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话

四川话又叫四川官话，是汉语方言西南官话的一种次方言，主要通行于今四川省、重庆市以及川渝周边省份的部分地区，是中国境内使用人口最多的汉语次方言之一。截至2020年，四川话的使用人数已达一亿以上。^[1][6][4]

先秦时期的巴蜀地区基本上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因此其境内的巴国和蜀国使用的也是少数民族语言。^[5]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更元后九年），秦国派兵攻灭巴国和蜀国，此后巴蜀地区的语言开始融入华夏语言，逐渐形成古蜀方言。^[5][7]至中古时期，随着北方移民的不断涌入，巴蜀方言进一步向北方汉语靠拢。而当今人们所使用的四川话，则主要是元明清时期两次大移民的结果。^[1][5][8]形成于明清的四川话此后又经过民国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以及解放后推广普通话等运动的影响，进一步向北方官话靠拢，逐渐发展为今天的格局。^[1]

四川话作为西南官话的一个分支，根据2012年的《中国语言地图集 第2版 》，其主要包括西南官话的川黔片成渝小片和西蜀片。^[9][10]在语言特点上，n、l不分是四川话语音的一个显著特点，其声调的第3声是降调，第4声是降升调，刚好跟普通话相反。^[2][11]在语法上，其大量使用重叠式进行构词，虚词的功能和意义也比普通话更加丰富。^[2][12]词汇方面，四川话的基本词汇虽然与北方官话其他地区大同小异，但也有自身的特点。例如叠词以及“儿”“子”词缀的大量使用，使得四川话拥有一种天然的诙谐幽默感。而这种诙谐幽默的特质，也使四川话在影视剧中得以被大量应用。^[13][14]但作为巴蜀文化重要载体的四川话，在普通话推广几十年后的今天也遭遇了生存危机。面对这种式微，对于四川话的传承与保护也逐渐引起了人们的重视。^[15][16][17]

四川话通常是指通行于今四川、重庆等地的汉语西南官话的次方言，又称“四川官话”，其典型代表为成都话。^[18][1][19]

先秦时期，地处西南的今四川地区基本上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区域内的巴和蜀既是两个方国，也是两个民族的称谓。^[5][7]古巴国主要分布在今天的四川东部地区，甲骨文中曾有商王武丁多次派兵征伐巴方的记载，而巴国也曾帮助武王伐纣王，被周封为姬姓诸侯。^[5][8]学者们认为巴人的祖先属于百濮pú的一支，根据历史文物及文献记载，巴人的语言、文字和风俗等都与华夏族不同。^[注1]古蜀国则主要分布在今岷江上游的成都平原一带，相传其最初的创立者为蚕丛氏。蜀人的族属，目前尚无定论，一般认为其属于氐羌系统，属今藏缅语族。^[21][7]关于古蜀国的语言，文献中并无明确记载。但扬雄在《蜀王本纪》中有“蜀左言”的记载，《华阳国志·蜀志》中也指出蜀与中原“莫同书轨”，学者们据此认为蜀地的语言与中原的华夏语言是大不相同的。学者崔荣昌等人则认为，蜀语言是一种与今四川境内羌语、嘉戎语、彝语、纳西语等有着血缘关系的亲属语言。^[20][5]因此，先秦时期的巴蜀地区虽然与中原有所交往，但由于地形等自然条件的影响，巴、蜀两国的语言仍属于少数民族语。至秦惠文王时期，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则改变了这一现象。^[5][8]

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更元后九年），秦王派遣张仪、司马错率兵攻灭蜀国，不久又灭巴国，并设置了巴郡和蜀郡。自此，从秦惠文王到秦始皇时期，秦国大量地向巴蜀地区移民，并持续了百余年。这些移民带入巴蜀的方言主要是战国时期的秦方言，外来语言在同古代巴蜀语言的接触过程中成为胜利者，从而奠定了古蜀方言的基础。除移民外，秦国还在巴蜀地区推行包括语言在内的“车同轨，书同文”的同化政策，致使先秦时期巴蜀地区的“左言”，在秦代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融入华夏语言，成为古蜀方言的源头。^[1][5][7][8]

