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形文字

楔形文字（Cuneiform script）又称钉头文字，主要分布在美索不达米亚（今伊朗伊拉克地区），是由苏美尔人在公元前3200年左右所发明的已知最古老的文字。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元年，楔形文字是美索不达米亚唯一的文字体系，后发展成为西亚地区通用交往媒介，公元元年失传，现今无人使用。^[1][2]

楔形文字是由图画符号发展而来的，属于象形文字。苏美尔人在泥板上压出来的文字符号，泥板上的字线条笔直形同楔形，这是楔形文字的主要特征，已发现的楔形文字大都写于泥板，少数写于石板和金属等上。^[3]经苏美尔人与巴比伦人等民族的长期使用与改造，发展成熟，成为表意文字。在古巴比伦时期(公元前19-前18世纪)，约有600个楔形文字。在亚述时期（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609年），大约有570个基本楔形文字，其中300个常用。^[4]在帕提亚时期（前126-227），楔形文字全部失传。^[5]17世纪至18世纪，随着两河流域考古发掘工作的进行，楔形文字重现。^[6]

19世纪，楔形文字被破解后，研究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及其所使用的楔形文字的一门人文学科——亚述学形成。^[1][7]在计算机等信息技术的发展下，亚述学的研究还出现了“数据库革命”，即把大量楔形文字材料文本和图像录入数据库，从而为世界各国亚述学研究者提供最齐全的第一手研究资料。^[7]在对楔形文字的译解中，以其为载体而得以保存和流传的文化遗产也被逐渐发掘，如苏美尔-巴比伦文学作品等。^[8][9]

楔形文字，最初被阿拉伯人称为“钉头文字”（Mismari）。^[10][2]1700年，英国学者托马斯·海德（Thomas Hyde）首先将这种文字定名为“楔形文字”（Cuneiform），此后，这一称呼被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接受。在印欧语言中。“cuneiform”成为“楔文”的通称， “Cuneiform” 来源于两个拉丁语单词cuneus（楔子）和forma（形状），而楔形文字是苏美尔人用削成三角的芦苇笔代替笔尖，在泥板上压出了的文字符号，泥板上的字线条笔直形同楔形。由此可见，“楔形文字”的名称由来与其字形有直接关系。^[11]

楔形文字在不同时代由不同民族使用，书写不同的语言。在公元前3200年左右，楔形文字被发明后，苏美尔人用其书写苏美尔语言，这长达1000多年。^[3]在公元前3000末，阿卡得人打败苏美尔诸国，统一两河流域， 并用楔形文字书写阿卡得语言长达1000多年。此后，楔形文字传播到其他民族，例如巴比伦人、亚述人、加喜特人、米坦尼人等，尽管他们的民族语言不同，但都使用楔形文字书写。^[3]

从已发现的楔形文字载体来看，楔形文字主要被写在烧制或晒干的泥板、石板、泥鼓、多面棱柱、滚筒印等各种各样类型的物体上。^[12]苏美尔人用尖头笔在泥板上写完字之后，会把泥板晒干或者进行烧制，这样泥板的文字得以长期保存。如果书写需要保密的文件，则用另一块泥板盖上，保护有文字的泥板，或者在两块泥板的四边接合处用软泥封住，加盖印章，这种书写方法称之为“压写”。^[10]因为泥板容易打碎，所以用于特殊纪念的则写在石碑上。此外，在尼尼微宫殿遗址（位于伊拉克），出土了泥六棱柱，它的六个侧面上写满了楔形铭文，记录了亚述王率军队征服敌人的战斗过程，而这泥六棱柱是通常埋在宫殿或神庙地基里奠基铭的载体。^[13]

楔形文字的起源一直是个谜团，许多学者都曾做过相关研究，得出各种观点。有关楔形文字起源的观点主要有两种：西方的各种百科全书记载楔形文字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渔猎生活中的特殊沟通方式；苏联的《世界通史》记载楔形文字的起源与古代苏美尔地区发达的社会组织需要有条理的通讯密切相关。这种通讯使用的画图符号逐渐演变为楔形文字。^[3]此外，在20世纪70年代，考古天文学家米查诺斯基（George Michanowsky）等人认为楔形文字起源于6000年前的船帆座X号超新星的爆发（supernova explosion on a onstellation named Vela X）有关。米查诺斯基发现在较早的泥版文书记载中出现大量的对同一颗星的记录，而其他学者发现最早和最多使用的楔形文字是“星”和“神”，这两个字非常相似。因此他推测有关这颗星的图画记录逐渐演变为楔形文字。^[3]

