、二期。^[34][11]

红山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除受到来自东北平原诸多原始文化及中原仰韶文化的强烈影响以外，主要是直接吸收了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的某些因素；^[37]20世纪60年代发现的富河文化尚存在争议，一种看法，因富河文化杨家营遗址的遗存堆积覆盖了红山文化房址，从而认为红山文化早于富河文化，^[38]另外一种看法则认为富河文化与红山文化有较多的共同点，属于发展水平相近且分布相邻的新石器文化的两个分支；^[39]小河沿文化遗存的发现最早可追溯到瑞典人安特生1921年在辽西地区对锦西沙锅屯遗址的发掘。一般认为小河沿文化承继红山文化而来，但二者是文化面貌不同的两支考古学文化，还有学者认为认为小河沿遗存缺少主要文化因素的完整发展序列，可以作为红山文化的延续阶段而纳入红山文化体系中，并称之为“后红山文化”。^[40]

距今约7200年的兴隆洼文化，从环壕聚落的演变过程等方面来看，与红山文化具有一定的继承与发展关系，而距今7200至6500年的赵宝沟文化，部分学者认为与红山文化之间存在着直接的继承关系。兴隆洼文化距今7200年前，分布范围：东起医巫闾山，西逾大兴安岭，北过乌尔吉木伦河，东北至吉林省通榆，向南波及天津附近的冀东南一带。^[11]辽宁大学考古系教授张星德将兴隆洼文化分为三期，陶器方面：第一期在查海遗址早期表现为皆夹砂红褐陶，陶质疏松，火候偏低，器形单一，皆为深腹筒形罐类；二期仍为夹砂陶，陶色不纯正。器表纹饰明显增多，但施纹不甚规整；三期复合纹装饰仍流行，施纹规整，几何纹更加多样化。^[34][41]石器方面，石器制作方法有打制、磨制、琢制、压削四类，以打制石器为主。典型器类有斧形器、锛bēn、亚腰形或长方形石铲、石磨盘和石磨棒，凿、刀、球、饼形器和石叶等。经济形态以采集－渔猎为主原始农业为辅的混合型经济。^[11]

赵宝沟文化年代约从距今7200至6500年，分布范围：北起乌尔吉木伦河流域南部地区，南越燕山到达滦河流域，西起西拉木伦河上源，向东抵达医巫闾山和渤海西岸，经历了赵宝沟文化的第一、二期。^[34][11]石器依制作方法分打制、磨制、琢制、压削四类，其中以磨制石器为主，较之兴隆洼文化有明显进步，主要有斧、锛、耜sì、磨盘、磨棒、凿、饼形器、球和石叶等器型；陶器均为手制夹砂陶，制陶工艺技术较兴隆洼文化有明显提高，不仅陶器群种类丰富，而且陶器施纹风格发生显著变化，纹样种类有之字纹、几何形纹、动物形纹三大类；经济形态方面，狩猎经济居于主导地位，农业经济还处于相当原始的阶段。^[11]

其中，兴隆洼文化和红山文化之间存在一定的传承关系。首先，兴隆洼文化与红山文化分布地域大体相同，且在兴隆洼遗址中发现红山文化早期、中期房址。相较于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房址虽为半地穴式建筑，但采用的建造技术及材料均具有很明显的进步，且纵观辽西地区史前时期环壕聚落的演变，两者的环壕发展应该是一脉相承的关系。^[36][42][43]其次，兴隆洼文化陶器大多陶质粗疏，火候较低，器类和纹饰种类较少，代表性纹饰是压印“之”字形线纹和网格状划纹等，这种特征为红山文化早期陶器所承袭；^[36][43]两种文化在石器方面的差异则是明显。兴隆洼文化以打制锄形石器、大型磨刃石刀等为特征，红山文化的代表性石器则以磨制为主，有耜形器、桂叶形双孔刀以及三角凹底石镞等；^[36]第三，红山文化晚期已经形成了较完备的玉礼制系统，可以从兴隆洼文化居室墓葬中的用玉制度看到雏形。^[44]

而赵宝沟文化与红山文化之间则可能有直接的继承关系，赵宝沟文化中的小山类型可能是红山文化的前身。第一，陶器方面。赵宝沟文化晚期和红山文化早期的陶器均以夹砂陶为主，共见陶器有饰“之”字纹的筒形罐、斜口器、盆、碗、钵等。这些陶器均有着承继关系可循；第二，两者的房址均为长方形或方形土坑式半地穴式建筑，都发现有状似簸箕形的房址，灶址为圆形坑灶和瓢形坑灶，门道平面有台阶、平地、斜坡外倾三种结构，形状为长方形或梯形；第三，红山文化时期在经济形态中农业的比重增大，生产工具在数量、形制和种类逐渐增加，出现了扇面刃石耜、石铲、石斧、石锛等工具，这些工具大部分与赵宝沟文化有着渊源，所不同的是赵宝沟文化石器打琢痕迹较多；第四，红山文化非常崇尚玉器，这一时期已是玉器的鼎盛时期，而赵宝沟文化所发现的玉器比较罕见，表明了赵宝沟文化还是使用玉器的的同时，也说明了此为红山文化玉器的渊源之一。^[45][46]

关于红山文化的经济形态，内蒙古红山文化学会副理事长于建设认为，在红山文化早中期，农业与采猎经济并重，而到了红山文化晚期，农业比重较渔猎经济有显著增长。农业方面：一是已发现的红山文化石器中，与农业有关的石器占比很大，且种类齐全，实用性强。其中，较为重要的农业工具，如石耜和石刀及石镰数量最多；其次相较于兴隆洼文化时期，红山文化时期的粟黍作物的栽培技术更为成熟，种植面积会更大，产量及其在先民食物结构中所占的比重也更高。这也影响了畜牧业的发展。受原始农业的影响，剩余作物有限，所以野外放养成为了兴隆洼文化主要的畜牧方式，但随着农业的发展和剩余作物的增多，红山文化的畜牧业得到很大发展，实证是此时的家猪很少野猪特征，此外，还驯养狗牛羊等动物。^[21]

目前学术界对红山文化的发展分期以及诸遗存的期别归属尚存在一定分歧，对于红山文化的分期有两期说、三期说、四期说等不同看法。^[47]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赵宾福将红山文化的发展分为“西水泉期”和“东山嘴期”两个阶段；^[48]曾任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的郭大顺将红山文化分成三个阶段，大体可以同中原的前仰韶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三阶段对应起来；^[49]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的薛振华以地层学为基础，将红山文化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对应仰韶时代早期、中期、晚期；^[50]吉林大学考古学系教授陈国庆认为大体可将红山文化分为四期，即以白音长汗遗址一至三组代表红山文化一至三期，牛河梁第五地点中、上层遗存代表红山文化第四期等。^[51]