到了汉代，由于巴蜀地区相对安定的环境，移民巴蜀的人数进一步增加。中原人的不断迁入，使四川人口在短短三百年的时间里增加了近200万人，大大改变了巴蜀地区原有的人口结构，形成了民族、部族的一次大融合，也促进了语言的接触与融合。学者们推断，秦汉时期巴蜀地区的语言应当是原巴蜀语和当时中原汉语融合的产物，它已经成为了汉语的一个地域分支，只是在其底层仍保留着原巴蜀语的一些特征。^[1][5][8]后世称这一时期巴蜀地区的方言为“古巴蜀方言”，或“蜀语”。^[5][22]但秦汉之际的移民并没有让古巴蜀语完全消失，一部分巴人和蜀人避居山野，或多或少地保留了传统的巴蜀风俗习惯和语言。^[7][8]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相对安定的巴蜀地区成为了中原人民的避难求生之地，刘备据蜀而治时，曾带来大批中原军事移民。至两晋时期，新的战乱又使巴蜀地区人口大幅下降。东晋南北朝时期，北方人口开始大量南迁，一部分迁入了巴蜀地区。这些入川的北方流民，从地域上看，以关中、陇右最多，也有一些来自河南、江南等地；从民族上看，以汉人为主，但也有一些氐、羌等少数民族。总的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巴蜀地区的发生了较大的人口流动，其与中原的交流也更加密切频繁。^[注2]巴蜀地区的语言则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入到汉语的发展历史中，其趋势是逐渐向北方方言靠拢。^[1][8]

唐宋时期，每逢战乱，四川相对安定的环境总会吸引一批又一批的北方移民。北方人口频频迁入蜀地，不仅带来了文化的交流，还进一步将北方汉语植入巴蜀方言中。^[7][1][8]关于这一时期巴蜀语言的状况，学者们推断其与通语（中原雅音）不同，存在较大的音系差别，因此“蜀人乡音极难解”。^[注3]而这难解的“蜀人乡音”则是北方移民带来的北方话，尤其是“京、洛音”融合的结果，其底层还夹杂了原蜀地语言的某些成分。^[5][7][8]

宋末元初，长期的战乱使四川人口锐减，由此引发了四川历史上第一次“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元朝末年，明玉珍率领士卒及家属（多为湖北人）入蜀，其人数约为40万人。明朝洪武年间，官府组织的大规模移民又前后持续了22年，其移民数量达到80万人，加上明玉珍移民40万，元末民初移居四川的人数高达120万，远超过原宋元以来的原住居民数量。^[23][5]在这些移民中，既有安徽、江苏等江南人，又有湖南、湖北的湖广人，而尤以湖广居首，麻城最多。大量的外来移民也带来了属于北方官话系统的湖北话、陕西话和安徽话等，其中尤以湖广话势力最强。这些移民方言与土著方言经过交流、融合后，形成了以湖广话为主干、吸收四川土著方言及其他语言为辅的新的四川方言，为清前期移民入川后，以湖北话为基础的四川官话的形成打下了基础。^{[1][6][18][21][24]}

明末清初，长期的战乱以及自然灾害，使四川人口再次锐减，引发了四川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注4]此次移民的迁出地涉及今湖北、湖南、广东、福建、江西等十余个省份，但还是以湖广人，特别是湖北人最多。以湖广人为主的大批移民入蜀，不仅带来了生产经验和先进技术，也引入了湖广地区属于北方官话系统的湖广话，从而形成了今天的四川话（四川官话）和西南官话体系。^{[1][18][5][21]}形成于明清的四川话又经过民国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以及解放后推广普通话等运动的影响，进一步向北方官话靠拢，逐渐发展为今天的格局。^[1]

四川话属于汉藏语系-汉语-官话-西南官话，是西南官话方言的一个分支。根据1987年的《中国语言地图集》，四川话主要属于西南官话中的成渝和灌赤两个片区，个别点位于昆贵片和黔北片。根据2012年的《中国语言地图集 第2版 》，四川话则主要包括川黔片成渝小片和西蜀片。^{[1][19][3][9][10]}

学者崔荣昌曾以成都话为代表，探讨了四川话与其他汉语方言的亲疏关系。根据方言词语的同异数量显示，与四川话最为接近的是同属于西南官话的昆明话。其次是长沙话。长沙话属于湘方言中的新湘语，其与四川话的亲密显示出新湘语对四川话的深远影响，而这种影响是伴随着明清之际“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即由湖南湘语区移民四川所造成的。排在湘方言之后的分别是江淮官话、西北官话和北方官话，这表明官话词汇内部的一致性较强。以南昌话为代表的赣方言四川话的关系也较为密切，其对四川话同意有很深的影响。位居官话、湘方言和赣方言之后的吴方言，与四川话的关系也较为密切，其原因则可能是历史上江浙移民入川所造成的。客方言和粤方言与四川话的差异较大，但与四川话差异最大的则是闽方言，这可能是客家人的宗族观念以及客家话本身的封闭性所造成的。^[25]四川话与诸汉语方言的亲疏关系具体可见下图。