楔形文字起源是未解之谜，但苏美尔人的《恩美卡与阿拉塔之君》与《伊南娜与恩基》提到了楔形文字起源。^[14]

在《恩美卡与阿拉塔之君》中，恩美卡为重建神庙，派遣使者去别国求取建筑材料。使者通过复述传递向两位国王传达信息。但复述无法满足需求，于是库拉巴(乌鲁克的一个地区）的国君把他的旨意写在泥板上，泥板上的文字便是楔形文字。但史诗只表明是谁首次把楔形文字写在泥版上，并没有表明是谁发明了楔形文字。^[15]

在《伊南娜与恩基》里，伊南娜是乌鲁克的护城神，渴望为乌鲁克得到文明要素。于是她找到她的父亲基恩（智慧之神），骗取百种文明要素。其中就有“书写术”（苏美尔语的nam－dub－sar）。 “书写术”便是书写楔形文字的手艺。^[16]

此外，贝洛索斯（巴比伦贝尔神庙的祭司）撰写了一部《巴比伦尼亚史》，书中提到欧阿涅斯(鱼首人身)来到巴比伦，教人民言语书写和务农等。言语书写就是书写的楔形文字。但据考证，欧阿涅斯是智慧之神的象征，所以这个神话就是《伊楠娜与恩基》的翻版。^[17]

在公元前40世纪中期，苏美尔人来到两河流域，建立国家，并发明了图画文字。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早期图画文字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苏美尔人对图画文字进行改造：简化图形，增加符号的意义。同时受计数系统的影响，苏美尔人用石子尖角或其他锥状物体在泥球外表压出不同的形状表示数量，随后苏美尔人又用削成三角的芦苇笔在泥板上压出楔形文字符号。这样既有利于统一符号，又提高了速度。^[18]在早期楔形文字中，“同字异音”和“同音异字”很多。为了分辨起见，有一些字用作类别符号而不发音。这些表示类别的字跟汉字中的“部首”在作用上相似，并且这类字写在本字之或者写在本字之后。^[19]同时，为了方便压写，苏美尔人将曲线变成直线，长画用几笔连接的短画。字序也发生了变化，最初从上而下直写的，后改为从左向右横写，这导致每一个字符从直立姿势变为横卧姿势，转了90度。^[19]

在公元前3000末，闪米特族的阿卡德人联合外来势力，反抗苏美尔人的统治，并打败苏美尔人。阿卡德人胜利后，阿卡德人借用苏美尔楔形符号构成阿卡德楔形文字，并用来表达闪语系的阿卡德语，其官方用语阿卡德语虽然也采用楔形符号，但其语言体系却属于塞姆语。^[20]同时，楔形文字的功能发生质变：部分用来表意，其他的都变成了可以拼写外来语的音节符。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阿卡德语代替苏美尔语成为南部两河流域的通用语，苏美尔楔形文字使用范围缩小，成为宗教文字，苏美尔楔形文字继续向简体方向发展。在公元前2100年前后，《乌尔纳姆法典》被颁布，这部人类社会最早出现的成文法典是用楔形文字书写而成。^[21]

在巴比伦朝代（公元前19～前18世纪），巴比伦人简化和整理了苏美尔楔形文字与阿卡德楔形文字，形成巴比伦楔形文字。楔形文字只剩640多个基本字，并从书写苏美尔语转移到书写巴比伦闪米特语。在言语转变的过程中，楔形文字发展了假借和表音的功能，实现了由衍形向衍声过渡；随着文字的扩大应用，又促楔形文字的简化。楔形文字从表示实物的象形转变为表示联系实物的会意。 在第二巴比伦朝代（中期巴比伦朝代），喀西特(Kassites)人侵人两河流域，建立政权，他们的具体史实流传很少，但他们制造了库杜如（记录国王赠予某人礼物的皇室授予的石板或者砖块），库杜如上的文字便是楔形文字。^[22]

