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海鸣

何海鸣（1887年-1945年3月8日），^[2][7][3]原名时俊，湖南衡阳人，生于广东九龙，笔名衡阳孤雁、一雁、雁儿、秋雁、行乐、求幸福斋主等，近代通俗小说作家、^[1]革命家、记者。^[1][5]

何海鸣自幼随家人迁居至湖北，^[4]后参加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等社团。^[2]1909年，何海鸣与詹大悲办汉口《商务报》并担任编辑，宣传革命。该报发行四个月后被查封。同年12月参与创办《大江白话报》，任副主笔。次年该报改名为《大江报》。^[2]1911年7月，何海鸣在该报发表《亡中国者和平也》引起湖北当局恐惧，^[8]何海鸣被捕入狱。武昌起义汉口光复后出狱，另组《新汉报》出版。1912年在汉口复办《大江报》，发表拥护共和和抨击袁世凯、黎元洪的文章，被通缉逃往上海，^[2]为《民权报》主笔，次年袁世凯谋杀宋教仁，何海鸣以首先获悉案情并公布于报而轰动中国。^[5]1913年，何海鸣参加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潜入南京组织江苏独立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4][5]1915年，何海鸣回到上海创办《爱国报》。同年到广东汕头组织讨伐袁世凯起义未成，潜居香港，接近进步党。^[2]后寄居北京，从政之余兼事文学创作，^[5]1918年任安福国会众议院议员，后创办《侨务旬刊》。^[5]

1921年开始，何海鸣专职从事小说写作，发表倡门短篇小说《老琴师》。^[3][9]1922年8月，何海鸣加入了由包天笑、周瘦鹃等二十位小说家组成的社团“青社”。^[3]1924年5月4日，何海鸣发表《废倡的我见》专文，指出女子经济独立、自谋生计是解决妓女出路问题的治本之道，应切实加以推行。^[10]1926年，何海鸣的五篇小说《老琴师》、《倡门之母》、《倡门之子》、《从良的教训》和《温文派的嫖客》被收录进周瘦鹃编辑的《倡门小说集》，并于1926年出版了中篇小说《倡门红泪》，^[3]同年投靠北洋军阀张宗昌，任安国军直鲁联军宣讲部第一部部长。张宗昌失败后，何海鸣寓居南北各地。^[5]1932年，何海鸣因小说事业失利，依靠卖字为生。^[3]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何海鸣也曾连续发表多篇政论文章，强烈反对日本侵略者的行为。然而，五年后他在李志堂的介绍下，他成为了天津《庸报》^[注1]的社论主笔兼文艺部长，亲自撰写支持“大东亚共荣”和“中日友好”的文章，并且在1938年10月日本占领汉口之前，在报纸上悬赏征稿预测汉口失守的日期，以此强化日军的威慑形象。1938年，日本侵略者为了加强对舆论的控制，组织了一个名为“天津新闻记者协会”的团体，何海鸣被内定为该伪“记协”的理事长。^[3]后因派系倾轧，脱离日伪华北报业，迁居南京，任汪伪国民政府宪政实施委员会委员，^[5]在这一时期他写了《猴儿年说猴》《三六九说》《神道之火与民生主义》《中国鞠躬礼》《中国的数字谈》等考据长文，1945年初，何海鸣开始撰写回忆录《癸丑金陵战事》，但未及完篇，于1945年3月8日去世。^[3][7]

何海鸣开辟了民国倡门小说新园地，成为流派领军人物，进而引领近代以来长篇狭邪小说创作由传统模式向现代形态成功转型，^[1]被誉为“倡门小说家”。^[3]

1887年，何海鸣生于湖南衡阳，自幼随家人迁居至湖北。15岁时熟读四书五经。后被录入“两湖书院”，并与黄兴成为同学。黄兴去日本之后，何海鸣弃文从武，应张彪之新军第八镇的征募，在该镇工程第八营充任正兵，又被选拔到陆军特别学校学习。但因体弱多病而转武为文。^[4]先后参加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常利用余时作诗文刊登报端。^[2]

1909年，何海鸣与詹大悲办汉口《商务报》并担任编辑。宣传革命，该报发行四个月后被查封。同年12月参与创办《大江白话报》，任副主笔。次年该报改名为《大江报》。^[2]1911年7月，《大江报》发表何海鸣所撰《亡中国者和平也》和黄侃所撰《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两篇时评引起湖北当局恐惧，令江汉关道率兵于8月1日晚9时包围报馆，并以“淆乱政体、扰害治安”罪名查封《大江报》。^[8]何海鸣被捕入狱。武昌起义，汉口光复后出狱，在汉口组织军政分府，没收《公论报》，另组《新汉报》出版。1912年在汉口复办《大江报》，发表拥护共和和抨击袁世凯、黎元洪的文章，同年8月黎元洪查封该报，何海鸣受通缉逃往上海，^[2]为《民权报》主笔，次年袁世凯谋杀宋教仁，何海鸣以首先获悉案情并公布于报而轰动中国。^[5]

