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汶祥刺马案

张汶祥刺马案发生于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七月二十六日，是指河南人张汶祥刺杀两江总督马新贻之事，因案件迷雾重重，被称为晚清的四大奇案之一。^[1]

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七月二十六日上午，时任两江总督的马新贻在南京校场阅兵，允许百姓参观，因此，箭道两旁挤满了围观的群众。^[2]有百姓求马新贻伸冤，突然有人冲出来刺中马新贻腹部，最后不治身亡。刺客自称张汶祥，对于背后的动机和幕后主使一概不予回答。^[3]刺马案发生后，清政府非常重视此次事件，前后三次派遣刑部官员审理此案，审理结果称是因马新贻捕杀湘军散兵，且未受理张汶祥妻子被掳一案。^[4]最终，张汶祥被处以极刑，^[5]马新贻并入祀贤良祠，赐谥号端敏。^[6]

刺马案发生后，清政府对案件的审理和定罪过程受到了广泛关注，并引发了社会各界的争议和讨论，案件的审理和定罪结果也成为了清政府在处理类似案件中的重要参考案例。^[7]大量的野史、笔记、小说、戏曲对案件原委说法众多，“刺马”历经多年多人演义改编，各个版本层出不穷，文学意义早已远胜历史价值。^[8]

马新贻，字谷山，谥号端敏，山东菏泽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历任建平、合肥等县知县、安庆府知府、庐州府知府、安徽按察使、安徽布政使、浙江巡抚、闽浙总督、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成为清代回族知识分子以正途入仕，并担任封疆大吏的重要政治人物。^[2]同治七年调任两江巡抚，马新贻在安徽任职期间，主要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为主要任务，多以军功升迁；离皖入浙后，主要致力于浙省境内经济复苏和管理地方治安；在江苏期间，操办军务则是其工作重心。^[9][10][11]

张汶祥^[注1]系河南汝阳县人，父母双亲已去世，没有兄弟，家里七代单传，也没有同支宗亲，娶罗法善之女罗氏为妻，育有一子两女。罗氏后改嫁张汶祥朋友吴炳燮xiè，但张汶祥认为罗氏背叛他，最终罗氏自杀。^[12]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张汶祥加入太平军，任侍王李世贤的裨将。太平军败亡后，张汶祥曾向清军投降，因无人作保，未被清军收纳。^[9][13]

魁玉（1791年－1884年） ，富察氏，字时若，满洲镶红旗人。清朝中后期将领。由二品萌生授骁骑校尉，佐领、协领。1853年任凉州副都统，参加镇压太平军。1860年署江宁将军兼署京口副都统。1861年帮办镇江军务，参加曾国荃[zēng guó quán]围困天京之战，1865年升任江宁将军。1870年署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1871年调任成都将军，镇压四川少数民族起义，1877年因病开缺。^[14]

张之万，字子青，直隶南皮人，道光二十七年状元，与马新贻是同年。9月25日，张之万收到吏部咨文；30日，张之万打点行装，安排公事，给清廷写了一个遵旨驰赴江宁督审恭报起程日期的折子，从清江浦沿运河南下。^[15]

主审官曾国藩，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咸丰八年（1858年），曾国藩率领湘军攻陷安庆，围困天京（今南京）。同治三年（1864年）7月9日，太平军主力基本覆灭。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军起义中以首功被清政府封为“毅勇”侯称号，留任两江总督。同治四年（1865年），曾国藩前往山东地区围剿捻军，但未见成效，于次年返回南京原任。同治七年（1868年），曾国藩查办“天津教案”^[注2]，因主张向法国求和，严查“凶犯”，遭到天津人民的指责，后于同治九年（1870年）9月调任两江总督，并作为刺马案主审官解决江宁一事。^[16][17][18]11月启程，12月到达江宁；到任后查阅卷宗，记录事件相关犯人名字。^[19]

复审官刑部尚书郑敦谨，湖南长沙人。道光进士，历任广东、河南、山西、陕西、直隶布政使，山东学政，都察院左都御史等职。同治六年（1867年），作为都察院左都御史，郑敦谨亲到山西查出山西巡抚赵长龄防剿不力，布政使陈湜[chén shí]贪图女色，所部军纪败坏，以致战事失利。慈禧太后得报震怒，二人均被革职充军。郑敦谨因此有铁面无私的声誉，后升任刑部尚书。^[2]

