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逸

戴逸（1926年9月10日-2024年1月24日），男，江苏常熟人，中国历史学家，原名戴秉衡。^[1][2]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1]

戴逸早年就读于苏州中学、常熟中学，1944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铁路管理系，1946年又重新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3]1948年，戴逸进华北大学学习后留校任教。1955年，戴逸被评定为最年轻的副教授。^[4]1959年他参加全国群英会。1959年，受吴晗先生之邀，戴逸出任《中国历史小丛书》编委，^[5][6]2011年4月，他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7]2015年9月10日，戴逸教授寿辰，中国人民大学举办“戴逸与清史研究”学术座谈会。^[8][9]2024年1月24日上午，戴逸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6]

戴逸教授先后组织了多个被列入全国重点规划的清史项目。个人撰写或主编的著作有40余部，发表文章800余篇。2018年出版《戴逸文集》12种14册，汇集了其主要著述，约700万字，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史学研究特别是清史学科发展轨迹。^[10]

1961年戴逸被推举为高教战线先进工作者，1985年获吴玉章科研奖，1986年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获人民教师奖章。1994年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和香港柏宁顿中国教育基金会首届孺子牛金球奖、中国图书奖等，1995年获北京市社科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另外，他还因在越南综合大学授课，曾于1960年被越南政府授予胡志明勋章。^[7]

戴逸，原名戴秉衡，1926年出生于江苏常熟。戴秉衡从小就对历史故事抱有天然的兴趣，几乎将父母给的所有零用钱都花在了租赁历史故事书上面。^[1]

1937年抗战爆发之后，年仅11岁的戴秉衡随父亲和姐姐避难上海，并在那里完成了自己的初高中学业。戴秉衡除了完成学业外，将业余时间全部花在阅读《左传》《史记》等传统经典上。有一次，为了补全自己在旧书店购买的残缺本《昭明文选》，他整整一个月闭门不出，将残缺的内容全部抄写一遍，并装订成册，幼年打下的传统文化功底，为他后来的研究之路埋下伏笔。^[1]

戴逸早年就学于苏州中学、常熟中学，1944年高中毕业后，他考入了上海交大。大二时抗战胜利，北大从昆明回迁，途经上海时开设考场，戴逸毅然舍弃了已完成两年的交大学业，考入北大，转而走上了史学研究之路。^[11]就学期间，投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1947年加入民青，当选为北大学生自治会理事，又参加进步社团南北社、孑民图书馆。1948年被国民党政府通缉，为躲避政治迫害，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离开北大，前往解放区，进入华北大学一部十七班学习，年底转入一部政治研究室工作。^[3]

全国解放后，华北大学进入北京并改为中国人民大学，戴逸在学校任教。在学习了中国革命史后，他用两年时间写成了《中国抗战史演义》一书。^[5]

戴逸曾从事中共党史教学，1952年调往新组建的中国历史教研室，开始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并着手编写了《中国近代史稿》和《北洋海军》等书。

1955年，戴逸在人大开设中国近代史课程，开启了高校系统讲授中国近代史的先河，^[11]同年戴逸被评定为最年轻的副教授。^[4]1959年参加全国群英会。^[7]1959年，受吴晗先生之邀，戴逸出任《中国历史小丛书》编委，1965年秋，周恩来总理责成中宣部筹备纂zuǎn修《清史》，中宣部决定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时年39岁的戴逸教授是最年轻的委员。^[12]1960年因在越南综合大学授课，越南政府授予胡志明勋章。1961年被推举为高教战线先进工作者。^[3]十年动乱期间，被下放到江西余江区“五七”干校劳动，直到1973年返回北京。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停办，他和一部分同志拨归北京师范大学，在这期间，完成了《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一书。^[3]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戴逸教授受命组建清史研究所，同时被评定为教授。以纂修清史为目的、对清代历史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得以全面展开。^[13]1980年和1984年，主编《简明清史》，1985年获吴玉章科研奖。^[14][3]

2002年8月，国家清史编纂工程正式启动，戴逸教授受命担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15]2006年又主持编写《中国西部开发与近代化》。^[16]2011年4月，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7]2013年获得第二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11]

2015年9月10日，戴逸教授90寿辰，中国人民大学举办“戴逸与清史研究”学术座谈会，探讨戴逸先生在史学界特别是对清史学科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共商推动清史学科在中国人民大学乃至全国的发展之计。^[8]2024年1月24日上午，戴逸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6]

