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川义则

白川义则（日语：しらかわ よしのり、英语：Yoshinori Shirakawa，1869年1月24日—1932年5月26日），大和族，日本爱媛县人，日本陆军大将、曾任日本关东军第4任司令官、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4][5][6][3][1]}

1869年，白川义则出生于日本松山藩一户没落的藩士家庭，早年学习于陆军教导团、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任陆军少尉职务。1893年，白川义则进入日本陆军大学学习，期间曾短暂退学参与甲午战争。白川义则从陆军大学毕业后，先后晋升为步兵大尉和少佐，历任步兵联队中队长和大队长等职务，并在1904年参与了日俄战争，在首山堡攻击战中以勇悍闻名，此后白川义则又相继担任了日本关东军第11师团参谋长、日本驻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等职务，并参与侵略中国，军衔也逐渐升至陆军中将。1923年，白川义则升任至日本关东军第4任司令官，并在1925年被授予陆军大将军衔。白川义则在关东军司令官的任期内，为了扩张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利益，拉扰奉天军阀张作霖的将领郭松龄反对张作霖，之后又联合张作霖镇压郭松龄。1927年，白川义则担任陆军大臣，在任上积极拉拢蒋介石。但白川义则强烈反对中国统一，并在1928年三次出兵侵略山东，阻扰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继续北伐，又在同年的皇姑屯事件中，包庇了河本大作。1931年，白川义则与关东军第9任司令官本庄繁共同策划了九·一八事变。白川义则从陆军大臣退职后，担任了军事参议官，并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被昭和天皇钦点，担任日军驻上海派遣军总司令，率军进攻上海。最终，白川义则迫使中国第十九路军退出上海，并签订了淞沪停战协议。1932年4月29日，白川义则在上海虹口公园被王亚樵派遣的朝鲜爱国者尹奉吉刺杀，5月26日伤重不治而死，后被追晋为男爵。^{[5][7][6][8][9]}

学者邓沛认为，白川义则是一名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和战争罪犯，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学者崔再尚认为，白川义则的死，是中韩两国人民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胜利。^[2][8][9]

1869年，白川义则，幼名精一郎，出生于日本松山藩（今日本爱媛县松山市），其父亲白川亲应是松山藩藩士。由于家庭逐渐没落，作为旧藩士白川亲应第三子的白川义则因为经济问题，没有完成中学学业，便从当地的松山中学（现爱媛县立松山东高等学校）辍学回家。白川义则辍学后在县里做过仆役和小学代课老师勉强给家里糊口。但在其父白川亲应去世后，家里越发穷困。为了寻找出路，白川义则决定去参考免学费的陆军教导团，虽然白川义则个子不够合格，但是最终还是在1884年1月勉强考入了。两年后白川义则从陆军教导团毕业，17岁的白川义则接着又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开始了职业军人生涯。^[2]

1890年7月26日，白川义则以优异的成绩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期步兵科毕业，并且与宇垣一成和铃木庄六是同期同学，他们三人并称为“陆士一期三杰”。毕业后，白川义则又马上奔赴德国留学，并在1891年3月26日被授予陆军少尉军衔。留学归国后，1893年11月，白川义则进入日本陆军大学第12期继续学习深造。但随着1894年7月甲午中日战争的爆发，白川义则暂时退学参战，并在同年8月晋升为中尉，11月随着部队开赴前线。甲午战争结束后，白川义则于1895年7月随部队返回日本休整，在第二年2月29日，白川义则重新回到陆军大学继续学业。1898年2月，白川义则晋升为陆军大尉，同年12月白川义则从陆军大学毕业，并担任日军第五师团步兵第21联队中队长。^[2]

