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头盖骨

“北京人”头盖骨，是一组出土于北京房山周口店龙骨山的远古人类头盖骨化石，于日本侵华战争中丢失。^[1]“北京人”又称北京猿人，“北京人”与现代人同属而不同种，他们是大约70-30万年前生活在中国北方的、现已绝灭了的猿人（直立人种），是人类进化中的一支，是研究人类起源极为重要的科学证据。^[5][6]

“北京人”遗址的发掘开始于1921年。1929年12月2日裴文中主持周口店发掘时发现了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1936年11月，贾兰坡又相继发现3个“北京人”头盖骨。自1927年至1937年，考古工作者在北京人遗址共发现“北京人”头盖骨5个，^[7]

由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保管和负责研究。^[8]因抗日战争的爆发，“北京人”化石在转移美国途中神秘失踪。^[9][10]

“北京人”头盖骨再次证明了人是由猿进化而来，证明了人类进化序列中“直立人”的存在。该发现被认为是20世纪古人类学研究中最具价值的贡献。^[11]多年来，中外人士对“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下落提出各种猜测，至今仍然成谜。^[12]

“北京人”又称北京猿人，是在北京市西南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发现的一组古人类化石所代表的猿人的总称。“北京人”学名为Homo erectus pekinensis，即“北京直立人”，简称“北京人”。“北京人”是人属中的直立人种（Homo erectus），而现代人是智人种（Homosapiens），因此，“北京人”与现代人同属而不同种，他们是大约70-30万年前生活在中国北方的、现已绝灭了的猿人（直立人种），是人类进化中的一支，是研究人类起源极为重要的科学证据。^[5][6]

“北京人”头盖骨（以下简称“北京人”)，是一组出土于北京房山周口店龙骨山的远古人类头盖骨化石，于日本侵华战争中丢失。^[1]

北京猿人的头部与我们现代人区别很大。从整体看，北京猿人头骨粗硕厚重。头骨璧很厚，是现代人的一倍左右。脑颅较扁，头骨低平，额部向后倾斜，不像现代人前额是向上隆起的。头顶上窄下宽，最宽的地方在外耳门附近，而现代人的最宽处靠近头顶附近。眼眶上有一条突出的眉脊，这是与现代人很不同的地方，现代人的眉脊已经减弱很多。脑后有一条粗壮弧形的枕骨圆枕。头顶正中处还有一条由前向后走向的矢状脊。眉脊、矢状脊、枕骨圆枕结合起来，好像构成一个框架，使脑颅变得更加坚固。下颌骨也十分粗大，附着肌肉的痕迹十分清晰，说明北京猿人有强大的咀嚼力。北京猿人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没有下巴颏，下颌前部是向后倾斜的，这与我们现代人截然不同，却与现代猿类比较相似。^[13]

北京猿人的脑量不如现代人，在1015-1225毫升之间，而现代人的平均脑量为1400毫升。从发现的几个头盖骨来看，北京猿人的脑量有增加的趋势，在下部层位发现的四个头骨平均脑量有1078毫升，而出自上部地层的头骨脑量达到1140毫升。^[13]

从头骨内部形态来看，北京猿人小脑右部不如左部发达，而大脑的左枕部比右部发达，这表明北京猿人已经习惯用右手劳动。北京猿人大脑左下侧前部较为发达，这是语言中枢所在处，可能暗示中国猿人已经有语言能力。^[13]

周口店位于北京西南大约50公里处，^[14]从北宋时代起，北京周口店一带就有出产“龙骨”的流传。所谓“龙骨”，其实就是人类祖先和与他们同时代的动物化石。^[9]“龙骨”的传说引起了时任中国矿业顾问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的极大兴趣。^[15][16]

1921年，安特生请奥地利的青年古生物学者师丹斯基到周口店考察^[17]，两年间，师丹斯基发现的化石，都被运到了瑞典乌普萨拉大学。1926年夏天，师丹斯基在乌普萨拉大学的威曼实验室里发现，其中有两颗人的牙齿，一颗是未成熟的下臼齿，一颗是磨损了的上臼齿。同年10月22日，瑞典皇太子到北京访问，安特生便在欢迎会上披露了这两颗人牙。这个消息震动了全场，并引起了后来周口店大规模的发掘。^[18]这是亚洲大陆第一次发现距今约50万年的人类祖先化石，^[15]这一人类种属被称为“中国猿人北京种”，又叫“北京人”。^[18]