1913年7月28日，江西湖口兵败，8月初，冯国璋部攻占安徽蚌埠、临淮关、滁县（今滁州）。时任上海《民权报》记者的何海鸣潜入南京，联络意图恢复独立的南京第一师官兵，宣传鼓动独立，并得到军界很多人的支持。8月7日，何海鸣在江北讨袁军司令钱通的协助下，召开了有关军队代表会议，讨论江苏的讨袁独立问题。会上，何海鸣决定当夜起义。当天夜里，富贵山发出两响号炮，但响声不大，指挥机关未听到，许多准备起义的部队也未听到，有的部队虽听到炮声，但不见指挥，不敢行动，起义失败。天明后，何海鸣调常寿昆部队由汉西门入城，加强城内起义力量。^[4]接着，何海鸣在宪兵练习所学生护送下至都督府，随后宣布独立，并自任讨袁军总司令。第一师全体、第八师骑兵、炮队及二十九团均表示赞成。何海鸣请第八师师长陈之骥出任江苏都督，但陈之骥假意应允，暗中却策划取消独立，镇压起义。他利用上任都督的机会，派兵将何海鸣等20多人拘捕，押赴第八师司令部，并以第八师师长的名义贴出布告，宣布取消独立。至此，何海鸣等人所发动组织的江苏第二次独立宣告失败。^[4]

1913年8月10日，陈之骥与宪兵司令茅乃封星夜渡江求见冯国璋，请其派兵入城平乱。陈之骥与茅乃封支持独立的第八师下级军官和许多士兵立即起义，第二十九团起义官兵枪杀了企图阻止起义的代理团长李浚，与第一师各部联合起义。起义官兵攻入第八师司令部，宣布解散司令部，救出何海鸣。8月11日晨，何海鸣受到第二十九团官兵欢迎，又当众宣布继续讨袁独立，并重新入驻都督府，同时重组讨袁军司令部，何海鸣又自任临时总司令。11日下午4时，何海鸣宣布江苏第三次独立。但袁世凯所派镇压江苏讨袁斗争的北洋军亦已抵达南京郊区，何海鸣组织第八师余部和第一师两个团坚守南京城，讨袁军预设埋伏，击退敌兵。^[4]

正当民军与袁军发生激战之时，城内讨袁与拥袁的斗争也趋于白热化，有些新上任的高级军官与袁军相勾结，图谋叛变。第一师师长徐涛、第八师师长李可均、卫戍团团长吴浩、南京地方维持会金峙生联合起来，与冯国璋相勾结，密谋瓦解、镇压讨袁军。何海鸣面对局势，一面派人做工作，争取和平解决。一面通令各军提防反击。并调遣精兵进城守卫，击溃吴浩所率卫戍团，将徐涛、吴浩等人赶走，平定了城里内乱。^[4]

变乱后何海鸣兼任第八师师长，推选张尧卿为江苏临时都督。但是由于何海鸣与张尧卿争权夺利，内部矛盾纷争不息，加之何海鸣为书生，不懂军事，许多官兵对南京地区讨袁斗争的领导不满意，于是派人去芜湖邀请安徽讨袁军总司令柏文蔚任江苏省都督兼第八师师长，何海鸣仍为总司令。^[4]14日拂晓，张勋所部偕江苏第四师突袭紫金山，富贵山炮台发炮反击，第八师亦在天保城架炮轰击，北军伤亡惨重，被击毙团、营、连长多名，一旅长亦受重伤，锐气顿挫。16日，在南京城内第一师师长徐涛、第八师师长李可钧和卫戍团团长吴浩叛变，取消独立。第八师士兵围攻师部，镇压了李可钧和徐涛，吴浩逃走。19日，张勋再次对南京发起猛攻。在天保城进行激烈争夺，至21日下午被张勋攻占。26日，北军全力攻城。张勋马队突入朝阳门，张宗昌部攻入神策门。但张勋马队被守军全部歼灭。张宗昌部也被迫退出城外。29日，北军完成了对南京城的全面包围。南京商界通过英国医生马林向何海鸣交涉，表示愿意出钱请讨袁军和平让城。何海鸣拿了商会的钱，向部队发了一次军饷。第八师士兵坚决反对和平让城，决心死战到底。31日晨。北军发起了总攻击，何海鸣率卫队及第一师第三团、第八师二十九团残部，在雨花台进行了最后一战，伤亡殆尽。何海鸣躲于草丛中，后乘小船逃走，^[11]流亡日本。^[5]