在公元前14世纪，亚述(Assyria)成为独立国家，逐步扩张，建立了一个包括两河流域、亚美尼亚和北部叙利亚的亚述帝国。随着亚述版图的扩张，楔形文字成为帝国和中东的国际文字。公元前9世纪起，亚述国王继续扩大版图，成为西至埃及、东至波斯湾的大帝国(新帝国)，楔形文字也成为当时的国际文字。亚述人简化了楔形文字，只剩大约570个楔形文字，其中300个是常用的，后期的亚述楔形文字，逐渐成为音节文字。亚述帝国最后一个国王亚述巴尼拔(Ashurbanipal)建立了图书馆，储藏了大量泥板图书和艺术珍品，出土后，它们被珍藏在大英博物馆。^[23]

在公元前6世纪，新巴比伦朝代振兴，随之而来，楔形文字得到最后一次复兴。在新巴比伦时期，依旧使用楔形文字。但随着波斯的版图扩大以及商业的发展，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波斯人开始使用的字母文字。波斯人取字母的原理，用楔形文字的形式，创制了波斯楔形文字，这种文字受字母文字的影响，放弃了很多的语义。在波斯统治和希腊化时期，尽管一些两河流域的祭司们仍使用楔形文字。但在帕提亚时期（前126-227），楔形文字全部失传。^[5]

公元前3200左右，楔形文字由苏美尔人使用。苏美尔人生活在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也就是”两河流域"， 现为伊拉克(Iraq)，所以楔形文字的主要使用地区为“两河流域”。在阿卡德人打败苏美尔人后，阿卡德语取代苏美尔语成为南部两河流域的通用语，苏美尔楔形文字使用范围缩小。在公元前9世纪，亚述国扩大版图，成为西至埃及、东至波斯湾的新帝国，而楔形文字也成为当时的国际文字。^[24]

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苏美尔人用泥板通过图画的形式记录记录农牧业产品的种类、数量、所有人和分配等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信息。早期的苏美尔象形文字圆笔划多，大小不一，笔划繁多，不易书写。例如，苏美尔人对“大麦”的书写。书吏用带尖木杆在软泥板上刻画下大麦的形象，并将这符号读为še。这就是še最早期的象形字符。^[25]

为了提高书写效率和规范符号形状，苏美尔人不断简化文字符号。在公元前2600年左右，苏美尔人进行文字体改革，象形文字中的圆笔划变成明显楔形的横、竖、斜和拐等几种简单笔划，字型也变成了方形象形字体、从此图画形状的象形文字转变为了楔形字体。 例如 “大麦”的字体的变化，书写工具从书吏使用的写尖头木笔书写，大麦符号的形状发生改变，每一个笔划的起笔处都带有一个三角形的头，使每一笔划像一个小木楔。此外，文字符号的读写次序由原始的从上到下改为从左到右，原来的文字形状因此向左转了90度。经历过三千多年的演变，楔形文字的字体越来越抽象化。^[3]

苏美尔楔形文字初期处于象形文字，但随着图形的简化和符号意义的增加，楔形文字变成了表意文字。苏美尔语的动词、名词和形容词等实词基本上由表意符表示，其主要方法是用一个符号同时表示几个词义相近而发音不同的词。为了区别同一语义符号表达的不同词，它常在语义符号后附加指示读音的表音符，或在语义符前或后附加表意的“定义符”。^[26]通过直译，这些表意符可由大写字母表示，例如：GIŠ代表树木和其他一切木头做的东西。^[27]

原始楔文的结构类型是指原始模文的不同构成方式，“六书”基本可以体现原始文的主要结构类型。尽管 “六书”不能括所有的原始文，但“六书”是分析原始楔文结构类型的最佳切入点。根据 “六书”，原始楔形文字可分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28]

从字形与字义的关系着眼，原始楔形文字中的象形字大致可分了两种：根据物体、人体本义造的象形字；根据两物之间的动态关系创造的象形字。根据物体、人体本义造的象形字包含两种，分别是用整体代表整体的象形字和用部分代表整体的象形字。根据两物之间的动态关系创造的象形字，通常表示行为、动作或行为、动作产生的结果，也被称为象意字。象意字又可分为象姿势和象动作两种类型。^[29]

指事是用某一符号指出某物的具体部位或这个符号身所代表的物体与物体(或抽象符号)之间的空间关系的造字方法。 这类文字一般由基本符号和指事符号组成，即基本符号 + 指事符。例如，在原始楔文中，“嘴”这个字是通过在象形字“头”(SAG)的基础上，在“嘴”或“鼻”的部位加指事符号来表示的。“颈”(GU)这个字的字形是“容器”(DUG) 的指示符号。^[30]