1903年6月，白川义则晋升少佐，并升任第五师团步兵第21联队大队长。一年后日俄战争爆发，白川义则率部参战。在俄日两军辽阳会战中，白川义则所部负责攻占首山堡。在发动对首山堡的前夜，白川义则与和后来被追封为军神的橘周太一起对前线进行了战地侦察，第二天白川义则所部与橘周太所部同时向俄军首山堡阵地发动了突击。起先，白川义则用双筒望远镜看着前线战况，但看到橘周太竟然亲自带头冲入了俄军阵地，于是白川义则也带着队伍冲入俄军阵地。首山堡激战后，日军付出惨重代价攻占了首山堡，白川义则所部包括他在内，只剩下5人，先前带头冲锋的橘周太战死，其部近乎全军覆没。白川义则在首山堡激战中，亲入敌阵，子弹从前后而来，枪林弹雨中白川义则却毫发无伤，遂以勇悍闻名。^[2][10][11]

日俄战争结束后，白川义则于1905年10月担任陆军省人事局课员，1909年12月，白川义则晋升为大佐，随后调任步兵第34联队联队长。1911年3月，白川义则前往中国东北，并在同年6月出任日本关东军第11师团参谋长，参与日本关东军侵略中国的行动。1913年9月，白川义则从中国东北关东军调往中国华中地区，任日本驻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两年后，白川义则晋升为陆军少将，并调任日军步兵第9旅团长。1916年8月，白川义则从中国回到日本，并回任日本陆军省人事局局长。1919年，白川义则升为陆军中将，并担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校长。1921年8月，白川义则重回日本关东军第11师团，担任师团长，并参与日军侵略西伯利亚的行动。不久，白川义则又调任第1师团师团长，并在同年1922年10月任陆军省次官，后又兼任日军航空局长官。1923年，白川义则再次来到中国东北，并在同年10月出任日本关东军第4任司令官，再次进行侵略中国东北的行动。^[2][1][12]

1925年3月28日，白川义则晋升为陆军大将，此时东北局势也迅速发生了变化。1925年11月23日，中国东北奉系军阀内部的郭松龄率部在河北滦luán州倒戈反奉。由于日本人在东北虽然常年资助和拉拢奉系军阀张作霖，但张作霖一直坚持不当卖国贼的底线，对日本人总是虚与委蛇，于是日本人对张作霖早有不满。因此，当白川义则得知情况后，迅速派人面会郭松龄，探寻郭松龄的对日底线，试图扶持郭松龄，取代张作霖，让日本在东北的利益最大化。日本方面与郭松龄密会，威胁提出让郭松龄承认张作霖对日本所作出的各种承诺，但郭松龄拒绝了日本人的威胁与要求，并且还要求日本关东军保持中立，不要介入此事。同年11月30日，郭松龄通电称所部为“东北国民军”。实际上这个时候，日本采取的策略仍然是对郭松龄和张作霖两方同时拉拢，两边下注，以便见机行事。^[2][13][14]

由于事发突然，郭松龄准备充分，加之又有冯玉祥暗中相助郭松龄，郭松龄所部很快逼近奉天省城，张作霖急忙向白川义则及日本关东军求援。于是，白川义则派关东军参谋长斋藤奉偕同三浦中佐会见了张作霖，向张作霖当面提出了条件，要求日本人在东三省全境和内蒙古东部地区享有商租权，并且将延吉、珲春等县行政权转让日本，同时允许朝鲜铁路连通东北等五项条件，张作霖被迫答应与白川义则签订了五条密约，以换取日本出面阻止郭松龄部、必要时可直接出兵。^[2][15][16]

12月6日，郭松龄所部进入东北后，并于12月7日攻占锦州。于是，白川义则命令日本关东军于12月7日起，迅速由铁岭、辽阳、海城等地集结于奉天省城警戒，并声明不干涉中国内政。此时，对于日本来说，继续支持张作霖比支持郭松龄更有利可图和更加保险。12月8日，日本内阁会议上激烈争论，主张援助张作霖的呼声甚高，最终通过援助张作霖的决议。12月9日，白川义则按照内阁决议，以中间人的身份同时向郭松龄部和张作霖奉军发出了第一次警告，要求双方不得扰及满铁附属地及日军守备区域，禁止在南满铁路附属地附件进行战斗。^{[2][17][15][16][14]}