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曾国荃率领数万湘军^[注3]将当时的太平天国的天京城（今南京市）围得水泄不通，昼夜炮火猛攻，城破后兵士劫掠全城，又放火烧了三天，太平天国运动以失败告终。江宁城（今南京市）在曾国藩、李鸿章师徒两任两江总督休养生息下，渐渐恢复了繁华气象。^[20]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结束后，慈禧太后把曾国藩调离江宁。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二月，马新贻任浙江、福建总督，八月又改任两江总督，迅速裁撤湘军。清末施行裁勇改兵制度以后，几万湘军士卒被裁撤，马新贻在惩治已成黑社会势力的湘军散兵游勇时非常严厉，抓到为害百姓、有非法行为的散兵游勇即就地正法，致力捕盗，裁撤扰民关卡。^[21]但因为江宁是湘军攻下来的，两江一直被湘军视为私地，^[20]散兵游勇和黑势力对马新贻恨之入骨。^[22]

8月21日原是总督阅视武官投射的日子，但当日大雨，故推迟到8月22日阅视。1870年8月22日早，马新贻来到督署西边的校场演武厅，由于马新贻实际住宿在江宁府衙门，校场则是江宁府的校场，故可以步行来回。

上午10时，马新贻阅览完毕回署，旗牌在前引道，接着是巡捕、差弁[biàn]、亲兵、家丁和随弁紧跟在马新贻身后，两旁挤满围观群众，至后院门外时，有人跪倒路旁，请马新贻帮助，这一行为吸引了马新贻身旁的巡捕前去查问，马则照旧前进。

再行几步，突有人高呼冤枉，有一人从人群中窜出直扑马新贻，并抽出一把匕首插入其右肋，马新贻倒地。跟随差弁方秉仁上前夺过其手中的匕首。其他差弁一拥而上，将其控制。两个开路的骑巡跳下马来，拿鞭子打喊冤的人，疑心他喊冤是假，借拦道呼冤停轿之机以便让刺客乘间行刺。^[23]

该犯口中不停地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今日拼命，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说罢仰天大笑，从容就捕。匕首深入数寸，马新贻气息奄奄，临终之际口授遗疏^[注4]，其子马毓yù桢zhēn代书，托魁玉代呈朝廷。

马新贻至23日下午2时许，因伤势过重，救治无效死亡。^[25]

马新贻死亡后，中军副将喻吉三一边命巡捕将凶犯押到督署候讯，一边差人飞报江宁将军魁玉和司道各员。江宁布政使梅启照正在贡院疏消昨日暴雨积水，闻讯后与署盐道凌焕即刻赶到将军府，向魁玉报告。魁玉看到马新贻的样子后，很长时间才缓缓地把被子放下。请大夫全力救治，并劝慰在床边哭泣的金夫人和其他家人。随即走出上房，讯诘[jié]凶犯。再三讯问，只供称：系河南人，名张汶详。讯其行刺缘由，闪烁其词，坚决不说真话。魁玉非常生气，喝令带出去。随饬梅启照将凶犯带往上元县严刑讯究。^[26]8月23日，加派臬niè司贾益谦、候补道勒方、候补知府钱海永、皖南道李荣、江苏候补道孙衣言、山东候补道袁保庆等轮流审讯。魁玉一面督饬司道各员继续会审，力图得到确供，一面立即拟折并紧急驰奏朝廷。^[27]

魁玉在马新贻死亡当天飞章入奏^[注5]，告知朝廷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杀一事，朝廷骇然，于8月29日连发四道谕旨。第一，命令魁玉立刻严审刺杀者，同时奖恤马新贻；第二，补调曾国藩为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由李鸿章调补；第三，安徽巡抚英翰加强长江防务和地方治安，密切注视江宁局势；第四，命令魁玉和司道各官熬审刺杀者，查清其刺杀缘由和有无主使人并将审案结果上报朝廷。9月3日，慈禧发谕旨强调此案的重要性，不能含混奏结。此后的9月5日^[注6]、18日^[注7]接连下谕令，不仅强调本案事关重大，还断定刺杀行为绝非一人所为，定有幕后主使。^[29]

9月24日，魁玉向慈禧奏陈审理结果，主要内容包括：审出张汶祥曾参加过太平天国运动，在太平军侍王李世贤名下领兵打仗，进攻漳州，转战安徽、江西、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张汶详的女儿张宝珍，儿子张长幅，同居之舅嫂罗王氏已被拿获。关于作案动机则一无所获。魁玉审理刺马案已月余，每次奏报案件进展均说张汶祥自知难逃一死，语言颠倒、言辞闪烁，无法问出有价值的线索，案件陷入停滞状态。^[30]