1927年，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捐助下，“中央地质调查所”和北京协和医学校共同主持的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大规模发掘工作正式开始。^[9]次年，德国留学归国的杨仲健教授和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的裴文中来到周口店，接替、协助原来的四位中外专家进行发掘。^[16]1929年冬，在裴文中主持发掘期间，在岩层发掘进入到第八层时，一个破碎的头盖骨伴随潮湿的泥土被挖了出来。尽管这件珍品已经碎成许多块，倘若及时发现并黏结起来，仍是一个完整的头骨。但当时没有一个人注意和发现。直到1930年春天，一个技工在北京的研究室里修理化石标本时，才从一堆出土杂物中发现了这件四周裹满泥土的头盖骨碎片。^[19]

1929年12月2日，第一块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被发现。青年科学工作者裴文中，在北京猿人遗址主洞里发现了一个支洞，在做完详细观察后，他腰系绳索下到支洞中。^[15]

下午4点，他在支洞里发现了一个猿人的头盖骨。^[9]这块头盖骨一半埋在松软的土层，一半在硬土之中，裴文中与几个技工把周围的杂土清理干净，找来撬棍轻轻插于头骨底部，然后慢慢撬动。由于头骨已演变成化石，撬动中骨盖破裂，无法完整地抱出洞穴。裴文中脱下身上的棉袄，将头盖骨包藏起来，走出洞穴。^[20]第二天，他向北京发了一封电报：“顷得一头骨，极完整，颇似人。”^[9][21]

第一块“北京人”头骨的发现震惊了世界，没过多久，古人类制造的石器、骨器、用火和控制火的证据相继发现。这是世界上首次用火遗址的发现，把人类用火的历史提前了100万年。^[16]

1935年，贾兰坡开始主持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发掘工作。任务开展并不顺利，贾兰坡带领团队艰苦支撑。^[22]1936年11月，一个工人把挖到的一块核桃大小的碎骨片放进小荆条筐。眼尖的贾兰坡拿起一看，发现是人的头盖骨碎片，于是，他将这个被砸碎的头盖骨一点点从土里挖出，清理、烘干、修复，再把碎片对粘起来。一个完整的头盖骨化石便出现在人们眼前。^[23]

下午4时15分，贾兰坡率队在挖出上述头盖骨不远处，又发现了另一个头盖骨。这个头盖骨已裂成多块，情景与前者相似。次日，第二个头骨安然无恙地破土而出。贾兰坡与几个技术工人仍用旧法将头盖骨烘干、粘好，成为一个结实完整的头盖骨。^[24]

1936年11月26日上午9时，贾兰坡与发掘队员再度发现了第三个“北京人”头盖骨。这个头盖骨比过去发现的所有头盖骨都要完整得多，连神经大孔的后缘部分和鼻骨上部及眼孔外部都依然完好。^[25]贾兰坡在11天内连续发现了3块“北京人”头盖骨化石。^[10]

“北京人”遗址的发掘开始于1921年。1929年12月2日裴文中主持周口店发掘时发现了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1936年11月，贾兰坡又相继发现3个“北京人”头盖骨。自1927年至1937年，考古工作者在北京人遗址共发现“北京人”头盖骨5个、面骨6件、颅骨碎片15块、下颌骨14块、牙齿147枚，股骨残段7段、肱骨残段2段、锁骨1根、月骨1件。这些化石资料共代表了40多个不同年龄的个体。因抗日战争的爆发，周口店发掘事业中断。1949年9月贾兰坡等主持了中断长达12年之久的“北京人”遗址的发掘工作。此后还多次对该遗址进行发掘，陆续有一些新的发现。^[7]

由于“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出土意义重大，“中央地质调查所”特设了新生代研究室（解放后，这个单位独立出来，称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26][27]），与北京协和医学校解剖学系合作，继续开掘周口店中国猿人遗迹及有关古人类化石等。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发掘工作被迫停止，所发掘的各种化石被存放在协和医学校解剖系办公室的铁柜中。^[9]

当时负责“北京人”化石研究的是美籍教授步达生（Dr.Black），后由魏敦瑞（Dr.Frang Weidenreich）继任，中方则是由法国学成回国的裴文中参加研究。鉴于“北京人”化石的珍贵，他们在平日研究时，常用石膏模型代替，外来人参观时也不轻易拿出。“七七事变”后，“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曾两次存入花旗银行的保险库中，以防不测。^[9]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28]中日交战的枪声终止了周口店发掘事业，这项世界合作性质的考察计划，在持续了十个年头之后，落下帷幕。^[29]1940年12月26日，日军占领了北平，美日战事一触即发，“北京人”头盖骨继续留在北平很不安全。^[30]

