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马尔罗

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1901年11月3日－1976年11月23日），法国小说家、艺术评论家、政治活动家，任戴高乐时代法国文化部长，且曾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1][2]

1925年2月，马尔罗前往越南西贡，与保尔·莫南创办了《印度支那报》，后改名《枷锁中的印度支那》。次年，他完成了书信体的《西方的诱惑》一书；之后，又发表了3部以东方革命为题材的小说，均在法国引起了轰动。^[3]1936年，马尔罗加入支援西班牙共和国的国际纵队，担任外国空军部队的总指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领导了几支游击队，并在1945年解放阿尔萨斯的战役中，担任阿尔萨斯·洛林纵队总指挥。法国光复后，他在戴高乐政府任职，至法国总统府国务部长，兼文化部长。^[2]文学创作方面，他的早期作品均以远东为创作背景，20世纪30年代后，他的目光转向了欧洲的左派运动。^[2]其代表作小说为《人的价值》（另译：人的境遇），并凭借该小说荣获了1933年当年法国龚古尔文学奖。^[1][3]

1996年，在他逝世20周年之际，法国政府将他的骨灰移到了巴黎先贤祠，使其成为继伏尔泰、卢梭、雨果、左拉之后第五位供人瞻仰的伟人。^[3][4]

1901年11月3日，安德烈·马尔罗出生在巴黎，他的父亲菲尔南·马尔罗在巴黎主持一家美国银行的分行。^[3]4岁时，父亲离家出走，他和母亲跟外祖母、姨妈住在邦迪的一家杂货店。^[2]年长后，他进入杜尔果中学读书，后来，因为喜欢艺术，他放弃了高中毕业会考。^[3]

1919年，他在吉梅博物馆和卢浮宫学校自由听课，并开始了对古典和现代艺术作品的研究。两年后的10月2日，已小有名气的马尔罗与克拉拉·戈尔德施密特结了婚。一次偶然机会，他读到了法国远东学院考古部主任的一篇文章，于是开始了对柬埔寨丛林中，寺庙废墟内艺术品的关注。^[3]

1923年12月，从法国殖民地获得准许，马尔罗与妻子克拉拉及路易·舍瓦松来到柬埔寨，开始了他们对发现东方艺术品的冒险。在柬埔寨的邦泰伊·斯雷塔和附近的古庙。他们找到了一些守护女神的雕刻，并把这些浮雕锯了下来，准备运走。结果，因盗窃文物罪被拘捕。次年7月，金边法庭判处马尔罗3年徒刑，克拉拉因豁免起诉而返回法国。回国后，她在文艺界组织了声援活动。同年10月，西贡法院改判马尔罗一年徒刑，并且缓期执行。马尔罗于当年11月返回了法国。^[3]

1925年2月，他又与克拉拉再次前往西贡，这次东方之行使马尔罗有机会更多地了解了东方社会和东方文化。在西贡，马尔罗与保尔·莫南创办了《印度支那报》，后改名《枷锁中的印度支那》，抨击殖民政府对越南人民的压迫和对农民的掠夺。在办报期间，他和妻子曾前往香港购买过印刷设备。那时正值中国的“省港大罢工”运动发生，马尔罗因此有机会亲身体验了罢工的全过程。这次的东方之行，使马尔罗开始了对时代发展的思考，因为在东方，他看到了与西方截然不同的社会，特别是东方正在发生的革命运动。次年1月，在乘船返回巴黎的途中，马尔罗以随笔的方式完成了书信体的《西方的诱惑》一书。从印度支那回国后，他发表了2部以东方革命为题材的小说——《王家大道》和《征服者》，这2部小说都在法国引起了轰动。^[3]他还和高尼利昂·莫利尼策划，对沙特阿拉伯进行了一次袭击，获得了帕米尔地区哥特式的佛教艺术品，于1932年在《新法兰西杂志》社展出。^[2]

1933年，马尔罗又发表了他的小说著作《人的境遇》，该书出版后，在法国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并获得当年法国文学最高奖“龚古尔奖”。^[3]

