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璞

宗璞，原名冯钟璞，女，1928年7月26日出生，当代作家，常用笔名宗璞，笔名另有丰非、任小哲等。中国共产党员，祖籍河南唐河，^[8]生于北京，哲学家冯友兰之女，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退休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代表作品有《东藏记》《红豆》《丁香结》《紫藤萝瀑布》等。^{[9][1][3][4][2]}

1928年7月26日，宗璞出生于北京西郊成府路槐树街。三个月大时，随父亲冯友兰迁入清华大学，自五岁起，在父亲指引下接触古典名著。^[4]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宗璞随家人迁往昆明，先后就读于南菁小学和西南联大附中。1946年，宗璞报考清华大学失利，调剂去了南开大学。^[7]1947年，宗璞的短篇小说《A.K.C.》发表在天津《大公报》上。^[10]1948年，她经过考试，才转入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1951年毕业后被分配至政务院宗教事务处工作，后来又就职于全国文联研究部和《文艺报》报社。^[7]1956年，宗璞加入中国共产党 。^[3]1956年底，宗璞创作了小说《红豆》，并在《人民文学》1957年第7期发表后受到批判。1963年至1978年宗璞封笔。在1969年，宗璞与蔡仲德结婚。1978年，宗璞的短篇小说《弦上的梦》发表，这是她“文革”后第一篇小说。1979年，《红豆》和当年受批判的一批文学作品结集出版，命名为《重放的鲜花》，这时，宗璞的文学创作开始进入新时代。同年，宗璞又发表了中篇小说《三生石》，随后相继发表《我是谁》《蜗居》《泥沼中的头颅》等小说。^[4][7]

宗璞梦想为西南联大写一部具有史诗意义的长篇小说，再现教育史上的奇迹，反映父辈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7]1985年，宗璞开始写《南渡记》，1987年年底脱稿。^[11]1998年，宗璞在《文学自由谈》上发文，质疑钱钟书被指控污蔑冯友兰的说法。最终，出版社向宗璞道歉并承诺收回图书，结束了这场笔墨官司。^[7]2000年，第二卷《东藏记》写作开始不久，宗璞视网膜脱落，手术后需靠“口授”的方式写作。^[7][4]2005年，发表中篇小说《四季流光》。^[12]

在2007年，《野葫芦引》系列的第三卷《西征记》尚未完成。然而，在随后的十余年间，宗璞凭借口述的方式，不仅完成了《西征记》，还相继完成了《北归记》和《接引葫芦》两部作品。^[2]作为《野葫芦引》系列的收官之作，《北归记》以头题的形式刊发在《人民文学》杂志的第12期上。^[7][4][13]2018年，历时三十三年，四卷本近百万字的《野葫芦引》圆满收官。^[4]同年10月19日，《北归记》（即《野葫芦引》第四卷）获得第三届施耐庵文学奖。^[6]2019年，宗璞为之奋斗三十多年的多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之《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与读者见面。^[2]同年9月23日，宗璞长篇小说《东藏记》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5]此外，该作品还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14]

宗璞小说以抗日革命战争和文化创伤为历史叙事重点，关注知识分子在学术、革命道路及女性命运的选择。小说通过日常生活和真实人物原型再现历史风貌，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哲学思想，展现出浓厚的古典文学韵味。在散文中，宗璞善于以细腻的情感描绘和节制的笔触表达情感。^[15][16]从20世纪五十年代的《红豆》、七十年代的《三生石》《弦上的梦》，到21世纪的《四季流光》《惚恍小说》，都与时代、社会紧密相连，站在现实的生活和思想的“前沿”。^[2]

1928年7月26日，宗璞出生于北京西郊成府路槐树街。三个月大时，随父亲冯友兰迁入清华大学，那时，他们住校长梅贻琦的隔壁，两家人的孩子经常在一起玩耍。五岁就在父亲的指导下背《唐诗》，她会背的第一首是白居易的《百炼镜》，八岁就会背《黛玉葬花词》，九岁就开始阅读《红楼梦》等古典名著。宗璞在幼稚园毕业典礼上曾指挥小朋友们的乐队演奏，从小就展现了音乐天赋，后来，她的散文就充满了乐感、韵律。^[4]

