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伊斯兰革命

伊朗伊斯兰革命（波斯语：انقلاب اسلامی，罗马化： Enghelābe Eslāmi‎，英语：Iranian Revolution^[2]）又称“1979年革命”或“霍梅尼革命”，是1977年初至1979年2月，以伊朗伊斯兰教什叶派领袖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为领导的，旨在推翻伊朗巴列维王朝的革命。^[1]

伊朗从中世纪起就以什叶派伊斯兰教为国教，民族意识和宗教意识紧密结合。^[1][7]1953年，伊朗巴列维王朝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发动政变，解散萨摩台民族主义政府，恢复君主独裁，随后通过白色革命推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改变了伊朗传统的社会结构，大量在外地主^[注1]由于土地改革而丧失特权。^[9][10][11]与此同时，巴列维的改革也造成伊朗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地区差距加大等问题，导致民众逐渐对西方化及世俗化失望，认为只有回归伊斯兰才能解决困境，并对国家政策产生不满。在此背景下，宗教活动随之复苏，原教旨主义在反抗王权的过程中成为主导意识形态，赋予反抗行动宗教合法性。^[12][13]1963年，什叶派的大阿亚图拉^[14]（乌莱玛^[注2]第一等级，意为“真主的象征”）霍梅尼因批评国王的政策被逮捕，随后流亡国外，崛起为民众领袖。霍梅尼提出反对外国殖民主义，推翻世俗化的君主制度建立“伊斯兰共和国”（Islamic Republic）的构想，倡导建立公义的社会。^[4][16]

伊朗的经济和政治长期受美国控制，并在外交上依附美国，导致民众强烈反对亲美政策；而从70代开始，国际社会对伊朗人权问题的关注和压力加剧。^[7][17]1976年美国大选期间，美国总统卡特要求伊朗改善人权状况，巴列维国王随之于1977年初放松政治控制；国内知识分子、宗教领袖趁机发难，要求进行改革。当年12月，政府控制的《消息报》攻击霍梅尼，引发库姆神学院学生和乌莱玛的示威抗议，随着事态扩大，在1978年1月酿成“库姆惨案”；霍梅尼趁机利用宗教传统动员民众，在全国引发示威抗议。^[3][18][19]巴列维国王做出让步，采取释放政治犯、撤换萨瓦纳官员措施，但同时监控、逮捕反对派领导人，以期稳定局势。然而同年8月发生的阿巴丹的雷克斯电影院纵火事件，加剧了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进一步刺激了革命运动。8月底，巴列维国王试图组建“民族和解”政府以缓解国内紧张局势，资产阶自由民主派及温和的宗教领袖巴扎尔甘和大阿亚图拉沙里亚特·马达里等人打算与政府妥协；然而民众的不满情绪并未得到缓解，多个城市爆发骚乱和示威活动。霍梅尼发表讲话支持示威者，警告温和派不能妥协；面对加剧的游行示威活动，政府宣布实施军管措施，在德黑兰酿成“黑色星期五”事件，造成数十位示威者丧生^[注3]。^[3][20][21]随着伊朗革命蔓延，美国政府也改变态度放弃国王，并促使伊朗军队在革命中保持中立。1979年1月16日，巴列维国王被迫离开伊朗，结束其统治。2月1日，霍梅尼返回德黑兰，建立临时政府。^[3][21][22]4月1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正式建立。^[23]

伊朗伊斯兰革命被视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是当代伊朗政治的起点，同时对国际局势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政治体制、国家决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在伊朗确立了法基赫政治体系，伊斯兰教法成为国家法律的基础，政治与宗教权力密切结合，并建立了一系列带有宗教色彩的权力机构。意识形态方面，伊朗在伊斯兰革命后实施了一系列伊斯兰化政策，^[5][6][24]并在地缘政治方面输出伊斯兰革命，引发了麦加事件等一系列带有宗教色彩的重大政治事件。而在国际关系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导致了美国人质危机事件的发生，使得美伊关系破裂，之后两国的关系长期无法正常化。^[5][6][25]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伯纳德·路易斯^[注4]（Bernard Lewis）认为，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是一场群众运动，参与者十分广泛；不管是在它的缘起，它所具有的示范作用，甚至是它最终的结局方面，都可以拿来和法国大革命以及俄国革命相比拟。^[6][27]

