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位置或语言的胜利

《文学的位置或语言的胜利》是由史铁生撰写的散文集。史铁生以其深刻的哲学思考和生动的文学描写，探讨了文学的本质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沟通问题。他在文中指出，文学的存在源于人们对于沟通的需求，无论是个体之间还是不同国度之间的沟通。尽管国界和语言的差异可能会构成障碍，但史铁生强调，只要文学能够回归其本位，即沟通的本质，那么跨越国界的沟通便成为了可能。此外，他还提出了文学的重要使命之一——捍卫民族语言的独立和纯洁。史铁生的作品深受读者喜爱，尤其是他的散文《我与地坛》，激励了许多人。他曾获得多项荣誉，包括2002年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并担任多个文学组织的重要职务。

史铁生（1951年1月4日—2010年12月31日）^[1]，河北涿州人，生于北京^[2][3]。196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随后前往延安清平湾插队。1972年因双腿瘫痪返回北京。此后，他又患上肾病，最终因尿毒症需要依靠透析维持生命。史铁生自称“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他的代表作《我与地坛》鼓舞了众多读者。2002年，他荣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史铁生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及中国残疾人作家协会副主席。

文学的目标，概括而言，就在于沟通。文学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我们需要沟通，每个人都希望与他人建立联系，甚至是自己的思想也需要与内心深处的情感相连接。文学的问题本质上是如何让人与人之间，甚至人与整个宇宙万物之间进行有效的沟通。在这种背景下，没有必要提出“一个国家的文学如何与其他国家的文学沟通”这个问题。国内的沟通并不比跨国的沟通更为简单，国家概念在这个问题上的作用微乎其微。文学层面的沟通是以个人为基础的，而国界主要是政治或经济方面的划分。

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待文学，很容易产生片面的观点，忽略了个人情感的独特性，而仅仅关注群体现象。然而，既然这个问题已经被提出，就意味着国家在人们的期望中构成了沟通的一大障碍。这种障碍首先是由于不同的语言系统，包括语音、语法、文化和信仰等方面的差异。我们常听译者抱怨有些作品难以翻译，完美的翻译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我只是粗浅地掌握了汉语，但我能理解翻译工作的困难和遗憾。然而，我认为这不是最大的障碍，如果我们将此视为沟通的背景，并致力于克服它，我们可以保持乐观的态度。更大的障碍来自于语言本身，特别是那些存在于语言中的成见和偏见。

西方人对中国文学的看法往往局限于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而不是深入探索中国人民的精神状态。他们倾向于以社会科学、民俗学或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待中国文学，而不太愿意将其置于文学的视角下审视。他们更多地以猎奇的心态对待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而对于隐藏在表面历史和现实背后丰富的精神追求则缺乏关注。中国文学一度偏离了文学的本位，这可能是导致西方误解的一个因素。这种误解逐渐加深，变成了偏见，使得中国文学被视为考古学家的工作对象，为他们的理论提供了具体的资料。我们对中国文学一直怀有崇高的敬意，我个人也是如此。然而，西方的偏见反而助长了一些中国作家的错误观念，致使他们盲目追随西方的赞誉，迷失在精神的歧途中而不自知，迎合西方的喜好。

首先，文学应该回归其原本的位置，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沟通。正如恋人在相爱之前首先要期待爱情，领导者在行使职权之前首先要回归人民的身份，只有这样，沟通才有可能发生。这就涉及到文学的位置在哪里的问题，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尽管如此，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文学超越了国界和种族，与经济发展的先进与否没有必然关系。它是上帝赋予地球上所有人的平等祝福，如同大气层一般，促进精神的繁荣和发展。我们应当避免因为自身的偏见和争斗而污染和破坏这份宝贵的礼物。