建立古蜀国的蜀族，一般认为其属于氐羌系统，因而作为四川话源头之一的古蜀语与羌语便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7][21]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羌族中的若干分支，由于不同的条件，逐渐分化、演变为汉藏语系中缅藏语族的各民族。中国境内的羌族虽然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文字，因此很早便通用汉文了，羌语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四川话的影响。首先，南部羌语受四川话的影响而产生了声调。以羌语桃坪话为例，其拥有6个声调，其中5个都与四川话借词有关。这5个声调与羌人聚居地附近的四川话不仅调类相同，且调值也几乎完全一样。其次，羌语中拥有大量的来自四川话的借词，这些借词以名词、动词为主，涉及方面十分广泛。同时由于羌语区各地受汉族影响程度不同，因而汉语借词比例也不相同，总的来说四川话借词占羌语总词汇的10%到30%。羌语中的汉语借词发音与羌族聚居区周边四川话发音基本相同，且同样具有保持古音较多的特征。另外羌语在四川话的影响下，增加了辅音音位[f]、单元音音位[ʅ]、二合元音、三合元音以及鼻尾韵母等语音要素。^[26][27]

四川话的使用范围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一带，覆盖了除少数民族聚居地以外的整个四川省和重庆市。在民国时期国民政府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调查的134个方言点和四川省方言调查组调查的150个方言点中（两次调查有65个点重合），除3个方言点外，都是属于西南官话的四川话。即便是尚未调查的方言点（38个县区市），如康定、雅江、丹巴、马尔康等州县的州府、县府所在地，也都通行四川话，而且语音多半接近成都话。^[2][28][29]除四川和重庆外，陕西、湖北、云南、贵州等省与川渝毗邻的部分地区，也通行四川话。^[2][30]近年来有学者指出，四川话准确来说应叫作“成渝话”，其分为两大方言板块——湖广话和南路话。湖广话覆盖了东起重庆万州西到成都的岷江以东、以北地区。从地理方位看，整个四川盆地，除去岷江（以及沱江）西南部分，基本上都是湖广话地区。南路话的分布是沿岷江以西、以南的地方，从成都周围的都江堰、温江、崇州、大邑、邛崃、蒲江和新津一带一直向东南，更大范围是，经乐山、宜宾直至泸州地区，再向东北和东南分别进入今重庆市南部和贵州一带。^[5][4][30]

四川话虽然是官话方言中内部一致性最高的方言，但其内部也存在一定差异，可根据不同标准进行区分。通常以语音为标准，主要是根据声调，特别是古入声字在在今音中的读音情况进行区分，也可根据声母、韵母的情况进行分类。^[3]根据古入声今读的情况，四川话分区主要划分为成渝和灌赤两大区。其中成渝方言区古入声普遍读为阳平，为西南官话的基本共性。而灌赤区较为复杂，古入声一种是读入声，即保留古入声自成一调；一种是古入声读为去声；一种是古入声读为阴平。其具体分区情况如下表所示。^{[3][31][32][33]}

从保持古音多少来看，四川话又可分为川东、川北（主要为成渝片）和川西、川南（主要为灌赤片）两大区。其中川东、川北由于地理位置上的关系，受外来方言文化影响更大，特别是元明清以来受湖广、陕西方言的影响较为明显，保持古音较少，属于语言的发展区，是新派四川话。而川西、川南则背靠西藏、云南、贵州等少数民族地区，受外来方言影响较小，保留了较多古音和古巴蜀语词汇，属于四川话的稳定区，是老派四川话。^[32][31][8]

四川话分内部区图	片区名称[注5]		特征	分布地区
	成渝片	无入声区	古入声字归今阳平	分布在今四川省和重庆市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四川省中部、东部、南部和重庆市的80余个市县
	灌赤片仁富小片		古入声字归今去声	主要分布在原四川境内的岷江、沱江下游地区，包括内江、隆昌、威远、自贡、顺富、荣县、仁寿、井研、筠连、冕宁县以及今重庆市的荣昌县
	灌赤片雅棉小片		古入声字归今阴平	主要分布在雅安、芦山、石棉、名山、汉源、天全、宝兴和泸定8个县区（除名山外的其他县区均为旧西康省属地）
	灌赤片岷江小片	有入声区	古入声保留	主要分布在岷江中下游地区和赤水河流域，四川境内的都江堰市、郫县、彭州等45各市县，以及今属重庆的江津、綦qí江，均属本小片

四川话属于北方官话系统，是西南官话的一个分支，其内部一致性较强。四川话的基本词汇和语法规律与北方官话其他地区大同小异，但是语音和一部分词汇与北京语音、普通话词汇差异较大。^[13][14]以下是四川话的主要特点。