1925年，礼萨·汗推翻恺加王朝，建立巴列维王朝，实施现代化，但却未能真正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反而加强了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9][28]1941年，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王（1941年—1979年在位，通称巴列维国王）继位之初，任命改革派穆罕默德·摩萨台为总理。摩萨台于1949年组建了民族阵线，代表新中产阶级利益，其支持者包括马克思主义者、泛伊朗主义者、泛伊斯兰主义者。他们试图恢复恺加王朝在1906年波斯立宪革命时期实行的君主立宪制宪法，扩大议会权力，并推动石油国有化。然而，1953年，巴列维国王发动政变，恢复君主独裁，实行党禁，取缔政党，限制反对派的政治行动。接着，他改组议会，增加议席以增加王权支持者，并修改宪法，使国王能直接任命首相和各部大臣，并有权否决议会通过的法案。此外，他建立了两个政党，国民党和民族党，^[28][29]这两个党之后合并为新伊朗党，在1975年新伊朗党被复兴党取代，确立一党制。同时强迫入党，宣称“不和我们在一起，就是反对我们”。^[30][31]

巴列维国王还建立了庞大的军队来实行权威政治，并加强政府职能和完善官僚体系，将其作为控制社会的重要工具。1957年，伊朗依靠美国和以色列情报部门的支持，成立了国家安全情报署，也称为萨瓦克，以补充军事力量。通过萨瓦克的秘密警察，国王控制工会组织和工人运动。同时，在军队中设立了第二处，由高级军官组成，收集情报，防止反巴列维的潜在军事政变。此外，国王还成立了皇家监察组织来监督国家的各个方面。这三个组织都直接向国王负责，成为巴列维实行高压统治的工具。^[28][29]

而在20世纪中期的伊朗，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变革带来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工人群体，尤其是城市逐渐壮大的中产阶级，1978年已占到伊朗人口的25%。这一阶层在取得经济成功后，强烈渴望扩大其政治影响力。成立于1941年的伊朗人民党，是伊朗主要的左翼政党，也是巴列维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反对派政党。人民党代表知识分子和产业工人的利益，倡导劳动保障、土地改革、政治参与、民族独立和宪政制度。然而，巴列维王朝长期排斥政治反对派的合法地位，宣称人民党为非法政党。^[29][30][31]

1963年，巴列维国王发动了“白色革命“（the White Revolution），主要包括了土地改革、森林的国有化、将国有企业卖给大众、工人利益分享利润计划等内容。其中，土地改革是核心内容，它规定享有租佃权的农民可以从国家购买土地，并在农村广泛建立合作社，农民购买土地的同时，必须加入合作社。这一措施改变了乡村地权的分布状态，否定了分成制的租佃关系，用家庭经济和资本主义农场替代了封建地产。这使在外地主与乡村的联系被切断，其特权地位被否定，致使其政治影响丧失殆尽，而这些在外地主与巴列维王朝的政治联盟，本是君主制度得以存在的社会基础。自耕农成为白色革命后伊朗乡村的主要社会阶层。然而，由于政府没有为获得土地的农民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也没有在农村建立足够的基础设施，结果改革之后的农业产量反而急剧下降，导致粮食需要进口。^[9][10]

此外，工业化进程加速了城市化，改变了社会结构，使城市人口膨胀，游牧人口减少。现代化进程也催生了新的社会群体，尤其是中产阶级和产业工人，这两个庞大的群体在1976年合计占总劳动力的40%。传统的巴扎（Bazaar，指城市里由小店铺集中构成的商业区，数世纪以来一直是伊朗经济体系的主脉）商人和手工工匠，在城市化进程中经济社会地位下降，惨淡经营，然而总人数呈上升趋势。巴列维政府强行剥夺行会传统的自治权利，并取缔行会组织。巴扎商人和手工工匠被迫转向教界寻求保护。^[11]

同时，财富增长未带来整体福祉的提升，反而加剧了贫富分化和通货膨胀，导致经济形势恶化。1960一1975年，尽管伊朗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近100%，但贫困农户在乡村消费支出中所占比例下降，城乡消费支出差距扩大，通货膨胀加剧，失业率上升。教育和卫生资源的不平衡也表现明显，导致地区间差距加大。^[11][32]

伊朗是一个以伊斯兰教什叶派为国教的国家，全国人口98%信奉伊斯兰教，其中95%以上为什叶派穆斯林。^[1]从中世纪被逐步确立为国教开始，什叶派伊斯兰教便对伊朗的民族特性、政治文化和政治体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伊朗的民族意识与什叶派的宗教意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巴列维王朝建立后，王权和教权在现代化进程上，一直存在矛盾。^[7][33]

礼萨·汉通过减少议会中什叶派教士的席位，控制了教士的任命和资格认证，削弱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政府接管宗教地产和基金会，削弱了教士集团的经济基础。建立世俗教育体系，从根本上挑战了乌莱玛^[注2]掌握的传统宗教教育体系的地位。推行世俗司法体制，并禁止教士在国家法院当法官，逐渐取代了伊斯兰教法。并提高了妇女地位。这些改革措施挑战了传统宗教教育体系的地位，削弱了宗教人士的社会职能和影响力。^[7][33]