宗璞从小体弱多病，每次生病都是母亲悉心进行照顾；曾得过贫血，经常会晕倒，因为肺结核休过学，还经历过名目繁多的手术，人赠雅号“挨千刀的”。^[7]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宗璞一家没办法在北京待下去了，随着学校迁往昆明。在昆明，他们一家人生活艰苦，一开始住在一个猪圈旁边，后来搬到了庙里，晚上照明只能用菜油灯。^[7]

宗璞先后就读于南菁小学和西南联大附中，在昆明度过了8年时光。15岁时，宗璞和同学们去滇池露营，她把经历体会写成文字，1944年，以笔名“简平”发表这篇文章描写了昆明滇池的美丽景色，在当地报纸上发表，收到了人生的第一笔稿费。^[7]

抗战胜利后，宗璞随父母返回北京。1946年，宗璞报考清华大学，分数差了一点，那时冯友兰担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完全有权力予以关照，但他并没有“通融”，宗璞只好调剂去了南开大学。^[7]1948年，宗璞的短篇小说《A.K.C.》发表在天津《大公报》上。^[10]1948年，她经过考试，才转入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大学时，她广泛阅读了哈代、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经典作品，对她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51年毕业时，她把哈代的诗歌作为论文主题，也许是认识到与当时的环境氛围不太相符，她写道“可是我们国家今日不需要我的幼稚无益的讨论”。毕业后，她被分配至政务院宗教事务处工作，后来又就职于全国文联研究部和《文艺报》报社。^[7]宗璞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时，翻译过霍桑的小说《拉帕其尼的女儿》和英国作家曼斯菲尔德的短篇小说《园会》等大量外国文学作品。^[4]

1956年，宗璞加入中国共产党 。^[3]1957年，短篇小说《红豆》在《人民文学》第7期发表。这部小说运用倒叙的方式，描写了解放前夕向往和追随革命的女大学生江玫，与想逃离革命的银行家少爷齐虹之间的恋爱悲剧，表达了一个在时代巨变面前如何选择自己道路和前途的人生命题。在发表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然而不久后，“百花齐放”的风向开始变化，《红豆》等一大批小说被打成“毒草”，受到批判^[4]，并成为文学上修正主义的一个例证。受到批判后，宗璞就很少写文章了。1963年，她感受到写作不再自由，于是一直停笔到1978年，封笔长达14年。那段时间，她因为身体不好，经常躺在家中休养。在父母的关爱下，身体才有所好转。1969年9月，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蔡仲德走入了宗璞的生活中。^[4]同年，蔡仲德与宗璞走进婚姻的殿堂。他是浙江绍兴人，比宗璞小了近十岁，两人结缘也是因为《红豆》这篇小说。因为两人年龄和家世的关系，形成了“妇唱夫随”的独特关系，家里的大事都由宗璞做主，偶尔发生矛盾，也多是丈夫先放低姿态，道歉赢得妻子的谅解。1972年，他们的女儿出生，随外公的姓取名冯珏。^[4][7]

1978年，宗璞的短篇小说《弦上的梦》发表，这是她“文革”后第一篇小说。《弦上的梦》当时和《于无声处》、《丹心谱》是最早反映“四五运动”题材的文艺作品，引起了全国读者的注意。1979年，《红豆》和当年受批判的一批文学作品结集出版，命名为《重放的鲜花》，这时，宗璞的文学创作也开始了进入一个新时代。同年，宗璞又发表了中篇小说《三生石》，这虽是一部描写灾难和痛苦的作品，但在当年流行的“伤痕文学”作品里仍然独树一帜。《弦上的梦》和《三生石》分别获得过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和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但是，宗璞还不满足，她在伤痕文学表现手法上不断创新。随后发表的《我是谁》《蜗居》《泥沼中的头颅》等小说，是中国当代文学中较早尝试西方荒诞、变形等现代派手法的作家之一。这一时期她还有大量的散文问世，其中散文《紫藤萝瀑布》写于弟弟冯钟越病重期间，最初发表在《福建文学》1982年第7期^[17]，后被选入人教版义务教育教科书七年级语文下册。^[4][7]