会意字特征：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部分成；每个组成部分拆开后分别是独立的字，但作为会意字的一部分时，它们不是独立的字；每个字原来字义和新组成的会意字的字义有联系。^[31]

在原始楔文中，“吃”(CU)字由“头”(SAG)和“面包”(NINDA)两个字组成。“吃”的姊妹字是“喝”，由“嘴”(KA) 和“水”(A)组成。^[32]

形声字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组成的合体字，一部分是表音的声符，一部分表义的义符。但表音的声符一般不是准确无误地标音，常常只是表达近音;义符也不是准确表义，只表类属。例如，“亲”(AMA)“房子”AM前者是义符，后者是声符。^[33]

转注有两个特点：第一，字形都象形，但字义一定不是字形所像之物本身，而是由它引申出来的一种概念；第二，这种引申义或转义与字形表达的物一定有某种联系，有时这种联系是自然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联系则取决于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和宗教信仰等社会和心理因素。这也决定了专注是特定文化背景的产物。例如，“乳房”代表“儿子”(DUMU)，用“蛇”代表“远古” (SU)。这种引申显然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和宗教观念下进行的，文字的形义之间没有必然联系。^[34]

德国学者魏泰克认为，苏美语中的词汇曾在原始印欧语借词，苏美尔的文字体系（原始楔文），也会借用从原始印欧人的。有些楔形文字不是苏美尔人的首创，而是原始印欧人的首创，例如CIRI“脚”、CURUS“年轻人”和EREN“雪松”。^[35]

两河流域是亚洲“西方”的文化摇篮。在5000年前，两河流域孕育了苏美尔文明。苏美尔人建立了城市和国家，发明了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系统化的文字——楔形文字，建造了塔庙。尽管随着历史的发展，苏美尔人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楔形文字一直被后来的民族使用，苏美尔文化也随之传承。阿卡德人统一了两河流域的中南部，编纂zuǎn了苏美尔语和阿卡德语的双语词典，并改造苏美尔楔形文字，形成了阿卡德楔形文字。古巴比伦帝国和亚帝国相继继承了苏美尔楔形文字，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简化和改编，形成了自己的楔形文字。楔形文字传承之下，是苏美尔文化的传递。现代出土的有关苏美尔语文学作品的文献，大多来自继承苏美尔楔形文字传统的的古巴比伦时期（前2000—前1550）的巴比伦书吏学校的抄本。书吏教师的母语并不是苏美尔语，但他们把苏美尔语作品当作宝贵的经典学习和传抄下去。 只有很少一部分苏美尔语文学作品保留下来，但现代人终于能够通过阅读这些宝贵文献去了解苏美尔文和它留给人类的文化遗产。^[8]

苏美尔语楔形文字是古代近东各种楔形文字的源泉。阿卡德人、巴比伦人、亚述人、迦南人，赫梯人和波斯人都有自己的语言，但他们都借用了楔形文字记录自己的本民族语言。楔形文字出现后，当时的人们把重要的文化、政治、宗教和商业信息都楔形文字记录下来。例如书吏用楔形文字记录供应节日期间的祭祀的大麦数量。这种记录方式保存了世界上一些最古老的书籍和文献，让后人得以窥探古人的文化。虽然苏美尔的语言和文字灭亡了，她孕育出的两河流域文明却因楔形文字泥板而永存于世。^[36]例如，《苏美尔法典》《乌尔纳姆法典》和《汉谟拉比法典》都是用楔形文字记录而来。这些法典的出土向现代人展示了古远东地区独特的楔形文字法。19世纪，随着两河流域文明的主要城市遗址不断被发现，两河流域文明渐渐显现，研究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及其所使用的楔形文字的学科——亚述学形成，此时亚述学者们主要利用资料卡、索引、目录等方式手工收集与整理文献。^[7]

