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波

周立波（1908年8月9日--1979年9月25日），湖南益阳人。^[5][4][3]本名周绍仪，字凤翔，号刿卿，又名周奉悟，有周立波、周德、张尚斌、雅歌、张一柯等笔名。中国现代作家、编译家，与赵树理并称“南周北赵”。^[1]

1930年8月，周立波参加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5]同年用“立波”作笔名，踏上了文学创作之路。^[10]1934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负责编辑“左联”会刊。1935年1月，周立波加入中国共产党。^[2]这一时期由其翻译的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和报告文学《秘密的中国》产生了较大影响。^[6]1941年后，他陆续发表了短篇小说《第一夜》《麻雀》等短篇小说，在他的创作道路上具有重要意义。^[9]1942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6]之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一直是周立波文学创作的指导思想。^[11]1946年，他创作出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为他赢得斯大林文学奖。^[5][2]1950年，周立波在纪录片《解放了的中国》中担任影片的文学顾问。之后该片再次获斯大林文艺奖金。^[5][7]1958年1月，由其创作的小说《山乡巨变》开始在《人民文学》杂志连载。小说一经发表，就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和讨论。^[2]

1966年1月21日，周立波写作发表了散文《韶山的节日》，被江青认为是丑化毛主席的反动作品。之后周立波被扣上“文艺黑线的黑干将”“反革命修正主义”等帽子，并被非法监禁5年。^[7]1978年3月，《人民日报》重新刊发《韶山的节日》，为韶山节日事件平反。6月，周立波发表最后一篇作品《湘江一夜》。^[7]1979年9月25日，周立波在北京逝世，终年71岁。^[4]

周立波曾先后担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副主编，《中原日报》副社长，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翻译，中共松江省委宣传部宣传处长，沈阳鲁艺研究室主任，《人民文学》编委，湖南省文联主席，中国作协湖南分会主席。全国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全国第五届政协委员，中国文联第一、二、三届委员，中国作协第一、二届理事。^[12]

1908年8月9日，周立波出生于湖南益阳。^[5][3]1924年，他在长沙湖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13][14]1927年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劳动大学社会科学院经济系。^[15]

1928年，周立波初到上海，次年开始文学活动，第一篇作品是反映学生生活的散文《买菜》，署名小妮，载于上海《申报》。^[5]1930年8月参加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5]同年，周立波为表达自己立志献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决心和热情，使用“自由”（Liberty）的英文译音“立波”作笔名，踏上了文学创作之路。^[10]1931年10月考入神州国光社担任校队。^[5]

1934年9月，周立波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负责编辑“左联”会刊。1935年1月，周立波加入中国共产党。^[2]从1935年到1937年，作为左翼文艺运动的后起之秀，周立波独立翻译了外国文学作品17部，其中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和报告文学《秘密的中国》产生了较大影响。^[6]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周立波奔赴山西八路军前方总司令部和晋察冀边区，成为一名战地记者。^[2]9月，他离开上海，到桂林任《救亡日报》编辑。^[5]1939年到延安，任教于鲁迅文学艺术学院。^[6]后调《解放日报》编辑文艺副刊。在此期间出版了《晋察冀边区印象记》《战地日记》和《南下记》3本有影响的报告文学集。^[5]1941年11月和1942年，他陆续在延安《草叶》《解放日报》等报刊发表了短篇小说《第一夜》《麻雀》《阿金的病》《夏天的晚上》《纪念》和《牛》等，这六个短篇是周立波最早发表的一批小说，在他的创作道路上具有重要意义。^[9]1942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6]之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一直是周立波文学创作的指导思想。^[11]

1944年8月，周立波随军南下，他被选调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简称南下支队）任司令部秘书，跟随司令员王震、政治委员王首道一起挺进华南，到湘粵yuè赣边去建立抗日根据地。^[9]1946年10月去东北参加土地改革，在土改工作中，周立波收集了大量东北农村进行土改运动的真实素材，由此创作了长篇小说《暴风骤雨》，《暴风骤雨》发表后，社会反响强烈，东北解放区将小说作为土改工作必备参考书发给每个土改工作人员使用。之后该作品曾获斯大林文学奖。^[5][2]解放战争初期，曾任军调处执行部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英文翻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南省作协主席、文联主席。^[15]

1949年7月，周立波被选为全国文联和全国文协委员。^[6]9月调到北京，在文化部编审处工作。1950年，周立波首次步入影坛参与拍摄纪录片《解放了的中国》，担任影片的文学顾问。之后该片再次获斯大林文艺奖金。^[5][7]同年2月开始，他3次深入北京石景山钢铁厂体验，深入了解高炉的大修，走访工人家庭与工人们聊天。之后创作出工业题材长篇小说《铁水奔流》。^[16]他在写完第4稿时又开座谈会，听取工人的意见，前后共修改了6遍。小说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18万字的小说人物多达40多个，之后评论家评价“缺乏生动性与深刻性”，周立波本人也对此作过深刻反思。^[17]