白色革命加剧了宗教界与国王之间的矛盾。土地改革法案将公共寺院土地出租给农户，政府买下并再出售或出租私人寺院地产给农民，大大削弱了教士集团的经济实力。政府还大力发展各级学校，削减宗教学校的数量，普及国民教育体系。这进一步削弱了宗教集团的势力，提高了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同时，提高了妇女的地位，使其获得参政权和工作保障。这些措施深化了对司法制度的改革，减少了宗教法规对社会的影响。所有这一切提高了国家对整个社会的控制，进一步削弱了宗教集团的实力和地位，导致什叶派宗教势力强烈反对巴列维王朝的内外政策。^[7][10]

在巴列维国王的现代化、西方化和世俗化政策下，伊朗社会出现了分化和精神断裂，形成了一小部分精英与大多数民众之间的文化隔阂。首都德黑兰的南部贫民区与北部豪华区之间的巨大反差加深了社会分裂，导致不同居民对生活的感知和态度产生巨大差异。许多伊朗人因西方化和世俗化而感到文化上的陌生和精神上的失落，这种失望和不满促使他们转向传统文化和价值观。^[12]

同时，很多穆斯林认为，伊朗不加批判就接受的西方世俗发展模式（政教分离、不受管束的资本主义或唯物主义、极端的个人主义），是导致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弊病的根源。尽管现代化、西方化和世俗化改善了生活，但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家庭和社会受到巨大冲击，专制统治没有改变，传统社会基础和文化认同遭到侵蚀。因此，许多穆斯林将西方化视为破坏传统价值观和伊斯兰信仰的力量，认为唯有回归伊斯兰才能解决困境，重建公正的社会。这种宗教情感的增强导致60年代开始，伊朗出现了宗教活动复苏的情况。^[12]

在伊朗，什叶派教士集团一直具有政治参与意识，但教义的解释存在多样性，包括传统主义、现代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等不同流派。政治无为主义和支持君主制是什叶派传统主义的特征，现代主义则借用西方概念对什叶派教义作革命性的解释。而原教旨主义的核心是通过积极行动实现法基赫（Faqīh，伊斯兰教法学的专家）的直接统治，从而实现伊斯兰教法的政治统治。在伊朗，原教旨主义起源于20世纪初期的鲁尼，原本只是伊朗什叶派小部分人的观点。原教旨主义在反抗王权和原教旨主义者与其他政治力量的激烈权力斗争之中，作为一种主导意识形态出现，给于反抗国王的行动以宗教合法性。国王试图通过提升正统派在教界的地位来抵消原教旨主义的威胁，但未能成功。^[13]

霍梅尼全称阿亚图拉·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其中阿亚图拉是宗教领袖的称号，鲁霍拉是名，意为真主的灵魂，霍梅尼是姓。1902 年，他生于伊朗一个叫霍梅因的小镇，早年曾跟随著名的伊斯兰神学家叶兹迪学习，后在伊斯兰教什叶派圣城库姆（Qom，距离首都德黑兰125公里）继续接受宗教教育，成为一名伊斯兰教法学家和神学家。50年代末，他获得“阿亚图拉”的称号，成为伊朗什叶派中的重要领袖之一。在伊朗8万多清真寺里有18万个“毛拉”（即伊斯兰神学家），其中许多人是霍梅尼的学生。^[4][16]

霍梅尼通过对库姆神学院的改革，产生了“Nahzat”（“运动”的意思）组织，通过与工商阶层联合，并与广大的学生群体联系，“Nahzat”成为伊朗革命的组织基础和先锋队。该组织为霍梅尼成为革命的领袖，以及获得得了大众社会的支持提供了机制。1943年，霍梅尼出版《揭露秘密》，公开反对巴列维王朝，并呼吁乌莱玛^[注2]参与政治以拯救伊斯兰和伊朗。1963年，巴列维王朝举行全国公投，霍梅尼谴责此举为非法。1963年6月他被捕后，引发了六月起义，其支持者占领德黑兰的广播站，破坏政府机构、酒店和百事公司的设施。这一事件使霍梅尼作为民众领袖崛起。^[4][16]60年代末，霍梅尼将原教旨主义理论进一步发展，主张将伊斯兰引入政治领域，反对现行的君主制和西方影响。这一立场深受对现状不满的伊朗人欢迎，加强了他在反对巴列维国王和宗教改革方面的声誉，使得他在许多伊朗人心中成为了伊朗文化和传统的象征，并为反对国王的行动提供了宗教合法性。^[4][13][16]

