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夫连季·巴夫洛维奇·贝利亚

拉夫连季·巴夫洛维奇·贝利亚（俄语：Лаврентий Павлович Берия），男，1899年3月29日出生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省的麦尔赫乌利，格鲁吉亚人。^[7]

拉夫连季·巴夫洛维奇·贝利亚（下文简称贝利亚）是苏联政治家、秘密警察首脑、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内务部长，是斯大林大清洗计划的主要执行者之一。^[7]1917年3月在巴库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8]1921年任格鲁吉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主席。^[9]1938年7月28日，为苏联第一副内务人民委员。1941年2月，他被任命为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即部长会议副主席)。^[10]1944年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9]1945年6月9日，贝利亚被授予苏联元帅头衔。^[11]1946年3月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53年3月5日，贝利亚仍为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兼任内务部长。^[10]1953年6月26日，贝利亚被以“反党反国家”罪名逮捕并被解除职务和清除出党。^[9]1953年12月23日被秘密执行枪决，享年54岁。^[12]

虽然贝利亚在苏联肃反运动中，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9]但也前后曾多次因“大清洗”是否错误地扩大化以及社会主义市场问题提出不同意见，在党内威望甚高。但是之后他在争夺斯大林继承权的斗争中失败，被撤职并处决。贝利亚为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加强苏联的国防力量、为反对德国法西斯侵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功劳。贝利亚在斯大林时期获得了许多荣誉，包括：社会主义劳动英雄金质奖章1枚，列宁勋章5枚，红旗勋章2枚，苏沃洛夫一级勋章1枚等等。^[7]

1899年3月29日，贝利亚出生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省的麦尔赫乌利。^[11]1915年考入阿塞拜疆首府巴库的建筑机械中等技术学校。^[10]1917年3月在巴库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当时他正在学习工程学（但是据称根据巴库苏联共产党的纪录，贝利亚实际上入党的时间是1919年，另有传言说贝利亚曾经先加入过红军，但是在1919年做了逃兵，不过这些说法均没有实际的证据支撑）。^[8]

1917年2月，沙俄政权被推翻；^[8]3月，贝利亚加入俄共（布），在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参加革命活动。^[13]6月，贝利亚作为水利工程分队的技术员前往罗马尼亚前线。^[8]1918年，他在巴库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和工人委员会代表秘书处工作 。^[14]1919年曾和阿塞拜疆的资产阶级“平等党”的穆沙瓦特务取得联系，1920年又和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的暗探局建立了联系。1921年4月到契卡工作，先任一名副处长，不久提升为阿塞拜疆肃反委员会副主席兼秘密行动处处长。6月底,斯大林到第比利斯视察，专程赶来接待的贝利亚在告别宴会上表示，要把格鲁吉亚的反动势力统统消灭，贝利亚忠实地执行了这一使命。不久被提升为格鲁吉亚肃反委员会主席。^[15]

1921年任格鲁吉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主席。^[9]1931年3月，32岁的贝利亚被任命为外高加索国家政治保卫局主席和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外高加索全权代表，10月，他成为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同时也是外高加索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而从1932年10月起，任外高加索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16]贝利亚担任格鲁吉亚第一书记期间，大力发展了外高加索地区的工业和农业并取得显著成效。^[17]1934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委员。^[9]1938年7月28日，贝利亚奉召到莫斯科，斯大林当面委托他为苏联第一副内务人民委员。4个月后，贝利亚取代叶若夫出任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上台伊始，清洗了不少叶若夫的助手，释放了一些被捕的军队高级将领和党政领导干部，让他们官复原职。同时，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建立了劳改营管理总局，积极开展在国外的情报活动。^[10]

1941年2月，他被任命为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即部长会议副主席)。^[10]1941年6月22日，苏联卫国战争开始。斯大林担任战时最高权力机构——国防委员会主席，贝利亚和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莫洛托夫4任为委员。贝利亚主要负责后方保卫和建设等工作。^[10]1944年2月，贝利亚领导了将车臣人和印古什人从北高加索驱逐到哈萨克和吉尔吉斯的行动，该行动间接导致了全苏民族问题的尖锐化。^[18]1945年7月，贝利亚受命领导苏联原子武器的研制工作，因军事情报和研制原子弹之功被斯大林授予苏联元帅军衔。^[9][10]1946年3月起担任党的决策机构（原为政治局，后为主席团）的委员。在斯大林逝世成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在党内排名第二。^[19][10]二战后，抢夺德国专家和研发核武器等首要任务，均由贝利亚负责。1952年10月的苏共十九大上，斯大林批评了贝利亚、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和卡冈诺维奇。^[7]1953年3月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内务部长。贝利亚首先跨出了反对斯大林主义的第一步，释放数百万政治犯，立即停止了全苏的反犹行动，为莫斯科医生集团案平反，改变对南斯拉夫政策，对内乱中的东德不采取武力干涉，并开始市场化尝试。此后曾多次因“大清洗”是否错误地扩大化以及社会主义市场问题提出不同意见，在党内威望甚高。^[10]

