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四旧

“破四旧”，指的是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4]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和部分中央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先后八次接见各地来京的1100万师生和红卫兵。^[1]林彪和江青借此煽动红卫兵”破四旧”运动。^[3]

“破四旧”是在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首次提出要“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1966年8月1日至8月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进一步肯定“破四旧”提法。随后，“破四旧”运动迅速向全国蔓延开来，上海、天津、杭州、武汉、广州、和相当部分中等城市，也开始“破四旧”运动。具体从”改旧名、换新名，毁掉具有封建和资本主义色彩的古迹，改掉旧有的生活习惯与风俗习惯，抄家与批斗“等几个方面进行，而抄家与批斗是将”破四旧“运动推向高潮的关键环节。^[5]

随后红卫兵组织迅速向全国的大、中学校扩散，他们四处焚烧书籍、戏剧服装、破坏文物、名胜古迹。这场运动波及范围广，传播速度快，^[3]从城市到农村，涉及到每一户百姓。 “破四旧”是一场极“左”思潮的影响和支配下的红卫兵运动。^[2]运动造成中国大量文物与古迹受到空前破坏，这场运动是中国文化领域的一次劫难。^[5]

“四旧”，指的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6]“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了“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6]

旧思想。抛弃所有带着“封、资、修”色彩思想，连带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名字都要改掉。认为它们是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复辟的大门，是培育修正主义温床。^[7]

旧文化。旧文化是指除毛泽东和马列主义著作以外的所有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社会科学书籍都被定义为“毒草”“封资修黑货”而被查封销毁。^[8]

旧风俗。春节不拜年、不贴春联，贴“语录”，清明节不上坟，丧事不许孝子贤孙披麻戴孝，走亲访友、别人结婚时最时兴的就是赠送“宝像”、“红宝书”，在婚礼上新郎新娘不是互致爱意，而是共祝“万寿无疆”、共同学习“语录”，一起“愤怒声讨走资派”。^[注1][9]

旧习惯。改变原有着装风格及习惯。风格要以艰苦朴素为主，穿衣风格相似，发型相同，衣服裤子上要打补丁，还各家各户的灶王爷、财神爷、关帝爷、菩萨奶奶等神位的画像、塑像、香炉、蜡烛以及家中存放的家谱、迷信色彩图案的家具、用具等亦被全部砸毁或烧毁。^[9]

“红卫兵”是“文革”初积极投身社会政治活动的青少年学生。在毛泽东的号召下，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先锋。“文革”时期的红卫兵运动，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在中国“文革”大舞台大背景下，不同城市红卫兵“破四旧”运动代表全中国运动色彩。^[10]

1966年8月18日，林彪借天安门城楼上讲话之机，一方面号召广大革命群众要打破一切剥削阶级的“四旧”，一方面煽动红卫兵并称“我们坚决支持你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11][12]”林彪此番讲话煽动下，北京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横扫“四旧”。^[2]

1966年8月21日《红旗》杂志第11期发表评论员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紧接着，8月2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题为《好得很》的社论。社论认为许多地方的名称、商店的字号、服务行业的不少陈规陋习，仍然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气息，毒化着人们的灵魂。需要将代表剥削阶级思想的许多名称习惯，进行大扫除。并认为这就是破旧立新的革命行动。随后，“破四旧”的运动迅速向全国蔓延开来，上海、天津、杭州、武汉、广州、和相当部分中等城市，也相继开始“破四旧”。^[4]

“破四旧”见于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由陈伯纶审定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首次提出”破四旧”即破除几千年以来的剥削阶级用以毒害广大劳动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创立无产阶级“四新”^[2][3]。同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为（十六条）。^[2]

自毛泽东于1966年8月18日接见红卫兵后，被接见的30万北京红卫兵走向街头，开始张贴传单和大字报并集中进行演说，运动就此开始。^[5]红卫兵通过张贴传单和大字报等方式进行宣传，^[2]8月20日，北京红卫兵走上街头，张贴大字报、集会演说等方式，积极宣扬破“四旧”行动。^[2]