纵观红山文化的发展，红山文化晚期的西辽河地区已经进入铜石并用时代，直接反应在了石器、陶器、玉器制作技术以及建筑等方面。石器制作：相较于以打制石器为主要标志的旧石器时代，处于新石器时期中晚期的红山文化则以磨制石器为主，还有琢制、压削以及打制石器，制作技术进步明显，一是对于石材的认识和选择，其次是制作工艺的改进，三是对石器性能的提高，尤其是钻孔技术和切割技术的大量应用，才能制作出红山文化时期复杂的石雕和玉器。^{[52][23][53][54]}陶器制作：兴隆洼文化的陶器绝大多数为夹砂陶，器类单调，形制单一，以筒形罐为主要器类，有的唇厚。红山文化时期的制陶技术则有了重大进步，不仅有夹砂陶还有泥质陶，且后者数量远大于前者；陶器成型在手制的基础上，进一步使用轮盘修整器形，生产出的陶制器皿更加规范适用；连室窑的出现提高了生产效率，也提高陶器烧制温度，这样烧制出来的陶器质地坚硬且外表光润细致。^[23][44]玉器制作：兴隆洼文化时期的西辽河原始居民就已经掌握了玉器制作的技术，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高的玉文化；到红山文化时期，该地区的玉器制作技术臻于成熟，在当时的东亚居领先地位，几乎在玉器制作工艺的每一个程序和方法，红山文化都有重大进步。首先普遍使用了切割技术。一种看法认为使用了沙锯，另外一种则认为旋转性工具－砣机；其次使用了钻孔和镂空技术；第三红山文化玉器均经过了抛光处理，显得温润而富有光泽。^[21][22][23]

诸多迹象表明，农业经济繁荣的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经济发达，不仅进人了铜石并用时代，而且有了很细的社会分工。一方面建筑业得到很大的发展，有了十分专业化的建筑队伍，在建筑技术上有了重大进步，能够完成工程规模巨大的东山嘴祭坛和牛河梁坛庙冢群，且建筑理念也有很大的创新，如牛河梁遗址区的整体布局，以女神庙为中心，金字塔建筑为前沿，积石冢为环卫，有主轴有双翼，集中体现了红山文化先民们的建筑布局设计能力。另一方面农业经济的发达以及多种经济形态并存使得剩余粮食增多，一部分人能够从食物生产中独立出来，专门从事某种手工业产品的生产和制作，由此出现了敖汉旗四棱山的陶窑，董家营子的制玉等专门的手工业制作场所。^[21][22][23]

红山文化在距今5000年前后逐渐衰落，一种看法认为相对于与红山文化同时期的中原文化区，东北地区夏季风并不强盛，降水并不丰富，这可能使得红山文化的影响范围小于仰韶文化，5.5kaB.P.前后发生的干冷事件以及红山文化粗放式的农业，可能导致红山文化的逐渐衰落；^[55][56][37]另外一种看法则侧重认为红山文化晚期所达到的较高的人口密度，使得区脆弱的生态环境难以负荷，导致了红山文化的衰落。^[57]

红山文化的分布范围，东至辽河干流（沈阳）地区法库县秀水河流域，^[58]南界东段达渤海沿岸，西段越过燕山山脉到达华北平原北部，在河北省张家口地区的桑干河上游发现了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相遇的现象，这里可视为红山文化分布的西界，唯向北分布甚广，不仅越过西拉木伦河，而且有继续向蒙古草原深入的趋势。从分布密度和文化面貌的典型程度看，以老哈河中上游到大凌河中上游之间最为集中，这两河流域应是红山文化分布的中心区。^[59]

红山诸文化分布区域位于中高纬度地区，濒临北太平洋，其西北部为蒙古高原，东南部为渤海海湾，地处中国二三级阶地的过渡区，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造就了地区地貌形态多样。其中核心分布区域位于蒙古高原、东北平原和华北平原的夹角地带，西辽河及其支流自西向东冲积形成了西辽河平原，即所谓的科尔沁沙地，其地表沉积物疏松，植被、水系和沙丘变幅较大。西辽河平原南、西、北三面分布着海拔800~300米的黄土丘陵和黄土台地，为典型的草原植被，西北部则是大兴安岭南段山地。^[18][60]

距今8000-6000年前,红山诸文化分布区域的气候为最宜人期，年降水量有400~500毫米，地表覆盖有大面积的胡桃楸qiū、白蜡树、松树混合地表覆盖有大面积暖温带夏绿阔叶林和针叶混交林，其下分布着杜鹃等组成的灌木以及禾本科的蒿、蓼组成的草原；距今5000到4700年左右，红山诸文化分布区域经历了一次较强的降温，气候由暖湿转向温干，并持续到距今4000年左右，落叶阔叶树种逐渐减少，代之以适应性较强的桦木和性喜温干的松树，中温性草原占据了低洼丘陵区域；尽管距今4000年左右气温有所回升，但距今3500-3300年左右气候进一步变得干冷。^[60][61]

1935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的滨田耕作和水野清一在赤峰红山后遗址进行发掘后，于1938年整理出版了《赤峰红山后》一书，提出了“赤峰第一期文化”和“赤峰第二期文化”的命名，以红地黑彩陶器与压印之字纹陶器共存，以及大型打制和磨制的石制农具与用作切割刮削的细石器工具共存为主要特征；1954年，中国考古学家尹达在梁思永的建议下，在《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中，第一次正式将在赤峰红山后发现的以彩陶和细石器伴生为特点的新石器文化遗存命名为“红山文化”；60年代，红山文化的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对辽河流域古文化遗址进行了系统发掘。在红山文化基础上区分出四种考古学文化，即红山、富河两种新石器时期的文化和夏家店上、下层两种青铜器时期的文化；70年代，红山文化的探索有了重大突破，陆续发现了内蒙古翁牛特旗红山文化玉龙、各地红山文化玉器群以及辽宁省喀左东山嘴红山文化大型祭祀遗址的，更加丰富了红山文化的研究内涵；80年代，辽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辽宁省建平、凌源交界处发现了红山文化晚期大型礼仪性建筑—大型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址，并在阜新发现了查海遗址。由此说明了红山文化具有中华5000年文明发源的性质，正式确立了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中的地位。截止到二十一世纪初，发现了属于红山文化系统的遗址约500多处，其中进行科学发掘的有十余处。^[17][18]

1981年，辽宁省文物部门组织实施文物普查时在建平县首次发现的牛河梁遗址群，遗存分布面积达50平方公里左右，发掘出了迄今所知规模最大红山文化晚期埋葬与祭祀中心，共清理出属于红山文化的墓葬85座。^[62]遗址群内分布有大型积石冢、三环石坛、女神庙、巨型石砌高台和大型祭祀平台等遗迹，被认为是中国同期罕见的祭祀遗迹。其中女神庙遗址是整个红山文化遗址的中心；牛河梁积石冢群规模宏大，以女神庙建筑为中心，分布范围达1.2平方公里；关于祭坛，一种看法认为是母系氏族的生育崇拜，另外一种看法则认为长方形的祭坛，应是祭祀地母的场所。^[63][64]再次，牛河梁积石冢内埋葬有石棺墓，大型石棺墓随葬玉器的种类和数量较多，被认为在红山文化晚期可能为神权与王权合二为一的管理模式。此外，在牛河梁遗址积石家石棺墓内发掘出土一批具有典型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的玉器，其种类和数量的多寡及组合关系的变化明显反映出墓葬的等级差别，证实红山文化晚期出现了比较完备的玉礼制系统。^[65]