四川话中各地的声母系统并不完全相同，从总体上看，四川话有辅音声母23个，连同零声母共计24个，但绝大多数方言点一般只有20或19个声母。例如以成都话为代表的成渝片区的成都、绵阳等以及灌赤片区的眉山、泸州等，只缺舌尖后音声母一组，有声母20类。声母较多的方言点主要分布在灌赤片区，如岷江小片的都江堰、彭州等地，既有舌尖前音声母ts、tsʰ、s、z，也有舌尖后音声母tʂ、tʂʰ、ʂ、ʐ，还有n、ȵ的对立，有声母24类。以下是四川话中各地方言声母的汇总表。^[35][36]

四川话中的声母主要有以下特点：

中古泥母、来母字的合流 四川话中，中古泥母、来母字在与开口呼、合口呼韵母相拼时，n、l自由变读，如成都、重庆等地，“南”=“兰”nan/lan。n、l不分是四川方言音系的突出特点之一。在有些地方，鼻音声母后凡是齐齿呼和撮口呼都读为ȵ，而不是n声母。如“练”字是边音，一般四川话中仍读为niɛn，与普通话只是声调上的不同，“念”是鼻音，在川西很多地方都读为ȵiɛn。在四川达州部分地区，n+i、n+y这两种情况下会失去声母，变为零声母，如“牛”读为iəu24、“你”读为i53、“女”读为y53。^[36][11]

中古知、庄、章组字和精组字的分混 四川话中，中古知、庄、章组字普遍与精字相混，即没有翘舌音。将普通话tʂ、tʂʰ、ʂ、ʐ读为ts、tsʰ、s、z也是四川话普遍具有的突出特点之一。少数能区分的地方，则主要分布在岷江小片部分地区和仁富小片。^[11][38]

中古非组字和晓、匣母字的分混 四川话中，大多数方言点将中古晓母、匣母字与u相拼时读同非组字，即将xu读为fu，“胡”=“符”fu。只有少数地方能够区分，主要在川北，如巴中、广元等地，“胡”xu≠“符”fu。^[8][11]

中古疑母和影母字在开口呼前读为ŋ声母 四川话普遍有ŋ声母，来源于中古疑母和影母今读开口呼的字。如“哀ŋai、袄ŋau、欧ŋəu、樱ŋən”（以上影母），“岩ŋai、我ŋo、藕ŋəu、昂ŋaŋ”（以上疑母）。四川话中ŋ声母字，普通话一般读零声母。^[11]

从总体上看，四川话各地方言点的韵母共计42类。^[注6]在不同方言点中，各韵母的使用情况不一，没有一个方言点全部具备这些韵母。大多数地区是36类，韵母数最多的是今属重庆的黔江，共有韵母40类，而宁南、屏山则只有31类。^[39][40]以下是四川话韵母总表。

四川话中的韵母主要有以下特点：

中古曾、梗摄舒声字韵尾读为前鼻音n 在普通话中，中古曾摄、梗摄舒声字韵尾为-ŋ，而其中绝大部分字韵尾在四川话中都读为-n。因此，四川话中普遍没有əŋ、iŋ，北京话中的əŋ、iŋ通常被读为ən、in，成为四川话韵母的突出特点之一。^[11]

中古止摄开口三等知、庄、章组字和精组字相混，深、臻、曾、梗摄中普通话读[ʅ]韵母的入声字读为[ɿ]韵母 除仁富小片和岷江小片部分地区以外的大部分四川方言，中古止摄开口三等知、庄、章组字混入精组字中，如知组“知置治”、庄组“士师事”、章组“支之纸”等字声母分别是ts、tsʰ、s，它们的韵母也相应地是舌尖前元音[ɿ]，和精组“咨紫刺此”等字的韵母相同。与此类似，深摄侵开三缉韵知系“十汁湿”等字，臻摄真开三质韵知系“侄质实”等字，曾摄曾开三职韵知、章组“直织式”等字，梗摄清开三昔韵知、章组“掷炙尺释”等字，韵母也都是[ɿ]。这就使得大部分四川方言点会将普通话的韵母[ɿ]读为[ʅ]，是四川话的又一特点。^[11][39]

中古流摄部分字读阳声韵 中古流摄侯开一明母字“某亩牡茂贸”等字，尤开三明母“谋”字在四川话中普遍读为阳声韵moŋ。但由于受到普通话的影响，这一特点在年轻人的方言口语中已逐渐少见。^[11]

四川话一般有五个或四个调类。平声分阴阳，中古全浊上声归去声，这一点与其他西南官话一致。但在入声的归并上，四川话存在较为复杂的走向和分合，既有入声独立的，也有入声归阳平、归阴平和归去声的方言。^{[8][36][33][11]}