1966年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对红卫兵的破“四旧”运动给予评价。红卫兵北京街头张贴大字报《向旧世界宣战》《人民日报》于8月26日刊发了大字报，成为破“四旧”纲领性文件，将破“四旧”运动推向高潮。^[13]

很快红卫兵将“破四旧”行动目标，从破坏店铺扩展到破坏历史文物甚至更广范围。^[2]将街道、胡同、商店、医院、学校、工厂等都改成了带有立”四新“含意的新名称，其中一些与资产阶级相关的商品和服务项目都被停售、取消。^[12]

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支持下，红卫兵先从北京开始将带有“封、资、修”色彩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名字，如“梅、兰、竹、菊”或者含有孔孟之道特征的“仁、义、理、智、信”等的，都改为带有革命的名字。街道，商店，行业，都成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学校，成为宣传、执行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阵地。将路名、店名、厂名、人名、地名、医院名、学校名、电影院名、车站名等，替换成“向阳”、““东风”、“战斗”、“人民”、“永红”、“红卫”、“宏伟”、“为群”、“东方红”、“工农兵”等类的名词。“东安市场”被改为“东风市场”，“协和医院”被改为“反帝医院”“全聚德”也被正式换上了“北京烤鸭店”的新招牌；学校的名称被改为“战卫学校”、“红星小学”，甚至连人名中的“文”字改成“武”、“宗”改成“忠”，等等。^[4]

1966年8月20日后，北京市的公共汽车站牌都被红卫兵涂上了“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改掉旧站名，建立新站名”的标语。长安街被称为“东方红大街”；外国大使馆集中的东交民巷被改为“反帝路”；苏联大使馆所在的扬威路改成了“反修路”；繁华的王府井大街被改成了“防修路”；东安市场改成了“东风市场”；亨得利钟表店改成了“首都钟表店”；悬挂70多年的全聚德烤鸭店招牌被摘下，店名被更改为“北京烤鸭店”；同仁医院改为“工农兵医院”；协和医院被改为“反帝医院”；荣宝斋被改为“人民美术出版社第二门市部”；清华附中改成了“红卫兵战校”；景山公园改为“红卫兵公园”；颐和园改为“首都人民公园”；天桥剧场改为“红卫兵剧场”；中华影院改成“红卫兵影院”。^[14]

此后全国其它地区的红卫兵们也仿效北京红卫兵大兴“造反”之风。在上海市，上海永安公司的招牌被砸烂，换具有“革命意义”的店名；《新民晚报》改成了《上海晚报》；上海最大游乐场所“大世界”换上了“东方红剧场”的新名字；豫园也被改成了“红园”。^[14]

随后天津最大商场——劝业场换上了“人民市场”的新店名；中原公司改名为“工农兵商场”；北洋纱厂改名为“四新纱厂”；天津人民歌舞剧院改称“东方红歌舞团”；宁园公园改名为“二七公园”。据报道，全市有40000多个百货、副食品商店、门市部，其中需要改旧名称的全部改换了新店名。在广州市，三大酒家之一的陶陶居被改成“东风楼”；广州协同和机器厂改成了“广州柴油机厂”；《羊城晚报》改名为《红卫报》。^[14]

杭州市，东坡剧院、东坡路以及西湖的苏堤都被改换了名称；张小泉剪刀铺改成了“杭州剪刀店”。洛阳市许多影剧院、公园和新建的道路大部分是通过文物遗址来命名的，大部分被更名。开封市的4个区鼓楼区、龙亭区、南关区、顺河区依次更名为红光区、红星区、红旗区和红卫区；郑州市第11中学被更名为“抗大第一附中”；艳芳影像馆改成“工农兵照像馆”。“破四旧”也蔓延至东北。长春市专门为红卫兵设立了广播站，让他们宣传更改道路、店铺的名称的意义。哈尔滨秋林商店改换了具有“革命意义”的新名；沈阳市的福禄寿食品店改成了“国营立新食品商店”。^[15]