郭松龄所部在军事上进展顺利，相继攻占大孤山、白旗堡，右翼于12月13日晨准备渡过辽河进入营口，但白川义则命令日军禁止郭松龄所部渡河。由于营口的奉军早已全部撤走，因此并不存在日军所警告的战斗行为。于是在14日，白川义则又以维持治安名义禁止郭松龄所部进入营口。对此，郭松龄提出了严重抗议。12月15日，在白川义则的强烈主张下，日本内阁决议以“补充派兵”的名义出兵中国东北，从日本本土和朝鲜调动大批日军到“满洲”，增援张作霖。同时，白川义则按照日本内阁的命令，向郭松龄和张作霖双方发出第二次警告，严禁中国军队在南满铁路附属地两侧以及离铁路20华里以内有直接战斗行为，并禁止对附属地治安有紊乱之虞的军事行动，否则一概缴械。但日本内阁的决议允许两军再不发生交火行为的前提自由通过，但白川义则公然拒绝此部分内阁决议，仍然禁止郭松龄所部进入营口。^{[2][14][15][16][17]}

12月18日，白川义则移驻奉天省城，坐镇指挥东北日军。12月19日，日本关东军援军全部抵达中国东北，代张作霖奉军驻守奉天省城，张作霖奉军悉数开往前线与郭松龄所部作战。12月22日，郭松龄所部与张作霖奉军在巨流河展开决战。此时，在白川义则的指挥下，在奉军后方有一个日军师团驻守沈阳，两个日军师团在沈阳城北布防；在奉军与郭松龄部的正面战争上，日军一方面以80架飞机，携带重型炸弹向郭松龄所部实施轰炸，配合张作霖奉军的正面战场。另一方面又以“南满附属地不得干犯”为由阻止郭松龄所部前进。同时，白川义则还命令部分日军乔装奉军，例如化名黄幕的荒木五郎少佐率领一支配备重炮的炮兵参加张作霖奉军，是永重夫率黑龙江骑兵袭击了郭松龄所部后方白旗堡，林大八中佐率领吉林炮兵攻击新民的郭松龄部侧面。12月23日，郭松龄所部遭到惨败，郭松龄本人不久也命丧新民。借助此事件，白川义则成功的将关东军部署至奉天等东北大片地区，同时也开创了关东军不顾日军中央的指示，独断专行的先河。^[2][16]

1926年7月后，白川义则奉召回国，任军事参议官。1927年4月20日，白川义则擢zhuó升为陆军大臣，进入田中义一内阁。在白川义则出任陆军大臣之际，中国正发生着巨大变化，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集团逐渐成为中国的势力中心。1927年宁汉合流后，在权力斗争中，蒋介石“以退为进”，通电下野，转赴日本，寻求日本的理解和支持。通过联系，白川义则和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等分别与蒋介石进行了秘密商谈。通过密谈，日本军政界都表示要支持蒋介石政权，并且借予蒋介石4000万日元，以助其安定中国后，两国进行经济合作等。蒋介石也向日本表示中国将承认日本在“满洲”有特殊权益，并且国民政府会坚决反共到底。^[2]

对于蒋介石，日本的方针是打拉兼施。在反共问题上，日本坚决支持。但是对于国民党军队的继续北伐，日本则坚决反对，认为北伐将威胁到日本在山东及东北的利益。田中义一内阁也通过各种途径将这一意向反映给蒋介石。^[2][18]

1927年底，蒋介石回到上海后，与宋美龄完婚，通过江浙财阀，蒋介石确立了与英、美的关系。1928年4月，复出的蒋介石指挥部队开始北伐，虽然蒋介石已知日本对北伐的态度，但蒋介石向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发出善意，承诺尊重各国在华利益。但日本政府并不理睬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善意。亲日的张作霖、张宗昌等部在蒋介石国民党军的进攻下，已经节节败退。4月16日，日本驻济南武官酒井隆呈请日军参谋总长铃木庄六对中国出兵，同时，日本驻青岛总领事藤田荣介和代理驻济南总领事西田阱一也向日本政府呼吁尽早出兵。在此情况下，白川义则与首相田中义一、海军大臣冈田启介商定出兵中国山东。4月17日，日本内阁召开会议，会上，白川义则声称要保护日侨，因此必须出兵山东，声称“出兵的时机已经到来”。然而，日本财政大臣高桥是清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大规模出兵在财政上有困难，并且此举有可能刺激中国，为此两人在内阁会议上展开激烈争吵。第二天，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与白川义则专门进行了会谈，在白川义则的力促下，田中义一最终决定把驻中国东北的步兵第10师团第33旅团调往青岛，这是日军第一次出兵山东。但白川义则认为仅仅增派一个旅团远远不够。于是在4月19日，在纪念田中义一内阁成立一周年召开的临时内阁会议上，白川义则再次要求增派兵力，最终促成第6师团及“临时济南派遣队”开赴山东，日军第二次出兵山东。4月25日，日军第6师团到达青岛，根据武官酒井隆的要求，第六师团又擅自开赴济南。^[2][18]