就五调类而言，共包括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五类声调，这在西南官话中是较为少见的。其一般存在于有入声区，主要分布在沿岷江两岸的川西和川南。^[8][41]此类方言点的声调情况如下表所示：

四调类方言主要包括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类声调，其中根据入声演变方向的不同，又可再细分为入声归阳平、入声归阴平、入声归去声三类。^[42][8][36]四类调方言点的声调情况如下表所示：

除以上的调类特点外，四川话的调型也具有一定的特点。在普通话中，有平调、升调、曲折调和降调四种调型。但四川话中普遍只有三种调型：多数是平、降、曲三种，其次是平降、升三种，绝大部分地区有两个降调。具体而言，阴平与普通话一致，是高平调，阳平则与普通话相反，是低降调（普通话是中升调）。上声多为高降调，去声多为曲折调，与普通话刚好相反。^[8][41]

四川话的词汇系统大致可分为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两部分。基本词汇一致性很高，比较稳定，是四川方言词汇系统的核心。这些词一般是全民常用的比较稳定的动词、名词、形容词，以及日常交际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语气词、介词、助词等。例如：火闪闪电、二天以后、啥子什么、团转周围、鸭青公鸭、上山出殡，下葬、巴适好，令人满意、默倒以为。这类词相当一部分是古词语，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岁月，至今仍保持旺盛的生命力。^[43]

一般词汇不是区内全民常用的词汇，除方言区内通用的固有词外，其主要包括两种类型。第一种是通行于局部区域和特定行业的词语。通行局部区域的词语一般只在个别方言点使用，从色彩上看，这些词显得更为土俗，例如：舌儿粮向日葵、富实郎富人、斩扎请人吃饭以求人办事。行业词主要在一些特定行业使用，如素活路加工蔬菜的活儿（餐饮业）、退煞驱邪仪式（巫术）等。^[43]第二种是古旧词和新生方言词。一部分古旧词随着所指事物和现象的消失而消失，没有相应的现代词，如绅粮有土地有势力的地主或退休官吏、皮袍哥统称等。还有一部分古旧词虽然所指事物未消失，但却被新词所取代，如栈房旅馆、字白告示、粉脸子妓女等。这些词只有老年人偶尔使用，现大多被其他词代替。新生方言词则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根据实际交际需要不断创造出来的，如火三轮机动三轮车、摩的载客的摩托车等。^[43]

传承古语词部分 这部分词分为古通语词和古方言语词两大类。古通语词是指来自上古、中古和近代的通语词，它们是四川话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词显示出四川话词汇的历史来源与北方方言乃至整个汉语词汇系统保持着相当强的一致性，但其在发展过程中又具有了自己的特点。例如“饮”在四川话中为浇灌的意思，今天四川话中仍说“饮水”“饮粪”。古方言语词又可细分为两类，一类是来自古代其他方言的词语，如崽儿子，小孩子、揞ǎn掩藏，隐瞒等。另一类就是来自古巴蜀语的词语，如姐母亲，今天四川话有称母亲为“姐”“哎姐”的。但总的来说，源于古巴蜀语的词语在今四川话中占有的份额已不多。^[44]

新词语 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四川话的词汇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成分，有新词新语，也有新义。例如“不摆了”，其意思是不用说了，表示程度之高。《成都商报》就曾在报道中称“大剧院测试演出，效果好得不摆了”。其他新词还有摸哥儿扒手、横顺无论如何等。总体来说，产生时间较晚的四川话新词语以合成词和词组为主。^[44]

词形 四川话词汇和普通话在词形上存在较大差别。首先在音节方面，四川话中大量词汇与普通话在音节数目上存在差异。有些四川话词汇的单音节词对应在普通话词汇中则是多音节词，如“歪”“谙”在普通话中对应的词汇分别为“凶恶”“以为”。与之相反，有些词汇在四川话中为多音节词，但对应的普通话词汇则为单音节词，如“巴适”“盐巴”在普通话词汇中对应的词汇分别为“好”“盐”。同时，虽然有些词汇在四川话和普通话中都为多音节词汇，但音节数却并不相同，如“棒老二”“扯把子”在普通话中对应的词汇分别为“土匪”“撒谎”。在词素上，四川话词汇与普通话词汇同样存在较大差异，主要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四川话中一些词汇与普通话的词素完全不同，如“默”“二回”对应的普通话词汇为“想”“以后”。另一种是部分词素相同，如“火闪”“皮面”对应的普通话词汇为“闪电”“表面”。最后一种情况是虽然部分词汇与普通话中的词素相同，但词序却不同，如“鸡公”“欢喜”分别对应普通话的“公鸡”“喜欢”。^{[45][46][47][48]}