赤峰红山遗址群^[注4]位于赤峰市城东北三公里的红山北麓。1935年，日本东亚考古学家对赤峰红山后遗址的第一、二地点进行发掘，并提出了赤峰第一期文化、赤峰第二期文化的考古学文化命名；解放后，中国考古学家梁思永与尹达提出，红山文化属于长城南北接触产生的一种新文化现象，并由尹达先生提出“红山文化”的概念。^[17][69]近年考古工作者对红山遗址群进行了更为深人的调查，取得了很多重要发现，其中2009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组成联合考古队对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文钟镇的魏家窝铺红山文化遗址进行了发掘^[70][69]。发掘资料显示，魏家窝铺红山文化遗址不仅保留着以筒形罐为代表的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传统，还接受了来自燕山以南的考古学文化影响，体现出了南北交融的文化特征。^[71]

魏家窝铺类型红山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老哈河上游及其支流英金河、蚌河流域，以及滦河上游地区，包括了魏家窝铺、红山后、哈喇海沟、羊圈子梁底等18处遗址。其中发掘最早的是1935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滨田耕作、水野清一主持发掘的红山后遗址，而位于赤峰市红山区文钟镇魏家窝铺村东北魏家窝铺遗址则是目前发现的规模较大、保存最完整、发掘面积最大一处红山文化聚落遗址，^[62]由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组成的联合考古队于2009年开始进行考古发掘。^[71][72]面积约为5000平方米，共发现房址36座、灰坑62个，灰沟2条，灶4座。房址皆为圆角长方形半地穴式，平面形状呈圆角方形、梯形和平行四边形等，面积8-60平方米不等，门道在南侧，大部分为生土居住面，瓢形灶多位于房址中部。圆形、椭圆形、圆角方形和不规则形等，坑体结构有直壁筒形、倒梯形、袋状、锅底形等，坑底形态有平底和二层台等样式。出土陶器有筒形罐、红陶钵、几何纹彩陶钵等，石器有耜、锄、斧、磨盘、磨棒等。^[62][70]

参考资料：^{[62][73][74][72][75][76][77][78]}

目前为止红山文化出土和采集玉器的数量已达280余件，较集中地分布在辽宁省老哈河、大凌河流域，另在内蒙东南部、河北北部亦常有发现，其范围与红山文化分布区域大体吻合。红山文化玉器大体可分为十大类，其中最为典型的四类，动物形玉器、筒形玉器、勾云形玉器和玉璧；造型上最突出的特点是注重整体的形似和关键部位的神似，以熟练的线条勾勒和精湛的碾磨技艺，多通体光素无纹，不掺杂额外装饰。^[79][54][80]

红山文化玉器的玉材主要来自辽宁的岫xiù岩软玉，根据地质情况的不同，分为原生矿和砂矿两大类，后者又可分为坡积矿和冲积矿，生产玉石的地质情况不同，导致玉石的质量和特点也不同，故此将岫岩软玉分为山料玉、河料玉和山流水玉三个品种。山料玉被称为“老玉”，指从当地细玉沟山顶上原生矿挖掘出来的透闪石玉料，大小不一，形态各异，多为棱角形状；山流水玉是分布于靠近原生矿附近的山脚或山沟谷两侧凹地中的玉石块，呈次棱角状；河料玉是产于细玉沟东侧的白沙河河谷底部及两岸一级阶地的泥沙砾石层中的岫岩软玉，被称为“河磨玉”，是由于原生老玉风化后被洪水冲至河谷中经滚磨沉积而成的，形状不一，一般为次圆状或次棱角状。主要有黄白色、浅绿色、青色和墨色四种。^[81]

红山C形玉龙整个身体蜷曲如C字，是红山玉器中器型最大的一类。典型代表为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红山文化遗址采集的大玉龙，材质为有杂质的墨绿色玉，细卷身素面磨光，头较小，长嘴吻部前伸，略向上翘，上下唇以一条阴刻线隔开， 前面有两个圆洞为鼻孔，双眼突出于额顶，头顶至颈背有一条长 21 厘米的长鬣liè，玉龙背部有对穿的单孔，现藏于国家博物馆。^{[82] [80]}

头部较大，刻画逼真，肥头大耳，吻部平齐，三角形切口不切透内圆，身体首尾相连，成团状卷曲；背部对钻圆孔，可供穿系；面部以阴刻线表现眼圈、皱纹和獠牙，以粗阴线刻划、细阴线刻划加工。整器似猪的胚胎。^[82]

红山文化出土的玉璧大致可分成单孔玉璧、双联璧和三联璧。单孔玉璧大部分都有小孔，双联璧或者三联璧虽然没有小孔， 但璧的上部均有系沟，对穿的小孔和系沟可能用于穿绳固定玉璧。器面光素无纹，呈薄片状，外轮廓有方圆形、方形、长方形不同形制，未见正圆形玉璧。^[82][80]

玉箍gū在东北地区早于红山文化、与红山文化同期的文化中均未发现，目前是红山文化的独有器型。造型为下小上大的扁圆筒状敞口无底器，有的小平底边缘两侧各有一小孔 。上口外敞，正面背面低，开口边缘琢磨呈薄刃状 。器表整体光素无纹，有的玉箍内部可见明显的弧形加工痕迹。多出土于墓主人地位非常高的中心大墓，很可能是神职人员，据此学者推断玉箍可能是礼天祀地的重要祭器。^[82][83]

2024年9月22日，中华文明的璀璨星辰——“红山文化”命名70周年研讨会在赤峰市召开。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党郁在研讨会上发布：在内蒙古赤峰敖汉旗下洼镇八旗村北1.5公里处新发现的敖汉旗元宝山积石冢遗址，出土一件长15.8cm、宽9.5cm、厚3cm的玉龙，是红山文化百年考古发现的体量最大的玉龙。^[78]

红山文化陶器数量多、种类丰富，主要有泥质红陶和夹砂灰陶两大类，也有少量的泥质黑陶和泥质灰陶。红山文化晚期的工艺技术水平相较于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等辽西地区更早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有明显的提高，制陶工艺的飞跃体现在泥质红陶的产生和流行，而施纹工艺的革新则是彩陶的出现和本土化发展。纹饰方面，压印之字纹仍具代表性，平行条线为新特点；彩陶出现新的纹样和组合，器形方面，出现了一批新器类及新形制，如彩陶双腹盖盆、敞口盆、塔式镂孔瓶形器等。根据出土位置，红山文化陶器的使用功能可以明确分为两类：一类为日常生活用器，多出土于房址、灰坑及壕沟内，如筒形罐、钵、碗、斜口器、瓮、壶、盆、盘、杯、盅等，主要用于炊煮、饮食、盛储之用：另一类为祭祀用器，多出土于积石冢、祭坛或祭祀坑内，以牛河梁遗址最具代表性，主要器类有罍léi、无底筒形器、无底钵形器、塔形器等。^[84][54]

