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特人

布鲁特人是准噶尔蒙古对柯尔克孜人和吉尔吉斯人的称谓，^[1]“布鲁特”一词意为“高山居民”，此后这种叫法直接被清代满汉等其他民族沿用。^[3]满文转写为burut，汉文文献中又写为“布噜特”。^[4]民国24年（1935年），当时的新疆政府正式确定将这个民族的名称译为“柯尔克孜”。^[3]

在清代文献中，常以天山为界，将天山以北的布鲁特人称为“东布鲁特”，天山以南的则称为“西布鲁特”。在吉尔吉斯著名史诗《玛纳斯》中，也时常见到“布鲁特”的称呼。^[3]清代布鲁特由众多独立的部落组成，以天山及纳林河为界，又分为东、西两部分。东布鲁特由五个部落组成，其中较大者为萨雅克、萨尔巴噶什和塔拉斯；西布鲁特共有十五个部落，其中较大者是额德格纳、蒙科尔多尔、齐里克和巴斯子。^[5]

鸦片战争以后，俄国势力向东推进。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沙俄乘机强迫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强加了一条西北边疆地区的中俄边界的边界线给中国，使大批布鲁特人划归俄国。公元1864年签订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公元1882年签订的《中俄喀什噶尔界约》、公元1884年签订的《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等，使大部分布鲁特人被划入俄国境内。到公元1884年清政府在新疆设省时，留在清朝版图内的布鲁特人，只剩下当时布鲁特人口总数的二十分之一。苏联解体后，苏联的布鲁特人（即吉尔吉斯族）主要生活在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有二百余万人。^[6]

布鲁特人是准噶尔蒙古对柯尔克孜人和吉尔吉斯人的称谓，清朝沿用此称。他们都以游牧为业，定时至伊犁与清朝互市。^[1]

柯尔克孜作为中国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与生活在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的主体民族吉尔吉斯，是存在同源关系的跨国民族。在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族名是不同的，中国叫作柯尔克孜，吉尔吉斯斯坦叫作吉尔吉斯。^[7]柯尔克孜族是操突厥语的民族，突厥语族名为本民族自称，^[8]意思为“四十个姑娘”；另可解释为“四十个部落”或“草原人”^[9]“草原游牧人”^[8]等，汉文史书中的鬲昆、隔昆、坚昆、结骨、纥骨、契骨、护骨、黠xiá戛斯、辖戛斯、纥里迄斯、吉利吉斯等，均是不同历史时期对柯尔克孜族的称呼。^[10]

准噶尔征服布鲁特之后，迫使布鲁特各部称臣纳贡，不时出兵镇压布鲁特反叛活动，通过对布鲁特的频繁征战和抢劫，掳掠和招降大批布鲁特人，纳入汗国之内。纳入准噶尔汗国之内的布鲁特人可分为五种类型：一为迁徙安置于天山南路乌什和喀什噶尔两地的布鲁特人；一为迁徙安置于珠勒都斯（jultus，即裕勒都斯）和喀喇沙尔（harašar）的布鲁特人；一为迁徙安置于额林哈毕尔噶（eriyen habirga）的布鲁特人；一为准噶尔汗国珲台吉直属的包沁鄂托克（boocin otok）；一为分给准噶尔汗国部众为奴的零散布鲁特人。^[4]有清一代，按准噶尔人的称呼称其为“布鲁特”。一般认为，“布鲁特”一词意为“高山居民”，此后这种叫法直接被清代满汉等其他民族沿用。在清代文献中，常以天山为界，将天山以北的布鲁特人称为“东布鲁特”，天山以南的则称为“西布鲁特”。在吉尔吉斯著名史诗《玛纳斯》中，也时常见到“布鲁特”的称呼。直至民国24年（1935年），当时的新疆政府正式确定将这个民族的名称译为“柯尔克孜”。^[3]