1928年5月1日，国民党北伐军刚刚进占济南。自5月1日起，日军也陆续开进济南，并在各路口配置兵力，禁止中国军队通行。同时，日军不经交涉，擅自抓捕中国士兵，还擅自枪杀了中国军队的运输队长。5月3日，日方蒙骗蒋介石国民政府，称日军即将撤出济南城，于是蒋介石政府并未在济南城内采取任何防范措施。就在当天上午，日军阻止中国军队送患病士兵就医，双方发生流血事件，城内各处日军乘机制造流血事件，并且还残杀国民政府山东交涉员蔡公时及公署人员。消息传回日本，白川义则再次要求内阁从关东军和驻朝鲜军中抽调两个旅团开赴山东。5月4日，日本内阁批准了白川义则的方案。5月6日，日本关东军第14师团第28旅团及其他特种部队2000多人开赴山东济南，并且日方不事先警告便用大炮轰击济南。5月7日，白川义则与参谋本部首脑共同制订了《对华方案》，其中宣称济南城内一系列中日冲突都是“中国人日积月累轻蔑日本人的心理的具体表现”，因此白川义则声称要“显示皇军的武威，使全中国感到震骇，根除中国轻侮日本的观念，为在整个中国发展国运奠定基础”。为讨论白川义则的方案，日军参谋本部、陆军省专门召开了军事参议官会议。5月8日凌晨，中国方面派熊式辉与罗家伦携带蒋介石答复条件前往济南与日本协商，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也在当天主持内阁会议，未待中方答复，在白川义则等人的一再坚持下，日本内阁决定采纳《对华方案》，对山东地区的中国军队发起全面进攻。5月9日，日军参谋本部下达命令，调派日军第3师团及其他特种部队20000人，实施第三次出兵山东。在以白川义则为代表的军界首脑人物的支持下，日军第6师团面对奉行妥协的国民党军，迅速于5月11日占领了济南城。济南陷落后，日军以搜查北伐军为名，肆行奸淫掳掠，住户稍有反抗，即遭枪杀。^[2][18]

济南惨案后不久，1928年6月4日，日本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一手制造了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一时间，日本军政高层大哗，以白川义则为代表的军方借机提出让关东军出兵，动用武力实现侵占东北的全盘计划。白川义则还以军方势力日本向外务省施加压力。但这一次，受国际国内舆论及政局的影响，并且张学良奉天当局的镇静处置，很快便稳定了东北局势。于是，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6月7日的内阁会议上拒绝了陆军大臣白川义则的提案，理由是根据东北现状，没有使用武力的必要。于是，日本军界与政界又围绕着针对处理河本大作的问题，展开了争斗。^[2][19]

白川义则作为军界首脑之一，极力主张庇护河本大作。1928年6月26日，日本陆军部首脑把河本大作召回国内，进行了长达一周的秘密讯问。而政界元老西园寺公望要求军方公布讯问的结果，公布皇姑屯事件的真相，并对对肇事者河本大作严加惩处，日本内阁首相田中义一也向军界施加压力。但白川义则顶住政界的压力，坚决不公布事件真相，坚持不处分河本大作。同时，白川义则作为陆军大臣，军方首脑，却对军界内持相左意见者进行了处理和打压。^[2][19]

