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是汉文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79年）至汉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的汉朝初期，在西汉汉文帝、汉景帝统治时期出现的治世局面。^[1]

汉初社会经济凋敝，汉高祖、惠帝和吕后推崇无为而治，力求休养生息，稳定社会秩序。^[2][3]汉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丞相陈平等重臣迎立代王刘恒为帝，即汉文帝。^[4]汉文帝即位后，在刘邦休养生息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采取了重农崇俭、依法治国、轻刑慎罚、轻徭薄赋、和平发展、与民休息等措施。汉文帝后元七年（公元前157年）六月，汉文帝逝世，太子刘启登基，即汉景帝。刘启继续沿用并深化汉文帝时的国策，同时亲身示耕、躬修节俭、劝课农桑，发展文教，出兵平定了七国之乱。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汉景帝病逝。^[1][5]

汉文帝、汉景帝两代帝王掌政的时代，历时近四十年，人口增长，经济复苏，国库充盈，社会相对安定，各方面国力大为增强，为后来汉武帝征伐匈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6][7]史学家班固认为“文景之治”是可以媲美西周成王、康王在位的时代。^[8]然而文景时期，同时也存在着其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封建统治局限性。^[9][10]

秦朝实行郡县制，强化了中央集权，避免了地方各自为政的局面，中央的政策得以执行到基层的郡县；统一了度量衡、文字、货币。汉承秦制，在政治制度上形成了基础。同时，秦朝的法律严酷、大兴土木，秦人赋役繁重，加上秦末的大规模动荡，使当时的社会秩序和生产力发展受到严重破坏。西汉初年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国力衰微。《汉书》记载当时人口同原来相比是“户口可得者，十裁二三。”^[11]西汉初年物价飞涨，米要一万钱一石，马要一百两黄金一匹^[注1]。《汉书·食货志》记载，连天子都找不到毛色一样的四匹马来拉车，而将相只能乘坐牛车。同时，北方的匈奴也伺机越长城南下，从背后威胁着西汉的安宁。这一切都说明了新统治者所面临的困境。^[12][13]

在楚汉之争及西汉刚刚建立过程中，刘邦分封了大量的异姓王，随着其势力的不断扩大，他们对中央政权构成严重的威胁。刘邦采取了各个击破的方法，没有造成大的动荡。到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59年）止，刘邦先后铲除了许多势力庞大的异姓王（只剩下国小地偏忠于朝廷的长沙王吴芮一人）。由于异姓已被铲除，而同姓王的势力还未强大起来，此时的统治局面较为安定。^[14][15]

“黄老之术”，亦称为“黄老之学”，主要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庄子。黄老思想实质上是当时的思想家们为了迎合统治者的需要而提出的思想。在汉朝立国之初，太中大夫陆贾作《新语》回应汉高祖刘邦寻求治世之策的需要，指出秦之灭亡原因在于苛政，致使人民不堪重负，最终导致政权覆灭。他给刘邦提供了治国的建议，强调统治者应无为而治，与民休息，以仁义、礼法、任贤为基本内容，奠定了西汉前期治国理政思想的基本模式，也是汉初的黄老政治思想。由此，汉初统治者吸取了秦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在黄老思想指导下，“不尚繁华，清简无为。”对外不发动战争，对内不烦扰百姓，在封建统治秩序内，官员各司其职，人民各安其业。^[16][17]

汉文帝刘恒（公元前202年一公元前157年），汉高祖刘邦之子，母为薄姬。^[18]。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公元前180年—前157年），继续推行休养生息和轻薄赋的政策，发展农业生产。在文帝统治时期，汉朝逐步趋向安定，并一度呈现出富庶兴旺的景象。^[1]

汉景帝刘启（公元前188年一公元前141年），汉文帝刘恒嫡长子，母为孝文窦皇后窦氏（即窦太后）。景帝在位十七年（公元前157年—公元前141年），他在位时期，继承和发展了汉初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政策，为汉武帝时期的强盛奠定了基础。^[1][17]

汉高祖刘邦顺应时代需求，推崇黄老之术，从高祖刘邦确立黄老政治思想，到惠帝、吕后，皆延续以无为而治天下的基本国策。文景时期又在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下，在政治、经济、法治等层面实施了一定程度上的改革措施。^{[16][5][19][20][21]}