一般认为，兴隆洼文化处于新石器时代中期，而红山文化已经进入了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在红山文化遗址中，石器的数量较多，较其他新石器诸文化遗址明显要多，并且特征十分鲜明，如使用量大、数量超过陶器；磨制石器、打制石器和细石器三者并存。其中，打制石器最多，磨制石器次之，细石器较少。大型石器较多见，如石斧、石锛、石磨盘、石磨棒、石耜等。其中，石耜是红山文化最有意义和最值得注意的石器，分为两种形式：一种个体较长、后端甚窄、中脊明显、左右对称，形似烟叶；另一种则是后端较窄，状似草履，使用打、磨共用的方法。^[23][85]

学者将美国民族学家所著《古代社会》一书中所涉及的五种生存技术归纳成经济形态，即采集经济、渔猎经济、原始农业和畜牧业，在此基础上，学界开始对红山文化经济形态进行了探讨。总体而言，目前学界侧重于对于红山文化晚期经济形态的研究，对于红山文化早中期经济形态探讨的不多。主流看法有二：一种认为认为红山文化晚期的农业比重并没有上升到经济的主导地位，其经济应该属于农业和渔猎并重类型；另外一种则认为红山文化晚期农业经济彻底取代采猎经济居于主导地位。内蒙古红山文化学会副理事长于建设综合了两种看法，认为在红山文化早中期，农业与采猎经济并重，而到了红山文化晚期，农业比重较渔猎经济有显著增长。^[86][23]

首先，已发现的红山文化石器中，与农业有关的石器占很大比重，用于农业的石器种类齐全，实用性强。石耜和石刀及石镰数量最多，且质地坚硬、形制规范、刃部锋利；用于整地、翻土、收割和加工的农具，如石斧、石锛、石铲和石锄经常配套出土；出土数量较多的石耜则适合于红山文化所在的西辽河地区的开垦；石磨盘、石磨棒、石杵臼是加工野生及人工栽培的果实和谷物的主要工具。^[87][88][89]其次，粟、黍等耐旱抗寒作物成为了红山先民主要粮食之一。理由有三：一，兴隆洼文化先民已经学会了粟、黍等作物的栽培，而继承兴隆洼文化的红山文化先民理应也掌握了粟、黍等作物栽培技术且更为成熟；二，处于同一时代，且是近邻的仰韶文化拥有发达农业文明，而红山文化受过仰韶文化中庙底沟类型和后岗类型的影响，红山文化作物栽培技术势必也受到了影响；三，红山文化所在的北方旱作农业文化区非常适合粟、黍等作物生长，且该区域广泛分布了粟、黍的野生祖本植物狗尾草、野生黍。^[87][90]

红山文化时期农业的发展和剩余产品的增多，导致了畜牧业逐渐由兴隆洼文化时期野外放养过渡到了圈养，实证是兴隆洼文化的农业属于原始农业早期阶段，剩余作物有限，加之动物野性未得到完全驯化，这一时期猪动物的骨骼既带有家猪特征又处于野猪状态，而红山文化时期的家猪却很少具有野猪的特征。另外，红山文化中采猎经济也占有相当的比重。一是红山文化所在的西辽河流域动植物资源的数量和种类极其丰富，可以从红山文化中丰富的骨制品和众多的野生动物造型中反映出来；二是红山文化遗址发现了马鹿、斑鹿、狍、熊、野兔、狗獾等大量野生动物骨骼；三是红山文化发现的细石器数量较多，其中以等腰三角形镞最有特色，数量颇多。^[91][92][21]

所以，红山文化时期农业经济的发达和多种经济形态并存的情况下，以至于剩余粮食逐渐增多，使得一部分人能够从食物生产中独立出来，专门从事某种手工业产品的生产和制作，从而促进了手工业的专业进程。^[21]1974年，赤峰文物站清理、发掘了敖汉旗四楞山红山文化遗址。在仅300平方米的范围内就发现了6座不同形式的陶窑。陶窑由窑室、火道、火膛三部分组成，分单室窑和连室窑两种。^[93]其中的双火膛连室窑为土石结构，火膛左右并列，经斜坡状火道与一横长方形的窑室相通。其窑室结构合理，便于火焰充分燃烧，是一种结构较复杂、形制较进步的陶窑形制。为红山文化手工业中的制陶业出现较细的专业分工现象提供了可靠的证据。^[94]

首先，红山文化时代社会分工复杂而精细，这是在西辽河流域农业经济经历了3000多年的发展之后，物质生活资料生产进步明显，所以手工业水平达到新的高度；红山文化时代社会结构日益复杂，社会成员成分开始复杂化并且多层次存在。牛河梁积石冢群埋葬的是处于社会上层的成员，附近的神庙遗址更表明这些人的身份不同于普通社会成员；神权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牛河梁积石冢出现了大量玉器，而玉器的主人被认为可能是当时拥有权力的集团权贵代表，玉器是这些人掌握一定宗教神权的标志，抑或是帮助其完成宗教活动的工具。表明了社会的分化，金字塔般的社会分层和贫富分化渐趋加强，统一的权力体系逐渐形成，西辽河地区进入古国阶段。^[95][96]

红山文化的聚落形态包括了单聚落形态、双聚落形态、多聚落形态，分别对应着单部落红山文化小型聚落、由两个具有通婚关系的部落构建起的红山文化中型聚落以及由三个以上的部落构建起的红山文化大型聚落和特大型聚落。以西辽河流域为例，兴隆洼文化时期聚落分布稀疏，未形成聚落群的分布态势；至赵宝沟文化时期，虽然具有中心性质的聚落已经产生，但还缺乏可靠的聚落群体的考古发现。随着进入红山文化中晚期，聚落遗址骤然增多，出现了具有成批规模的聚落群体，中心聚落已经出现，同时产生了如牛河梁遗址中祭祀区脱离居住区独立存在的情况。^[96]

红山文化的先民以农耕经济为主，生活稳定，固定的半地穴式长方形或方形房屋。房屋分大小两种类型，一种大型房屋平面近长方形，可能分住几个小家庭；另一种是供一个小家庭单独居住的小型房屋。房屋大多建筑在山的缓坡或台地上。除直壁长方形半地穴式建筑外，一般用四根斜柱在地穴墙壁外两两相支，或四柱斜交于居室上方中心，构成房屋的骨架。房屋的居住面都经过夯实、捶打，房屋中央有瓢形或圆形灶址，并设筑有火道，西水泉遗址的火道长达1.65米，颇象现在北方居民习用的“地火龙”。房屋的墙壁上涂抹草拌泥，既能挡风避寒，又使房屋内墙平整美观。此外，在房屋的遗址中发掘出有成套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表明了在当时已经出现较为稳定和独立的社会单元。^[97][98]