1953年6月26日贝利亚在受政治局谴责后被捕，7月10日，《真理报》发表《党、政府、苏联人民牢不可破的团结》社论。^[20][21]同时，莫斯科各报刊报道：苏联共产党举行了中央全会，贝利亚被指控为了外国资本的利益而破坏苏联国家、企图把苏联内务部放在苏联政府和党之上的反党、反国家罪行，决定把贝利亚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清除出去，并把他作为共产党和苏维埃人民的敌人而开除出苏联共产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也发布公告，解除贝利亚所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内务部长的职务，把贝利亚的罪行案件交苏联最高法院审理。^[22]12月23日行刑队将苏联前副总理拉夫连季·贝利亚和他的6名助手秘密枪决（一说6月26日即被处决），终年54岁。罪名是：“背叛祖国，为外国资本家卖力，纠集仇视苏维埃国家的叛徒阴谋团伙，妄图夺取国家政权，推翻工农苏维埃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和重建资本家的国家。”苏联官方宣布，贝利亚承认对他的叛党指控，并受到枪决——这一最严厉的刑罚的判决书。审判是秘密进行的，共持续了6天。苏联新闻界直到7个叛徒被枪决后才向公众发表消息。据说，贝利亚在1919年领导了反对共产党的反革命活动。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后，他“继续发展与外国情报机构秘密联系的犯罪活动”。^[23]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贝利亚开始释放数百万政治犯，立即停止了全苏的反犹行动，为莫斯科医生集团案平反，改变对南斯拉夫政策，对内乱中的东德不采取武力干涉，并开始市场化尝试。^[7]斯大林逝世后，贝利亚虽在新组建的中央领导班子中排名第二，但因他控制着魔力无边的内务部，还是把作为“一把手”的马林科夫置于了附庸地位，而把自己当成了新领导集体中的核心人物。从这时起到同年6月份被捕止，在短短三个半月的时间内，这位“核心人物”向中央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调整措施（其中部分得到了贯彻实施）。^[7]

平反冤案

1953年3月13日贝利亚发布命令，要求内务部对斯大林逝世前几年中制造的几个案件——克里姆林宫医生间谍案、被指控建立犹太复国主义反革命组织的安全部工作人员案、苏联国防部炮兵总局被捕工作人员案以及格鲁吉亚“米格列尔人案”等四个重大案件进行重新审理。五天后，他又要求内务部重审控告苏联空军和航空工业部前领导人案。不久，他将内务部对这些案件的重审结果一一向中央作了汇报，并敦请中央对其平反。^[7]

1953年4月1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开会研究了格鲁吉亚“米格列尔人案”，并作出了《关于苏联和格鲁吉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原国家安全部破坏苏维埃法律的决议》，宣布为这一案件平反昭雪。贝利亚随后亲赴格鲁吉亚首府第比利斯，对因该案而上任的格鲁吉亚新领导人悉数调离，而将因该案被调离的原领导人官复原职。恰尔克维尼亚重新当上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格鲁吉亚共和国安全部长鲁哈泽因涉嫌制造该案而被逮捕。^[7]

1953年5月29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根据贝利亚报告的内务部对苏联空军和航空工业部前领导人案的复查结果，对该案作出如下判决：认为“对此案所有被判刑人员的指控材料均系原反间谍总局（锄奸部）工作人员对被告们采用非法侦讯手段捏造而成”；完全撤销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1946年5月对此案的判决，“并因无罪终止这个刑事案件”。1953年6月1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作出为该案的受害者原航空工业人民委员沙胡林、原苏联空军司令诺维科夫等人恢复名誉的决定。^[7]

在此期间，上述其他几个贝利亚要求重审的案件也都获得了平反。^[7]

改革机构

贝利亚提出的对保安机关的改革措施主要分为四个方面：

第一，将内务部各种“生产、经营和建筑单位”转交给各经济部委；将古拉格（劳改营劳改队管理总局）及其分支机构移交给司法部。^[7]

1953年3月17日贝利亚向马林科夫提交了“关于移交苏联内务部一些单位的报告”，第二天又提交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移交内务部一些单位的决议草案》。他在这两个文件中提出，鉴于内务部不再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决定将内务部的各生产经营总局、建筑局、工业企业连同其下属的全部分厂、建筑分队、办公用房、辅助部门、科研机构、设计机构以及物资、生产规划和建筑规划、全部材料和设备、1953年度的拨款，分别移交给各相关的政府经济部门。^[7]