白川义则代表军方与西园寺公望、田中义一等政界势力相斗了一年，时至1929年6月27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再次要求白川义则必须扩大惩处皇姑太事件相关肇事人的范围，白川义则以提出辞呈相挟。在白川义则的坚持下，在一天后的内阁会议上，通过了白川义则提议的关于处分肇事人的方案和公布事件内容的文件。白川义则在内阁会议期间进宫上奏，请求裕仁天皇裁决，仅对肇事人河本大作进行行政处分。1929年7月1日，在宣布给河本大作停职处分的同时，田中内阁宣布倒台。白川义则也辞去陆军大臣一职，出任浜口雄幸新内阁的军事议定官。^[2][20][19]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军界首脑与关东军就如何处理事变善后事宜产生了分歧。日军参谋本部在1931年度的形势分析中，把解决满蒙问题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承认国民政府主权条件下，建立亲日政权；第二阶段是建立独立国家；第三阶段是占领满蒙。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是以占领满蒙为目的，但在事变后的不久，包括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在内的关东军参谋部，不得不放弃了占有满蒙的目的，而改为建立“独立国家”（即后来的伪“满洲”国）的方案。其原因是当时的日本军部首脑相比关东军而言，认识上总是慢一拍。军部大部分人只赞成第一阶段，即在承认国民政府主权条件下，建立亲日政权，而日军参谋总长和陆军大臣两位领导人则更是在一开始连第一阶段都反对，主张只把事变单纯地当作突发事件来处理。^[2]

1931年9月30日，白川义则参加了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首脑会议，参与制定了《关于解决“满洲”事变之方针》。10月8日，白川义则又参加了日本陆军三长官会议，参与制定了《时局处理方案》。10月18日，为了节制关东军，使之理解军部的方案，作为军界元老的白川义则在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今村均的陪同下前往中国东北，要求关东军按照军部的方案作为解决“满洲”问题的方针，迅速促进建设“独立国家”，其领域范围是东北各省及内蒙地区，表面由中国人来统治，其实权由日本来掌握。尽管白川义则的方案遭到了以石原莞尔为代表的关东军强硬派反对，但在白川义则与之激烈论辩后，石原莞尔等人不得不做出让步。^[2]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日军经过多次增兵，两次易帅，均遭到失败，激起日本国内军界的强烈不满。于是，日本内阁决定组建上海派遣军，并且裕仁天皇钦点白川义则担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负责统一指挥正在上海作战的第9师团、上海派遣混成旅团及准备增援上海的第11、第14师团。^[2]

1932年2月26日，白川义则携同幕僚从日本东京车站出发，于次日到达德岛县小松岛，乘坐日军第2舰队的妙高号旗舰，与日军第11师团先遣部队同行驶向中国。三天后，妙高号到达中国长江口，当天，白川义则便听取了上海派遣军参谋长田代皖一郎少将等官员关于上海附近战况的报告。白川义则综合各种信息，迅速捕捉到中国守军在左侧浏河地区江防不足的弱点。白川义则汲取日军前三任指挥官正面进攻失利的教训，计划从翼侧浏河登陆，两面夹击中国淞沪守军。于是，白川义则当即决定，命令第9师团等部正面进攻淞、沪，以日军第3舰队护送第11师团主力在七丫口、杨林口、六滨口等地强行登陆登陆，同时对所属各部，包括飞行部队以及配属作战的海军航空部队下达了作战命令。^[2]

1932年3月1日，白川义则命令日军第9师团等部按计划正面进攻，在闸北、江湾、庙行各方面都发动了进攻，与此同时，日军第11师团主力，利用浏河方面中国兵力单薄的弱点，在七丫口、杨林口、六滨口等地强行登陆。白川义则获悉战况顺利后，遂换乘日军吹雪号驱逐舰出发，由吴淞铁路码头登陆，进入设在公大第一纱厂的派遣军司令部，当即对外发表声明，对中国政府和军队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并为其侵略行径开脱罪责。同日，18时30分，白川义则命令日军第11师团于3月2日占领浏河镇，并与第9师团协同，在海军及飞行队配合下包围攻击中国军队主力。^[2]