北平形势日趋恶化，1941年4月底，魏敦瑞与地质所同事道别，赴美国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任职，新生代研究室也就此解散了。对于具有重大考古价值和历史意义的“北京人”头盖骨，以及其他珍贵的化石资料的保存问题，地质所的科学家们商议了诸多转移贮藏方案。经利弊分析，最后拟定“运往美国，委托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暂时保存，战后再送还中国”的议案，并上报著名地质学家、北平地质调查所前所长、时任“经济部长”的翁文灏。^[31]

“北京人”头盖骨运出国门事属重大，翁文灏hào向蒋介石报告，蒋氏召集身边要人和几位部长商议，与会人员经过慎重考虑认为在此局势之下，这批化石留在中国是不安全的，最终蒋介石决定：同意将化石运往美国暂时保存，待战争结束后如数返回中国。^[31]

美国驻华大使馆接到中方报告，操办了国内接收保管单位的联络、运输航船安排等事宜，1941年11月底，北京协和医学院接到“北京人”化石装箱的通知。地质所人员将每块化石用纸包裹，编号造册，共装成两箱，包装箱作了标识后交到总务处，贮存在地下室的保险箱中。第二天，两箱化石运送到了北平美国公使馆。^[31]

据公开档案资料记载，1941年12月，“北京人头盖骨”转移行动按计划开始，由美国海军陆战队护卫，乘北平到秦皇岛的专列，然后在秦皇岛港乘“哈德逊总统号”邮轮送往美国。^[32]8日上午，列车按计划抵达目的地，但这一天，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哈德逊总统号”却没能靠港。驻扎华北日军迅速占领了京津和秦皇岛一带的美国机构和设施，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列车和军事人员，在一夜之间就成为日军的俘虏。^[30]装载化石的火车被日军截获，“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就此神秘地失踪。^[9][10]

太平洋战争刚爆发，日军就占领了协和医学院，^[31]日本密探锭者繁晴来到北京进行调查^[33]，到处翻箱倒柜进行搜查，其目标便是“北京人”化石。日本宪兵队对经办“北京人”头盖骨的工作人员，包括裴文中、魏敦瑞的秘书克莱尔·塔什简（德国人）、总务长博文（美国人）、箱子搬运工人常文学等人，进行刑讯逼供。审讯没有收获，日军扩大了搜寻范围，一支小分队追寻到天津。^[31]在天津的瑞士仓库，他们翻开了全部可以检查的箱子、行李，核查了能够找到的全部疑点，结果还是一无所得。^[33]

1945年，日本战败。^[34]许多中外科学界人士提议，中国政府应该尽快组织人员到日本去寻找失踪了几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35]1946年3月31日，中国航空委员会管辖的飞机第一次飞入了日本的领空。^[36]考古学家李济先生作为中国使团高级顾问前往日本。作为文化学术顾问，李济此次日本之行，主要负责考察和索回被掠走的中国文物，而重中之重，就是查询和找回“北京人”头盖骨。^[37]

1946年3月，在东京，李济见到了驻日美国海军司令斯脱特。但是，斯脱特司令却表示：盟军司令部已经就中国政府此前的要求，查问过东京帝国大学。回答是，没有任何根据证明“北京人”化石在东京或日本。^[33]随后，李济在日本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努力，对“北京人”前后共进行了五次寻找，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北京人”化石。^[38]

威廉·弗利，二战时期美国的军医，“北京人”头盖骨出境的押运人，他是整个事件链条中最关键的人物。但1941年12月8日之后，这个美国人就音信皆无。1971年，《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一个叫威廉·弗利的人露面，提供了一些寻找“北京人”新线索。^[39]

根据威廉·弗利提供的线索，天津市公安局秘密组成了一个侦查“北京人”化石下落的专案小组。^[39]弗利提供的第一条线索是，他将军用提箱寄存在了瑞士百利洋行天津分行和法国人开办的巴斯德研究所。但专案人员在调查中，与之相关的人员否认他们曾经收到过弗利送去的军用提箱，也没有见过“北京人”化石。^[39]