八十年代宗璞达到了她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高峰。^[4][7]宗璞的多部作品都曾获奖，但她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为西南联大写一部具有史诗意义的长篇小说，再现那段教育史上的奇迹，反映她的父辈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7]1985年，宗璞开始写《南渡记》，1987年年底脱稿。^[11]1987年，当时还取作《双城鸿雪纪》的第一卷《南渡记》，以《方壶流萤》和《泪洒方壶》两个中篇的形式，连续在《人民文学》第5期和第6期刊出第一章，鸣响了四卷本鸿篇巨制的前奏。^[13]除了散文、小说等创作外，宗璞还写了很多童话故事。正当创作能力最为旺盛的阶段，宗璞却停笔，把主要心思和精力都用在照顾父亲身上。期间，宗璞一人身兼数职，并为父亲冯友兰口述的创作内容进行记录整理，1990年7月，冯友兰终于完成了全部书稿，宗璞替他去人民出版社交稿。直到1990年11月26日父亲去世后，才开始继续创作。1998年7月，宗璞在《文学自由谈》上发表文章《不得不说的话》。^[7]

2000年的时候，第二卷《东藏记》写作开始不久，她的视网膜脱落，经过手术虽未失明，但视力只有0.02。加上左手时常麻木痉挛，脑供血不足整天头晕目眩，宗璞已经无法阅读和写字，只能像父亲晚年那样，靠“口授”的方式写作了。与此同时，丈夫蔡仲德也病重住院，在病榻上度过了两年多的时光。^[7][4]2004年2月，蔡仲德因病去世，结束了两人35年时光的相濡以沫。在一篇纪念亡夫的文章中，宗璞说：“所幸的是他的力量是这样大，可以支持我，一直走上火星。蔡仲德，我的夫君，在那里等着我。”^[7]

2007年，《野葫芦引》第三卷《西征记》尚未完成。其后十余年间，宗璞克服目力、听力、行动能力等全方位的困难，完全以口述方式“写”完了《西征记》，又“写”完了《北归记》和《接引葫芦》。^[2]同年秋，79岁的宗璞拖着病体，驱车一千多里，到河南郏县拜谒yè三苏坟。苏东坡是冯友兰、宗璞父女俩最崇拜的古人，他们都喜欢苏东坡的诗句和他旷达洒脱的人生态度。^[4]

在紧张写作第四部《北归记》时，宗璞突发脑溢血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进行抢救，很长一段时间连说话都不清楚，更不用说写作了。出院后宗璞一点点恢复正常，曾经的记忆也都回到了脑海之中。只不过她时常感觉到头晕，怎么也查不到原因。趁着清醒的时候，她就抓紧推进创作。2017年年末，《野葫芦引》的收官之作《北归记》，头题刊发于《人民文学》第12期。2018年，宗璞改定了西南联大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包括《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四卷，为西南联大的历史留下了恢弘的文学样本。^[7][4][13]2019年到来的时候，宗璞倾注全部心血，为之奋斗三十多年的多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之《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终于与读者见面。^[2]同年9月，宗璞长篇小说《东藏记》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10]

宗璞出身于书香门第，一辈子几乎都在书斋里生活，但她不是风花雪月、轻吟漫语的作家。从20世纪五十年代的《红豆》、七十年代的《三生石》《弦上的梦》，到21世纪的《四季流光》《惚恍小说》，都与时代、社会紧密相连，站在现实的生活和思想的“前沿”。宗璞的作品从容端庄，温文尔雅，但是有风骨、有担当、有锋芒。宗璞甚至是一位“先锋”作家，《蜗居》《泥沼中的头颅》《我是谁》等小说，对现代主义表现手法的运用纯熟贴切，堪称典范。^[2]

宗璞小说历史叙事分别从抗日革命战争和文化创伤两个方面进行阐述。在历史背景下对个体命运的书写，分别从知识分子对学术和革命道路的抉择、对女性命运的审视与思考两方面着手；而对历史场景的还原与塑造，则包括日常生活中再现历史风貌和文本中历史真实人物的原型体现。^[15]

宗璞小说历史叙事首先是历史叙事的时空变化，分别从地域文化色彩的呈现、宏大的历史时间两个方面进行描述。其次是历史叙事的语言及修辞，从宗璞小说中体现出来的节制、含蓄的散文化语言和对红楼笔法的借鉴模仿。最后是历史叙事的视角大多从孩童视角和第三人称视角出发。^[15]