1953年3月28日贝利亚又向部长会议主席团提交了“关于移交劳动改造营的报告”和《关于将劳改营和劳改队由苏联内务部移交苏联司法部的决议草案》两个文件。《草案》规定，将苏联劳改营劳改队管理总局、少年劳教队管理处，各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劳改营劳改队管理局、少年劳改队管理处，劳改营（特别劳改营除外）、劳改队，管理未成年犯人的少年劳动队、少年劳动教养队、少年收容遣送站，劳改检查机构，以及它们下属的所有服务机构、分支机构、工厂、建筑单位、辅助部门和为劳改营劳改队总局系统培养干部的学校，由苏联内务部移交给苏联司法部。^[24]

第二，停建或取消内务部的某些基建项目。1953年3月21日，贝利亚向部长会议主席团提交了《关于重新审议1953年一些基建项目的报告》，1953年3月25日又提交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修改1953年建设计划的决议草案》。指出，鉴于内务部各单位施工的某些基建项目的建设最近几年对国民经济来说并非刻不容缓，而且其中的一些项目需要消耗相当大量的金属、建筑材料和其他技术材料、设备以及劳动力，停建或取消这些建设项目是适宜的。这些建设项目包括水利技术设施、铁路和公路、工厂三个方面共计20项，总预算额为492亿卢布。^[7]

第三，严令办案人员依法办案。1953年4月4日贝利亚发布了《关于禁止对被捕人员采取任何强制和体罚措施的命令》。《命令》指出，经调查，在原国家安全部机构的侦查工作中存在着粗暴歪曲苏联法律、逮捕无辜公民、肆意伪造侦讯材料、大量采用各种惨无人道的刑讯手段等情况。“这种残暴的‘审讯方法’造成的结果是，许多无辜被捕者被侦讯人员搞得体力衰竭，心力憔悴，其中有些人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作为的侦查员利用被捕者的这种状态，把事先炮制好的所谓反苏、间谍、恐怖活动的‘供词’偷偷塞给他们。这种恶劣的侦查方法把办案人员的工作引上了歧途，国家安全机构也转移了与苏维埃国家的真正敌人作斗争的注意力。”有鉴于此，命令在内务部机构中对被捕人员不得采取任何强制和体罚措施，在侦查中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准则。办案人员“今后若违反苏联法律将最严厉地追究责任，直至不仅将直接责任人而且将其领导者送上法庭”。^[7]

第四，严格限制内务部特别委员会的权力。1953年6月15日贝利亚向中央主席团提交了《关于限制苏联内务部长下属特别委员会权力的报告》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苏联内务部长下属特别委员会的决议草案》《苏联内务部长下属特别委员会条例草案》等几个文件。在《报告》中，贝利亚首先指出了1934年11月5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决定在国家保安机关内设立特别委员会时所授予给它的几项权力，接着又一一指出了在此后的岁月里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中央政府所授予它的其他诸项权力，然后他写道：“这种情况导致的结果是，苏联原国家安全部滥用授予它的广泛权力，在特别委员会上不仅审理了出于办案和国家利益考虑不能移交司法机关审理的案件，而且制造了没有充分证据的假案。考虑到从国家利益出发没必要保留授予特别委员会的权力，苏联内务部认为必须限制苏联内务部长下属特别委员会的权力，只允许它审理出于办案和国家利益考虑不能移交司法机关的案件，并依据现行的苏联刑法，采用不超过10年的在监狱、劳改营关押或流放的惩治措施。同时，苏联内务部认为，应当重新审议由联共（布）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部长会议最近几年颁布的与苏联刑法相矛盾的苏联主管机构的命令和决议，以及授予特别委员会的广泛惩治职能。”^[7]

在《条例草案》中，贝利亚写道：“出于办案和国家利益考虑不能在司法机关审理的案件，经检察长批准后送特别委员会审理”；“若苏联总检察长不同意特别委员会的裁决，他有权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提出抗诉。在此情况下，特别委员会的裁决在审议总检察长的控诉之前暂停执行。”然而，当中央主席团开会讨论贝利亚关于限制特别委员会权力的建议时，赫鲁晓夫却在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的支持下公开表示反对这一建议。他说：“我坚决反对这样做，因为这样就要修改整个逮捕、审判和侦查体系。它是随意性的。而关于判决20年或者10年的问题，并没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可以先判10年，然后再判10年。已经有过这样的事。我们收到一些文件说，实际上有这种方法存在。因此，我坚决反对。”在此情况下，贝利亚只好收回自己的这一建议。一个月后，赫鲁晓夫在揭批贝利亚的七月中央全会上发言时解释说，他之所以“坚决反对”，是因为“贝利亚没有提出撤销特别委员会，而要保留它”。^[7]

大赦囚犯

1953年3月，贝利亚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交了《关于大赦的报告》、《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大赦的决议草案》。指出，长期关押犯人造成家庭破裂，严重影响今后的生活，且大多数犯人在劳改营表现良好，应释放约一百万名犯人。^[7]并建议对判刑五年以上的人减少一半刑期，同时建议用行政性和纪律性措施取代经济罪、渎职罪、日常生活方面的罪行以及危害性较小的其他罪行的刑事责任。^[7]1953年3月2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大赦”问题，并颁布了根据贝利亚的“报告”和“决议草案”写成的《关于特赦的命令》。根据这项命令，共有1201738人获得大赦，另有40万人的案子停止了侦查。^[7]