红山文化先民除用植物纤维连缀植物叶子用以遮身外，还用骨针缝缀兽皮为衣。用纺轮把牛、羊毛纺织成线，编织成衣物不仅遮身御寒并美化自己。红山文化晚期大南沟墓群中发现用植物纤维织成的粗麻布，缝缀为衣，比兽皮为衣又向前跨进了一步。腰部有带状皮索束腰装饰。足下穿靴，半高勒，平底。从人塑像和墓葬中随葬品出土位置看，红山文化先民头发挽成发髻，女性头部有头箍饰和饰带等，大南沟墓葬中凡女性的头部多配戴蚌珠和发夹，这种发夹，系用白色蚌制；男性头戴冠，头部装饰还有三层相轮、凸脊和双乳凸等形装饰。耳垂下戴耳饰，玉玦jué饰在耳上，玉珠穿绳坠于耳下。脖颈部饰项饰，有连珠式和圆圈形装饰，还有穿绳的玉坠饰或绿松石坠饰。男女手腕上套有玉镯，有的为单镯，多戴在右腕上，戴在左腕上数量较少。有的为双镯，左右腕部各戴1件。^[97][99]

考古学者通过选取红山文化较为典型的几个遗址，将饮食及与之有密切关系的器物、炊煮方式相联系后，认为红山文化饮食生活既有本土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的继承、变化、发展，又有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因素的吸收。肉食主要来源为鹿、猪、狍，较少获猎獐、熊、狼、雉、牛、兔、鸟、蛙类，作为蛋白质的来源；所食谷物以粟、黍主；以筒形罐、钵为主要炊具，器型丰富多样，吸收中原仰韶文化时期彩陶因素，红、黑色彩陶一般饰于碗、钵、瓮的腹、口、肩部；煮制、烤制为主要烹饪rèn方式。^[100][101]

通过对牛河梁积石冢墓地、胡头沟墓地、城子山墓地、东山嘴墓地、四家子墓地等几座红山文化典型墓葬的考察，红山文化墓葬具有以下特点：大多坐落在山岗或山丘之上；以石垒基壁，石筑墓基，石封墓顶；修筑方法大都挖土或凿花岗岩为穴，在穴内再砌筑石棺^[注5]；葬式可分为一次仰身直肢葬和二次拣骨葬两种且大都遵循一定的方向和头向；墓葬内往往只随葬多种类型的玉器，各种陶制礼器则大多葬在墓室之外，基本不随葬生产工具和生活器皿；红山文化基葬为一冢多墓，每冢都有中心大墓。积石冢的中心部位往往有考究气派、随葬品丰富的大型石棺墓和石椁guǒ墓，而中心大墓的四周则通常分布着数量不等的小型石棺墓；红山文化墓葬大多是积石冢和祭坛相结合；墓地往往遗留有与祭祀活动有关的附属建筑与遗物。^[102]

考古学家苏秉琦认为中国国家的起源和发展经历了古国一方国^[注6]一帝国，具有三种模式，即原生型、次生型和续生型。而红山文化晚期的社会组织是原生型的古国形态，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社会组织形式是原生型的方国形态，这种原生形态的早期国家，对于后来的“三代”国家具有重要的影响。^[6]学者田广林在综合学界多种意见的基础上，从文化的传承与变异角度，将红山诸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期间五千多年历史划分为两大发展阶段：即从兴隆洼至红山文化为一阶段，此间历史发展的主流是文化的承传；从小河沿到夏家店下层文化为一阶段，此间历史发展的显著特点是文化的变异。^[103]

以生产工具的质料和制作技术的演变为依据，可把史前文化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104]据此，学者刘国祥将小河西、兴隆洼、富河与赵宝沟文化划入新石器考古学文化；红山与小河沿文化属铜石并用时代，属于考古学文化；而夏家店下层文化已进入早期青铜文化时期。^[105]学者杨虎划分更为具体，认为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分别属新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红山文化的早中晚期分别与铜石并用时代的早中晚期相对应，小河沿文化属铜石并用时代晚期。^[106]学者田广林则认为，兴隆洼文化处于新石器时代中期，赵宝沟和红山文化前期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红山文化中晚期进入铜石并用阶段，小河沿文化也属该时段的考古学文化；夏家店下层社会进入青铜时代。^[103]

两处遗址都以大型厚胎厚唇夹砂直筒罐为主要器类，饰压印“之”字纹和其他压印纹，其文化性质与红山文化前身有关，可称为“前红山文化”。兴隆洼类型的陶器广泛分布于北至西喇沐沦河以北的克什克腾旗，南至赤峰郊区召苏河左岸；东至敖汉旗教来河左岸，哲理木盟奈曼旗；以采集－渔猎为主原始农业为辅的混合型经济，主要依据是存在系列农业生产工具。^[43][107]

已发掘的重要遗址有敖汉旗赵宝沟和小山两处。最显著的特点是在磨光黑陶器上饰有各式雷纹和云纹，而猪头龙、鹿头鳞、鸟首等灵物形象的出现，不仅有相当高超的艺术水平，也蕴藏了深邃suì的意识形态，同类遗址除牤牛河上游有较多的发现外，北到西喇沐沦河、西至河北省迁安滦河下游亦有分布。据C14测定年代，距今6200-6800年左右；关于经济形态，一种看法认为赵宝沟文化已经进入了发达的耜耕农业阶段，依据是发现了与农业有关的石器和部分陶器；另外一种看法则认为狩猎经济在赵宝沟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狩猎是赵宝沟文化先民获取食物的主要途径，农业经济还处于相当原始的阶段。^{[43][108][109]}

红山后类型的年代，一般推定距今约五千年至六千五百年左右，处于红山文化中期阶段，以赤峰的红山后遗址为代表。磨制石器与细石器共存，彩陶与夹砂“之”字纹陶共存是红山后类型的特点之一。陶器中泥质与夹砂陶并重，泥质陶质地细腻，坚硬，多罐、钵、瓮等盛器，夹砂陶质地粗糙，结构松散，器形主要是罐类，器底有编织物痕，大多为炊器，泥质陶和夹砂陶器各有自身的装饰纹样。夹砂陶多为刻划的“之”字纹，横“之”字纹和直线纹是富有特征性的纹饰。泥质红陶中除部分细腻，平滑面有光泽的素面陶器外，彩绘是它最有代表性的器皿。石器中具有代表性的工具是烟叶形、鞋底形石耜、桂叶形穿孔石刀等。玉器除坠，镯，佩饰外，以猪首龙形玉雕、大型龙形玉雕最具代表性，工艺精湛。“马架式”半地穴房屋是这一地区独具一格的建筑。^[43]

富河文化年代据C14测定距今6500-6000年，集中分布于乌尔吉木伦河两岸，以相当成熟的细石器，打制石器和“之”字纹直筒罐、圆足钵为主要特征，也存在一定数量的斜口器、泥质红陶钵和几何纹圈足钵，其物质文化表现出更多的畜牧经济的特点；主要渊源是兴隆洼文化，与同时段的赵宝沟文化亦有交流。遗址中发现的动物骨骸较多，经鉴定其种类有野猪、鹿类（麝、狍、糜）、黄羊、松鼠、狗獾以及洞角类、犬科、鸟类动物等。^[43][110]

在大凌河流域，除东山嘴外，还有牛河梁、城子山、胡头沟等祭祀遗址和积石冢。此外，在敖汉旗西台，兴隆洼文化中也有这类遗存。学术界有人称其为“城子山类型”。泥质红陶有增多的趋势，还有少量磨光泥质黑，灰陶。彩陶出现了新的纹样和新的组合。东山嘴类型的年代经C14测定距今约5000年左右，是红山文化发展的后期，也是红山文化发展的高峰。^[43]