1955年，他从北京回到家乡湖南益阳，^[5]回到家乡后，周立波参加了该县谢林港区发展互助组，并协助建立初级农业社。这期间，他写出了反映党的农村基层干部带领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试办初级农业社的短篇小说《盖满爹》。^[2]

1956年6月，经过充分准备，周立波开始动笔创作自己的又一部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在创作中，为把农业化的整个过程编在故事中，周立波着重考虑了人物的创造，他运用具有冲突效果的典型事件和观察入微的精细描写，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在写作中，周立波非常注意章与章之间的衔接，为故事中现实事实的逻辑发展，他巧妙地运用了文学创作技巧。为此，他将自己读过的《水浒传》《儒林外史》中的成功之处加以使用。^[2]1958年1月，该小说开始在《人民文学》杂志连载。当年6月，《人民文学》连载完毕。小说一经发表，就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和讨论。^[2]小说对江南山乡水墨画式的描写，形成了作品特有的风格。^[5]1958年，周立波担任湖南省文联主席。在他的动员下，蒋牧良、康濯、柯蓝等在全国文艺界颇有声名的湖南人也回到家乡，共同开展湖南文艺的各项工作。^[18]

1959年初，周立波开始创作《山乡巨变》续篇。同年11月完稿。1960年初，小说续篇在《收获》杂志第1期上全文发表。同年4月，《山乡巨变》续篇由作家出版社出版。1963年6月，经周立波修订，《山乡巨变》正续两篇合并为一卷，由作家出版社出版。^[2]1960年以后，小说《山乡巨变》相继被改编为同名湘剧和花鼓戏，在湖南演出后颇受欢迎。特别是经董子畏改编、贺友直绘画，将该小说绘制为同名四册连环画，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于1961年7月至1965年3月间陆续出版，行销全国。^[2]1963年与1964年，周立波接连出版理论集《亭子里间》、短篇小说集《卜春秀》等作品。^[5]

1966年1月21日，周立波应广州《羊城晚报》约请，写作发表了散文《韶山的节日》，由于作品提到了杨开慧烈士，江青认为是丑化毛主席的反动作品。同年4月23日，《羊城晚报》再次刊发该作品，江青等人先后六次公开点名批判周立波和他的作品。之后周立波被扣上“文艺黑线的黑干将”“反革命修正主义”等帽子，并被非法监禁5年。^[7]

1973年10月，周立波解除监护审查，1975年回北京治病。^[7]1978年3月23日，《人民日报》重新刊发《韶山的节日》，为韶山节日事件平凡。6月，周立波发表短篇小说《湘江一夜》，被评为全国1978年短篇小说一等奖。^[7]该小说也成为周立波最后的作品。^[19]

1979年9月25日，周立波在北京逝世，终年71岁。^[4]1979年9月28日，中央领导同志王震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周扬、毛致用及各界人士向周立波遗体告别。11月18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追悼大会。^[7]

周立波的文艺理论形成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左翼时期，周立波受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的影响，重视文学与哲学、社会学之间的关系，关注文学形象化地反映社会生活的问题。他从果戈理、高尔基、托尔斯泰等作家的文艺观点中受到启发，结合中国自身的文艺现实进行思考，重视文学与时代精神、文学与现实等重大理论问题。巴尔扎克的“在现实中不断地观察中所练就的文学眼光”的理论也为他后来文学实践所应用。第二阶段为延安时期，他意识到“要突破知识分子啾啾唧唧呻吟，吹起响亮的军号”，把农民、工人、士兵都介绍到文学里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他的影响很大，更坚定了他用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决心。第三阶段是出国访问时跟外国作家和理论家的交谈。1956年同巴金应邀去柏林参加民主德国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与其他国家作家的观点碰撞，萌生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创新意识。周立波创作《山乡巨变》时对这些观点都有所吸收。^[16]

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山乡巨变》，不同于一般的乡土文学之处，在于其中加入了制度探索和对未来发展模式的理想主义情怀。这种敢于直面政治的乡村叙事，也令周立波的小说具有了独异的思想风格。也正是在这种政治视界和历史维度当中，具有鲜明风格化书写特色的《山乡巨变》，也便具有成为文学经典的可能。^[21]