反对专断

斯大林去世后一个月内，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在揭露斯大林的罪行和批判个人崇拜问题上达成了默契。在复查“克里姆林宫医生间谍案”和为其平反的过程中，贝利亚向中央委员提交了关此案的复查报告，《报告》中引用了前国家安全部侦查人员的供词和斯大林要求殴打囚犯的指示。1953年4月2日他在《就米霍埃尔斯被害问题致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中，也直接指出斯大林是刺杀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领导人米霍埃尔斯的主谋。^[7]

贝利亚指示，报刊停止对斯大林的歌颂。5月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根据贝利亚的倡议，通过了《关于国家节日期间游行者纵队和企业、机关、团体建筑物装饰的决议》，其中规定，在国家节日期间不再用领袖画像来装饰游行者的纵队和各种建筑物。^[7]

民族政策

贝利亚所提出的对民族政策的修正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第一，在各民族共和国中，用本民族的干部取代中央为控制这些共和国而派去的俄罗斯族干部。^[7]

1953年5月20日贝利亚向中央主席团会议递交了《关于立陶宛共和国国家安全部在同民族主义分子地下活动作斗争中存在缺点的意见书》，并作出辩护。会议决议：必须“消除对苏维埃民族政策的种种歪曲给居民造成的对苏维埃政权有关民族共和国经济、政治与文化发展的错误认识”。“撤销从非立陶宛民族工作人员中任命立陶宛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提拔党的区委、市委第二书记以及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的做法。国营农场场长、机器拖拉机站站长及其他企业经理，一般均任命立陶宛人担任。”^[7]

1953年6月8日贝利亚就白俄罗斯内务部干部的民族成分问题致信中央主席团。信中谈道，在白俄罗斯共和国内，白俄罗斯族干部需由本民族担任，公文也需使用本民族语言处理，12日，贝利亚在中央主席团召开的关于研究了民族政策问题会议中作出报告，最终会议决议：“1.所有的党政机关都有责任从根本上改变各民族共和国的状况——结束对苏维埃民族政策的歪曲。2.组织培养民族干部，并大力举荐他们到领导岗位；改变不从当地民族中提拔干部的政策；由苏共中央下令召回那些由上级任命、不懂地方语言的干部。3.在各民族共和国，使用本族语、地方语进行公务交往。”同时，为了抚慰各少数民族，贝利亚还提议在各民族共和国设立以本民族的杰出人物命名的勋章，用以嘉奖本共和国的优秀艺术工作者。^[7]

第二，纠正对某些少数民族强制迁徙的错误。

1953年4月4日，贝利亚在发布的《关于重新审理公民被强制迁出格鲁吉亚案件的命令》中指示：在一个月内重新审理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51年11月29日第4893-2113CC号决议强制公民迁出格鲁吉亚共和国的全部案件；将全部被非法从格鲁吉亚共和国强制迁出的人员（主要是迁往了哈萨克斯坦）遣送回原籍；重新审议苏联国家安全部特别委员会有关因在特别移民地逃跑或逃避公益劳动被判罪人员的决议，并作出决议释放他们；帮助愿意留在特别移民地的人员就业。^[7]

1953年5月27日，贝利亚将一封反映从苏联各地流放到特别移民区的德意志人不幸遭遇的匿名信转交给了中央主席团。贝利亚将此信转交中央主席团的同时，又专门致信中央主席团，说“苏联内务部认为特别移民问题对国家有利害关系，已经对特别移民区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准备就这一问题起草建议供苏共中央审议”。^[7]

外交政策

贝利亚所主张的对外交政策的调整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逐步恢复苏南作为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1953年6月6日贝利亚就坚持向南斯拉夫政府提出互换大使的建议。被捕前夕，他又向马林科夫建议，通过内务部渠道同南斯拉夫方面秘密接触，来实现苏南关系的正常化。^[7]

二是主张民主德国放弃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力争使德国成为一个中立的、对苏友好的统一国家。^[7]

核武器建设

苏联政府一向重视国外情报的搜集工作，从30年代开始尤其关注科技情报的搜集。科学家们证实，铀yóu原子核在裂变过程中会释放大量能量，可以用来制造威力巨大的核武器。于是，情报部门的注意力便首先放在核情报的搜集上。1942年10月6日，贝利亚向斯大林呈递了关于英国军事利用核能及建议在苏联开展核研究的报告。其实，早在1941年9月25日和10月3日，苏联驻伦敦情报机构便已先后向国内通报了1941年9月16日和9月20日英国铀委员会会议的情况及铀委员会呈报给战时内阁报告的内容。虽然贝利亚的报告在一年之后才最终呈递给斯大林，但不能否认核情报在促使苏联政府作出恢复核研究的决定时所起的关键作用。