宗璞一直以知识分子为创作题材，关注知识分子在学术追求、日常生活、个人情感、家国情怀等方面的态度和选择，对知识分子的气质和精神世界进行了细致的刻画，使小说中有血有肉、有理想、有情怀的知识分子形象跃然纸上。面对八九十年代社会价值的急速转向，知识分子的价值趋向多元化，宗璞的《野葫芦引》以父亲冯友兰及身边知识分子为原型，描写知识分子在学术道路上坚定理想，积极承担育人责任，还时时刻刻严守内心防线，不随波逐流，担得起“社会良心’这一称号。这是宗璞对父辈知识分子的再现，也是宗璞以知识分子身份阐述自己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将知识分子的理想、价值观念传递给读者。^[16]

进入二十世纪，知识分子命途多舛chuǎn，宗璞的小说除了对知识分子的特征以及理想追求的刻画，还描写了知识分子在困境中的遭遇和磨难，是对二十世纪知识分子整体形象的描写。一次情感经历、一次战争、一次政治运动，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都有不可磨灭的影响。宗璞用笔将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境遇书写出来，展示知识分子悲伤的爱情、战争下的境遇和“文革”中灵魂的撕扯，使知识分子形象更加丰富、饱满，对知识分子的命运也更加了解。^[16]

宗璞的创作遵循“诚”与“雅”二字。“诚”，即创作要真性情，抒发真情感。“雅”则体现为文本风格的古典性，因宗璞自幼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下成长，所以她创作的小说具有浓厚的古典气息。冯友兰先生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发现宗璞对古典诗词的兴趣，便经常给宗璞解释诗词。白居易是宗璞迈入诗词之路的引路人，他的《百炼镜》是宗璞背的第一首诗。此后，宗璞小学时每天上学前都要去母亲跟前背一首古诗，八九岁就开始读《红楼梦》，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昆明的文学研究所博览群书，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后来又帮助父亲整理、编撰《中国史新编》，在父亲哲学思想的影响下，受到了中国古典哲学的滋养，使其小说创作贯穿了中国儒释道思想，显示出明显的中国古典文学韵味。^[16]

宗璞的散文创作可以说起始于游记。《西湖漫笔》写于20世纪50、60年代之交，同时期还有《墨城红月》等，写景也颇优美。杭州西湖是江南风景丽佳之地，自古至今多有名篇吟咏。当时初露头角的宗璞，却能在名家名篇之后，匠心独运，别具一格地写出了崭新的文字。^[40]

宗璞的散文与传统靠近，在山水游记方面尤为突出。中国有悠久的山水游记的传统。一种是自古以来不少文人、官宦，在仕途遭阻，人生不得意的时候往往寄情山水，从陶渊明、苏轼、柳宗元直至晚明袁宏道、张岱等，形成了中国寄情山水的深厚传统。另一种则是自郦道元的《水经注》直至明《徐客游记》这一路，他们则是自然地理风貌，风俗民情的实录记述。但只因其文字简洁优美，句型排比错落，显示了很高的文学价值，成了中国游记的一种典范，影响深远。^[40]

随着时代的前行，人生阅历的丰富深邃suì，宗璞散文创作出现了新的景观一批发自心灵深处的不能自己的文章，把她的散文创作推向了新的高度。人过中年，人间的沧桑浮沉闻见亲历的逐渐多了起来。那些发生今日昨日、身前身后的让人悚然心动的变故，给作者的情感世界以巨大震撼。特别是当这些变故发生在自己的亲人挚友之中的时候，那文字流动的哀痛之深沉，却远远超出了所谓的文学创作的意义了。可以看出，宗璞那一篇又一篇记载着离去的人们音容的文章，不是一般意义的散文创作，写这样的文字，是一种欲罢不能的情感痛苦的焚烧。这些文字不是以技巧的娴熟、形容的生动、词汇的精美为目标，它的精魂是不加雕饰的人间至情的倾诉，对着读者，更是对着自身。^[40]“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中国传统戏剧的表达方式之一，强调的是情感的节制，把握情感流动的度。在宗璞的小说中，读者很难看见情绪的大起大落，都是在细微的情感细节中感受主人公的情感变化。宗璞在散文中将这一写作特色发挥得淋漓尽致。《水仙辞》是一篇回忆好友的散文。宗璞在文章中没有提到好友离去的具体过程，而是从一株水仙引发出对好友的思念，将朋友的音容笑貌娓娓道来，为朋友的遭遇喊冤。还有一些悼念亲人的散文，也是平静但不失悲伤的，其中《哭小弟》尤为动人。这是晚年的宗璞在看遍世间万物、感受世间冷暖之后的平和。^[16]