在历史文献、民间传说、民族史诗中散见布鲁特人（柯尔克孜族）的不同起源传说。《周书·突厥传》中提到，柯尔克孜族与突厥本为同源。^[11]民族史诗《玛纳斯》关于柯尔克族起源的传说流传有三种，^[12]其中著名的“四十个姑娘”的故事，在中国古文献典籍《元史》当中，也有着相关的记载。^[13]虽然有关柯尔克孜族的起源，在中国与外国的相关书籍与口头讲述中，存在有不同的讲法，但其共通之处都是围绕“柯尔克孜”这个词语所展开的不同阐释，比如分别从历史起源、生活环境、或是本族人民的外貌特征等不同方面的解释而形成的起源故事。^[14]

最早的布鲁特人（柯尔克孜族）发源于南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的区域，中国的柯尔克孜族主要分布的区域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黑龙江省。柯尔克孜族沿革的历史，也是民族本身不断活动迁移，并且与不同的民族相互交流交往与交融发展演进的历史。^[15]南西伯利亚的叶尼塞河上游地区在很早的时候就生存有许多柯尔克孜的土著部落，在商周时期，曾经住在鄂尔多斯的“狄人”不断向北、向东迁徒，向北迁徒的狄人有一部分人就进入到了柯尔克孜所居住的原始森林，与南西伯利亚的柯尔克孜的土著先民们逐渐融合，在《史记·匈奴列传》中，就有“隔昆”与“隔昆之国”的记载，隔昆即柯尔克孜族的祖先，指的是发端于杭爱山以北和贝加尔湖以西的古老的游牧民族。^[16]这也是中国正史中对于柯尔克孜族最早的文献记载。^[17]

约公元前3世纪末，即秦朝时期，匈奴征服的北方诸族中，就有“鬲昆”，“鬲昆”即是当时对柯尔克孜族称呼。^[18]从《史记》的记载看，当时的“鬲昆”居住在匈奴以北，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以北的吉尔吉斯湖周围，其活动地区为阿辅水（阿巴根河）与剑水（叶尼塞河）之间。^[18]柯尔克孜族的先民们，最初在中国北方的叶尼赛河上游，过着游牧的生活，秦朝时期的柯尔克孜族还是一个不隶属地任何的政权以及互相并不统辖的一个游牧的部落。^[16]

汉朝时期的历史文献《汉书》中，将柯尔克孜族的先民称为“隔昆”^[18]。在汉朝，柯尔克孜族曾被匈奴冒顿单于征服，此后又先后为鲜卑、柔然等族所统治。^[19]魏晋南北朝时期，即公元5、6世纪时，柯尔克孜族又曾受到突厥汗国统治，柯尔克孜族在当时曾使用过古突厥文。两汉至南北朝时期，柯尔克孜族的先民还只是一支游牧的部落。这一时期柯尔克孜族的先民，先后隶属于匈奴、鲜卑、柔然、高车、突厥等民族，这些民族与中原的关系也一度起起伏伏。因此柯尔克孜族的先民最初是以匈奴、柔然等民族所属的部落而被记载在汉文历史典籍中的。^[19]

隋唐之际，布鲁特人（柯尔克孜族）曾被称为“契骨”，最早受突厥的统治并与突厥有姻亲关系。^[19]唐代是柯尔克孜族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黄金时代。^[20]公元684年，唐朝政府在结骨地区，设立坚昆都督府。^[21]贞观初，突厥被唐太宗击破，契骨最初归附于中国北方少数民族薛延陀。在薛延陀汗国统治时期，部落事务由论悉辈、居沙波辈和阿米辈三位酋长分治，薛延陀派一名颉利发监治。于贞观末年，唐朝又消灭了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薛延陀汗国，并在大漠南、北各设立都督府州，柯尔克孜族先民的首领随唐代所设立的各部归入朝廷，唐太宗册封当时柯尔克孜族先民所在的土地为“坚昆府”，使当时柯尔克孜族的首领为都督，在唐太宗时期隶属于燕然都护府。此后数十年中，柯尔克孜与北方各族、与唐朝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22]