1942年9月28日，斯大林在国防委员会第2352cc号密令《开展铀研究》上签字，责成科学院恢复核能利用研究，组建科学院下属的原子核专门实验室，在1943年4月1日前向国防委员会提交制造铀弹或铀燃料的可行性报告。在具有高度职业敏感和责任心的科研人员的一再呼吁下，在担心敌对国德国抢先研制出杀伤力巨大的原子弹的情况下，在情报机构提供的同盟国英国也在积极从事核武器研究的消息的刺激下，苏联政府终于作出秘密决定，从而为恢复因战争爆发而中断的核研究提供了政策保障。

1943年夏天，根据国防委员会第2872cc号密令，回旋加速器的部分设备和材料从列宁格勒运抵莫斯科。1943年年末，回旋加速器在修建中的2号实验室实验大楼完成了最后组装。1944年9月8日，库尔恰托夫向莫洛托夫报告了回旋加速器启动运行的消息。

苏联科学院2号实验室的成立不仅为核研究的有效进行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也为核计划的正式实施搭建了科研平台。作为核研究的专门机构，2号实验室集中了全国核物理研究领域的精英，一方面在理论上论证制造原子弹的可行性，一方面在实验中研究解决制造原子弹的一系列具体问题，而这一切又都是在充分验证情报机构获取的国外核情报，尤其是来自美国的核情报的基础上进行的。

在美国试验第一颗原子弹之前，苏联便已经掌握了有关情报。1945年3月16日，库尔恰托夫对与美国原子弹的装料和构造原理有关的情报内容进行了评估。相隔不到一个月，他再次对与原子弹有关的情报内容进行了评估。美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前后，有关情报内容出现的频率明显加快。1945年7月2日，苏联便已得到美国将在7月进行原子弹试验以及与原子弹构造有关的情报。1945年8月10日，红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驻加拿大情报站向国内发回密电，证实美国原子弹试验取得成功，同时通报了美国投向日本的原子弹使用的裂变材料是铀-235。1945年10月19日，苏联掌握了美国第一颗原子弹更为详细的信息。

斯大林于1942年9月28日签署了恢复因爆发战争而被迫中断的核研究的秘密指令，并将研究核能明确为军事目标利用。随后，在强化政府对核研究的日常管理的同时，抓紧建设核研究的专门实验室——苏联科学院2号实验室。2号实验室在积极开展理论和实验研究的同时，对情报部门获取的大量核情报进行了分析、研究和验证，不仅充分论证了军事利用核能的可行性，更为制造原子弹准备了可靠的技术条件——将天然铀在反应堆中经一系列化学反应后生成的人工裂变材料钚bù用作核炸药，采用内爆法引爆方式构造原子弹。

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美、英、苏三国首脑在波茨坦举行会晤。期间，杜鲁门有意向斯大林透露，美国拥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特殊武器，斯大林对此并不以为然。数天之后的8月6日，美国向日本投掷了第一颗原子弹，制造了震惊世界也改变世界的广岛事件。此前，斯大林并未意识到原子弹和国际政治之间有何必然联系，正是广岛事件彻底改变了他对原子弹的态度。他不仅意识到美国轰炸日本背后的深层含义，意识到原子弹在国际政治中的战略意义，而且也意识到苏联刚刚建构起来的安全体系正面临着毁于一旦的威胁，意识到苏联凭借其巨大的牺牲和政治、经济、军事实力赢得的力量平衡将被无情地打破。

1945年8月20日，斯大林签署了国防委员会第9887сс/оп号秘密决议，决定成立以贝利亚为主席的国防委员会专门委员会、以万尼科夫为主席的专门委员会技术委员会和万尼科夫兼任局长的苏联人民委员会第一管理总局，建设核能设施，研制原子弹。

核计划是一项庞大的工程，仅仅依靠科学家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有一个极具权威的政府机构来调动全国的力量。美国制造的广岛事件给苏联敲响了警钟，斯大林终于走出疑虑，将核计划的地位提升到国家高度，批准成立了专门委员会、第一管理总局和科技委员会，建构了一个完整的核计划决策、组织、领导和监督体系。从此，由国家最高领导人斯大林、核计划决策监督人贝利亚、核计划协调管理人万尼科夫、核计划科技负责人库尔恰托夫组合形成的核计划组织、领导和管理机制全面启动运行。

2号实验室成立伊始，生产核材料便成为其首要任务，而借助铀-石墨反应堆获得人工裂变材料钚则被确定为生产核材料的一条捷径。为此，2号实验室不仅解决了一系列理论问题，还攻克了生产高纯度石墨和金属铀的技术难关，从而为反应堆的建设创造了条件。然而，有一个问题却始终困扰着库尔恰托夫，那便是没有足够数量的铀用作核燃料。