1936年，马尔罗加入了支援西班牙共和国的国际纵队，担任外国空军部队的总指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马尔罗领导了几支游击队，在1945年解放阿尔萨斯的战役中，担任阿尔萨斯·洛林纵队总指挥。法国光复后，他在政治上一直与戴高乐将军紧密地站在一起。1945年~1946年，马尔罗担任法国新闻部长。1947年~1952年间，马尔罗是法国人民联盟的全国代表。1958年6月1日起，他又担任了法国总统府国务部长，后兼任文化部长。^[2]1965年夏天，马尔罗作为戴高乐总统的特使访问了北京，并在访问中接受了毛泽东主席的会见。^[4]

1967年，66岁的马尔罗在《反回忆录》中记录了他与纪德、戴高乐、尼赫鲁、毕加索、高尔基等文学、艺术、政治领域中著名人物的密切来往。^[5]

1976年11月23日，马尔罗在巴黎逝世，20年后，其遗体被迁入先贤祠，成为继伏尔泰、卢梭、雨果、左拉之后第五位供人瞻仰的伟人。^[4]

学术界通常认为，马尔罗的小说创作，奠定了他在法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尽管这种判断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也对马尔罗在小说上的创作成就，作出了中肯的评价。但实际上，马尔罗小说取得其成就的根本原因，是对生存哲学和死亡哲学的探索，小说只不过是这种哲学探索的表达形式和载体。^[6]

从表层上看，马尔罗接受了17世纪哲学家巴斯喀关于人生存的荒诞性思想。巴斯喀认为人都是被判了死刑，这成为马尔罗有意识地赋予他作品一以贯之的思想基础。他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在一定程度上都意识到了生命所面对的这种荒诞，并为之焦虑不安，而想要摆脱这种焦虑的愿望则成了他们行动的宗旨。对抗荒诞成为马尔罗作品恒常的哲学思考，并通过作品中的各色人物对抗荒诞的不同行为，来表征出来。但是，用行动对抗荒诞仅是初始阶段的方案，马尔罗很快便发现这种方案的有限性和不彻底性。于是，他转而进入东方学，企图从东方获得寻找实现生命意义的理念和路径。东方尤其中国，在他的思索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甚至可以说，他探查生命问题最重要的启示，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得到的。^[6]

马尔罗在东方丰富而玄妙的符号中获得启示，并从中国道家思想中，获得了深刻的思想资源。这些都在深层次上丰富和充实了他在文学创作中的哲学底蕴。在革命作为中国社会发展主题的历史时段里，马尔罗其实并未真正到过中国，也没有真正参加过中国革命，但他关于中国革命题材的作品，却超越了地域和经验的局限，这要得益于他对东方文化的熟稔rěn。从另一个角度看，马尔罗也正是由此真正走出了西方中心主义，并成长为了拥有世界主义的情怀、维护人类和平和世界和谐的作家典范。^[6]

1933年，马尔罗因小说著作《人的境遇》，获得当年法国文学最高奖“龚古尔奖”。^[3]此外，他还曾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1]1996年，在其逝世20年后，他的遗体被法国政府迁入了先贤祠，成为继伏尔泰、卢梭、雨果、左拉之后第五位供人瞻仰的伟人。^[4][3]

马尔罗是三分之一的天才，三分之一的虚假和三分之一的无法理解。^[2]（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 评）

马尔罗，望着一样东西，老老实实说出看到了什么，这种做法对他来说太没意思了，他不会这样谈，他必须再想到另一样东西。在马尔罗看来，世界的本质是思想。他虽然是历史中的一个身体力行者，最终却是以心灵和想象去触及历史的。所以在他笔下，与其说历史是真实的记忆，倒不如说是创造。^[4]（法国作家波伏瓦 评）

马尔罗虽然并不是一位革命家，但他却是一位热情、勇敢、有社会正义感、有顽强战斗精神的人。毫无疑问，马尔罗对荒诞主题的独特表现深深地影响了存在主义作家和现代派文学。可以说马尔罗是现代派文学的先驱，也为后世的文学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3]（《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王琼 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