汉初统治者吸取秦朝极端专制的教训，在国体上实行了郡、国并行制。文景时期设立中央官署等措施，进一步推行郡县制度。然而由于各封国权势坐大，在租税徭役及军事等方面实行着高度自治，因此地方集团与中央皇权矛盾日益加深。文景时期有计划的进行了解决，虽引发“西汉吴楚七国之乱”，但很快平息，六个诸侯国（除楚国外）均被废除。同时景帝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把自己的十三个儿子全部分封为诸侯王；由朝廷委派官员到诸侯国任职；诸侯国提拔官员必须经中央审批；诸侯按规定向朝廷缴纳赋税等。景帝还设置专门的财政机构，进一步加强对财政的控制力度。由此，诸侯王的权力得到了限制，只能衣食租税，中央集权得以巩固，国家财权也得到统一。^[5][19]

文景时期实行科举制度，以选拔官员。汉文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78年），汉文帝废除“诽谤妖言之罪”，并多次下诏求取“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汉初历行论资得官的制度，家有资产十万钱，可以做官。景帝在位时下令降低家资限额，由十万钱改为四万钱，使选官范围扩大，便利了政府对贤才的选用。文景时期，言路通畅，鼓励贤臣应正直敢言，涌现出贾山、贾谊、晁错、张释之、冯唐等一众贤臣、谏臣，并且多传有政论名篇。^[22][5][19]

汉惠帝、吕后统治时期，尽管颁布过废除“挟书罪”和“妖言罪”的诏令，但执行过程并不彻底，“妖言罪”仍然存在于法律中，刑法也比较严密。因此，文景时期的施政措施中，减轻刑罚是一项重要内容，旨在平狱缓刑。汉文帝认为“法者，治之正也”，应法令公正、量刑适当，他听从贾山的建议，即位当年便废除了自商鞅以来实行的连坐法。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五月，齐国的太仓令淳于意有罪，应处以断肢的刑罚，其女缇tí萦上书向汉文帝陈情，汉文帝随即施行法制改革，诏令废除黥qíng、劓yì、刖yuè等肉刑，改为笞刑、徒刑等。汉景帝时又“减笞法，定棰chuí令”，同时废除残酷的车裂刑——磔zhé，改为绞刑的弃市刑。汉景帝还强调疑罪从轻的原则，他在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下诏，痛斥不法官吏徇私枉法；命令凡有疑问的案件，都要上报合议。后元年间再次下诏明确，疑案须先行上报合议，直至移送最高司法机关终审判决。文景时期还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如《律历》《洪范》《春秋》等，明令依法治国，缓和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5][23][19]

文景时期，因鉴于秦朝苛政，文、景二帝着重对税收及货币制度进行改革，包括田租、力役及工商杂税等。汉文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78年)开始，曾两次下诏减少田租，租率一度降到三十税一。汉文帝前元十三年（公元前167年），又进一步免去全部田租达十三年，直至汉景帝元年才恢复了“三十税一”的田租率。至此，汉代将三十税一立为定制。同时，算赋由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减至四十钱，徭役减至每三年服役一次。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将服徭役的年龄由十七岁延至二十岁，汉昭帝时定制为二十三岁。以上措施减轻了大量拥有小块耕地的自耕农的负担，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5]

汉文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78年）春，汉文帝颁布诏令，鼓励农民勤劳耕作。汉文帝前元十三年（公元前167年），汉文帝再次下诏，恢复古代帝王亲耕藉田、皇后亲桑的礼仪，并通过各种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农业生产。汉文帝还采纳了大臣晁错“入粟拜爵”的建议，实行“贵粟”政策，诱使富人去购买农民的粮食，以此来充盈国库，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汉景帝时期，继续执行重农抑商这一既定国策，多次下令郡国官员以劝勉农桑为首要政务，并且颁诏，以法律手段惩处部分擅用民力的官吏，从而保证了正常的农业生产。^[5][19]

在工商业方面，汉文帝放开国有自然生产资源，提升农副业及盐铁业生产力。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宣布废除关隘检查制度，官吏和百姓出行不必携带身份证明，以带动各地区间的商品流通及经济往来。汉景帝时期全面恢复与匈奴等周边民族通关市，边境贸易得到迅速发展，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各地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文景时期随着工商经济的发展及相应税收的增加，使得政府可以进一步实施减赋改革。^[19][5]