由于浏河失守，3月2日晚，中国守军全部退守位于嘉定、黄渡一线的第二道防线待援。日军于当晚占领了上海后，白川义则命令第9师团向真如镇方向攻击前进，第11师团攻占浏河镇后，以其主力向嘉定、南翔镇方向攻击前进。不久，白川义则又下达攻占真如镇、嘉定、南翔镇一线的命令。^[2]

由于讨论上海停战问题的国际联盟大会于3月3日在日内瓦召开，日军参谋本部发给白川义则的电报中要求在三日内最低要在既定作战范围内尽全力追击中国军队。由于中国军队已经撤退，白川义则遂令日军于嘉定、南翔镇、真如镇一线停止作战行动。3月3日，淞沪战事结束。^[2]

正当中日双方在国际联盟的调停下，进行停火谈判期间，日军不顾中方的一再反对，坚持要借4月29日庆祝天长节（裕仁天皇生日）的机会，在虹口公园举行“淞沪战争祝捷大会”，以炫耀日军武力，对中国军民进行挑衅。得知此消息后，十九路军元老、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兼京沪卫戍总司令陈铭枢秘密到达上海，约见了蔡廷锴kǎi、蒋光鼐nài等十九路军将领，并与反蒋反日的“中国暗杀大王”王亚樵密议采取一次暗杀行动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气焰。因为当日的活动只允许朝鲜人和日本人进入会场，所以他们通过王亚樵联络到朝鲜独立运动领导人、“韩人爱国团”领袖金九。金九在中国秘密成立了“太洛太”（武工队），专门从事刺杀日本高级军政要员的活动。金九欣然接受使命，也想借机为朝鲜独立运动增加声势。金九找到了于1931年8月来到上海的尹奉吉，向其直言在日军“祝捷大会”发难的重要性，尹奉吉毫不犹豫的答应下来，“太洛太”女队员李东海也自愿加入行动。为了确保刺杀成功，尹奉吉等人进行了紧张的准备。金九在一处秘密住宅的地下室里，把两枚烈性炸弹分别安装在日本军用水壶和日产便当（饭盒）内。这两枚炸弹的设计和安装十分巧妙，从外形上看不出任何可疑之处。^{[2][5][21][20]}

1932年4月29日8时之前，尹奉吉顺利会场，他身穿新西服，肩挎军用水壶，一手提着饭盒，一手摇动着日本国旗，与其他日侨一道，进入虹口公园会场。刺杀行动以尹奉吉为主，李东海为掩护，因此，李东海留在公园外接应。10时整，庆典开始。白川义则与植田谦吉、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以及日本驻沪居留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贞次等七位军政要员依次就坐检阅台。日军为了显示军威，首先举行阅兵仪式，鸣放礼炮21响，在阅兵总指挥植田谦吉下令检阅开始，受阅部队以第9师团为主、第11、第14师团代表部队及军直属部队、海军和航空兵部队共约15000人依次通过检阅台，接受白川义则的检阅。^{[2][22][21][5]}

11时30分左右，“祝捷大会”进入高潮。河端贞次、村井仓松先后致辞，台上台下高唱日本国歌。18架日本飞机在歌声及礼炮声中呼啸飞过。在雨雾弥漫之中，全场1.3万名日军官兵和数千名日侨注意力都集中到检阅台上的两面巨幅日本国旗上。这时，尹奉吉冲出人群，在距离主席台几米远的地方，将水壶型炸弹奋力掷出，准确地落在白川义则、河端贞次两人中间。河端贞次被当场炸死，白川义则被炸成重伤，当即被送进平凉路的日军兵站医院，在连续几次手术中，医生先后从白川义则身上取出204块弹片。术后，白川义则患上败血症，经抢救无效于1932年5月26日去世，成为全面抗战爆发前在中国毙命的日军最高将领。当消息传回国内，裕仁天皇非常惋惜，并追封白川义则为男爵。^[2][23][24]

学者崔再尚认为，白川义则的死，是中韩两国人民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胜利。^[8]

学者邓沛认为，白川义则是一名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和战争罪犯，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