红山文化玉器研究阶段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初至70年代中期。由于缺少考古依据，这一阶段研究玉器的学者对于红山文化玉器尚缺乏正确的认识与评价；第二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这一阶段考证与比较研究多了一些，红山文化玉器尚处于起步阶段；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后。这一阶段既有综合论述，又有对单一器种的研究，并且运用考古学方法对某一器种进行系统研究。^[111]

红山文化玉器按照使用功能分为五大类：装饰类玉器常见的装饰类玉器有玉环、玉玦、玉珠、玉镯等；仿工具类玉器常见器形有斧、钺yuè、棒形器、钩形器、纺瓜等；特殊类玉器主要包括玉箍形器、璧、双联璧、三联璧、箍形器、勾云形器等。此类玉器造型特殊，是为适应各种宗教典礼的需要制作的；动物类玉器较多，除正式考古发掘品以外，还有大量的采集品和传世品。常见的动物类玉器有猪龙、双猪首环形器、双猪首璜huáng、兽面形器、玉鸟、玉鸮xiāo、玉龟、玉鱼、玉蚕等；人物类玉器数量较少，造型不同、大小不一、用途迥异，主要有石雕人像和玉人面饰。^[112][82]

已发现的红山文化玉器绝大多数出自红山文化晚期遗址，即属红山文化第四期。据此，学者刘国祥认为红山文化玉器的使用功能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玉器的装饰功能明显淡化，作为神器或法器使用的特殊功能显著增强。红山文化晚期，农业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受所处特定的地理位置影响，干旱成为困扰农业生产的主要因素，由此祈雨及农业丰收成为祭祀的主要内容，而玉器可能作为祭司主持各种祭祀活动中用于沟通天地的神器或法器。一般来说，用以祭神的玉器称之为礼器，而用以通神或降神的玉器则称之为神器或法器；二是祭司死后，玉器成为主要随葬品，具有标志墓主人等级、地位、身份等特殊功能，并由此成为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内部分化、等级制度出现的真实物证。^[113][81]

台北故宫博物院著名的古玉器研究专家邓淑蘋在其《中国史前玉雕工艺解析》一文中，对新石器时期的玉器加工制作工艺进行了论证，其中红山文化玉器加工方法涉及片切割方法、线切割法、砣具、钻孔、阴刻线纹、瓦沟纹、凸弦纹等七种。^[114]

红山文化陶器制作一方面继承了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的制陶技术，另一方面吸收了南方仰韶文化的彩陶技术，制陶的技术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红山先民能够选配不同质地的陶土烧制不同用途的器皿，主要有泥质红陶和夹砂灰质陶。其中烧制泥质陶器的陶土必须经过仔细筛选，除掉其中的大小沙粒和其他杂物，而烧制夹砂陶器则需在陶土里加入适当比例的沙粒；制作手法：一种为泥圈接套法，另一种为手捏成器法；器皿表面主要施以压印纹、压划纹、戳印纹、附加堆纹、镂孔、彩陶六种纹饰，学者刘国祥认为一则为了美观，其次为了增加摩擦力，起到防滑的作用。红山文化晚期，还产生了祭祀类专用纹饰，如大三角折窄带纹，仅见于无底筒形器和塔形器上。^[84][63]

学者于建设认为与兴隆洼文化相比，红山文化的石器制作技术有了明显的进步，表现在对石材的认识和选择、石器制作技术和工艺的改进、石器性能的提高等方面。选料方面，红山文化先民将质地坚硬而又便于加工的花岗岩、砾石等石材作为制作成石器的首选。细石器则多以燧石、水晶和玛瑙为原料；从制作工艺来看，红山文化先民熟练不仅掌握了打制、磨制、琢制、压削四种加工方法，可以根据具体器型采用其中的若干种进行加工，而且还使用了钻孔技术和切割技术，其中红山文化的石器钻孔普遍采用两面对钻的方法，比兴隆洼和赵宝沟文化流行的单面钻孔技术明显进步。在红山文化西水泉遗址发现的一件管状钻孔石珠很有代表性，石珠长2.1厘米、外径宽0.8厘米，所钻孔径约0.3厘米，钻孔长度即石珠的长度，为2.1厘米。^[23][92]

学者于明认为红山文化的原始宗教信仰是多元化的，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土地崇拜、生殖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都在红山文化遗存中找到相应的痕迹。^[115]

考古学家张光直认为，在红山先民对自然界认识尚未达到一定水平之前，对于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崩海啸、洪水地震等自然现象和自然变化不可捉摸和难以抵制。为了趋吉避凶，只能臣服于自然，而对自然界顶礼膜拜，于是自然崇拜便产生了。^[116][117]

生殖崇拜起源于人类的本能需要与生存需要。首先，人的生物机体中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冲动。其次，生存需要是原始人进行生殖崇拜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因为在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史前时期，生殖繁衍在一定程度上远比死亡更加重要，它关系到原始群落的生存发展以及社会组成，这也体现在了红山文化制作的器物上。^[117][118]云南中华文明研究会会长黄懿陆认为东山嘴遗址出土的“塔型器”，实际上是形状夸张的男性生殖器。^[119]

图腾崇拜是对自然界中真实存在的动物或人们臆造出来的动物形象的崇拜，表明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已经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先民以动物为崇拜对象，以期望自身能获得动物身上某些强大的力量，并用该种动植物的名字和形象作为本氏族的徽号和标志，这种崇拜显示了当时红山文化先民深沉的精神诉求。^[117][115]

在原始宗教宗教观念中，人死后，人的灵魂并没有就此消亡，而是以另外一种状态继续存在，这是祖先崇拜产生的前提和基础。随着氏族部落的不断发展，先民希望获得祖先的庇佑，将祖先作为主要的偶像加以崇拜，并在红山文化时期将本族祖先神化，从而真正形成了祖先崇拜。^[117][120]

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的陶器符号不同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马家窑文化和良渚文化中孤立的刻划符号，甚至比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图画符号更先进，是原始的文字符号。大南沟52号墓出土了一件直筒罐，周身刻有七个符号。如果说单个图画符号或以纹饰出现的符号，还不足以将其与语言为基础的文字相联系，那么52号墓的七个符号则不能等闲视之。因为在同一陶器上刻划的符号应是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表达了一个完整的意义，具备了表述语言的功能。据此赤峰市红山区地方志办公室的学者认为，红山文化晚期，先民们已经使用了图像文字。^[121]

徐子峰在《红山文化积石冢与辽东半岛石墓文化》一文中指出，降温事件后红山文化先民在辽西大地突然消逝后其具体流向是，有一支越过医巫闾山脉东进辽东半岛；另一支顺大兴安岭余脉越过蒙古草原进入现俄国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及远东南部；其主体人群则沿渤海岸逐渐南徙，在驻足漳河流域之前，在冀北燕山南部京津塘一带留下了历史足迹。^[122]