词义 四川话中的一些词汇虽然与普通话一致，但其所指的意义却截然不同。例如“造孽”在四川话中意为可怜，但在普通话中则是佛教用语，意为做坏事；“饮”在四川话中为浇灌的意思，但在普通话中则是喝水或给牲畜水喝的意思。四川话中还有部分词汇与普通话一致，但词义范围却不同，例如“鼻子”在四川话中除指身体器官外，还有鼻涕的意思。除此之外，四川话内部还存在大量同实异名的词语，其具体可见下表。^[46][49]

此外，四川话词汇中也还存在一些同名异实的现象，如“胡豆”在不同地方可以分别指称蚕豆、豌豆和豇豆，“蚊子”在四川不少地区是蚊子和苍蝇的总称。^[49]

禁忌语 四川话拥有丰富且自成体系的禁忌语系统，这些禁忌语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巴蜀地区的风俗和语言特点。首先四川话中忌讳说凶恶的动物，例如蛇在四川话中被称为“梭老二”“干黄鳝”“长虫”等，老虎被称为“大猫”“猫猫”等。其次，四川话中忌讳说不吉或不雅的词，例如“伞”与“散”同音，在四川话中多被称为“撑子”或“撑花儿”，“媒”与“霉”同音，因此“做媒”被称为“做红”。^[49][50]

四川话和普通话构词的规则基本一致，但也存在一些特殊之处，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重叠式构词方式 在四川话中，重叠式是一种非常普遍的构词方式，其主要分为AA式和AABB式两种。AA式主要构成名词，不管A是什么性质的语素，一经重叠就可构成名词，如杯杯杯子、吹吹哨子、恍恍粗心大意的人等。AABB式主要构成形容词，如高高长长身材瘦长的样子、指指戳戳形容背后议论人的样子等。此外，四川方言中还有三音节的重叠构词，主要有AAB式和ABB式。此类构词方式构成大量名词，如叉叉裤开裆裤、病壳壳一身是病的人等，这是四川话与普通话不同的地方。^[12]

形容词生动形式 与普通话相比，四川话拥有类型多样的形容词生动形式，其主要由词根与各种前加或后加成分构成，常见的有以下四种情况。第一种是ABB式，其中A为词根，表示基本意义，BB为叠音的词缀，主要用于给词根添加某种色彩意义，如“胀鼓鼓”“红东东”等。此外还可以在词根和词缀间加入“不”字，以强化主观贬斥态度，如“憨痴痴——憨不痴痴”。第二种是BA式，其中A为词根，B多为词缀或类词缀，用以表示程度加深，如“纠酸”“刮苦”等。第三种为ABCD式，其中A为词根，表示基本意义，BCD为词缀，主要用于添加色彩义，如“黑不溜秋”“弯二八拱”等。第四种为ABAC式，A为词根，表示基本意义，BC为词缀，如“瓜头瓜脑”“鬼头鬼脑”等，此类词多含贬义。^[12]

词缀“子”“儿”的意义和用法 四川话中词缀“子”的使用范围普遍比普通话大。一些普通话不带“子”的名词，在四川话中却带有“子”，如今年子今年、树子树等。四川话中还会将量词重叠后加上后缀“子”，以构成名词，如角角子角票、块块子块状东西等，这是普通话中没有的。词缀“儿”在四川话中普遍有两种语音形式，一种是“儿尾”，独立成音节；另一种是儿化，不独立成音节。例如“猫儿”一词，成都等地既可以说成两个音节mau55ɚ21，也可以儿化成一个音节mɚ55。但是在岷江流域的一些地方，则只有儿尾一种形式，没有儿化形式。^[12][51]

四川话中的虚词基本功能与普通话一致，但是四川话中的有些虚词是普通话所没有的，其功能和意义都较为独特。^[12]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特殊的助词 四川话中会用助词“些”表示名词复数，例如老师“学生些表示不止一个老师和学生”、“海椒花椒些表辣椒花椒一类的东西”。也有用“伙”加在名词后面表示复数的，但仅限于表人名词，如“娃儿伙小孩子们还不懂事”。此外，四川话中还会在动词或动词短语前加助词“过”，表示以动词所表示的方式来做某事，如“事情不是光过嘴巴说用嘴说就能做完的”。^[12][52]

特殊的介词 四川话中普遍用“着”表示被动关系。“着”本是动词，是“遭遇到（不好或不如意的事情）”的意思，四川话中的“着”仍有动词的用法，如“今天遇到骗子，着了100块钱”。但“着”虚化后也可以表示被动，与普通话中的“被”类似，可以用作介词，例如“杯子着他打烂了”“房子着烧光了”。但需要注意的是，四川话中的“着”只能表示不如意的事情，但普通话中的“被”却没有这一限制。例如普通话可以说“他被北大录取了”，但四川话却不能说“他着北大录取了”。^[12][53]