文景时期提倡节俭。汉文帝在位期间，强调以身作则，为天下表率。汉景帝下诏地方不得进贡奢侈物品，严令地方官员购买黄金珠玉等奢侈品，违者以盗窃论罪。文景时期，皇室和政府开支都尽量缩减。汉文帝前元年（公元前179年），汉文帝诏令官吏应对弱势百姓群体予以体恤关抚。汉文帝后元七年（公元前157年），文帝驾崩，他在遗诏中还令吏民出临三天后就可以脱掉丧服，不禁止百姓婚嫁、祭祀、饮酒、吃肉，不要用布衣车和兵器送葬，夫人以下嫔妃均遣出宫归家。史载：文帝“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19][5]

文景时期奉行黄老的无为而治思想，在学术上则对诸子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允许各家争鸣，注重儒家的教化作用。王生是黄老道学大师，常被召居宫内，成为景帝的座上客。在崇尚黄老道学的同时，为儒家设立了博士官，《诗》《书》《春秋》等均立博士，景帝起用《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和胡毋生为博士，推动了儒家的教化和影响。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3年），蜀郡太守文翁首创郡国官学——成都学馆，是当时郡国办的全国第一所高等学校^[24]，对文化的传播起到重要作用。^[25][26]文翁的学校叫“文学精舍讲堂”，是用材质比较好的石头建造的，因而又被称为“文翁石室”。^[27]文翁石室的故址被列为成都市文物 保护单位。^[24]

汉文帝即位后，面对“胡强南劲”的形势，采取了如下策略：一是怀柔政策，在国力还不强大的时候以安抚为主，积蓄国力；二是强军政策，为了消除边界祸乱，汉文帝采纳晁错之谏，针对汉朝与匈奴双方在军事上各自的长短，实行“募民实边”策略。景帝在位时，一方面继续与匈奴和亲，一方面在边境进行屯田移民，大批徙民充实于边地，形成了一支兵农混一的垦戍队伍；同时，继续推行马政建设，通过实行复马令来增加马匹，积蓄国力，积极备战。景帝采纳晁错的建议，采取削藩措施，结果招致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个诸侯王国叛乱。他们“请诛晁错，以清君侧”，而当晁错被杀后依然叛乱不息，此即“七国之乱”。景帝起用大将周亚夫，用三个月时间就平定了叛乱。此后，“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削弱了割据势力，保证了西汉王朝的稳定和治世的持续发展。汉景帝时，军事抵抗力逐渐加强，匈奴亦只能“小人盗边”，不再轻易组织大规模进攻。^[28][29]

文景时期外交政策相对平和，全面贯彻其和平发展，休养生息的基本国策。汉初，面对北方匈奴侵扰，汉朝以积极防御为主，加强边防力量，改革边防军轮换制度，不轻易出兵征战，保存国力。同时，文景时期采取了与匈奴的和亲政策，以缓解汉朝与匈奴的战争矛盾，使此数十年间汉与匈奴一直保持往来，战争破坏尚未至惨剧的程度。面对南方的南越国，汉朝与之保持良好关系，汉文帝亲笔手书与南越王赵佗示好，后者随即去掉帝号，上书称臣，遣使朝见。直至文景之治末期，南粤一直是汉的藩属，南方边境长期保持安宁。文景时期还设立了太常、大行台、郎中令等官署，以加强汉朝与外国的交流和对外事务的处理。^[19][5]

汉初社会经济衰弱，国力凋敝。汉文帝、汉景帝包括窦太后均是黄老政治思想的坚定推行者。在其治世期间延续了汉初既定的无为而治、与民休养的治国基本思想。内政方面，通过进一步政治、经济、律法等制度改革，通过大力发展农业，放宽财经政策 ，使得民心稳定，民生改善经济振兴，社会经济逐渐从凋敝走向恢复和发展；外交方面，则在国力不强的情况下，面对“胡强南劲”的局势，采取了正确的民族策略，使得中原与匈奴等少数民族关系相对缓和，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及国力恢复赢得了较好的外部环境。其“无为而治’的国策，也并非完全消极无为，而是在其封建统治制度下有限度，“有为”的在内治和外政两方面营造相对平静稳定的生产环境，从而提高社会生产力，促进国家经济发展。^[6][30][31]