中国古典文学、西方文学及俄罗斯文学的修养，同周立波精英文学作家身份意识的形成有着内在关系。这种身份意识，由于周立波的延安革命文学经验一度被掩饰。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这种意识又被重新唤醒。告别政治繁务，返乡之后感受到的故乡久违的温情，让他不由自主地重新以精英作家的文化身份，来观照故乡的山水人情。而此观照视野，也造就了《山乡巨变》基本的艺术风格和审美倾向，形成了周立波乡土文学的诗意美、抒情性。潜藏其间的革命者—精英作家的隐性身份的转变，也令周立波悄然修正了对于革命的激进观念，使得其晚期小说写作更具内在张力。^[21]

以上资料来源^[12]

周立波的祖父周垂绅，有五个儿子、两个女儿。家有祖传的住宅，有60多亩水田和大片茶子山。他还兼做米生意。周立波的父亲周仙梯是长子，曾任县立第二小学校和周氏蜚英小学的校长。周立波是父亲与第二房夫人刘昭珍所生，他还有翠英、育英两个亲妹妹。^[22]

1942年7月，周立波与林蓝在延安窑洞举行婚礼。^[8]两人的长子名叫周健民，1958年8月，周立波的幼子小仪出生。^[9]

周立波故居为其祖辈于清朝乾隆时期筹建。故居分复原陈列、周立波生平事迹展览、周立波文学研究室三个部分，集中反映了先生在文学创作道路上的艰苦历程以及他一生创作的所有作品。^[23]2002年，湖南省人民政府将“周立波故居”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开始，益阳市政府推动清溪村成为呈现近现代中国乡村变迁的代表性纪念地。2008年，周立波故居纪念馆向公众开放。^[24]

2018年10月，为纪念周立波诞辰110周年，《周立波评传》《周立波与外国文学》《周立波文艺讲稿》等一系列图书与读者见面。^[18]人民文学出版社不仅再一次推出了《暴风骤雨》《山乡巨变》的单行本，还将《暴风骤雨》纳入了“教育部统编《语文》推荐阅读丛书”中。^[25]

像地主韩老六、胡善人的狡猾阴险，雇农赵玉林、郭全海和贫农白玉山等的对革命无限忠诚的高贵品质，都是写得非常鲜明的。他也写出了一些生动的干部形象，象工作队萧队长的关心群众生活、从群众的实际出发的工作作风，是很令人感动的。《暴风骤雨》使读者感到亲切，在形式上的优点是起了重大作用的。（《中国新文学史稿》 王瑶 评）^[26]

《暴风骤雨》的人物和情节都比较单纯，但反映土改斗争的规模比较大，过程比较完整，成功塑造了赵玉林、郭全海等贫苦农民形象。但是反映的事件较多而表现不够集中精炼，有些重要斗争却展开不够充分，使作品反映农村阶级斗争显得有些简单化。（《中国现代文学史》主编 唐弢、严家炎 评）^[26]

《暴风骤雨》在学习民间方面并不成功，只是停留在表面层次的地方色彩和方言土话上，与作品的整体风格是脱节的。而《山乡巨变》则不然，它“虽然不是最早用艺术来描写合作化运动的作品，也不是最具有理论深度的长篇小说，但它却有非常鲜明的艺术个性，即从自然、明净、朴素的民间日常生活中，开拓出一个与严峻急切的政治空间完全不同的艺术审美空间……成功地显现了作家独特的艺术语言和创作个性，在同类题材中是相当引人瞩目的。（《当代文学史教程》主编 陈思和 评）^[26]

对于这一‘规格化’的主题和情节方式，作家更乐意通过特定地域的乡村日常生活来展开。另外，对于体现在不同阶层农民身上的‘道路’分歧、冲突，也愿意放在乡村人情、血缘、伦理等关系上处理，而持一种较为宽厚、同情的态度。因而作品中有一种略带幽默、风趣的叙述语调，并在生活美感的价值上，来表现乡村的人情风俗、自然风光。（《中国当代文学史》评）^[27]

从《暴风骤雨》到《山乡巨变》，周立波的创作沿着两条线交错发展，一条是民族形式，一条是个人风格；确切地说，他在追求民族形式的时候逐步地建立起他的个人风格。（中国作家 茅盾 评）^[26]

我的印象周立波对国际斗争不感兴趣。（中国作家 巴金评）^[28]

毕生扎根人民中。（中国交通运输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王首道 评）^[29]

他既不是走赵树理及“山药蛋”派作家的纯粹“本土化”，在内容和形式上完全认同于“老百姓”口味的道路，也区别于柳青及“陕西派”作家以理想主义的方式，努力塑造和描写新人新事的道路。他是在赵树理和柳青之间寻找到“第三条道路”，即在努力反映农村新时代生活和精神面貌发生重大转变的同时，也注重对地域风俗风情、山光水色的描绘，注重对日常生活画卷的着意状写，注重对现实生活人物的真实刻画。（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孟繁华 评）^[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