弗利提供的第二条线索是将另两个箱子交给了他信赖的一对中国夫妻，但当专案组人员找到他们时，这对夫妻已离婚，从双方的供词中得到证实，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不久的一天，弗利确实曾将两个箱子送到他们家中，但是，这对夫妇否认箱子里装有“北京人”化石，而说这两个箱子装的是医疗器械、弗利的衣服及古董瓷器等。^[39]

虽然从弗利的回忆中，并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但得出一个推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可能根本就没去秦皇岛。这样的推论在民间早就有过传闻：美国公使馆跟日本人上演了“调包计”，表面上，所有的化石被送上专列押往秦皇岛，但暗地里，北京人头盖骨却被秘密送往天津，准备从天津出海。^[33]

1980年秋季，美国人类学家夏皮罗博士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档案库中查到：“北京人”头盖骨当年的确曾经在天津的美军兵营中停放过。于是，他踏上了中国大地，在天津博物馆负责人陪同下，来到军营旧址，然而，40年过去，当年的军营已经成为了医科大学的卫生学校。夏皮罗认为当年有可能存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六号楼，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坍tān塌，之后被夷为平地改成操场。据陆战队员回忆说，六号楼的地下室是“木板地面”，但是学校负责人介绍，在清理大楼废墟时连地基都挖开了，根本没有木板结构。^[33]

多年来，学者们寻访过当年设在北京的美国公使馆旧址、协和医院，甚至周口店龙骨山原址，但都没有什么发现。20世纪90年代，一名当年参加了侵华战争的老兵，在弥留之际，透露出了一段神秘的忏悔：头盖骨化石，就藏在北京城的中心。这位老兵讲述，他把“北京人”化石掩埋在了协和医学院正东大约两公里，一个有着许多松柏古树的地方，为了日后识别，他还在埋藏地点旁的一棵松树干上，用军刀刮下一块长约1米、宽约20厘米的树皮。^[30]

根据这名老兵的回忆定位，在广阔的北京东部，只有日坛公园符合“僻静、有许多古树”的条件特征。而更巧合的是：在日坛神道北侧不远的地方，人们的确找到了一棵被刮过树皮的松树，而且痕迹老旧。中科院立刻动用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现代科技手段，电震探测进行地表测量，居然发现那棵古松树周围信号“异常”。^[30]

经过协商，中科院最终与北京日坛公园管理处达成了协议，在1996年6月3日上午正式发掘。挖掘过程非常低调，现场四周都用塑料布围裹起来。但是，下挖近三米，没有发现任何埋藏物，现场专家由此判断，当时物探异常，应该是地表下大量灰白色钙质结核层所引起的，所以决定停止发掘寻找。^[30]

1936年，组织开展周口店发掘计划的新生代研究室工作人员胡承志制作了一批“北京人”头骨模型，其中兼有裴、贾二人所发现的化石。模型仿照原来色泽，除重量不同外，与原标本几无二致。^[40]

1946年，人们从协和医院的库房里清理出“北京人”头盖骨石膏模型及范模。1996年，刘东生院士在纪念地质调查所80周年时说到：“化石虽然丢失了，但幸运的是，每一件标本，我们都有十分准确的模型保存下来，使后人得以一瞻‘北京人’的风采，并且可以进行比较研究。从这种意义上来讲，这和原标本是一样的。”

这批模型现存于南京地质博物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中国地质博物馆。巴黎人类学博物馆亦有保存，可能是1939年魏敦瑞带往欧洲的。^[40]

1953年7月，中国科学院拨款建设的“中国猿人陈列馆”落成，初建的陈列馆共分三室：^[41]

第1室是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主要包括“北京人”各种头盖骨化石模型以及它的文化遗物——石器、骨器和用火的证据，还有“北京人”遗址堆积的情形。^[41]

第2室陈列与“北京人”、山顶洞人同时生存的动物化石。“北京人”动物群有许多现今已经绝灭的动物，如中国撒狗、剑齿虎、梅氏犀、披毛犀、李氏野猪、肿骨鹿和纳玛象等。它们的存在，说明“北京人”时代周口店一带的自然环境与今日相比有显著不同。^[41]

第3室陈列周口店其他地点的标本和图表。在周口店附近不出两公里的区域内，发现了从上新世早期到更新世晚期不同阶段的哺乳动物化石地点和人类遗址，除“北京人”遗址和山顶洞外，还有20多处。^[41]

“中国猿人陈列馆”自建成后，经过多次调整、扩充、更名及重建，最终于2013年，演变成为一座现代化、科技感、具有国际水准的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42]