德国无条件投降以后，情况发生了转机。库尔恰托夫曾在1946年年初表示：“1945年5月前，铀-石墨反应堆点火是一件毫无希望的事情，因为我们总共只有7吨氧化铀。要在1948年前弄到反应堆所需的100吨铀显得非常渺茫。去年年中，贝利亚同志向德国派出了以扎维尼亚金、马赫涅夫和基科因同志为首的由2号实验室和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组成的特别小组，寻找铀和铀原料。在做了大量的工作之后，小组找到了300吨氧化铀及其化合物并将其运回苏联。这不仅大大改善了铀-石墨反应堆的境况，而且也大大改善了整个铀研究的境况……”

在建设实验堆的同时，苏联便已经开始积极筹划工业堆的建设。1945年10月26日，贝利亚主持召开专门委员会会议，重点讨论817厂的选址问题，从此，苏联核材料综合生产厂——817厂的建设被列入议事日程。考虑到地形特点、远离城镇、树木茂盛、水源充足、交通便利、易于施工、电力保障等综合因素，1945年12月1日，贝利亚以副主席的名义签署了苏联人民委员会第3007-892cc号决定，批准将817厂建在乌拉尔南部的克孜勒塔什湖南岸，对外地址为车里雅宾斯克-40。1947年11月24日，根据第3909-1327сс/оп号苏联部长会议决定，817厂更名为由“A”厂——铀-石墨工业堆、“Б”厂——放射化学厂和“B”厂——化工冶金厂组成的817综合厂。

核材料生产是苏联核计划实施过程中最为关键的环节之一，从核原料的勘探、开采和加工，到物理实验堆Ф-1的启动，再到核材料生产厂的设计、施工及生产工艺的研发，苏联打破常规，特事特办，动用了数以万计的人力[50]，投入了巨额资金，在短短的几年内便建成并启动了核材料生产综合企业，为实现核计划、制造原子弹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原子弹不同于普通炸弹，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系统，涉及核材料和核爆炸等全新的理论，因此，在设计原子弹之前，首先要做的是解决一系列理论问题，完成一系列计算工作。为此，苏联政府动员了诸如化学物理研究所、化学研究所、数学研究所及其列宁格勒分所、物理问题研究所和地球物理研究所等多家科研机构参与原子弹的理论计算工作，动员了农业机械制造部、运输机械制造部、装备部等下属设计部门参与原子弹的设计工作。1949年4月15日，第11设计所向贝利亚汇报，所有的理论问题都已经得到解决，设计任务已经全部完成。

1949年8月26日，专门委员会召开会议，通过了由万尼科夫、库尔恰托夫和别尔乌辛起草的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进行原子弹试验的决定》（草案），拟定试验在1949年8月29~30日内择机进行，将采取地面定点爆炸的方式，以便进行各种科学观察和物理检测。1949年8月26日深夜，库尔恰托夫根据贝利亚的直接指示，确定了试验的时间——8月29日当地时间8时。8月28日晚，开始原子弹的最后组装（钚装料和中子源）并于29日凌晨3时结束。凌晨4时，原子弹被运到试验塔，固定好后，装入引爆雷管，打开自动引爆系统。早6时，试验塔上的工作全部结束。6时25分，试验区全部人员撤离。此时，天气突然变坏，乌云密布，风速加大，下起了小雨。在征得贝利亚同意后，库尔恰托夫将试验时间由原定的8时提前到了7时。

次日，贝利亚和库尔恰托夫向斯大林汇报了原子弹试验的情况。报告中说，经过科研人员、设计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四年的努力，苏联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已于1949年8月29日莫斯科时间凌晨4时在哈萨克斯坦谢米巴拉金斯克以西170公里处的荒原地带专门修建和装备的试验场进行，原子弹的破坏力和杀伤力巨大，当量不小于1万吨梯恩梯炸药，爆炸后产生的冲击波完全摧毁了7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工业设施和民用建筑，高强度辐射形成了距爆心5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死亡地带，高温导致12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工业、民用和军事建筑起火。^[25]

所获荣誉社会主义劳动英雄金质奖章1枚^[7]列宁勋章5枚^[7]红旗勋章2枚^[7]苏沃洛夫一级勋章1枚^[7]

“当我们布尔什维克想要做成一件事的时候，我们会对其他的一切都置之不顾。” ^[26]

贝利亚绘画技术很高，并曾梦想成为一名建筑师。^[27]

1933年，度假中的斯大林遇袭，在场的贝利亚奋不顾身地用身体掩护了斯大林，杀手当场身中数枪毙命，贝利亚因此获得了斯大林的信任 。故事的真实性缺少确凿证据，后被怀疑为贝利亚所设计，但该故事显然符合人们对贝利亚不择手段的行事风格的认识。^[26]