有一次，我听到一位作家说：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征服或奴役始于改变对方的语言，经过同化对方的语言，最终达到消灭对方的语言。他的观点大致没错，我对他的正义感和敏锐度表示赞赏。征服和奴役是一种令人憎恶的现象，我们应该予以抵抗，因为任何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征服和奴役都是不可接受的。这是一种可悲的事实，当受害者失去自己的语言时，征服者究竟得到了什么。也就是说，他们获得了什么样的语言。他们获得了何种语言意义上的胜利。如果我们承认这样的征服者就是语言的胜利者，那么我们实际上就是在承认语言本身就是霸权。然而，语言从来都不承认征服者的胜利。因为语言的伟大和神圣不在于征服，而在于沟通。语言的征服与被征服都是语言的失败、堕落和耻辱。上帝给予我们空气是为了让我们呼喊，给予我们语言是为了让我们对话，给予我们语言的多样性是为了让我们沟通，给予我们沟通的机会是为了让我们的心灵走出孤独，迈向至善至美的境界，不断肯定爱的意义。

这位作家继续说道：因此，捍卫民族语言的独立和纯洁是文学的重要使命。这句话无疑是正确的，尤其是在面临征服和奴役威胁的情况下。但是，如果征服和奴役并不能证明语言的胜利，那么这种捍卫和反抗能否证明语言的胜利呢。不幸的是，我没有听到这位作家提到文学的其他使命是什么，或者是更重要的使命是什么。因此，有几个问题浮出水面。第一个问题是：在民族间（国家间）的征服尚未出现或已经消失的地方和时期，文学的使命是否存在。第二个问题是：在同一民族（国家）内部，文学的使命是否存在。第三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要有文学。为什么要使用语言。为什么要探索和创新语言。第四个问题是：如果语言不隶属于民族或国家的概念，它是否会因为民族或国家的原因而被征服。最后一个问题是：捍卫民族语言的独立和纯洁是否有界限。无限的独立和纯洁是否有益。是否可行。

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还没有意识到民族（国家）的区别以及征服意味着什么，就已经渴望语言了。当我们长大成人，看到了全人类，并且厌倦了彼此的征服甚至防范，这个时候我们特别渴望语言。这表明，在民族（国家）的概念之外，早已有了一片广阔无垠的领域在召唤我们，孕育着我们的语言，而且永远都有一条漫长的道路在前方，吸引我们去探索，等待我们的语言变得更加坚强和完善。

这片广阔无垠的领域和道路是什么呢。

在我最近完成的一部小说中写道：

你的诗歌来自何处。你的大脑是根据什么写下一行行文字的。你在写作之前一定看到了一团混乱，你在写作过程中追寻那团混乱，你在写作之后发现自己距离那团混乱仍然十分遥远。那团激发你写作的混乱，就是你的灵魂所在，那里可能是世界上所有信息杂乱无章地交织在一起。你试图看清它、表达它，这时是大脑在发挥作用，而在那之前，那片混乱早已存在，灵魂在你的智力之前早已存在，诗的灵魂在你的诗句之前早已形成。你怎么也无法接近它，那是大脑的任务；你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它，那就是你诗歌的质量；你永远也不可能与它相等，那就决定了写作之路永无止境，那就证明了大脑永远赶不上灵魂，因此大脑和灵魂显然是两个不同的事物。

我认为，这片广阔无垠的领域和道路就是世界上所有信息杂乱无章的交织，就是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困境和梦想。我认为，写作就是跟随灵魂，就是倾听那片混沌，就是听到了从那里传来的陌生信息而不惧怕，依然坚持不懈地在那片陌生之地寻找人间的沟通。这就是文学的位置。

这样的沟通是以个人为单位的。捍卫语言的独立和纯洁，很可能就是捍卫每个人的语言权利，使其免受任何形式的权力控制，以及由此产生的成见和偏见的影响。它们是朋友间真诚的交流，是对手间坦诚的对话，是情话或梦境般自由的话语。这样一来，它怎么可能被征服、被奴役呢。即使征服和奴役的邪恶欲望暂时难以在这颗星球上彻底消除，也会因为这样的语言和文学的力量而无法得逞。追求集体语言的反抗，大概并不能消除征服的欲望和被征服的事实，而追求个人语言的自由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集体语言很有可能在“独立和纯洁”的幌子下实施封闭，而这封闭又可能导致集体对集体的征服和集体对个人的奴役，而个人语言则必须通过与他人的交流和沟通才能确立，必定是在开放中实现其独立和纯洁。这样的独立和纯洁不怕吸收异质和自我改造，而这样的吸收和改造创造了人类文明，证明了语言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