成都市，陈麻婆豆腐饭店被改成了“文胜饭店”，麻婆豆腐也被改成了“麻辣豆腐”。^[16]市内主要街道如春熙路、提督街、总府街、五世同堂街、八宝街和一些公园、商场、剧院、电影院等均被改换成为“革命”的名字如反帝路、胜利路、解放路、红光路和工农兵商场、井冈山电影院等等。成都的老字号招牌如同仁堂、夫妻肺片、珍珠圆子等被摘下砸烂，店名改为“革命”的字样。遍布成都大小街头的茶馆也在“破四旧”活动中一度被全部封闭。^[17]

拉萨市西藏师范学校和拉萨中学的红卫兵扛着“向全世界宣言书，敲锣打鼓走向街头，将许多“带有封建农奴制和迷信色彩的地名、街名、房名改换名称。八角街改名为“立新大街”；拉萨市西藏医院“门孜康”被改为“劳动人民医院”；西藏武装叛乱时的重要据点药王山被更名为“胜利峰”；历世达赖的居住地罗布村改成了“人民公园”。^[16]

南昌市，“黄庆仁药栈”的革命职工在红卫兵的鼓舞下起来闹革命，先砸掉了挂了140多年的“黄庆仁栈”四个字，换上“灭资药店”新招牌。“阳明路商店”的革命职工，将王阳明招魂立碑的店名，换上了表示保卫毛泽东思想的“红卫商场”的新招牌。一些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色彩的商店招牌，换上了“工农兵”“革命”“文革”“抗美”等富有革命意义的新牌号。^[18]

毁墓。1966年10月间，中央文革大员戚本禹受《红旗》杂志负责人林杰指使，让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头领谭厚兰去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1966年11月10日，谭厚兰一行200多人到曲阜，与曲阜师范学院联合成立“讨孔联络站”。砸孔坟前，谭厚兰请示了戚本禹，戚本禹又请示陈伯达。两天后，陈伯达批示“孔坟可以挖掉。”由红卫兵组织的突击队，抡起镊头、挥舞铁锹，狠刨孔老二及其龟子龟孙们的坟墓。两天后，铲平孔老二坟墓，他们砸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查封孔府，扫荡了孔子及其后裔安息的孔林。^[19][20]

1966年8月27日，山东冠县二中全体师生，砸开武训墓。以后柳林农中、卫生学校师生相继到达，一起捣毁武训墓，挖出武训尸体并抬尸游行。并在大柳林北门上场院举行公审大会，将骨殖砸烂焚烧。^[21]11月9日到12月7日，以谭厚兰为首的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战斗兵团”红卫兵在曲阜捣庙、砸碑、挖坟、烧像、毁书，共破坏文物6618件。^[21]

1966年秋，山东曲阜发生了一次以“文化革命”名义进行的空间规模破坏文物事件，此次事件参考者多达10万人，不仅孔庙被毁，孔坟被挖，孔碑被砸，还有历朝历代珍贵文物遭到洗劫，这是‘文革’中反孔批孔的第一个高峰。”^[19]

毁宗教。1966年8月23日，一些红卫兵将北京市文化局收存戏装、道具当作“封、资、修”的东西堆放在孔庙大院中纵火焚烧。北京体育学院“八·一八”红卫兵及教职工家属共273人，砸碎了颐和园佛香阁里的释迦牟尼塑像。海淀区朱房村的汉城遗址内珍藏的丰富的遗迹资料等被红卫兵销毁。丰台区大井村延寿寺中保存的明初遗物千手千眼菩萨铜像被红卫兵拉倒，佛身断三截，两手断残，变成废铜。北京段长城拆毁108华里。有1300多年历史的古刹戒台寺内，戒台上的数千个大佛和周围的小佛像全部被红卫兵砸光。为人熟知的白塔寺、潭柘寺、团城、圆明园遗址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1958年北京市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古迹，在文革时期间有4922处被捣毁，其中大多数是被毁于1966年8、9月间。^[22]