1870年9月5日，慈禧派漕运总督张之万前往江宁审理刺马案。张之万听说此案背后有主使，惊恐不堪，生怕遭人报复。故张之万刚来江宁几天不见客，不审案，和魁玉、梅启照思索几日后决定拖延案件审理进度。审理过程中，因害怕张汶祥熬刑不过死亡，数日未用刑，让张之子女在张汶祥旁边受刑，张汶祥则侧头不看。12月9日，朝廷发布谕旨批评张之万等人过于拖延，12月12日，张之万等人向朝廷奏结了他们的审理结果。内容是张汶祥对马新贻的怨恨来自于三个方面：第一，张汶祥曾经参加过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又外通海盗，因为马新贻剿灭海盗，杀死其众多同伙，在逃海盗龙启沄yún等教唆张为同伴复仇；第二，张汶祥私开典当铺，被马新贻禁止，导致其本利俱亏损；第三，其妻罗氏被吴炳燮强占，张汶祥曾拦住马新贻的轿子控告，没有被马所重视，心怀怨恨。张汶祥早已心怀杀意，在同治七年、八年屡次前往杭州、江宁欲行刺，未能得逞。综上，张之万等人认为，张汶祥为一人作案，不存在同党或者幕后主使。^[31]

慈禧收到张之万等人的奏结后，大失所望，认为张之万等人所说的张汶祥为海盗同伴报仇等杀人动机难以成立。于是，慈禧下令将此案主审和司员统统更换，令曾国藩速回江宁，刑部尚书郑敦谨作为钦差大臣携随员赶赴江宁复审。^[5]

9月30日上午，曾国藩接到29日的上谕，命他调补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由李鸿章调补。曾国藩急召幕府和丁日昌、毛昶熙[máo chǎng xī]商谈。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中，一直受到中外抨击，列强嫌他惩处不力，国人骂他“残民媚外”。就连他自己也说：“数日来查讯津案，办理既多棘手，措施未尽合宜，内疚神明，外惭清议。”^[32]此次让他回任两江，应该算是好事，但是，9月2日他上了一道“谢调任江督恩因病请开缺折”，固辞两江总督。他说自本年3月以来，衰病日甚，目病已深，恳请另简贤能，两江重任，等津事奏结，再请开大学士缺。但朝廷命令^[注8]有病也必须去。^[33]启程前，曾国藩恳请召见，以观察慈禧太后对江宁时局的看法。^[2]

11月1日慈禧太后再次召见他，见面就问：“尔几时起程赴江南?”曾国藩说明日随朝臣进宫向太后贺岁，但慈禧认为江南的事情紧急，命他即日启程。11月2日为慈禧贺岁后，第二天曾国藩为自己过生日，一直等到11月7日才启程，12月12日到达江宁。但到了江宁后，他的主要任务一是接客聊天，二是看《阅微草堂笔记》。他认认真真地看，反反复复地看。唯一一个有关于刺马案的活动，那就是他给马新贻作了一幅挽联，前往吊唁了一番。一直等到在郑敦谨来到的前一天，他才调阅案卷，记下有关案犯的名字。^[19]

12月23日，慈禧派遣郑敦谨赴江宁会同曾国藩审理此案。次年（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2月18日，郑敦谨携颜士璋、伊勒通阿抵达江宁，郑敦谨一行到达江宁的第二天即开堂审讯张汶祥。连审十四天，毫无头绪，而一旁的曾国藩也对此案完全不感兴趣，很少发问，之后又表示得按照魁玉、张之万的结论奏结，因为民间和朝廷都流传此案背后有主使，虽然魁张二人的结论无法使众人的满意，但也只能这样了。郑敦谨终于明白此案无法深究，于是决定熬审不用刑。3月19日，郑、曾二人联名向慈禧上书，奏结比魁张二人更为详细，但大体内容并无二致。主要强调张汶祥的刺杀纯属个人行为，并无背后主使，同时提升了量刑，不仅凌迟处死，还要剖心祭祀。^[34]

曾国藩、郑敦谨的审理结果显然不能得到一同参加会审的孙衣言、袁保庆的认可，两人拒绝在奏结上签字。但曾郑二人在奏结中根本不提孙袁参加会审一事，上奏的同时，将奏结分送军机处、刑部存案。慈禧不得不接受这一审理结果^[注9]，3月26日，御旨肯定了两人的审理结果，4月4日，张汶祥被处以极刑。^[5]马新谋命刽子手用小刀割开他的肌肉，一刀一刀地割，然后剖开肚子，挖出心肝，^[35]在马新贻的灵柩前致祭。^[36]马新贻因持躬清慎，决事公勤，赏加太子太保衔，照总督阵亡的标准例赐恤，并入祀贤良祠，伊子马毓桢，加恩赏主事，分派在刑部学习行走。马新贻督灵柩回籍时，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在江宁、菏泽、庐州、及浙江海塘为马新贻立祠。国史列传，赐谥号曰：端敏。^[6]