1928年冬，步达生和丁文江、翁文颧等人制订出为期三年的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发掘计划。这个计划为中国地质调查所和北京协和医学院共同合作，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发掘研究经费支持。同时，正式成立了古人类学研究的专门机构——新生代研究室。这是隶属于中国地质调查所的特别部门，一切发掘研究计划将由这个组织机构掌管。^[8]1929-1937年间，新生代研究室由美籍教授步达生（Dr.Black）负责化石研究，后由魏敦瑞（Dr.Frang Weidenreich）继任，中方则是由法国学成回国的裴文中参加研究。^[9]

1931年，步达生发表《中国猿人用火遗迹》，关于用火遗迹的研究有了新进展。^[43]

1933年，步达生等科考人员著《中国原人史要》，该书较详细地描述了已发现的中国猿人各部分的骨骼，指出牙齿硕大，其结构具有森林古猿型，并认为牙齿与爪哇猿人有所不同，非从其演化而来；下颌骨有与现代人相近的特征，也有若干原始性；对头部骨块均有较细致的描述，并认为颞niè骨较接近现代人；对脑内膜进行研究，认为其结构与现代人比较接近，并推论中国猿人已有语言，常用右手劳作。^[44]《中国原人史要》为中国的古人类学、旧石器考古学、第四纪生物地层学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是一部奠基性和里程碑式的著作。^[45]

1934年，科考人员发表了多篇论文和专著，重要的有杨钟健撰写的专著《周口店第1地点食虫目、翼手目、啮齿目和除中国猿人化石外的灵长目化石》（英文）、裴文中撰写的《周口店第1地点食肉目化石》（英文）和《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英文）等，后者是继杨钟健1933年发表的《中国人类化石及新生代地质概论》之后又一介绍周口店研究成果的中文专著。这些专著为研究第四纪哺乳动物提供了一批有价值的科学资料；后两本书也成为国人了解周口店遗址之重要性的有意义的读物。^[46]

1937年至1949年，由于日军占领协和医学院，美日宣战，北平沦陷，新生代研究室的工作无法开展，几乎处于停顿状态。^[47]

1977年年底，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主持下，周口店遗址周围开展了自1949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野外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48]

1985年，吴汝康等人出版《北京猿人遗址综合研究》一书，全书包含17篇论文（包括前言），对遗址中发现的中国猿人化石进行了整理和总结。^[49]

2015年7月17日，周口店遗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2011年至2014年周口店遗址第1地点（猿人洞）抢救性清理发掘成果、2015年发掘计划以及关于“北京人” 用火证据的新发现与研究进展。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旧石器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高星在发布会上介绍说，“本次发掘中的一重要发现是清理过程中火塘、原地烧结土、烧石、烧骨等古人类用火遗物、遗迹的密集出现，它们为‘北京人’用火行为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科学素材。回应了近30年来，部分西方学者质疑‘北京人’用火及保存火种的能力一说。”新的研究成果对探讨周口店遗址的性质、“北京人”的生存能力和状况以及对在用火证据方面具有争议的诸多遗址的新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和启示。^[50]

1892年，荷兰人尤金·杜布瓦发现了“爪哇人”，认为是猿向人过渡的“直立人猿”。但在教会的指责之下，杜布瓦不得不将化石锁进保险柜，并承认自己发现的是猿的化石而不是人的。^[10]在“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被发现以前，达尔文的进化论、印度尼西亚发现的爪哇猿人等，凡说明人是从猿进化而来的理论都似是而非，甚至被认为是奇谈怪论。“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再次证明了人是由猿进化而来，证明了人类进化序列中“直立人”的存在，为达尔文从猿到人的理论提供了很重要的直接证据。该发现被认为是20世纪古人类学研究中最具价值的贡献。^[11][51]考古学家李济认为：“‘北京人’骨骸是考古学为体质人类学提供的珍贵非凡的实物资料，它不仅对人类起源的研究是一个巨大的突破，而且使人类学学科体系进一步牢牢奠定在唯物主义的坚实基础之上，使整个人类学的面貌为之一新。”^[52]

“北京人”头盖骨之所以会引起如此之大的轰动，主要是因为在周口店遗址中发掘出的，不仅有人类的头盖骨、牙齿，而且还有骨器、石器和用火的痕迹。它将人类历史的年代推前了数万年，至今仍是目前全球发现最完整、最丰富、最具说服力的古人类活动遗存。“北京人”遗址的发现将北京地区的文明史由四五千年推前到60万年。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发掘，在世界考古学界、古人类学界可以说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11]