特殊的语气词 四川话中的“哈”（读xa53）既可表示疑问语气，也可表示祈使语气。表示疑问时一般附于句末，念作高平调，常用来提出建议或征询他人的意见或认同，如“我们歇一下哈？”。“哈”表示祈使语气时，不能读作高平调，一般用于向听者提出建议或请求，如“我去打一下篮球哈”；有时也有提醒、告诫的意思，如“你给老子小心点哈”。语气词“嗦”则一般表示询问、质问或不满的语气，是这些语气度的加深，常用作反问句语气，如：你给我的嗦你给我的（东西）吗？“嘛”在四川话中可以被用于多种语句，但有一种带“嘛”的反问句结构较为特殊，是普通话没有的，如“闹啥子嘛，闹”“跳啥子舞嘛，跳”。此种反问句一般表示说话人强烈的否定态度。^[12][54]

四川话中有许多特有的并不见于普通话的句式结构，仅与“得”相关的常用句式结构就有五种，沉积了各个历史时期“得”字的用法。除此之外，四川话中的特有句式还包括：“V都V了”“V起来/V起去/V起XY”“X都XY了”等。^[12][55]其具体如下表所示：

随着时间的推移，四川话的语音、词汇等系统也在不断变化发展，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四川话的发展变化最为突出，其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56]

半个世纪以来，随着普通话推广工作的展开，北京音的影响越来越大，使得方言区的人在说方言时，也会受到干扰，引起音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古入声字的读音变化。四川话中不少古入声字的调类都变得与普通话一致，例如许多年轻人在说“巴蜀”的“蜀”时，都和普通话一样读为上声，以致他们说的“巴蜀”在年纪大的人听来更像是“巴鼠”。入声字的声母、韵母方面也有同样性质的变化。此外，一些原本与普通话声母、韵母和声调有差异的非古入声字也有向普通话靠近的趋势。例如四川话有舌面后鼻音声母ŋ，如“安爱樱”等，不少年轻人在发音时丢掉了ŋ，像普通话一样读成了零声母，此现象在中小学生群体中更为突出。^[56][57]

除普通话的影响外，四川话内部的成都话和重庆话相对于方言区内的其他方言来说是强势方言，它们也会干扰各地方音，引起音变。例如内江话本有舌尖前音和舌尖后音两套声母，且舌尖后音声母的结合范围更广。但受强势方言的干扰，如今内江城区人的口语中，舌尖后音声母字已明显减少。汉源话“敦”本读tuən55，但受强势方言影响丢失介音u，现读作tən55。^[56]

近几十年来，四川话的词汇同样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主要体现在旧词的消亡、新词的产生和词义的变化三个方面。^[56]

旧词的消亡大致有三种原因。首先是旧事物、现象的消亡而引起的方言词语的消亡。例如四川境内过去用于袍哥（哥老会）组织人员，使得四川话中存在大量江湖黑化隐语。例如剪眉毛相互调戏妻子、开武差事抢、花包袱破坏自己人的生意等，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袍哥组织的消失，这些词语也都跟随消失。其次是这些事物虽然存在，但换了一种说法。例如过去常用的车笔刀刨笔刀、号钱旅馆住宿费、大样大气等，现在的年轻人一般都改用普通话说法了。最后，社会制度和观念习俗的变化也引起了词汇的变化。例如旧时人们认为汗毛多的人命苦，所以从前四川话称汗毛为“苦毛子”，但随着人们观念的改变，这种说法逐渐消失，“苦毛子”也被“汗毛”取代。^[56][58]

新词的产生则主要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新事物、新现象和新概念的不断涌现，导致新方言词语的产生，这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最为明显。例如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从事异地贩运、转手买卖的人增多，“穿穿儿”一词便应运而生，现在多用来泛指从事一般的中介活动以收取费用的人。第二种是新观念的产生引起新方言词语的产生。例如民国时期多把当兵的称为“粮子”，新中国成立后有了新的军民关系，如今的四川话便将当兵的称为“解哥子”或“兵哥子”。^[56]

方言词语产生新义项的现象在四川话中十分普遍。例如“耍家”原本是指袍哥成员，现在的四川话中多用来指称不务正业的人；“洗脑壳”原指洗头，现在也引申为用言语讽喻来使对方改变看法，具有一定的戏谑意味。^[56]

