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省级市

副省级市（外文名：sub-provincial cities^[1]）又称副省级城市，^[2]是指为加快部分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更好地发挥中心城市辐射作用，经中国共产党党中央、中国国务院同意，将行政级别确定为副省级的市。^[4]

1994年2月25日，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发布《关于广州等16个市行政级别问题的通知》（中编〔1994〕1号），开始设立副省级市，分别为哈尔滨、长春、沈阳、济南、南京、杭州、广州、武汉、成都、重庆、西安、大连、青岛、宁波、厦门、深圳，^[4][3][5]1997年6月18日，重庆升格为直辖市后，副省级市变为15个。^[4]《关于广州等16城市干部管理范围问题的通知》 (组通字[1994]28号) 明确规定副省级城市的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长、市政协主席职务列入《中共中央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 其职务任免由省委报中共中央审批。^[2][6]

大连、青岛、宁波、厦门、深圳在被确定为副省级市后，仍然保留了计划单列的资格，财政收支直接与中央挂钩，^[7]其他副省级城市均为省会城市。^[8]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通过提高城市的行政级别消解市与省之间的矛盾，有利于更好地发挥中心城市的宏观调控作用，有利于加快中心城市自身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有利于更好地发挥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3]

中国第一次设立计划单列体制是在1954年到1958年。新中国成立后至1953年共设立了14个中央直辖市，1954年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仅北京、上海、天津保留为中央直辖市，其余均并入邻近省降格为省辖市，政治、经济待遇不变，实行国家计划单列体制。但到了1958年9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改进计划管理体制的规定》，从1959年开始取消各计划单列市在国家计划中单列的户头。^[3]

20世纪60年代初，针对“大跃进”中“一放就乱”的问题，中央开始重新加强集中统一。为加强对城市的集中统一管理和解决当时城市经济生活的突出矛盾，1962年9月、10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两次召开全国城市工作会议，根据这两次会议精神，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恢复一批省辖大城市的计划单列。从1964年到1968年实际施行的第二次城市计划单列，共有沈阳、武汉、广州、重庆、西安、哈尔滨6个省辖大城市（天津市1958年并入河北省由直辖市降格为省辖市，也纳入计划单列序列，至1967年1月恢复直辖巿fú地位才退出计划单列）。^[3]

改革开放（1978年）后，中国再次根据城市的经济、政治地位以及中心城市的作用等因素，划分了“计划单列市”。^[9]1983年2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关于在重庆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意见的报告〉》，决定对重庆市实行第三次计划单列，赋予省级经济管理权限。此后又陆续批准了武汉、沈阳、大连、哈尔滨、广州、西安、青岛、宁波、厦门、深圳、南京、成都、长春作为计划单列市。^[3]

1993年7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印发《关于党政机构改革的方案》和《关于党政机构改革方案的实施意见》规定除重庆、深圳、大连、青岛、宁波、厦门保留计划单列市外，其余省会城市不再实行计划单列。^[3]

1994年2月25日，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发布《关于广州等16个市行政级别问题的通知》（中编〔1994〕1号）明确了16个副省级城市，分别为哈尔滨、长春、沈阳、济南、南京、杭州、广州、武汉、成都、重庆、西安、大连、青岛、宁波、厦门、深圳。这16个副省级城市中，除济南和杭州外其余14个均是原有的计划单列市。^[4][3][5]

1994年5月，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认为：“将计划单列市确定为副省级市，加强了省级机构统筹规划和协调的地位和作用，减少了省与计划单列市之间因权限划分不清引起的矛盾和扯皮。副省级市中仍实行计划单列的，按照有关规定继续享受原有的管理权限；不再实行计划单列的，原来中央赋予的权限原则上暂不改变；对原来不是计划单列的，其权限需要调整变动的，由所在省和中央有关部门协商后确定。”^[3]

1995年，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下发《关于副省级市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编发〔1995〕5号），明确16市定为副省级后，仍为省辖市，由所在省的省委、省政府领导。^[4]这些市的机构改革方案仍由所在省审批，同步抄报中编委备案。^[10]

1996年，《人事部关于印发〈副省级市国家公务员、非领导职务设 置实施办法〉的通知》（人发〔1996〕86 号）对副省级城市的公务员和非领导职务级别和设置进行了明确规定，^[7]其中公务员级别为巡视员（副厅级）、助理巡视员（正处级）、调研员、助理调研员、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科员、办事员；市直机关设置巡视员以下非领导职务；区直机关设置调研员以下非领导职务；县直机关设置主任科员以下非领导职务。^[11]

1997年6月18日，重庆设为直辖市后，副省级市变为15个。^[4]此后中国的城市行政级别体系并未有重大变化，直辖市、副省级市、非副省级省会城市、普通地级市和县级市的城市等级格局基本形成。^[7][2]