戴逸一生在清史研究方面卓有建树，曾先后组织多个被列入全国重点规划的清史项目，影响推动了中国清史研究的发展。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他曾先后主持编写了《简明清史》、《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清史部分、《清代人物传稿》、《清通鉴》等大型著作及丛书。其主编的70余万字的《简明清史》是国内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系统、全面研究鸦片战争以前的清代历史著作，被评为全国优秀教材。他撰写或主编的著作总计有40余部，发表文章800余篇。^[17]

2002年，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正式启动，戴逸担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为完成这项国家重大文化工程，10多年间，他倾注全部心血，团结全国专家学者，孜孜不倦推动《清史》纂修工程有序开展。到2018年10月，终于完成新修《清史》103卷105册3200余万字送审稿。新修《清史》赓续历代修史传统，是新时代立足于断代史、整体探索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重要尝试。^[17]

故宫巡礼（以戴秉衡为名发表）天津大公报，1947拆穿奥斯汀的谎话8000，人民日报，1950.12.14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4000，人民中国，1955.13期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2000，人民日报，1959.4.11惊涛骇浪激动人心2000，光明日报，1960.11.12关于同文馆的争论3000，光明日报，1962.8.23写农民的历史为农民写历史10000，历史研究，1965论康熙16000，北师大学报实事求是勇于创新6000，历史研究，1978.8阶级斗争、农民战争不是推进历史的唯一动力1000，人民日报，1980.1.11古籍整理的五点建议3000，《文献》第十辑，1981.12巨大的支持英明的预见——重读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革命的教导12000，《北京史苑》1期，1983.12介绍一种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资料——日记1000，在西德汉学家会议上乾隆初政和宽严相济的统治方针14000，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6第1期研究北京文化史的重要意义1000，北京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荣庆其人与荣庆日记（与孔祥吉合作）8000，清史研究通讯，1987年第3期历史科学和社会功能2500，1989年历史学年鉴，1990.7乾隆朝的水灾与赈济3000，光明日报，1991.9.1避暑山庄与康乾盛世6000，山庄研究，1994.8戊戌变法时翁同和罢官原由辩析13000，故宫博物院院刊建院70周年纪念特刊，1995.10我看张之洞3000，河北师院学报，1997年第3期中国历史学的回顾和展望（英文）10000，中国社会科学，2000第1期读《清史稿》的修纂及其缺陷7000，清史研究，2002年第1期编纂清史的缘起与编纂初想社会科学战线，2003第2期 

详细请见^[20]

戴逸教授是“经师”与“人师”相统一的“大先生”，努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桃李满天下，培养了大批史学人才，包括新中国首位外籍文科博士、第一位历史学女博士等。^[10]

崔建飞于1963年出生。安徽合肥人。1985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在文化部机关工作。^[22]他跟随戴逸做修史工作。写下了《郭影秋对清史研究的贡献》。^[23]

黄爱平，1955生，广西桂林人，瑶族，中国共产党党员。198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84年和1987年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获历史学硕士、博士学位，是中国第一个历史学女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兼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典志组专家，中央档案馆档案价值评定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常务理事暨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北京市历史学会、北京史研究会理事。^[24][10]

长期从事清史、思想文化史、文献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先后出版《四库全书纂修研究》等著作多部，主编《中国历史文献学》教材，并发表论文160余篇。^[24][10]

戴老师在做学问的同时，保持着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因为我长期做边疆研究，在编纂清史过程中，凡是涉及边疆、民族、中外关系的问题，他首先会找我来问。比如说前几年关于“南海仲裁案”，围绕这个问题，戴老师当时特别跟我说：“在我们的《边政志》里边，要设海洋篇，在海洋篇里面一定要把清代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行使主权和管辖的历史讲清楚。”他的政治敏感性是他学术素养的本能反应。他对《边政志》给以特别的关注，多次叮嘱专家有关边界条约签订史实的叙述一定要准确，清政府对边疆的经营与治理一定要立足国家统一的视角来进行评议。同时，戴老师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坚持唯物主义，态度鲜明。他坚持太平天国起义在推动历史发展中的进步意义，坚决反对曾一度流布甚广所谓“邪教”论的歪理邪说。（光明日报评）^[26]

戴逸长期呼吁国家编纂清史，领导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为之不懈努力。2002年8月，国家清史编纂工程正式启动，戴逸受命担任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至今，他说：“能够为此尽绵薄之力，是人生最大的幸事。”近十年来，他为该工程呕心沥血，其指导清史修纂工作的重要思考，大多收入《涓水集》一书出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评）^[7]

戴逸先生是当今中国最有声望的历史学家和最有影响力的人文大家之一，曾荣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也是清史研究所的名誉所长。95岁高龄仍然担任着国家清史编委会主任，始终奋进在学术一线。他精神矍jué铄、平和睿智、博大精深，被誉为清史泰斗。（光明网评）^[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