虽然四川话是北方语系中最大的次方言，但是在今天，四川话也有逐步向现代汉语普通话靠近的趋势，它和全国很多地方的方言一样，已经到了需要保护的时期。^[4][16][15]造成四川话退化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受普通话推广的影响。1986年，中国将推广普通话作为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首要任务，在此大背景下，四川地区也响应国家号召，积极推广学习普通话。在政府部门和教育系统，对于工作人员的普通话水平都有严格的要求，而学校作为推广普通话的关键场所，也尽量使用普通话教学。这就导致了四川地区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人使用母语的能力较弱，其特有的语音成份有些正逐渐趋同于普通话。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宣布的对四川话方言剧的禁令，迫使一些方言剧采用普通话版本，也引发了较大争议。^[59][60][61]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随着城市的发展，外地人口不断涌入，客观上也促进了四川话与普通话和其他方言的融合。^[61]除此之外，对方言认同感的降低、家长对孩子的语言态度以及方言歧视等，也是造成四川话式微的原因。^[61][62][63]

进入21世纪，随着科技和交通的不断发展，深入方言点进行实地录音调查的条件日渐成熟，从2007到2017年，周及徐教授带领他的方言团队，在四川地区开展了新一轮的汉语方言调查。^[注7]周及徐团队对于方言发音人有着较为苛刻的要求：必须是70岁以上土生土长的当地人，要识字但是受教育程度又不能太高，以免受到普通话的影响。女性也被排除在外，因为女性的语言适应能力较强，容易被其他方言影响。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周及徐团队不仅完整记录地四川方言的发音，同时还绘制了一幅四川方言地图。^[16][64][65]

借助新媒体手段以及传统媒体的影响力，四川话近年来已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大众视野中。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几部四川方言电视剧暴火以来，四川话便开始作为一种创作语言，从封闭的地域中逐渐走出来。从《疯狂的石头》到《让子弹飞》，四川话在凭借着语言本身丰富的表现力和趣味性得到了观众的好评。除了影视剧，四川方言歌曲的发展在近年来也呈现高速态势；文学创作方面也有方言作家在不断努力。随着自媒体的兴起，四川话在新媒体传播平台上逐渐成为新的“宠儿”，配音秀、短视频等领域都涌现了许多使用四川方言创作的网民。^[15][66]

2015年，四川省启动了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四川语言文化资源库建设项目，逐渐打造起四川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67]为了更好地保护方言，2019年5月，阿里人工智能实验室宣布将在四川举行方言大赛。大赛的获胜者将获得一份特殊的工作——为智能音箱天猫精灵录制四川方言语音。^[68]2023年1月，四川省政协委员冯家妹在政协会议上提出了《传承保护四川方言从中小学生抓起的建议》，呼吁对四川话的保护与传承。^[17]除此之外，四川的一些高校也开始设立四川方言课，以保护和传承四川话。^[69]

四川话和川剧是四川地域文化的两个重要符号象征，二者同为四川文化的载体，同时也是四川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70]川剧流传于中国西南地区，历史悠久，剧目丰富，表演独特，声腔多样。早在三国时期，四川就出现了第一个讽刺喜剧《忿争》，及至唐代，已有“蜀冠天下”之说。而在川剧文化中，四川话则是富有特色的文化表现形式。川剧虽然在声腔上“五声共和”，但其念白却是地道的四川话，即便是声腔的咬字、押韵等，也必然是依据四川话。因此，川剧的说多唱少，浓郁的地域性和生活气息，以及诙谐幽默等，成为了川剧在语言上的突出特色。此外，川剧中的四川话还折射出四川文化的方方面面。四川社会的民俗风情，四川人的精神面貌、性格特征、语言风格等，都可以借助川剧及其语言得到全面展示。^[70]进入21世纪，随着影视艺术等强势兴起，川剧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2006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川剧被列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目前四川省川剧院等组织或机构也在尝试各种方法，努力继承、保护和弘扬川剧传统文化。^[71][72]

四川自古就处于中国南北文化的交汇点，四川民歌不但具有中国民歌的许多优点，而且充分反映了四川（古代巴蜀）人民的情感和智慧，以及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多彩的民风民俗，具有历史悠久、传承丰厚、内容丰富、韵律优美等显著特点。其中四川汉族语言的音韵属于四川官话，与普通话和北方方言很接近，和北方方言的十三辙韵基本一致，这在四川民歌中表现得较为明显。^[73]现将部分四川方言歌谣列举如下：

从最早《抓壮丁》《山城棒棒军》等，到近年的《捉妖记2》《无名之辈》《哪吒》，四川话在热门影视剧中频频出现，以方言营造氛围、刻画人物，担当“包袱”和“笑料”。四川话在影视剧中之所以热门，一方面是因为其诙谐幽默的特质，另一方面则在于四川话是北方语系，接近普通话，尽管极具特色，但并不难懂，一般不会因为文化差异和语言表达不同造成隔阂。^[66]以下是四川方言影视剧的一些代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