到唐肃宗乾元（758-760）年间，契骨被回纥打败，臣服于回纥，此后被称为黠戛斯。^[23]在唐代，汉文史书称黠戛斯君长为“阿热”（后突厥汗国、回鹘汗国称之为可汗），阿热之下，有宰相、都督、职使（刺史之误）、长史、将军、达干等官职。9世纪20年代，黠戛斯在阿热的领导下，逐渐强盛，并发动了反抗回鹘统治的斗争。这场斗争坚持了二十多年，公元840年，阿热趁回鹘汗国统治集团发生内讧及遭受灾荒的时机，在回鹘大将句录莫贺引导下，发十万大兵侵袭回鹘汗国，杀可汗诛掘罗勿，迫使回鹘各部离开故土，南下或西迁。以阿热为首的黠戛斯统治集团在原回鹘汗国领土基础上，建立起了强大一时的黠戛斯汗国，建都于牢山（约今叶尼塞河上游萨彦岭）以南赌蒲（约今图瓦）地区。^[19]

隋唐时期柯尔克孜除了生活在叶尼塞河上游外，开始有一部分迁到了中国新疆天山北部地区，柯尔克孜与唐朝关系密切，曾援助唐朝政府与突厥作战。^[24]此外由于柯尔克孜族与中原王朝的交往日益密切，在后来宋代的汉文历史典籍中，开始出现了专门记载柯尔克孜族先民的专门文献，其中包括大量其与唐王朝交往的情况。例如《新唐书·黠戛斯传》《太平寰宇记·黠戛斯》等。^[23]

辽国建国之后，柯尔克孜降服于辽国。^[25]《辽史》中黠戛斯作辖戛斯。至10世纪初，契丹族兴起，黠戛斯成为契丹政权辽的属国，辽在辖戛斯设“辖戛斯国王府”^[19]。在公元931年，辖戛斯成为契丹国的属国。^[26]1124年耶律大石西逃，经过辖戛斯地区时，肆意劫掠，遭到辖戛斯人的截击和驱逐。元代称柯尔克孜族为乞儿吉思或吉利吉思。^[19]12世纪末，蒙古兴起时期，柯尔克孜族也曾受到蒙古的侵袭，1206年，铁木真称成吉思汗，将包括柯尔克孜在内的百姓分封给自己的弟弟豁儿赤。元亡之后，柯尔克孜族的近邻西蒙古瓦剌部强盛起来，柯尔克孜族又成为瓦剌的属部。^[19]

明朝之后，柯尔克孜族成为了蒙古族的属部，其与蒙古人有着密切的联系。有的学者认为柯尔克孜族的史诗《玛纳斯》其内容，主要描写的内容则是柯尔克孜人被瓦剌（厄鲁特蒙古）首领从阿尔泰驱赶至楚河及塔拉斯河流域的情景。^[27]15世纪前期，随着瓦剌首领也先的死亡，瓦剌势力衰弱，逐渐西迁到额尔齐斯河一带，柯尔克孜从此摆脱了瓦剌（厄鲁特蒙古）的统治。16世纪时，在叶尼塞河一带的柯尔克孜族分成四个部分，被称为四个王国，即图瓦王国、叶泽尔王国、阿勒蒂尔王国和阿勒蒂萨尔王国，阿勒蒂萨尔王是四王之首。^[19]16世纪末、17世纪初，准噶尔部逐渐强大，布鲁特大部分成为准噶尔的属部和属地，同时也是准噶尔汗和阿勒坦汗争夺的重要地区之一。^[19]

17世纪初，沙皇俄国侵人柯尔克孜族分布的地区，伤亡巨大的柯尔克孜族大部分都西迁到了伊塞克湖地区。后来，由于厄鲁特准噶尔部统治者的压迫，一部分又从伊塞克湖逃往中亚塔什干、费尔干盆地及其附近山区，另一部分迁到了帕米尔高原、兴都库什山和喀喇昆仑山一带及其附近地区。这一历史过程从17世纪开始到18世纪才结束。柯尔克孜族18世纪的大迁徙，使柯尔克孜族离开了自己古老的叶尼塞河流城故乡，开始西南迁。这是柯尔克孜族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划时代事件，柯尔克孜族也从此时最终定型。^[6]