1915年，何海鸣回到上海，创办《爱国报》。同年到广东汕头组织讨伐袁世凯起义未成，潜居香港，接近进步党。^[2]后寄居北京，从政之余兼事文学创作，是鸳鸯蝴蝶派主要成员。^[5]1915至1916年间，何海鸣在报纸上多次发表同情、保护妓女的言论，^[10]1918年任安福国会众议院议员，后创办《侨务旬刊》。^[5]1922年8月，何海鸣加入了由包天笑、周瘦鹃、许廑父、严独鹤、李涵秋等二十位小说家组成的社团“青社”。^[3]1924年5月4日，何海鸣发表《废倡的我见》专文，指出女子经济独立、自谋生计是解决妓女出路问题的治本之道，应切实加以推行。^[10]1926年，何海鸣的五篇小说《老琴师》、《倡门之母》、《倡门之子》、《从良的教训》和《温文派的嫖客》被收录进周瘦鹃编辑的《倡门小说集》，他也因此被誉为“倡门小说家”。何海鸣还在《半月》杂志上连载了他的长篇小说《十丈京尘》，持续了两年之久。此后，他在1926年出版了中篇小说《倡门红泪》，由上海大东书局发行。^[3]同年投靠北洋军阀张宗昌，任安国军直鲁联军宣讲部第一部部长。张宗昌失败后，何海鸣寓居南北各地。^[5]

1932年，尽管何海鸣仍在天津的《天风报》上连载他的小说《此中人》和《青黄时代》，但这些作品并未获得读者的积极反馈，甚至有人写信给报社要求停止连载。小说创作的失利，让他失去了一条重要的谋生途径，迫使他依靠卖字为生。“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何海鸣也曾连续发表多篇政论文章，强烈反对日本侵略者的行为。然而，五年后他在李志堂的介绍下，竟然成为了天津《庸报》^[注1]的社论主笔兼文艺部长，由此被视为附逆的文人。何海鸣除了与前《中美晚报》的岑某交替执笔每日社论之外，他还同其他被认为合作敌人的文人一起，加入随军记者团，协助日军宣传团队在乡村开展活动，并参与安排所谓的“名流”赴日参观访问。在何海鸣的社论中，他亲自撰写支持“大东亚共荣”和“中日友好”的文章，并且在1938年10月日本占领汉口之前，在报纸上悬赏征稿预测汉口失守的日期，以此强化日军的威慑形象。^[3]

1938年，日本侵略者为了加强对舆论的控制，取消了《大公报》《益世报》等半数以上的报刊以及所有私人通讯社，仅保留了《庸报》《东亚晨报》《新天津报》等几家报刊。与此同时，他们还组织了一个名为“天津新闻记者协会”的团体，何海鸣被内定为该伪“记协”的理事长。^[3]后因派系倾轧，脱离日伪华北报业，迁居南京，任汪伪国民政府宪政实施委员会委员，^[5]在这一时期他写了《猴儿年说猴》《三六九说》《神道之火与民生主义》《中国鞠躬礼》《中国的数字谈》等考据长文，恢复了卖文为生的生涯。1945年初，何海鸣开始撰写回忆录《癸丑金陵战事》，但未及完篇，于1945年3月8日在贫病交加中死去。^[3][7]

资料来源^[2][5]

1921年，何海鸣开始创作倡门小说。^[9]

何海鸣的倡门小说，其主题思想始终站在同情妓女、理解妓女苦难的立场上，尊重妓女权利和人格精神自由，反对压迫和歧视妓女，呼吁废除娼妓制度，批判虐待欺骗、玩弄妓女身心的嫖客，并努力找寻废娼后妓女的生计和出路问题。充满人道主义精神和平民文学观念，符合“人的文学”宗旨。^[12]

艺术表现上，何海鸣的短篇倡门小说向“横截面”写法靠拢，重视结构，突出细节描写比重，将妓女生活“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构撰出来，符合现代短篇小说的体制，汲取、借鉴现代短篇小说的艺术技巧，探索短篇小说创作的新方式。^[12]

何海鸣的倡门小说代表作主要有《老琴师》《倡门之母》《倡门之子》《从良的教训》《温文派的嫖客》等五篇小说，1926年收入周瘦鹃编辑出版的《倡门小说集》。除短篇小说外，何海鸣还在《半月》杂志连载长篇小说《十丈京尘》长达两年之久。之后又在1926年出版中篇小说《倡门红泪》，由上海大东书局印行。^[3]

资料来源^{[3][15][14][16][17][18][19][20]}

《湖北省志人物志稿》记载何海鸣出生于1887年，^[2]《南京地方志》亦有相同记载。^[4]作家周利成认为，按其“少于地老二十余岁”推算，应是1892年以后，或为1894年之误。^[21]