考古资料表明，雪山类型二期遗存的房址（半地穴式），石器如石磨盘、磨棒、石斧、双孔石刀、石锛、石铲及发现的大量骨器如骨刀、钩、镞、镖等，确实与红山文化的器物非常相似，作为一条线索可见其渊源关系之一斑。此外雪山类型二期遗存与红山文化的器物非常相似，存有明显的渊源关系。后与当地其他文化汇聚、交流，形成先商文化，又经过相当长时间与中原诸文化的碰撞、交融，最后成为先商文明的重要构成部分。从先商文明中也能找到诸多红山文化的因子：商代玉器上的龙纹主要由辽河流域原龙纹发展而来，龙纹的载体亦多为玦、璧等环形器物，少数还保留着较为形象的“猪头”。到商中期玉器上的龙形仍保持红山文化玉龙原形传统；红山文化先民的鸟崇拜时间持续长，且牢牢植根于信仰之中，这与商族的鸟图腾又有着惊人的相似，呈现出明显的渊源关系；红山文化积石冢、石棺墓这种以石为载体的埋葬习俗在商族南徙途中及先商文化的腹地亦有发现。^[123][56]

苏秉琦先生在《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一书认为，源于关中盆地的仰韶文化的一个支系，即以成熟形玫瑰花图案彩陶盆为主要特征的庙底沟类型，与源于辽西走廊遍及燕山以北西辽河和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的一个支系，即以龙形（包括鳞纹）图案彩陶和刻画纹陶的瓮罐为主要特征的红山后类型，这两个出自母体文化而比其他支系有更强生命力的优生支系一南一北各自向外延伸到更广、更远的扩散面，于河北省的西北部相遇，然后在辽西大凌河上游重合，产生了以龙纹与花结合的图案彩陶为主要特征的新文化群体，红山文化坛、庙、冢便是两个支系相遇后的文化融合发展的现象，也造就了该区域的原始经济繁荣、巫术文化昌盛。^[124]

学者于建设认为在中华文明的源头上，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都以先导的地位先后向中原渗透，对中原地区的文化及中国文明的起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夏商周文明奠定了基础。尽管两者都有各自的发展轨迹，但也有相似之处，两者是中国史前玉文化情节最浓的。良渚文化的兽面纹与红山文化的玉雕龙基本思想因素是相似的，在发展阶段上两种文化还有互为阶梯的相续脉络。^[125]

继红山文化之后兴起的小河沿文化，已处于辽西区以筒形罐为代表的文化系统的衰落阶段。通过对赤峰西部的区域性调查发现，小河沿文化的遗址数量较之红山文化时期明显减少，仅发现36处，与赵宝沟文化遗址的数量比较接近。遗址在分布上比较疏散，部分遗址有三五成群的现象，但已不见集结为更高层次的遗址组群的现象。^[126]对此，学术界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小河沿文化主要承袭了红山文化兼受其他文化因素影响，对此学者张永江在《论红山文化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认为，小河沿文化明显是红山文化晚期的继承和发展，^[127]另一位学者杨虎则在《辽西地区新石器－ 铜石并用时代考古文化序列与分期》认为，小河沿文化的多种因素是继红山文化晚期发展而来的；^[128]第二种观点认为，小河沿文化的主源应是赵宝沟文化；第三种意见则认为小河沿文化是深受大汶口文化影响的一种文化。学者朱延平在《辽西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纵横》一文中认为，小河沿文化曾接受过南面大汶口文化的影响，其来源很复杂，与红山文化在谱系上较疏远。^[129]

高美漩先生和李恭笃先生在《辽宁凌源县三官甸子城子山红山文化遗存分期探索》一文中，以凌源三官甸子城子山红山文化遗址的地层为依据，结合东山嘴、胡头沟等地点的材料，进行一次分期探索，将赤峰地区以红山后、西水泉、四稜山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遗存统称为 “红山后类型”，而把朝阳地区以东山嘴、城子山、胡头沟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遗存统称为“城子山类型”，认为这两个类型在文化内容上呈现明显不同的特点，是红山文化发展的早晚两个时期。^[130]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赵宾福先生将红山文化分为早晚两个阶段，较早阶段为 “西水泉期”，年代跨度比较长，大致为公元前4500年至公元前3500左右；较晚阶段为“东山嘴期”，年代跨度较小，大致为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左右。^[48]

曾任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郭大顺在《以辽河流域为中心的新石器文化》一文认为，由于辽河流域处在华北平原到东北之间交通枢纽的重要位置，有海岸线和西南至东北走向的河川为天然通道，使这一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具有吸收周围地区、主要是黄河流域先进文化的优越条件。而中原地区每一次重要文化关系的变动，也都或多或少地波及到这里。这就使得这一地区在创造和发展具有自身特征的地方文化过程中，形成了与中原相近的阶段性变化，即以辽河流域为中心的新石器文化，也基本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大体可以同中原的前仰韶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三阶段对应起来。^[49]

辽宁大学考古系教授张星德在《红山文化分期初探》一文中，根据红山文化陶器的类型学研究，将红山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绝对年代的上限距今6000年，下限不晚于5000年。红山文化的早期主要接受来自后冈一期文化的影响，随着庙底沟文化势力的强大，红山文化开始与庙底沟文化接触，受庙底沟文化影响，这时红山文化进人了它的中期阶段。庙底沟文化势力消退后，又凭着其优越的地理环境与这样诸多的文化发生联系，受黄河流域地区多种新兴文化影响而逐渐发展，所以在红山文化晚期遗存中，除了该文化自身的因素外，还可以看到来自海生不浪文化、大司空村文化以及大汶口文化等方面因素。^[131]

中国社会科学院杨虎先生将红山文化分为3种类型，一是兴隆洼F133遗存、二是西水泉类型^[注7]、三是东山嘴类型^[注8]，认为这三种类型分别属于红山文化早中晚三个发展阶段，^[132]并在《辽西地区新石器——铜石并用时代考古学文化序列与分期》一文中认为这三个发展阶段分别属于辽西地区铜石并用时代的早期、中期以及晚期前段。^[133]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薛振华以地层学为基础，通过陶器之间的共存关系和形态比较分析，将目前发表的红山文化材料自早至晚划分为3个大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处于仰韶时代早期，年代与中原地区半坡文化晚期和后冈一期文化相当，约为公元前4500年至公元前4000年。第二阶段处于仰韶时代中期，年代与中原地区的庙底沟文化相当，约为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500年。第三阶段处于仰韶时代晚期，年代与河套地区的庙子沟文化相当，约为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3000年。^[50]