20世纪末，在计算机等信息技术的发展下，亚述学者开始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如数据库建设，逐渐取代传统的文献收集整理方式，推动了亚述学研究的“数据库革命”。2000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建设“楔形文字数字图书馆”（CDLI）项目，将大量楔形文字材料文本和图像录入数据库，为世界各国亚述学研究者提供最齐全的第一手研究资料。德国海德堡大学还发起“材料文本文化”项目，让来自18个学科的约70位学者参与其中，对古今各个文明书写文本材料进行跨学科研究，拓宽了亚述学研究的学科边界。2021年，中国学者刘昌玉主持“亚洲古文字书写技能虚拟仿真实验”项目，通过虚拟现实、仿真技术还原了西亚楔形文字和东亚汉字的书写技能，为中国亚述学发展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和领域。^[7][37]

在考古发掘发现两河流域文明之前，当地拉伯人并不知道这一伟大文明。他们仅仅把古代碑铭文字当作神奇物品，没人想到古代碑铭隐含了苏美尔的历史。阿拉伯人也未曾想过土丘下埋藏的是两河流域文明的遗址。在中世纪欧洲，两名旅行学者对邻近两河流域的土丘产生过兴趣。从17世纪以来，一些欧洲旅行家也对这些土丘产生兴趣。例如，意大利人彼特罗- 代拉·瓦勒 （Pietro della Valle）在1625年发表了他在两河流域游历后写的游记。彼特罗认出了巴比伦遗址，并把发现的楔形文字铭文砖带回欧洲，但无人认识这种的古文字。在1700年英国人汤姆斯将其定名为“楔形文字”。 在1761年，一支丹麦考察队前往近东，队长尼布尔（Karsten Niebuhr）在古波斯首都遗址找到楔形文字石刻铭文。此后许多欧洲人来到两河流域，发掘古物。^[6]

经过几百年的发掘，人们认识了苏美尔文明以及楔形文字是已知的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它由古代苏美尔人发明，阿卡德人改造，巴比伦人继承发展的一种独特的文字体系。但是有关楔形文字的起源还没有得到证实。^[38]

18世纪，被带到欧洲的伊朗楔形文字铭文引起许多学者的兴趣。有学者认出波斯波里斯的几组简短的铭文是三种不同楔形符号写成的三种文字对照本铭文。研究伊朗语言的学者解读了“波斯古经”（古波斯语文件），并确定了古波斯国王的王衔格式是“某某，大王，王中王，某某之子”。在1802年，德国哥廷根一位希腊文教师格罗特芬德（Grotefed） 在学界对波斯楔形文字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伊朗楔形文字铭文进行研究。他用薛西斯（波斯王）的“薛西斯、王中王、国王大流士之子、某某之子”的句式和单词的拼音符，套解波斯波里斯第一组楔文中的各个楔形符号的音值，获得了破译的初步成功。这一发现让学界确定了这种楔文是波斯语拼音文字。在学者的努力下，波斯语楔形文字的41个音节符号的读音和一个单词分隔符全被破译。^[39]

另一个破译楔形文字的关键人物是亨瑞·罗林森（楔形文字之父）。在1835年，亨瑞·罗林森来到近东地区。罗林森利用服务于东印度公司的机会自学了包括波斯语在内的多种近代语言。在1835-1837年间，他完成了200行的波斯铭文摹绘，并读出其中的几百个地名，成功解读了波斯语楔形文字的全部40多个音节符号。 1851年，罗林森发表了第三种楔形文字的读音和译文以及246个符号的音节值和语义，基本上读懂两河流域文明的塞姆语系阿卡德语楔形文字。通过对波斯楔形文字和阿卡德语楔形文字的破译，学者们逐步破译了苏美尔楔形文字。^[40]

在18、19世纪，一些英、法、美等国的考古者在两河流域挖掘出古代废墟，并拿走出土的雕像、浮雕、滚筒印章和工艺品等。这些文物被考古者运回自己的国家，安置在各大博物馆和大学里，其中有：大英博物馆、巴黎卢浮宫、柏林西亚古物博物馆、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等。但在伊拉克、叙利亚等国独立后，开始保护本国的出土文物。为了防止它们外流，并建立了一些可以与西方媲美的收藏并研究古代两河流域文物文献的博物馆和研究机构，例如：伊拉克国立博物馆、伊斯坦布尔博物馆、叙利亚国立博物馆等。^[41]

楔形文字法是指古西亚两河流域地区奴隶制国家以楔形文字锲刻而成的法律的总称，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诞生，公元前1世纪退出舞台。（消亡时间存在争议）楔形文字法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成文法律。^[42]