17世纪末至18世纪前半期，准噶尔部势力不断膨胀，布鲁特和哈萨克人部落遭到大规模入侵，部分布鲁特人被迫西迁安集延。几乎与准噶尔人侵逼布鲁特人居地同时，清朝也开始对准噶尔用兵。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准噶尔汗国灭亡，布鲁特得以收复部分故地。^[5]

清代把柯尔克孜族称为布鲁特人，他们以游牧业为主，还没有形成严密的统一的政治实体。^[6]布鲁特作为清朝西北屏藩之一（另一个是哈萨克），既受到清朝的保护，也为清朝出力；而清朝对于布鲁特，则是奖励他们的“驯服”，当反叛时，即镇压以维护社会秩序和巩固自己在新疆的统治地位。^[28]

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58年)六月，兆惠等率部追捕准部残余哈萨克锡拉至东布鲁特边界时，侍卫乌尔登、托伦泰被派往东布鲁特进行谈判，萨雅克、萨拉巴噶什等部落愿意归顺清朝。不久，东布鲁特各部向清军遣使，并献牛、羊百余头。七月，参赞大臣富德再度派侍卫伊达木扎布前往东布鲁特宣谕，东布鲁特诸部同时遣使人京，贡道经由回部。清朝与东布鲁特建立起了宗藩关系。^[5]

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兆惠平定天山以南的大、小和卓叛乱。清军追捕叛军残余，途经西布鲁特。兆惠遣二等侍卫达克塔纳前往传谕。西布鲁特额德格纳部落头人阿济比代表西布鲁特十五部向清朝表示归附。清廷接受了西布鲁特的归顺请求。自此，清朝与东、西布鲁特全部建立起了宗藩关系。同年，西布鲁特首领遣使朝贡京师。^[5]

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正月，乾隆帝赐宴布鲁特使臣，邀请其观看南苑大阅、灯火。同年八月，清廷遣侍卫索诺木前往布鲁特颁布敕谕。^[5]

清嘉庆二年(1797年)，萨木萨克利用布鲁特反清，后以失败而告终。清嘉庆二十五年( 1820年)，萨木萨克的儿子张格尔从浩罕入侵我南疆。清道光四年(1824年)，张格尔又率领一部分布鲁特侵扰南疆。第二年九月，领队大臣色颜图率兵200人，出卡400里追击布鲁特，但却没有找到布鲁特的武装力量，竟不分青红皂白，将正在游牧的布鲁特人的妻室儿女杀了100多人。布鲁特的头人汰列克十分气愤，率领部属两千人追击清兵，在一个山谷里，把清兵全部歼灭。张格尔之乱前后延续了八年之久，到清道光七年( 1828年)底，大失民心，众叛亲离，最后被清军消灭。^[28]

布鲁特臣服清朝后，东布鲁特受伊犁将军兼辖，西布鲁特受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兼辖。清廷对布鲁特各部落中原有官职“比"(Bi，相当于维吾尔族的阿奇木伯克)及阿哈拉克齐( Akhalakhqi，即千户长)等头目，授以三品至七品的品秩，并任命一个“比"为二品散秩大臣统率各部。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 ，清廷任命希布察克部落的“比"阿其睦为第一位散秩大臣。^[5]

布鲁特的各比每年都要遣使至乌什向清朝参赞大臣请安，并进贡一定数量的马匹。布鲁特也不定期向京师派遣朝觐使团。清廷则回赐大量的绸缎、羊只等物。^[5]

清朝对布鲁特采取优惠的贸易政策，征收税率只相当于内地商民的三分之一。对于布鲁特进入中国地界游牧，清廷也网开一面，由伊犁方面派遣领队大臣率兵五百名定期巡查，按照牛马一百取一、羊一千取一的标准征收清朝也对布鲁特负有保护责任。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西布鲁特额德格讷部首领阿济比所属鄂斯地区为浩罕所抢掠，次年，新疆大臣永贵遣使谕令浩罕归还。^[5]

清代布鲁特的一些部落进入中国境内后，转变为中国的属民，清廷对这部分布鲁特人的管理与边外布鲁特大不同，这部分布鲁特人中如有人犯法，清廷会对他们进行司法管辖、治理。^[5]