裴文中（1904—1982），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史前考古学家、博物馆学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古人类研究室主任、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古生物学会名誉理事、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53]

裴文中1904年1月19日出生于河北省丰南县。1921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3年转入本科地质系。1927年毕业后，到“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1928年，参加北京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工作。1929年12月2日，裴文中在北京周口店发掘出北京猿人第一个完整的头盖骨，该发现确立了猿人阶段的存在，证实了达尔文关于人类起源于古猿的理论。这一发现也使裴文中的名字与“北京人头盖骨”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9]裴文中不仅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第四纪哺乳动物学和生物地层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也是中国古人类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53]

贾兰坡，我国著名的旧石器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第四纪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54]于1908年出生在河北省玉田县，1929年毕业于北京汇文中学。1931年，报考中国地质调查研究所的练习生，赴北平房山周口店，开始了古人类考古事业。1935年，贾兰坡成为周口店遗址发掘工地的总负责人。^[10]

1936年11月15日-26日期间，在他的主持下，考古团队在周口店接连发现3具‘北京人”头盖骨，连同发现的骨器、石器以及用火的痕迹，以确凿的证据证明：北京的文明史至少在60万年前就已经发端。同时，再一次证明人是由猿进化而来。贾兰坡的考古发现，是20世纪人类考古学上的最伟大发现之一。^[10][55]

2001年7月8日贾兰坡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56]

自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不知所踪后，这个谜就一直在破解之中。有关“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去向的几种说法：^[57]

1、日本人占领秦皇岛后，将美军保管的化石从火车上卸下，装船运往天津，该船于途中覆没。^[57]

2、拦截火车的日本人由于不懂化石的价值而将化石砸烂扔掉。^[57]

3、日本军人得到化石后，把化石当作龙骨卖给药材商人。^[57]

4、化石从秦皇岛运到天津美军兵营，日本人占领后下落不明。^[57]

5、1945年，美联社发表题为《拯救“北京人”遗骨——包括在掠夺品之内的地质学珍品在日本发现》的文章，讲到美军从被没收的信件中得知“北京人”已被送到日本，并被日本人在东京帝国大学内找到。^[57]

6、1946年，路透社转引上海电讯报道说：运往日本的“北京人”化石将归还北平地质调查所。据东京大学报告说，这些化石已交盟军当局。^[57]

7、日本科学家在北平找到“北京人”化石，日本专家负责监督运往东京。^[57]

8、1980年9月17日至10月1日，纽约自然博物馆名誉馆长夏皮罗先生来华旅游，有人告诉他：装运“北京人”化石的箱子放在天津原美国海军陆战队兵营大院6号楼地下室木板层下面，但该处早已夷为平地并改作操场了。^[57]

9、“北京人”化石被埋在北京日坛公园东边的一棵大树下，后有关方面对该处进行地球物理勘察及探坑试掘，但未发现任何线索。^[57]

10、1999年11月消息：“北京人”可能静置在1945年4月1日被美军潜艇击沉的日本“阿波丸”号巨轮上，该船目前位于福建平潭海域。^[57]

11、2002年8月7日最新消息：“北京人”和一批从中国掠夺的450吨黄金，36尊金、铜佛像及一些国宝级文物，被日军埋藏在韩国釜山地下鱼雷工厂暗道。^[57]

2012年3月27日，据新华社消息：中国和南非的研究人员在最新出版的3月刊《南非科学杂志》发表研究报告说，他们发现了北京人头盖骨“下落”的新线索。根据二战时期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理查德·鲍恩的回忆，研究人员得出了北京人头盖骨可能埋藏在中国秦皇岛某地的一个停车场下的猜测。^[58]

报告称，鲍恩和他的家人主动找到了在考古学方面享有盛名的金山大学，透露了鲍恩“最后看见”北京人头盖骨的经过。根据鲍恩回忆，当年他在美军设在秦皇岛的“霍尔康姆营地”参加一场战斗，美军在挖掩体时挖出了装在木板箱里的“北京人头骨”，当时士兵把木板箱当成了机枪垫，随后鲍恩被俘虏。鲍恩认为，战斗结束后，北京人头盖骨可能又被埋在了原地。^[58]

研究人员根据鲍恩的回忆，前往秦皇岛调查，并找到了鲍恩所说的“霍尔康姆营地”——它现在已变成了一个建在闹市区的停车场。研究人员认为，鲍恩可能是最后一个见到北京人头盖骨的人。^[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