贝利亚还有一个嗜好：他喜欢看足球赛，而且是自己的足球队迪纳莫队的球迷。^[28]

斯大林曾表示自己年轻时乘雪橇走了12俄里（约12.8公里）发现12只鸟，他打死一只后，回去拿子弹，又把其他的也打死并且带回家。贝利亚私下与其他人说：“一个高加索人没有什么机会乘雪橇，他怎么可能走那么远的路（合计48俄里，约51.2公里）？他在撒谎。” ^[29]

关系姓名概况父亲帕夫列^[30]／母亲玛尔塔·贾克丽^[30]一名裁缝，享年87岁^[27]妻子尼娜·泰穆拉佐夫娜^[31]生于1905年，在季米里亚泽夫农业科学院工作儿子谢尔戈·拉夫连季耶维奇·贝利亚^[32]生于1924年11月24日，博士。1947年在信箱为1323（即后来著名的迪伊设计局）工作，先后担任主人工程师、主任设计师，并荣获列宁勋章和苏联国家奖金。1953年７月-1954年年底，关押在监狱中；获释之后，在“量子”科研所先后担任首席设计师、科主任、部主任，后转任系统部主任、乌克兰科学院材料学问题研究所新物理学问题综合部主任设计师。从1990年起，成为科技领导，“彗星”科研中心基辅分部主任设计师儿媳玛尔法·佩什科娃^[33]／

阿塞拜疆中央书记阿洪多夫评：“……在国家机构的各个部门表现了他所具有的卓越才能·····他以其特有的热情和坚持不解的精神在各方面的工作中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各项任务……应当指出，他是一个优秀的、有价值的、不知疲倦的工作者，是当前苏维埃建设时期不可多得的人才。”^[34]

谢尔戈评：“我敢预言······他（贝利亚）终将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作为一个为自己多民族的国家和人民谋福利、为使自己的国家脱离极权主义轨道而奋斗终身的苏维埃时代思维健全的政治家而载入史册。”^[35]

津科维奇评：“假如历史地、确切地说，贝利亚······是在某些方面具有先见之明的人。”^[35]

姆列钦评：在克格勃的所有领导人中,“只有贝利亚和安德罗波夫直到今天仍然令人真的感兴趣，使人进行争论，让人觉得他们是丰富多采的人物。虽然不如安德罗波夫，但是贝利亚在最近几年里也有了一批真心的崇拜者。或者说，出现在今天人们面前的是一位遭到非诱和被不公正地描绘成血星恶魔的重要政治家。”^[35]

苏共中央委员、苏联卫生部第四局X射线主仕医师Ｎ.Π.塔格尔教授评：“如果我们政府不及时揭露贝利亚独揽大权的企图,他有可能成为第二个铁托。格鲁吉亚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气焰器张是贝利亚纵容的结果，贝利亚的犯罪活动导致农业停滞发展。可以预计，政府在揭露贝利亚的真面目后，一定会采取措施巩固集体农庄和改善集体农庄庄员的物质状况,从而使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36]

苏共中央候补委员、第301工厂总设计师（飞机设计师）和领导人C.A.拉沃奇金评：“贝利亚做了许多不正确的事情。他把自己的儿子捧上了天，结果他儿子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谄媚奉承、溜须拍马的人。他听不进军方人士关于研制和使用新式装备的意见，不让军人参与开发新装备，这在我们国家还是第一次发生….”^[36]

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学术秘书、技术学博士C.H.科斯捷林评：“贝利亚是我们的大敌,他被揭露是件大好事。贝利亚搞乱了科学院的科研干部队伍,支持所有值得怀疑和不可信赖的犹太人。”^[36]

海军总参谋长叶利谢耶夫海军中将评：“贝利亚是个知名度不太高的人物,所以中央全会的决定没有使人特别感到遗憾。大家感到满意的是，终于知道了这个人的图谋。不过,他当了那么长时间领导人，一直没有被揭露，万一他的阴谋得逞，那就让人太遗了。”^[36]

第一种说法：逮捕审判后被秘密处决

早在1953年春天，贝利亚就已经开始笼罩在日益浓厚、翻腾缭绕的阴云之中，这也预示着他正面临灭顶之灾。斯大林去世后，整个克里姆林宫高层都忧心忡忡，打内心里惧怕贝利亚。贝利亚在党内此时领导着包括情报局、反情报局和原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所属的一些部门，掌控着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国家镇压机器；其次，他对自己每位“老同事”过去所做的许多事情都了如指掌。这样，贝利亚自然就成为“老同事们”的头号劲敌。难怪赫鲁晓夫等人要迫不及待地对贝利亚先下手了。^[7]

据苏联官方正式报道，1953年6月26日贝利亚在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被当场逮捕。但他被捕后的具体情况和此后的命运始终含混不清。^[7]