郑敦谨处理完刺马案后，不等圣旨下达就立刻离开江宁，并在途中向慈禧称病请辞，让下属回京复命，自己则卸甲归田，从此不再踏入官场，曾国藩所赠送的礼品则分文未取。而郑的助手颜士璋、伊勒通阿回京后悄然消失，颜士璋被放到兰州，与充军流放所差无几，伊勒通阿则遣送回家养老。^[34]张汶祥的儿子被阉割后发配到黑龙江为奴。^[36]

郑敦谨和曾国藩的结案报告中罗列了张汶祥行刺的三个原因。第一，张汶祥妻子罗氏和家财被吴炳燮强占，他向马新贻拦路控诉而未被受理，吴炳燮此后更为得意，经常羞辱张汶祥，后罗氏也因此事吞烟自杀；第二，张汶祥开了间小典当铺，因受到土匪讹诈和违反马新贻的政策而本利俱损；第三，张汶祥与海盗龙启沄等人交好，后得知马新贻派兵剿灭并杀死了龙启沄的海盗同伙。加之龙启沄等人的撺掇，张汶祥决定泄私愤，报众仇，行刺马新贻。^[37][5]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典志组专家林乾在其著作《晚清三大名案》中，对“刺马案”的原因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刺马案背后是军功派与中央派的斗争所致。在与太平天国的战争之中，曾国藩领导的湘军和李鸿章领导的淮军逐渐坐大，对慈禧中央集权产生一定威胁。因此太平天国一平定，慈禧便将曾国藩调走，让马新贻任两江总督。而马新贻上任后，提出了整顿绿营的计划，这也被普遍认为是对湘军、淮军的替代计划。慈禧对带有私家军队属性的湘军、淮军不满已久，因而非常支持马新贻的计划。湘淮两军感到被威胁，因而大为不满。因此刺马案的幕后主使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37]

太常寺少卿王家璧上奏称，在陕西当地流传着江苏巡抚丁日昌乃此案幕后主使的说法。有传闻说，张汶祥是丁日昌花三千两银子雇佣的刺客。因为丁日昌之子丁惠衡和侄子丁继祖因抢夺妓女打死徐有得，涉及命案，此案由马新贻审理。丁惠衡拒不到案，丁日昌向马新贻请托不行，马新贻强行结案，因丁惠衡不归案，故马新贻上报朝廷议处。此事件导致督抚不和，四十天后，马新贻遇刺。^[13]

有传闻说，咸丰年间，张汶祥与其友曹二虎加入捻军，马新贻率团练与捻军交战，马新贻兵败被俘，但张汶祥、曹二虎有意投降清军，便与马新贻结拜为兄弟，并把降军改编成山字营（因马新贻字谷山），山字营随马新贻四处作战，立下战功，马新贻因此一路高升。后马新贻升至安徽布政使，开始看不起张汶祥和曹二虎，但曹二虎不知情，将其妻送至马新贻处居住，马新贻心生歹念，骗奸曹妻。张汶祥得知后，与曹二虎商议办法，但被马新贻陷害“通捻”，后曹二虎被斩首弃市，张汶祥侥幸逃脱后，发誓为曹二虎报仇。但这种说法的时间线明显与马新贻的任职履历不符，故渔色负友的故事可信度不高。^[13][38]

根据陈功懋mào^[注10]《张汶祥刺马新贻案真相》一文，张汶祥供称：咸丰七年，他曾参加捻军，当时庐州失守，时任庐州知府的马新贻被俘，他不知道马新贻是庐州知府，便将马新贻和其随从金彪释放，金彪感念张汶祥饶命之恩，便告诉他马新贻一直私通甘肃的回民反清武装。后马新贻青云直上，张汶祥感到不公，便决定为朝廷除恶，刺杀马新贻。后金彪被带来和张汶祥当面对质，金彪表示马家虽是回教，但并不与回人交往，更无谈私通回人。张汶祥见状改变口供，称自己所供是为了污蔑马新贻。^[13][38]

有传闻说，张汶祥曾是湘军鲍超部下，其部号是“霆字营”，为湘军主力。当时湘军内部有结盟习惯，张汶祥加入哥老会，并成为一个小头目。湘军后期，霆字营受到哥老会煽动，在湖北发生哗变，张汶祥逃至天目山，躲进一座寺庙，此寺庙长老是天地会首领，指挥山下的天地会成员从事反清复明活动，张汶祥得知后加入天地会。后马新贻任浙江巡抚，捕杀很多天地会成员，寺庙长老便委托张汶祥为会友报仇。^[13]