副省级市在行政管理上隶属于省，^[9]在民政部的行政区划统计中它属于地级市这个序列。^[9]但相对于普通地级市来说，副省级市的公务员行政级别相对更高，晋升空间更大。副省级市“四套班子”一把手的市委书记、市人大主任、市长、市政协主席都为副部级，副职为正厅级，^[7]副省级市政府行政机构的级别比照国务院副部级直属机构和部委管理的国家局的机构级别确定，即市政府工作部门为副厅级，内设机构为处级，^[13]更大的晋升激励有助于调动公务员群体的积极性和提高政府行政效率。^[7]

在与中央政府部门沟通方面，副省级市与一般城市相比享有更多的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具备与中央部委直接沟通的渠道，而且相对更高的行政级别有助于主政官员为城市争取更多来自中央政府的政策便利和战略资源。而且在招商引资竞争方面，副省级市有更大的审批自主权，能够降低企业面临的审批风险，从而更有助于投资落地。^[7]

部分副省级市仍为计划单列市，财政收支绕过省级财政，有助于增强其自身财政实力。非省会计划单列市大连、青岛、宁波、厦门、深圳在1994年被确定为副省级市之后，仍然保留了计划单列的资格，在国家计划中被视为省级单位，财政收支直接与中央挂钩，而无须上缴省级财政，有助于增强这些城市的财政实力。^[7]而非计划单列市的副省级市也被国务院等主管部门视为省一级计划单位。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上，副省级市政府已经拥有了省级政府的权限。^[14]其他非副省级省会城市为省级人民政府驻地，财政资金由省级财政调配。^[15][16]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由计划单列市向副省级市过渡，通过提高城市的行政级别进一步消解市与省之间的矛盾，有利于更好地发挥中心城市的宏观调控作用。^[3]城市化发展程度是现代化发展的一大重要标志，中心城市人口规模一般在几百万乃至上千万，解决他们的衣食住行、文化教育、社会治安、生态环境等公共问题不是一件易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越快，城市面临的问题越多，管理也越来越复杂，服务要求越来越高。这些特点使中心城市既有别于省、地区和县，也有别于一般中、小城市。如果让中心城市仍处于一般地位，则难以全面有效协调各种复杂的社会事务。因此，确定这些中心城市为副省级，既是城市自身发展管理的迫切需要，又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5]

设立副省级市有利于加快中心城市自身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有利于更好地发挥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3]副省级市作为各省内经济发展较快的城市，对全省的经济也起带动作用。以东北地区的四个副省级市为例，2016年9月19日《人民日报》刊文称，《东北振兴要从四个副省级城市破局》，文中强调，以点带面、以局部带动整体，往往能提高发展效率。东北发展的“点”，在于四个副省级城市。时任国家发改委东北振兴司副司长杨荫凯表示，“这四个城市占到东北整个经济比重的45.3%，它们发展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东北振兴能不能实现。”^[12]

《关于广州等16城市干部管理范围问题的通知》（组通字〔1994〕28 号）明确规定，副省级城市的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长、市政协主席职务列入《中共中央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其职务任免由省委报中共中央审批。^[7]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副省级市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中编发〔1995〕5号）规定，“关于其他省会市要求为副省级问题，要在总结16市经验的基础上，对其他省会市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标准，统筹考虑，适当时候，对条件成熟的省会市的级别问题提请党中央、国务院审批”。^[17]

全国副省级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联席会议于1985年举办第一次会议（当时为计划单列市），每年举办一次，至2012年共举办二十七次。各副省级市人大常委会的主任或副主任参加会议。^[18][19]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15个副省级市中，有8个城市总人口超过1000万，分别是成都、广州、深圳、西安、武汉、杭州、青岛和哈尔滨，其中人口最多的是成都，常住人口为2093.78万人，占全省常住人口总量的25.02%。15个副省级市中，有11个城市十年人口增量超过100万。其中，深圳、广州和成都位居前三。与2010年相比，2020年人口超过千万的副省级城市增加了4个，分别是西安、武汉、杭州和青岛。^[8]

根据浙江省宁波市统计局网站公布的《2022年副省级城市数据》，15座城市中，前三名的国内生产总值均超过2万亿元。成都首次突破2万亿关口，也是中国城市经济版图上，第7个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超过2万亿元的城市。^[20]

注：表格参考资料^[20]

2023年12月27日，全国工商联在云南省昆明市召开会议并发布2023年度“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主要调查结果，在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市中“营商环境排名前10”和“最佳口碑前10”的副省级城市均为南京、杭州、宁波、青岛、武汉、广州、深圳、成都（按行政区划排序）。^[21]

更好地促进城市发展是地方政府的目标之一，城市级别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性也可以从多个地方政府对城市级别的追求来反映。2012年全国人大代表陈泽民、2017年全国人大代表张立勇、全国政协委员朱专兴均提出建议将河南郑州升格为副省级市, 并引起社会广泛讨论，体现了河南对升格副省级市的追求。^[2]

除了河南郑州，甘肃省兰州市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的《中国·兰州2030城市规划愿景》提出， “创造条件将兰州升格为副省级城市”。此外，早在1994年中央确定厦门等16市为副省级市后，福建省即向中央上报了《关于将福州市行政级别定为副省级市的申请报告》，但未获批准，多年来福州市一直努力申请升格为副省级市。^[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