宗璞为父亲冯友兰写过多篇散文。《对(梁漱溟问答录)中一段记述的订正》,行文简洁严谨,雍容大方,而又不乏机趣。它是宗璞人生和文艺俱臻成熟的佳作。^[40]

宗璞曾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任中国作协第四届理事、第五届全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第六、七届名誉委员。1986年起，宗璞被列入国际名人录和国际作家名人录。^[3]

作为知识分子的一份历史自叙，小说所呈现的深髓的文化内涵和精湛的艺术品质，填补了民族解放战争即抗日战争小说之中的一个重要空白，同时也成就了一部中华民族浩歌般的抗争史和精神史。（施耐庵文学奖 评）^[7]

冰心以来，能将世道人生，天理人趣写得气韵不凡的女人不多，宗璞可谓是个少有的特例，她甚至要比冰心要多几分大气。因为宗璞深味西方文学，又得东方哲学精神的个性。（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 评）^[4]

文学作品中的西南联大，鹿桥的小说《未央歌》侧重‘青春想象’，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和散文则更多‘文人情趣’，而宗璞则颇具‘史家意识’，她的系列长篇立意高远，气魄宏大。（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 评）^[4]

宗璞的小说是一项古朴的工艺美学，凭借着挑山工式的恒心，抱持以不变应万变的心迹，宗璞六十年的创作实践，理应让那些擅于施展小聪明和一味作秀的作家颜面尽失。每一段文字，都是宗璞文学信仰的信条，在信仰面前，没有比忠贞不贰更令人感佩的品行。宗璞就是这样一个文学的信徒。在她的小说里，这位劳模一般的布道者，东南西北都去开凿一番，她是要凭借她最信赖的文字，去确证自己是一个对信仰无比挚爱的行动派。（中华读书报 评）^[13]

求真求善求美，体现在宗璞的为人处事，也体现在她不同体裁的作品中。除了小说和散文，她的童话作品也很受欢迎，如《关于琴谱的悬赏》《寻月记》《花的话》等，细腻生动地为读者展现了孩子纯洁天真的内心世界。（新民晚报 评）^[10]

1998年7月，宗璞在《文学自由谈》上发表文章《不得不说的话》，提到了关于钱钟书、杨绛的一桩笔墨官司。原来，当时出版的《钱钟书传》《记钱钟书先生》等图书，记载了这样一件事：1979年钱钟书随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在斯坦福大学的一个座谈会上，指责冯友兰出卖朋友，导致朋友“被迫害而死”“妻小俱死”。很多人看了文章后，都向宗璞求证事情的真实性。宗璞认为这是对父亲的严重污蔑，心急之下生病住院了好一阵。宗璞曾在1997年10月向杨绛jiàng提出此事，并希望她婉转向钱钟书问明究竟。但是，杨绛拒绝去问，坚决否认钱钟书曾说过上述的话。但杨绛也没有公开声明，钱钟书从没有说过那些话。一直等不到答复的宗璞，干脆在杂志上公开发文，“逼”杨绛作出回应。^[7]

在随后一期的杂志上，杨绛作出了公开回应，以书面形式宣布钱钟书没有说过那些污蔑诽谤冯友兰的话，但这只是她的推测，而不是钱钟书本人的直接回应。宗璞和蔡仲德专门对此事作了调查，找到了传闻中“被迫害致死”的那个教授，证明其本人和妻子分别在1981、1990年去世，并不存在迫害致死的情形。蔡仲德还专门拟了一纸声明，希望那位教授的女儿签署，但被对方拒绝。这场笔墨官司愈演愈烈，最后以出版社向宗璞道歉、并承诺收回出版图书而草草收场。^[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