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利刚

刘利刚，花旗集团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前澳新银行(ANZ)大中华区经济研究总监，主管大中华区宏观经济、汇率和策略研究。^[1]

刘利刚曾经任职于香港金管局、亚洲发展银行学院、世界银行和彼德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博士。 ^[1]长期致力于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研究。他关注经济与金融市场的变化，在经济领域发表过很多点评文章。^[3]2014年4月，在第八期“复旦-ZEW经济景气指数”发布会前，澳新银行大中华区经济研究总监刘利刚教授被聘为复旦发展研究院客座教授。^[4]2016年上半年，刘利刚离开澳新银行，加入了花旗集团。^[2]

2020年1月11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北京校友会举办年度午餐会，邀请花旗银行董事总经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刘利刚以《2020中国经济展望》为主题发表演讲。^[5]2024年1月13-14日，刘利刚在2024年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年会上建议明晰农村地区宅基地及小产权房的产权，增加中国农村居民财富效应他还提倡将义务教育从9年推广到12年，以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提升人口质量。^[6]

刘利刚，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澳新银行(ANZ)大中华区经济研究总监及首席经济学家，主管大中华区宏观经济、汇率和策略研究。在此之前，任职于香港金管局、亚洲发展银行学院、世界银行和彼德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2]其长期致力于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研究。他关注经济与金融市场的变化，在经济领域发表过很多点评文章。^[3]

2014年4月，在第八期“复旦-ZEW经济景气指数”发布会前，澳新银行大中华区经济研究总监刘利刚教授被聘为复旦发展研究院客座教授。在受聘仪式上，其发表了题为“中国央行货币政策的新模式：“双率齐下’可以持续吗?”的主旨演讲，并回答了媒体提问。他指出，汇率、利率“双率齐下”的货币政策从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解决通缩问题要通过降低准率给市场注入更多的流动性、地方政府产权的多元化乃至允许地方政府到债券市场上发债等手段解决。^[4]后在2016年上半年，刘利刚离开澳新银行，加入了花旗集团。^[2]

2020年1月11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北京校友会年度经典活动——2020年度午餐会暨主题演讲会在北京成功举行，主题演讲环节，校友会邀请到花旗银行董事总经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刘利刚以《2020中国经济展望》为主题发表演讲。^[5]次年8月，刘利刚在2021大湾区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强调，在债务上升、房产泡沫加大、金融市场已大幅开放、货币政策独立性减弱，和外部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情况下，中国货币政策的退出也要特别审慎，跳出常规思维，不能只依赖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而每一次的危机也孕育着新的机会，如能摒弃常规思维，加大科研、教育、卫生等投入，可以抑制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滑速度，也有助于控制金融风险，由此中国跟第一大经济体的距离未来几年也会进一步缩小。^[7]

2024年1月13-14日，“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年会”在上海举行，主题为“《周期重启还是秩序重塑？--全球经济复苏的逻辑》”。刘利刚出席并发言。他表示，明晰农村宅基地和小产权房，将增加农村居民财富效应和消费。此外，推广十二年义务教育可以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提高人口质量。^[6]

上述部分论文资料来源：^[8]

2011年，中国货币政策趋于收缩，央行用差别准备金率取代信贷总量控制。过度紧缩可能引发经济硬着陆。通胀治理变得复杂，资产价格快速上涨，中国经济面临“挤泡沫”压力。澳新银行研究显示，要实现4%的全年通胀目标，货币供应量增速应控制在10%以内，否则可能引发经济硬着陆。中国央行已开始使用差别准备金率，根据各商业银行的信贷情况区别实施存款准备金率，以控制信贷节奏。与信贷总量控制相比，差别准备金率更符合经济增长实际情况。^[9]

2011年，中国需平衡通胀抑制与经济硬着陆风险。央行需有序进行货币紧缩，并优先实现利率正常化，以稳定房价。发展资本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和国际板，可解决企业融资问题。允许资本市场吸收多余流动性，减轻企业贷款难的压力。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使房地产市场降温。对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保持谨慎乐观，主要风险在于通胀治理。基于上述判断，刘利刚认为，中国央行在2011年至少要加息3至4次，并可能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人民币汇率仍将维持此前的渐进升值步伐，估计全年人民币升值幅度约为5%至6%。^[9]

英国脱欧导致外汇市场波动，国际避险情绪高涨，资本流出压力陡增，作为投资者，如何在当前环境下做资产配置来保值增值是受众关心的焦点问题。刘利刚在接受《首席对策》专访时开宗明义：第一：在所有中国经济不定因素当中，房地产市场是中国一个相对稳定的市场，那么房价2016年的上升是一个可预测的，可确定的事情；第二：稀有的金属黄金作为防守型资产，还是有很高的投资价值;第三：中国的一些理财产品，这些地方政府债券，其觉得还是一个可投资的好的品种，因为它是高于现在一年期的银行存款利息，相对来说可以给投资人一些比较好的收益率。^[2]

从2011年1月1日起，中国对尼日利亚出口商可以直接用人民币报价，人民币也可以在尼外汇市场进行公开交易。前澳新银行(ANZ)大中华区经济研究总监刘利刚指出，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就是扩大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使用范围，使其成为推动国际贸易和贸易融资的工具。人民币国际化将从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开始，进而成为投资货币，最终成为储备货币。成为贸易结算货币是第一步。^[10]

2015年，在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家俱乐部秋季论坛暨第27期“复旦-ZEW中国经济景气指数”发布会上，刘利刚提出尽管中国GDP增速维持在7%左右，但实体经济表现疲弱，投资、消费和对外贸易均未达到目标。金融监管机构需提升监管能力，如信息披露、杠杆率预测等，以防范风险。中国股市与实体经济相关性不大，只要银行经营稳健，实体经济不会因股市波动而受影响。^[11]

2021年，对于中国经济下滑，刘利刚提出在宏观方面，中国今年的财政政策是一个相对紧缩的政策。在微观方面，从7月份出台的一系列强监管的政策，包括对教培行业的打击、对一些平台经济企业的强监管，这些政策初衷是非常好的，但是在政策的协调性方面可能有所欠缺。^[12]

2024年1月，刘利刚提出房地产市场对中国经济影响重大，但自2021年以来出现大衰退。尽管政策出台，但2023年和2022年的表现并不乐观，销售量远低于2019年水平。投资已萎缩20多个月，房价开始松动，一线城市也开始调整。^[13][14]

从中国的政策空间和工具来看，降息和降准的空间较大。货币政策方面，一年期MLF利息为2.5%，LPR为3.45%，通胀趋于零，降息空间大。大型金融机构的存准率较高，降准降息空间也较大。财政政策方面，应加大逆周期刺激，利用展期、借新还旧等方式解决地方债问题。中央政府负债低，可以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对民生等软基建的投入，改变市场预期，使中国经济重回可持续道路。同时也可借鉴2008年、2009年美国处理次贷危机的经验，美联储果断降息为零实行量宽，美国财政部有7000亿美元的TARP基金用于次贷资产的剥离和重组。政策行动越早，资产贬值损失越少，财政成本越小。用好中国的制度优势，如灵活户籍制度和政府收储过剩房地产资产等，可以抑制房地产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13][14]

刘利刚博士拥有丰富的金融领域实践经验，在研究领域造诣深厚，在国内外享有一定知名度和学术影响力。（复旦发展研究院评）^[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