文景时期，国库充盈，《史记》载“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皇家马苑里圈马三十万匹，百姓的骡马拴满街巷田野，汉初将相出门坐牛车的现象成为过去；人口相对快速增长，有些地区人口成倍增长，如春秋战国时临淄有户七万，这时已发展到十万，约有五十万人口；汉文帝时废除了秦时酷刑，一年之中全国判重罪的案子总计不过四百起，人民知礼敬法，社会风俗趋于良善。随着中央集权体制逐步建立，对地主压迫剥削农民的现象也进行了一定的遏制，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当时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文景之治作为中国大统一后的第一次盛世，其治世策略中，特别是农本思想及其以轻田租促农业成为运用财税杠杆调节经济的重要治国方略，其创新性、艺术性都对后世封建统治有着一定的积极影响力。同时，文景时期社会相对富饶，物质基础大大增强，也为后来汉武帝征伐匈奴奠定了基本的物质基础，成就了汉武盛世。^{[32][33][34][35]}

文景时期所实施的治世措施存在着封建统治的阶级性和历史局限性，其本质上是维护地主阶级专政的长治久安，导致其实施的一系列措施在相应层面也造成了负面影响。文景时期减免田赋，农民受益有限，最大得利者实为拥有更多生产资源的地主阶层，实际是鼓励了地主兼并土地的活动；所谓“入栗拜爵”，在充盈国库的同时，也形成了商人阶层为主的新兴权贵，造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商贾豪民扰乱市场，利用高利贷兼并小农等问题日益突出，激化了社会矛盾。^[36][37]

文景时期统治者为求得政治上的安定，守成有余，开拓不足。文景时期，求贤士虽有所得，但也出现了尊宠刘氏宗族和依靠重用老臣、宿将，而轻新进敏锐之士的局面；吏治方面又多放纵而少教育惩戒；对豪强权贵的权势坐大持暧昧态度，未能采取果断措施消除其动乱隐患，以致在景帝三年爆发了吴楚七国之乱，给人民造成新的灾难；文景时期与匈奴虽然依然执行和亲政策，但是由于和亲双方各自的目的不同以及生存环境等客观情况，和亲并没有给汉王朝带来长久的安宁，匈奴仍多次南下入侵。这与因循守旧的统治者们争相偷安，不思进取有着直接关系。另一方面，西汉统治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38]也是导致西汉王朝后期由兴变衰的重要文化成因。^[39][10][9]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评价在《史记》里记载了西汉王朝经过“文景之治”，国家人口增长，经济复苏，国库充盈，社会安定。^[7]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赞道：“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在班固看来，“文景之治”是可以媲美西周成王、康王在位的时代，人民知礼敬法、安居乐业，流风甚美。^[8]唐代对于文景时期的治世评价又有所提升，刑部尚书白居易曾评价“虽成康、文景之治，无以出于此矣”，视其为理想政治的标尺。唐朝宰相张说和大臣刘禹锡也都对文景时期的节俭之风给予了肯定。^[40]

宋代史学家司马光评价文帝说：“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安宁，家给人足，后世鲜能及之。”视其为仁君德政的典范。^[41]北宋时期诗人，宰相王安石胞弟王安国评价汉文帝说“三代以后未有也”，对文景时期的治世成予以较高的肯定。曾任礼部尚书的苏轼也肯定了文景时期的边防政策：“晁错与汉文帝画备边策，不过二事：其一曰徙远方以实空虚，其二曰制边县以备敌国。”^[42]

近代史学家吕思勉认为，文、景二代的与民休养的治世思想顺应了当时社会的需求，所以才有社会富庶的现象。同时他也评价“文、景二帝亦只是个寻常人，凡事都只会蹈常习故之故”。^[44][45]现代历史学家李学勤评价“文景之治给西汉王朝带来了富足、稳定，和发展，也由此开启了西汉最为辉煌的汉武帝时代”。^[46]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大词典》评价“文、景时期外有匈奴的严重骚扰，内有淮南王刘长及吴楚七国的叛乱，所谓“太平盛世”，实际上存在着许多不稳定的因素”。^[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