上海市8月下旬，红卫兵将始建于三国时代（公元247年）的龙华古寺被毁。被誉为“龙华三宝”之一的范金毗卢佛像高约7尺，莲花座下配有千佛，乃是无价之宝，在一阵棍棒下变成碎片。弥勒殿供奉的弥勒化身布袋和尚坐像竟被砍下了头颅。相传建于三国赤乌年间的静安寺中，红卫兵们捣毁了珍贵的真言宗密坛，仅余下了几间寺屋的静安寺实际上已是名存实亡。上海三大名刹中只有玉佛寺在寺人的全力营救下幸免于难，但设于玉佛寺边门的佛教书局却被捣毁，大量佛经、法物、佛像被红卫兵扔到大街上焚烧，江宁路的柏油路面被溶化，檀香木发出的香气十里可闻。^[23]

天津市始建于清初的大悲辽吉的佛像法器被抄，院中所藏的明代木雕观音和瓷佛，都被砸毁。^[24]

洛阳市红卫兵在价值连城的龙门石窟砸掉了无数小佛头像。^[23]

毁建筑。1966年8月下旬，上海市红卫兵推倒了临近黄浦江的外滩建筑群大厦前的铜狮子推掉铲掉各类建筑标志和装饰。红卫兵把上海海关的钟的音乐调成《东方红》乐曲。上海万国公墓中被红卫兵视为“反动人物”或带有“封、资、修”情调的基碑都被砸掉，连宋庆龄父母的墓穴也被捣毁。上海市主要干线上的约100多块巨型广告牌，被红卫兵一夜之间全部用“毛主席语录”覆盖。^[23]

天津市，位于解放北路有“万国建筑博物馆”之称的原租界建筑群中，建筑上的外饰物和建筑标志被砸毁。^[24]

武汉市，设置在武汉关大楼顶上的铜制模型船标记，被红卫兵视为“帝国主义侵略”的象征拆了下来并当众砸毁。^[24]寺观教堂或被毁或被外单位占用，经书典籍、神像神龛kān都被销毁、砸烂，各宗教职业人员被当作“牛鬼蛇神”或遭批斗，或勒令还俗，或集中“改造”，政府宗教工作机构被视为“牛鬼蛇神”的保护伞而撤销。全市7个宗教团体工作全部停顿，宗教活动至此被迫停止。^[25]

武汉道教长春观，各殿宇神像神龛全部毁坏，始建于南齐的洪山宝通寺文物大部分散失，3尊铁佛被砸毁，一对明代精雕石狮也被砸断前蹄。其他如：莲溪寺、古德寺、卓刀泉大殿、天主教汉口上海路天主堂圣像，汉阳显正街天主堂的圣像陈设均毁，大殿被外单位挪用为仓库。花园山天主堂被民政部门占用。基督教学光堂内陈设均毁，圣经典籍俱焚，汉口救世堂，武昌生命堂部分被拆毁、藏书典籍被查抄散失，圣像饰物及神职人员的黄金等均被红卫兵或销毁、或占用或没收。^[25]

郑州市国棉四厂的职工和红卫兵们打掉了“龙头鹤舞”的大门和厂露天舞台上的“嫦娥奔月”图像。郑州纺织机械厂职工则与红卫兵一起捣毁了厂内所谓的“封建主义遗物”，清洗了厂区和各车间的标语牌，换上了毛泽东的语录和“革命”口号。^[24]

洛阳市红卫兵在价值连城的龙门石窟砸掉了无数小佛头像。^[24]

杭州市，红卫兵捣毁了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苏小小墓和“平湖秋月”碑牌。虎跑的老虎塑像、岳王坟的岳飞和秦桧像等都不见踪影。^[24]