有传闻说，马新贻因与小刀会作战受伤，在董家渡医院治疗时受洗礼加入了天主教，与法国天主教江南教区的主教来往甚密，安庆教案发生后，马新贻对法国公使极为友好，一切按照法国人的要求办理，还极力宣传天主教的善行，派兵保护教堂。同治九年，江宁发生由提督陈国瑞策划的反洋教活动，马新贻得知后，派兵捉拿陈国瑞。陈国瑞逃出江宁，来到天津并参加了反洋教活动，得到醇亲王奕譞[yì xuān]支持，于是，江宁城就流传出了是陈国瑞和醇亲王奕譞指使张汶祥行刺马新贻的说法。^[13]

大量的野史、笔记、小说、戏曲对案件原委说法众多。多指马新贻假报军功、结纳权贵，在“剿匪”中与“匪首”义结金兰，欺瞒朝廷，爬上封疆大吏的宝座以后，又渔色负友，形同禽兽。张汶祥逃跑后刺马复仇。“刺马”历经多年多人演义改编，各个版本层出不穷，文学意义早已远胜历史价值。平江不肖生曾在武侠名作《江湖奇侠传》中提及此案，香港导演张彻分别拍了电影版和电视版的《刺马》。^[8]

在同治四年至九年间，两江总督署被设在府西街一带，今天南京一中校园占其中一部分。而当年马新贻阅兵的场地就是现在一中的操场旧址，也是“刺马”案的发生地。现在校园内建立了一面浮雕历史文化墙，高3米、长10米，上面用黑底白线的刻法展现了这里曾经发生过的著名历史事件。其中就有“刺马案”的情节，图中刻画了张汶祥刺杀马新贻的一瞬间，他抓着身穿官袍的马新贻的领子，高举匕首向其刺去。^[39]

学者郭胜认为“刺马案”之所以引人瞩目，首先是遇刺人马新贻地位显赫，马新贻官居两江总督兼管通商事务及两淮盐务，统管今江苏、江西、安徽三省富庶之地的军政监察大权，是晚清最重要的封疆大吏之一。其次是此案审理过程错综复杂，经历了一年多的审讯，在魁玉毫无结果的初审之后，接连动用漕运总督张之万会同江宁将军魁玉，刑部尚书郑敦谨和新任两江总督曾国藩，进行了前后两番兴师动众的会审，结果却以“漏网发逆，复通浙江南田海盗等匪”之名草草结案。^[22]

学者林保淳评价，尽管事件已经定谳yàn，犯人亦已服辜，但百姓还是各种猜疑，众议汹汹。细说期案件存在有五“奇”：一为事件奇；二为熬审时间过长；三为主审官员屡换；四为朝廷态度不一；五为凶嫌犯罪动机未明。故此历来传说纷纭，从发生时间、刺客姓名、犯罪动机到事实真相，都言人人殊。而尤可异者，则是人心各有主见，入主出奴，各执一说，迄今百数十年，究竟“真相”如何，终无定论。^[40]

后人将此案列为“清末四大奇案”，较诸他案，果真是千古未曾有之“奇”。^[40]大清时期，官场贪渎，社会乱象丛生，各地曾发生无数的奇情冤案，其中以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名伶杨月楼冤案、太原奇案、张汶祥刺马案最为轰动，统称为“晚清四大奇案”。^[41]

戏剧和小说等文学中的张汶祥刺杀马新贻案，为了反衬张汶祥的高大，马新贻则被涂污为渔色负友的无耻小人。冷月认为马新贻是个精明强干，勤政务实的好官，在任浙江巡抚、两江总督期间，修筑海塘水利，奏减浮收钱漕，复兴各府书院、确立两淮盐法规制，做了不少利国利民的好事实事，刺客张汶祥却成了侠客的化身。张汶祥被当场逮捕后，主审官员怕一不小心把钦命要犯刑毙了，那样无法交差，就不敢对他动刑，却把他年幼的子女和帮他抚养孩子的妻嫂抓了起来，当张汶祥的面对他们拷打，逼他就范，而张汶祥则闭目以对，任凭亲人被打得死去活来，他却坚决不吐口，逼急了就胡言乱语，随口说一两个朝廷大员的名字称为背后指使人，吓得主审官不敢记录在案，也不敢追问下去。张汶祥这样的做法堪称有智有勇，这完全符合人们对侠义之士的想象。张汶祥后来被千刀万剐而死，这种凌迟之刑残酷之至，更增添了民众对他的同情。^[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