贝利亚先是被押送到莫斯科卫戍部队拘留所，紧接着又被转往莫斯科军区的一个防空洞。贝利亚陷入恐慌之中。拘押期间，他曾数度致信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保全他的性命。然而，赫鲁晓夫等人对此不予理会。同年7月2日至7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开始正式清算贝利亚的罪行。自此，这场冲突就转入了公开阶段，与会人员揭发贝利亚的罪行。在科涅夫元帅主持下，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于1953年12月18日开始对贝利亚进行秘密审判。特别法庭认定贝利亚犯有叛国罪、组织反苏维埃小组罪、实施恐怖行动罪和强奸罪，为此对其判处死刑，并于同年12月23日执行。^[7]

第二种说法：审判前即已处决，出庭受审的是替身

事实上早在赫鲁晓夫在世时，上述官方说法就已受到强烈质疑。^[37]而这些质疑如今又进一步得到了证实：当有关人士打开那尘封已久的档案资料后发现，当初对贝利亚长达半年的拘押、侦讯和审判，直到最后对他执行枪决竟然没有留下一张照片和一个镜头，也没有医生在枪决令上的亲笔签名。相反，对贝利亚上述6名亲信审判和执行枪决的有关文件上医生的签名都赫然在目。这6个人尸体火化的记录至今都完好无损地保存着，而唯独不见贝利亚尸体的火化记录。^[37]

另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1953年12月23日对贝利亚执行死刑的这一天在苏联历年的日历和历史课本上也都没有任何记载。据此，某些研究家们大胆地提出了如下假设：早在审判前，贝利亚即已被处决，而出庭受审的则是他的替身。其根据是：贝利亚审讯记录注明的最晚日期是1953年7月末至8月初，从此之后便再无任何文字记载。^[7]

第三种说法：铲除贝利亚早有预谋，在家遭枪杀

贝利亚的独生子谢尔戈曾参与苏联的原子弹和氢弹研究，后移居乌克兰首都基辅。他坚称，1953年6月26日，他的父亲根本就不曾被逮捕，而是在未经任何侦讯和审判情况下在其家被直接枪杀的。谢尔戈回忆说，这天一大早，他就告别家中的父亲，去克里姆林宫和其他科学家一起准备核实验报告。到那儿不久，一个朋友突然给谢尔戈打电话说，他家刚才曾响起阵阵激烈的枪声。闻讯后，谢尔戈撂下电话就急匆匆向家赶去。贝利亚官邸位于莫斯科市起义广场附近。赶到后，谢尔戈看见大门被荷枪实弹的士兵严密把守着。这些士兵不由分说地将谢尔戈挡在门外，坚决不予放行。从远处望过去，谢尔戈发现父亲办公室的玻璃窗已被打得粉碎。不用说，这显然是贝利亚的卫兵与前来攻打官邸的军人激烈交火所留下的痕迹。谢尔戈由此断定，当时贝利亚就是在家被打死的。他也坚持认为，最后被送上审判台的那个人根本就不是他的父亲，而是一个长相酷似父亲的演员。^[7]

谢尔戈上述说法居然还有旁证：一个保持沉默半个多世纪、名叫杰韦宁的人声称，当年他曾亲自参与拘捕贝利亚，并证实贝利亚确实是在其官邸被当场击毙的。此人以“官邸行动”为题在俄媒体撰文说，铲除贝利亚实际上是早有预谋、周密计划的绝密行动。为实施这一行动，苏联当局事先秘密组建了一个由18个人组成的特种分队，其直接领导是时任内务部副部长克鲁格洛夫。杰韦宁一口咬定，他曾是该特种分队队员。杰韦宁对攻打官邸一段有如下生动记述：^[7]

“1953年6月26日，大约是清早6点的时候，我们突然得到通知，正式行动就在今天开始。起初拟定采用‘车祸’方案，但到8点又改变计划，决定派遣特种分队采用突袭贝利亚官邸方案，即‘官邸’行动。我们分乘3辆胜利牌汽车于10时前到达卡恰洛夫大街28号贝利亚官邸。我们分队由科罗特科领导。克鲁格洛夫给贝利亚打电话说科罗特科将带3名警卫去给他送机密文件。这时我们得知，官邸内除贝利亚本人外，还有4个人。科罗特科和从我们班挑选的3名‘随从’顺利地进了大楼，其余人根据行动方案分别抢占了大楼正面和后院规定的位置。两三分钟后传来一阵枪声———我听见5声，也可能是6声。我当时紧挨贝利亚办公室的一扇窗户。这窗户朝向后院。从贝利亚办公室射出的两发子弹打碎了靠楼拐角处第二扇窗户的玻璃。几分钟后，科罗特科从楼内走出来，命令我们都进楼里。我亲眼看见有3个人被当场击毙：贝利亚本人和他的两个警卫。我们无一伤亡，显然这是我们精心准备和采取突然行动的结果……”^[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