在公元前3000至公元前2500年间，苏美尔人、阿卡德人相继建立城市和国家，这些早期国家并具备了国家的基本特征，早期法律也从部落习惯法向法律过渡。在约公元前21世纪末，乌尔纳姆创建了乌尔第三王朝，颁布了《乌尔纳姆法典》。这部法典用楔形文字写成，起初是刻在石柱上。除序言外，《乌尔纳姆法典》有29条条文，涉及到损害与赔偿、家庭和刑罚等。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法典，对以后两河流域的立法产生了重大影响。^[43]

在乌尔第三王朝灭亡后，拉尔萨王国颁布了《苏美尔法典》和《苏美尔亲属法》，埃什努那王国颁布了《俾拉拉马法典》，这些法典继承了《乌尔纳姆法典》的风格，但涉及的范围更为广泛。到公元前18世纪的古巴比伦王国，汉穆拉比统一两河流域，并制定了《汉谟拉比法典》。《汉谟拉比法典》的颁布标志着楔形文字法发展到较完备的程度。^[44]

约在公元前4000年代末，苏美尔文学便借助楔形文字出现了书面作品，这些文学作品被刻写在5000多块泥板上。巴比伦更是在苏美尔文学遗产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取得了文学的辉煌。尤其在公元前十九世纪至公元前十六世纪巴比伦王国第一王朝全盛期，成就更为显著。综观苏美尔-巴比伦文学长达三千余年之久，它虽属奴隶制社会的文学，也反映了氏族社会的残迹，从中可以看到人类走出童年及其发展的轨迹，并对附近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发展起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意义重大。^[9][45]

在以楔形文字为载体流传于世的文学作品中，最为人所知的是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史诗的《吉尔伽美什》，它的出现说明古巴比伦史诗在内容和形式方面条件的成熟，是苏美尔-巴比伦文学的最高成就。但苏美尔-巴比伦文学绝不仅仅是一部《吉尔伽美什》，它还有许多动人的神话、许多其他不朽的史诗、许多感情充沛的诗篇及充满智慧的谚语、预言、格言和寓言故事。^[45][46]

苏美尔人最初用芦管在泥板上划出痕迹来计数，到公元前2500年左右，两河流域的居民改用断面呈三角形的尖笔在泥板上压出楔形来计数。在发掘出来的泥板中，记载着巴比伦人在数学上对文明史的两大贡献，即六十进位制和位值制，这两个发明以一种可以为许多人了解的方法代替了一种复杂的符号制。考古家在发掘出土的泥板中，还发现了有供教学用的教材，其中包括在生活中遇到的各种计算的习题及其典型的解答。^[47][48]

苏美尔人从远古时起就开始对天空进行观察，他们把看到的一些恒星拼成星座，也知道了五个出现在夜空中肉眼可见的行星。巴比伦人在观测天象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也令人惊叹。^[49]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巴比伦人就已定出每月30天；四季循环的月份数为12；360天为一年，这种历法称为太阴历。^[47]除月份外，巴比伦人还提供了另一个时间单位，即星期，他们用太阳、月亮和五大行星来称呼星期中的7天。将一天分成以2小时为单位的12时，每小时分为60分钟，每分60秒，也是他们创始的。^[50]巴比伦人还会用三种不同的方法计算恒星之间的距离，并用不同的方法观测行星的运行。尽管泥板书里，巴比伦天文学在正确可靠的天文知识和观测记录中间也掺杂了不少占星术的内容，但是现代亚述学仍可从中汲取一些极为宝贵的资料，并可以根据这些书籍追溯天文科学诞生和发展的历程。^[49]

巴比伦人在泥板上写出了不少医学著作，这些医书用了大量篇幅描述各种病的症状，巴比伦的医生们靠着这些书为病人进行诊断和治疗。医书中除罗列症状之外还有治疗的处方，处方中不仅列举了应服用的药物，而且还附有详细的药物调制方法和服用的注意事项。例如某种草必须在日出之前采摘，某一药物必须研为细末或搓碎、磨成粉，溶于牛奶或酒中并要空腹服用，病人服药时必须口念相应的咒语。最早的巴比伦医药学著作可以追索到公元前3000年的古巴比伦时期，一位名叫埃萨吉·金·阿普里的医生写在泥板上的《诊断手册》，其中包括了一些疾病的诊断、病因、治疗方法和预后，还有患者出现的各种症状。^[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