海口市，红卫兵捣毁了座落于市郊滨涯村的海瑞墓。原为石砌的基穴，前立神道碑、石供器、石人、石狮、石羊、石马、功臣坊及亭园都被砸毁。位于山西省北部偏僻的崇山峻岭之中的佛教圣地五台山，也遭到红卫兵破坏。南山寺门前汉白玉扶手上的雕饰狮子头全部被砸毁。^[26]

占私房。1966年8月23日起，北京市拥有私房产权的市民在红卫兵威胁下，开始向房管局申请上交房契。^[22]

逐修女。1966年8月24日，北京红卫兵到玛利亚方济格修女会，开始驱逐罗马修女。8月26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宣布：取缔玛利亚方济格修女会，并接管由这个修女会所办的圣心学校。8月31日，由公安人员和红卫兵押送，8名外国修女被驱逐出境。^[22]

1966年8月下旬，北京市百货大楼门前、上海市南京路口、贵阳市繁华街道都贴有告示：妇女都要剪成“三八”式齐耳短发，男子不许留“飞机头”、“螺旋宝塔式”等发型；穿火箭式尖头皮鞋的当场破尖，穿“牛仔裤”的要剪开裤管。各地的大中城市的主要街道上都设立红卫兵“破旧立新站”，许多妇女当场被强行剪去满头青丝，穿高跟鞋的被勒令当场扭掉后跟，牛仔裤被当众从裤管口直剪到大腿根。^[27]红卫兵看到凡有打辫子的女人就给剪头发，如果不服从就削光头。看到穿尖皮鞋则用斧头、刀子砍去尖的部分。看到穿牛仔裤就用剪刀剪破。^[28]

除改名之外，红卫兵开始干预群众的风俗、习惯，如：不准群众烧纸烧香、上坟祭祖、相互拜年和走亲访友，不准按传统仪式操办红白喜事，不准宗教人员信教，等等。甚至群众的衣着、发型也要按照红卫兵的要求“破旧立新”。如：刨掉多年种的花草，只放上几个语录牌。甚至把幼儿园里的一些布娃娃都放进了火炉里，避免娃娃们从小就崇洋媚外。如果是中国布娃娃，也一律去掉花裙子、花衣服，裹上绿布，权当绿军装，学红卫兵。那么多布娃娃，一时没有足够的绿布做革命服装，情愿光着屁股，也不穿那种表现资产阶级思想的花衣裳””。^[19]

北京“破四旧”升级进入高潮期，北京城乡地掀起一个以批斗“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为名的打人抄家浪潮，一时间市区、郊区县，发生多起打杀“五类分子”事件。大街上出现了用载重汽车押着批斗对象到处示众的行列。自“8·18”大会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北京市有11.4万多户被抄家或被迫和闻风自动交出各种财物。^[12]据不完全统计，查抄的大量金银和金银制品，以及现金、存款、公债、外币4478万元，图书235万册。由有关部门收购、收存的文物、字画、硬木家具等实物330.5万多件。8月下旬至9月底的四十天内，全市有1700多人被打死，有8.5万多人戴上“地、富、反、坏、右”的帽子被驱赶出京。社会生活陷入了极度动荡之中，全城一片混乱。^[12]

上海是民族资本家、学者的聚集地，红卫兵对其伤害程度也是最深的。据统计，从1966年8月23日到9月8日，红卫兵在上海市抄家8422户，其中1231户为高级知识分子和教师家庭。运动期间大量私房被没收。1966年6月至8月之间华东师大被运动整治的教职员工人数高达194，占当时干部总人数的12%。^[29]破”四旧“期间上海的教堂和十字架都被砸坏，祭坛被损毁，《圣经》被烧；龙华古寺和静安寺的许多佛像在红卫兵的棍棒下被捣毁，大量佛经、法物、佛像被扔到大街上焚烧。^[29]