何海鸣创作了多篇符合现代小说标准的高质量短篇倡门小说，开辟了民国倡门小说新园地，成为流派领军人物。进而引领近代以来长篇狭邪小说创作由传统模式向现代形态成功转型，具有中兴再造之功。他公开响应“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为扩大现代短篇小说的影响，为扩张现代文学的势力，做出了应有贡献。（学者丁峰山评）^[1]

1913年8月8日，何海鸣进入都署宣布独立，申电讨袁。下午第八师师长陈之骥带卫队百余人到都署，陈之骥和何海鸣素未谋面。看他身材仅及中人，容貌也不出众，颇为轻视，便大声道：“你是什么人？”何海鸣道：“我何海鸣也！”陈之骥回顾卫队：“把这革命党扣起来！”陈之骥卫队中不少是广西籍，相顾疑愕，因为何海鸣三字与胡汉民音相近，误以为即胡汉民，出来后，告诉同乡弟兄：“胡汉民是孙中山先生左右手，怎能让革命伟人听人宰杀而忍心坐视？”这话一传十，十传百，立时传遍军中，时第八师两广籍弟兄在半数以上，韩恢见弟兄们窃窃私语，查知其详，便同平常和海鸣接近的那些干部同志商量，不如将错就错，来发动一下。遂率众百余人呼噪入督署，一路喊：“释放胡汉民！”“大家来解救革命伟人！”把陈之骥吓得跑了，把何海鸣救了出来。^[3]

何海鸣在日本还继续从事反对袁世凯的斗争，据说当时袁世凯曾悬赏十万元购何海鸣的人头，袁世凯死后，何海鸣常以此自我炫耀。他在《求幸福斋随笔》中记载：流徙东瀛后，闲无一事，欲另编一项羽传名日《楚霸王》，以少参考书而罢。一日抑郁甚，信口吟七律“人生如梦复如烟，明日白头今少年。不向风尘磨剑戟，便当情海对婵娟。英雄儿女堪千古，鬓影刀光共一天。没个虞姬垓下在，项王佳话岂能传？”^[3]

1915年3月，何海鸣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从日本返回中国，抵达上海。在这段时间里，他与戴季陶的关系最为密切。何海鸣以风流倜傥而闻名，尽管已到三十岁却仍未结婚。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考虑从妓院中寻找婚姻对象。他对戴季陶解释说这是由于他们是同乡且家庭关系友好，戴季陶对此深信不疑，并热心地帮助安排婚礼，邀请志同道合的朋友及其家属作为婚礼的傧介。到了婚礼当天，何海鸣邀请的观礼嘉宾大多是来自北浙江路和苏州河附近地区的妓女。起初，戴季陶并没有察觉异样。直到有一位经常出入风月场所的年轻人看到两行红粉佳人实际上是妓女时，他笑着告诉戴季陶，称这次婚礼应该叫做“群芳大会”。戴季陶感到非常尴尬，责备何海鸣行为轻浮。何海鸣则大笑回应：“人都是天生具有四肢七窍的，何必分贵贱呢？而且亲戚朋友中各有不同的生活境遇和职业，怎么可能完全平等？”^[3]

何海鸣曾自称“流落江湖二十年，惟妓中尚遇有好人”，在政治矛盾复杂时，他曾放纵自己于风月场所。然而，他对妓女抱有同情之心，在1916年的《求幸福斋随笔》中提到，身为中国人尤其是女性成为妓女是一种极大的苦难。他呼吁用金钱拯救这些可怜的女子脱离苦海。此外，他还批评了那些毫无人性的鸨母，认为她们将妓女视为商品，违背了人道主义原则。1921年底，何海鸣决定投身写作，通过卖文为生。他将一篇名为《老琴师》的倡门短篇小说寄给了周瘦鹃，并表示他有很多故事想讲述，希望让世人了解他的胸怀。^[3]

宫竹心是一位以撰写杂文和随笔闻名的记者，在天津被占领后，生活陷入困境。何海鸣利用这一机会，说服宫竹心为报纸创作小说连载。宫竹心为了生计，不得不接受。1938年初，宫竹心将其创作的长篇武侠小说《豹爪青锋》的第一章提交给报社。然而，何海鸣认为这个标题过于文学化，便擅自根据书中角色的别称将其更名为《十二金钱镖》。宫竹心对此感到愤怒，但没有公开抗议，回家后他私下对家人表示，为了不损害自己的名誉，他决定使用笔名“白羽”来发表这部作品，寓意自己的名字如同轻盈的羽毛，可以随风而逝。这就是著名武侠小说家“白羽”笔名的由来以及其成名作《十二金钱镖》书名的来历，在何海鸣的策划下，该小说于1938年2月在《庸报》连载，立即引起轰动。^[3]

资料来源^[2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