内蒙古考古所索秀芬先生和李少兵先生在《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遗存分期初探》一文中，综合目前有关红山文化分期研究成果，认为可将红山文化分为四期：第一期以兴隆洼遗址F133为代表，年代距今6700年至6500年，相当于后冈一期文化第一期阶段；第二期一段以白音长汗遗址红山文化遗存第一期为代表，距今6500年至6000年，相当于后冈一期文化第二期、第三期阶段；第三期以三道湾遗址为代表，距今6000年至5500年，相当于庙底沟文化阶段；第四期以胡头沟墓地、东山嘴遗址为代表，距今5500年至5000年，相当于半坡四期文化阶段。指出牛河梁遗址早期相当于红山文化第三期，牛河梁遗址晚期相当于红山文化第四期，红山文化第四期分为前后两段，牛河梁遗址第二期相当于红山文化第四期前段，牛河梁遗址第三期相当于红山文化第四期后段。^[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朱延平先生在《辽西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纵横》一文中，把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分为4个阶段，认为红山文化第一、二期属于该区新石器考古学文化发展的第二阶段，红山文化第三、四期分别属于该区新石器考古学文化发展的第三和第四阶段。^[134]此后又进一步指出：红山文化一期以兴隆洼遗址F133为代表，二期以兴隆洼遗址F106为代表，三期以西水泉和蜘蛛山等遗址为代表，四期以牛河梁和东山嘴等遗址为代表。^[6]

吉林大学考古学系教授陈国庆结合有着较好层位关系在牛河梁第五地点和白音长汗遗址，大体可将红山文化分为四期，即以白音长汗遗址一至三组代表红山文化一至三期，牛河梁第五地点中、上层遗存代表红山文化第四期。以此为基础，将其他遗存与之进行横向或纵向类比，并纳入已分期遗存的框架之内，进而对整个红山文化进行分期。^[5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国祥先生在《西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概论》一文中，将红山文化分为4期：一期以兴隆洼F133为代表；二期以兴隆洼F106为代表；三期以西水泉、蜘蛛山、红山后、二道梁等遗址为代表；四期以东山嘴、牛河梁、四家子等遗址为代表。^[7]

关于红山文化的衰落原因，学者众说纷纭，存在气候说、内因说等说法。^[135]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杨小平研究团队在对中国浑善达克沙地的荒漠化过程及其机制的考察研究后认为，从4200年前开始气候变得寒冷干旱，造成了浑善达克沙地大规模沙丘的出现，同时发生了重要的地貌和水文事件。位于沙地东部的西拉木伦河西沙地内部溯源侵蚀加剧，地下河流的“袭夺”使得沙地本已匮乏的地表水通过地下河流汇入西拉木伦河，使沙地地下水位下降达30米左右，水系改变造成了该区域湖泊快速消退，从而加速了该地区的荒漠化，最终造成了红山文化的消失；^[136]

学者王立新通过对西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进行研究后，认为自兴隆洼文化至红山文化时期，一方面社会组织结构随着不断发展而变得复杂化，由村落发展成复杂的酋邦，另一方面粗放的旱作农业类型和脆弱的生态环境，以及气候环境的恶化，不足以持续支撑起红山文化晚期高密度人口的需求，两方面因素交互作用，最终导致红山文化的消亡。^[57]

学者马兆锋认为红山文化的衰落原因有二：一是在红山文化晚期发生的崇拜危机，导致了红山文化的衰落；二是如果将红山文化晚期的国家形态看成是由许多部落组成松散的部落联盟，而部落之间为了财产和利益，就有发生战争的可能，从而导致了红山文化衰落。^[135]

2008年，国家文物局和辽宁省人民政府以牛河梁遗址群8平方千米保护核心区为依托，正式启动了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不同于一般的城市公园或主题公园，考古遗址公园是基于考古遗址本体及其环境的保护与展示，融合了教育、科研、游览、休闲等多项功能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是一种更为积极的保护方式。为整体保护遗址，恰如其分地展示与阐释遗址，发挥遗址的社会效益提供了有效的尝试与探索。^{[72][137][27]}同时正式启动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申遗并于2011年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8]

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成开放后，又陆续完成原有展馆的陈列布展提升改造工程，第二地点铁路涵桥、红山文化研究中心、游客服务中心等建设工程，新修建景区观光路、停车场、排水系统、景区绿化、供水工程等，以及完成牛河梁遗址安防（二期）工程建设，实现遗址区48处红山文化遗址24小时全天候监控，确保遗址的本体安全。^[137]

作为牛河梁遗址所在的建平县也充分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宝贵资源和十分难得的发展契机，在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东侧（临近遗址保护范围），规划建设集参观旅游、寻根祭祖、休闲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牛河梁红山文化产业园区；同时围绕该产业园区开发建设红山新城，从而形成依托国家遗址公园建设文化产业园区，通过文化产业园区带动新城区建设的三位一体发展新格局。^[28]

2013年，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式入选第二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29]2014年正式向社会开放，成为辽宁省唯一一座国家考古遗址公园。^[27]2014年9月10日，牛河梁红山文化产业开发区正式挂牌运行。据开发区建设开发总体目标，由上海同济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的初步概念性规划已经完成，以主题朝圣区为“一心”，以红山大道和女神大道为“两轴”，以养生度假区、文化娱乐区、民俗体验区、文化创意区为“四区”的园区空间结构布局已经确定，一个集圣地探索、旅游观光、休闲度假为一体的文化旅游产业园区正式进入建设开发的新里程。^[138]

中国考古学家郭大顺：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史上都不是配角，也不是一般的角色，而是都处于“先走一步”的前导地位，并先后人主中原，对中华大地在四五千年间大致同时跨进文明时代起到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还为夏商文明的形成和继续发展奠定了基石。^[139]

中国现代考古学家苏秉琦：在中国文化起源和文明起源过程中，红山文化所起的作用不限于本区域，也不限于当时，而是牵动全局的。”红山文化在距今五千年的中华大地上“先走一步”，发出照亮中华大地的第一道文明曙光，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的直系源头之一；^[10]就是这样一个地域广阔而又在发生剧烈社会变革的历史大背景下，红山文化在距今五千年以前，率先跨入古国阶段。以祭坛、女神庙、积石冢和成批成套的玉质礼器为标志。而与此同时代的中原地区，至今还没有发现能与红山文化坛、庙、冢和成批成套玉礼器（玉龙、玉龟、玉兽形器）相匹敌的文明遗迹。^[14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研究室主任李新伟：红山文化对于中国文明形成的贡献，首先在于把其所在的辽西地区带入了中国相互作用圈中，纳人到了这一“天下”之中，使之成为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核心地区之一。其次，红山文化也为“最初的中国”贡献了源出自己的文化基因：这可能包括天文知识、天文观测方法、通过与天地沟通的仪式显示威望的领导策略等。这些基因可能通过凌家滩影响到良渚文化的发展，也可以从陶寺遗址的观象台看出传承。^[141]

中国现代考古学家王巍评价指出：红山文化是迄今所见中国东北地区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最为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代表了该地区史前文化的最高水准。纵观中国东北地区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史前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可以发现，红山文化无论是农业发展的水平，还是制陶、琢玉等手工业技术，抑或是原始宗教信仰的发达以及社会复杂化的程度都高居榜首，无人可及，并对其周围地区以及其后来的考古学文化都给予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可以说，红山文化是中国东北地区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最高峰。^[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晋祥亦称誉：红山文化是中华远古‘文化的脊梁’。^[142]

赤峰学院历史研究院院长孙永刚：红山文化推动了中国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对中国古代文化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并最终融入了中华民族的体系之中，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