福建省共搜查了80268户，占全省户数2.37%。红卫兵还把一些坏分子揪出来进行批判斗争并戴上高帽游街。在“破四旧”中，据不完全统计，福州市区自1966年8月23日至1967年5月4日止，有8000余户被“造反派”随意抄家，造成文物和财产的损失和丢失。至9月底，龙溪全地区共强行入室1099户，全地区共无理搜去资材黄金407.63两、银元72087枚、银器516斤、现金55055元、英文打字机1架、照相机51辆、手表63只、收录机9台，以及许多珍宝、贵重药品等财物28。在大抄家中，漳州地区有2649人遭游街示众，有2560人遭批判斗争。^[30]

漳州地区在红卫兵建立之初的10天内，据不完整统计，共戴高帽游斗87人，其中市属单位82人，省地属单位5人。漳州市之外9个县共游斗81人，最多的是诏安县共42人34。红卫兵自以为是捍卫无产阶级文化，不分青红皂白的“破四旧”，给中文化带来了很大的损害，践踏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物质积淀。^[31]

济南市至1966年10月13日，抄家20075户，占全市总户数的13.11%,其中，有7400户、22197人被赶往农村。这些行动，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极大混乱。^[32]

成都在“破四旧”的同时，红卫兵对所谓“黑五类”、资本家和其他“封、资、修分子”进行了抄家。公民的合法权利受到粗暴践踏，大量现金、书籍、字画、首饰、古玩和其他财产被收缴或烧毁。抄家活动席卷全市。据统计，仅1966年8月下旬，成都红卫兵抄家即达8000多户。在“破四旧”的同时，全市掀起了“红海洋”的浪潮。大街小巷的门面都要漆成红色，写上毛主席语录和标语。“破四旧”抄家和“红海洋”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浪费。^[17]

武汉市的抄家的范围包括原工商业者、地主富农、右派、民主党派、社会知名人士、国民党起义投诚将领与军官，或有一定名气的文化艺术教育界人士，到后来发展到党政负责人甚至一般市民，都是红卫兵抄家的对象。在抄家的过程中，大批文化典籍，文化珍品，字画等被抄走，以后大部分流失或部分被焚毁，损失难以估计。根据不完全统计，红卫兵在武汉共查抄21000家，抄出黄金550千克，白银900千克，银元267000块，现金与存款440万元。抄家还抄出了大量的图书。还有一部分工商业者的私房在抄家中被强占或没收。批斗、打人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据不完全统计，在乱揪斗中共发生自杀案件112起，死亡62人，游斗折磨致死的有32人。批斗的对象由最初的地、富、反、坏、右发展到民主党派人士、党政负责人、文化艺术界人士、宗教界、教育界人士甚至个别的工人、农民和市民。^[25]

至1968年暑期，大学不招生，六六、六七、六八3届高中毕业生共400多万人呆在城里无事可做，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33]同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指示，并刊登了《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报道，希望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生产一线去。^[34]随后在全国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35] 50年代到70年代末有接近2000万知青上山下乡，红卫兵运动逐渐停止。^[35]

1966年，自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破“四旧”运动开始，这场运动被称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文化之殇。^[36]破四旧运动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左“思潮影响下的产物。^[2]破四旧运动中庙宇损毁，砸塑像，挖古墓，焚古书，失去了具有历史信息的文物古迹。“破四旧”的“革命造反”行动造成了社会的严重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经过红卫兵的“横扫”，“处处是革命的标志和文字，处处是革命的语言和歌声”。地名的“大革命”，带来了地名的大混乱。一则地名改动幅度大，重名多，从未经过哪个部门批准。造成地名的大混乱，给社会秩序和人民生活带来很大损失和不便。邮电部门是受影响最直接的。^[37]毒害一代年轻人思想，红卫兵运动几年导致青年学业荒废。国家财产及珍贵文件遭受重大损失。^[38]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金光耀评价说，仅1966年6月，复旦大学仅贴大字报就用程糊七千斤、白报纸五百令，墨汁是成桶成桶购买的。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顾颉刚在1967年5月18日的日记中提到，由儿辈处得知，由运动开始到当时，仅北京一地，大字报之浆糊纸张，已达十二亿元。^[39]

^[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