19世纪初，浩罕向周边国家不断扩张，其中布鲁特诸部成为浩罕扩张的重要目标。19世纪20年代，额德格纳、克特缅退帕地区的布鲁特诸部成为浩罕的势力范围。此后几年，浩罕势力扩展到阿赖谷地、伊塞克湖和喀什噶尔边境，周边布鲁特部落被浩罕控制。^[5]

19世纪之后，由于布鲁特内部对清朝的反抗以及浩罕，沙俄对布鲁特的入侵，清朝与布鲁特的宗藩关系最终在19世纪末期终结。在浩罕蚕食布鲁特的同时，沙皇俄国在中亚的扩张势头也日渐强化。由于浩罕已经控制了众多的布鲁特部落，因此，沙俄对浩罕的征服实际上就是对布鲁特人的征服。在征服浩罕的过程中，俄军占领了布鲁特人居住的托克马克、皮什别克等地。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浩罕灭亡，标志着广泛分布于费尔干纳谷地到天山山脉的众多布鲁特部落沦为俄国的臣民。^[5]

沙俄与清朝的关系也严重影响了布鲁特人的命运。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沙俄迫使清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侵占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大片中国领土，居于该地区伊塞克湖、楚河、纳伦河上游的布鲁特人根据“人随地归”的原则而成为沙俄属民。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又使特穆尔图淖尔等地广大布鲁特牧区都变成了俄国的土地。^[5]

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 ，《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使俄国对阿赖及和什库珠克帕米尔布鲁特人地区的占领合法化。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又发生了俄英私分原属中国的帕米尔布鲁特人地区事件。至此，大部分布鲁特人都处在沙俄的统治之下，留在中国境内的仅有今天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一小部分布鲁特人。^[5]

民国24年（1935年），当时的新疆政府正式确定将这个民族的名称译为“柯尔克孜”。^[3]

布鲁特的经济，以游牧的畜牧业为主。他们在清朝统一新疆之后回到原来被准噶尔侵占的牧场，再加上社会环境比较安定，畜牧业生产就有了较快的发展。清朝政府对布鲁特等游牧民族的畜牧业生产也采取鼓励的政策。此外，清朝在新疆也办有官厂，有时征调本地游牧民族为之照料放牧。^[28]

在布鲁特地区，农业也有所发展。但是，必须指出，在布鲁特地区，农业所占比重无论如何比畜牧业要小得多。与农业区进行贸易是游牧民经济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方面，布鲁特也是这样。^[28]

布鲁特喜爱内地的“磁、茶、油、布、烟、酒，珍之如宝。”喀什噶尔、叶尔羌、阿克苏、乌什等城市，是布鲁特等处商人在南疆进行贸易的主要地方。据记载，在阿古柏入侵时期，喀什噶尔生产的大布除在本地销售外，主要就是运销到布鲁特。据《新疆图志》估计，新疆农民和城市居民所需的牲畜，除个别地方自己出产外，很大一部分是依靠布鲁特供应；布鲁特在新疆所出售的牲畜，清王朝驻新疆的军队和官吏所需的军马和食羊，也主要由哈萨克、布鲁特供应。^[28]

布鲁特的牲畜及其他财产是私有的，而且贫富差别十分悬殊。布鲁特的土地是由部落氏族集体占有的，但这只是一个外壳，其内含由于牲畜私有和贫富悬殊已经起了质的变化。因为富有者对牧场的占有实际上已经远远超过他作为集体的一员应当占有的份额，而没有牲畜或牲畜很少的贫苦牧民对牧场的占有权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或者是基本上不存在。^[28]

布鲁特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是比及阿合拉克齐，比系部落头人是世袭的。阿合拉克齐可能是氏族的头人。此外，还有拥有大量牲畜和其他财产的牧主、商人等。被统治被剥削阶级是广大牧民、农民等劳动者，当时被统称为“阿拉巴图”。“阿拉巴图”是比的属民，对比有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作为阿拉巴图，他的主人是可以任意役使的，是可以任意鞭挞凌虐的，是可以任意勒索的。^[28]

少数在农业区做官的布鲁特比，清朝廷还拨给他们一定数量的“燕齐"户，任其役使。燕齐制度当时在新疆也是普遍流行的，燕齐与农奴制更为接近。^[28]

布鲁特的社会组织基本形式是氏族部落制度，布鲁特的氏族部落制度比哈萨克还要完整。布鲁特的部落名称与数目，不同记载有不同的说法。产生歧义的原因，除资料来源不同外，还有布鲁特部落本身发展变化的原因。部落之下是氏族，这就是部落头人比所管领的的“爱曼”。在别的记载中，有时也称布鲁特的部落为“爱曼”。^[28]

布鲁特社会的基本聚落是爱曼，也就是氏族。但是，布鲁特的氏族部落制度，与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制度相比已经有本质的差别：第一，布鲁特的氏族部落内部存在着严重的阶级对立；第二，布鲁特的氏族部落的血缘关系已经被打破，属于这一氏族部落的人，其祖先可能是属于另一氏族部落，甚至于属于另一个民族；第三，布鲁特的氏族部落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套行政体系，变成了阶级统治的工具一国家机器 。布鲁特的统治阶级运用这架机器统治人民，清朝廷也运用这架机器以统治布鲁特人民。布鲁特的部落之上原来没有统一的组织，但在归属于清朝之后，就统一于清王朝了。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乃是布鲁特务部统一的管理者。^[28]

布鲁特人使用柯尔克孜语，^[29]是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原有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文字，新中国成立后，设计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新文字。在新疆地区的一些柯尔克孜族通用维吾尔语文和哈萨克语文，在黑龙江省富裕地区通用汉语和蒙古语。^[30]具体来讲，柯尔克孜族本民族为语言柯尔克孜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克普恰克语支，与哈萨克语为亲属语言，在发音特点、词汇、语法等方面十分相似。^[2]

柯尔克孜语的使用人群集中在中国新疆南部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以及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在中国的使用人口约有十五万人左右。柯尔克孜语虽然使用人口较少，分布也相对集中，但是在历史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其内部也产生了方言的差异。^[2]柯尔克孜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东匈语支克普恰克语组，是一种粘着型语言。它具有34个音位，包括20个辅音和14个元音（8个短元音和6个长元音），其中长元音的存在是其显著特点。柯尔克孜语遵循严格的元音和谐律，这在词汇的构成和变化中尤为明显。其音节结构形式与其他突厥语类似，词汇重音通常位于最后一个音节，但不具有区别词义功能。在词形变化方面，名词、形容词、代词、数词和动词均有各自的变化规则。构词方法主要是通过在词干上加附加成分或采用复合形式，标准语序为“主语-宾语-谓语”。柯尔克孜语的词汇主要源自突厥语，特别在描述畜牧业方面词汇丰富，反映了其文化背景。^[31]

现代柯尔克孜语分南方言与北方言，而柯尔克孜族的书面语主要以北方言为标准语。^[32]文学语言主要是以北部方言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柯尔克孜族在公元8世纪时曾使用过古突厥文（即鄂尔浑—叶尼赛文）。一直到17、18世纪，柯尔克孜族信仰伊斯兰教之后，就用阿拉伯字母来书写自己的语言，但并没有形成定型的柯尔克孜文。^[2]中国柯尔克孜族生活的区域也居住着大量的维吾尔族群众，在长期的杂居过程中，柯尔克孜语受维吾尔语的影响较为严重，除生活于乡村牧区的柯尔克孜族群众外，大部分城镇柯尔克孜族居民兼通维吾尔语，甚至存在维吾尔语水平要高于其母语的现象。生活在北疆伊犁特克斯县地区的柯尔克孜族由于长期与哈萨克族群众杂居相处，其语言受哈萨克语影响的现象也比较明显。^[32]黑龙江的柯尔克孜族有语言没有文字，但其语言保存了柯尔克孜语言的特点，但与新疆的柯尔克孜语有所不同的是，黑龙江柯尔克孜族的语言同俄罗斯国境内哈卡斯语较为接近。^[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