霍梅尼明确提出，要推翻世俗化的君主制度，重建教俗合一的神权政治以保护”被剥夺者“（mostazefin）的利益和实现社会平等和民主；主张建立“伊斯兰共和国”（Islamic Republic），来对抗外国殖民主义的入侵，倡导建立公义的社会。他还主张乌莱玛^[注2]要更积极的参与政治。^[4][13][16]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英苏势力大举进入伊朗，以及随后伊朗受美国控制的外交依附局面的出现，使得伊朗的发展根本无法摆脱外部势力的束缚与羁绊。这种局面使得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在继承王位后采取亲美政策，从而招致伊朗人民的强烈反对。自1953年起，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合谋推翻了摩萨台政权，使伊朗更加依赖美国的庇护。之后，通过军事合作和贸易协议，美国实现了对伊朗的经济和政治控制，以谋求石油和地缘政治利益。此外，美国在伊朗推动了“白色革命”，并使驻伊朗专家享有外交豁免权。^[7]

巴列维国王一向重视自已在国际社会中的口碑，刻意树立仁慈统治者的形象。而20世纪六七十年代流亡于欧洲、北美的伊朗反对派和一些海外学生组织，在国际上大肆宣扬国王的残暴统治，宣称伊朗存在着政治大屠杀，狱中关押着数以十万计的政治犯。他们向国际人权组织申诉要求国际社会关注并干预这一问题帮助伊朗人民摆脱暴政。从70代开始外部世界以人权的名义要求国王放松社会控制、开放政治体系的压力越来越大。^[17]

1976年是美国大选年，竞选中卡特总统以人权为武器，强调全球人权和自由的重要性，批评福特总统政府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武器出售政策以及对右翼独裁政权的支持；并宣布人权政策旨在消除受迫害人群的根源。同年，他批评巴列维国王的独裁统治，并要求伊朗改善人权状况和恢复民主政治，以防止发生内乱。^[3][18]

1977年，巴列维国王在国内外的压力下被迫放松政治控制，他许诺在伊朗创造自由的政治气氛，同时释放357名政治犯，邀请国际红十字会参观20所监狱，允许外国律师出席军事法庭的审判，复兴党则宣布欢迎社会各界发表不同的政见。伊朗进入政治宽松时期。^[34]同年5月，知识分子和专业技术人员批评政府违背宪法。6月，曾任摩萨台政府副国务大臣的巴札尔甘起草，民族阵线领导人桑贾比、巴赫蒂亚尔和弗奥卢哈（Dariush Foruhar）签署了一封给国王的公开信，公开信认为，国王违背宪法精神实行君主独裁；经济上，通货膨胀，食品和住房短缺，石油资源即将耗尽。公开信要求国王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要求国王“遵守宪法和普遍的人权宣言的准则，废除一党制，允许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释放政治犯，允许政治流亡者回国，建立一个以代表大多数人为基础的政府”。这封信在给国王的两周内，就复印1万份，在德黑兰的知识分子、公务员、学生及部分军人中引起强烈反响。接着，作家、艺术家、律师和法官纷纷发表公开信要求改革。写公开信一时成为向国王及专制制度发难的重要形式。^[3][19]

1977年8月，一小群霍梅尼的追随者在德黑兰巴札举行示威，要求允许流亡的霍梅尼归来。在国外密切关注事态进展的霍梅尼，不久写信给国内的乌莱玛，说“一场突变已经在望”，呼吁宗教界利用这一大好时机开展活动。8月7日，巴列维国王撤换了任职达13年之久（1965-1977年）的首相胡韦达，代之以复兴党总书记阿穆泽加尔（Amouzegar）。新首相释放几百名政治犯，但为了控制物价，他继续惩治巴扎商人，减少教士的年金及社会福利开支，这激起教士和工人的不满。1977年下半年，巴扎商人、工人和教士也投入了由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的抗议浪潮。^[3][19]

这一时期，伊朗数十个被查禁的协会和政治团体恢复了活动，且新建了许多政治组织。1977年6月作家协会恢复，7月自由出版和思想团体恢复。1977年秋，伊朗律师协会、全国大学教师组织等相继成立。同一时期，桑贾比恢复了摩萨台的民族阵线，正式组建了第三民族阵线。巴札尔甘恢复了伊朗自由运动。10月，囊括许多著名作家、诗人和小说家的作家协会在德黑兰哥德学院组织了10个夜晚的诗歌朗诵会，朗读通向自由的诗篇，要求取消政府审查制度及其他许多问题。由学生、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组成的听众达1万人，与会者公开批评政府，但未受到立刻镇压。不久，伊朗保安力量对伊朗人权协会创始者进行袭击，这引起更广泛抗议，当局很快放弃了这个做法。^[3][19]

1977年10月30日，霍梅尼的长子突然死亡。人们怀疑他是被伊朗秘密警察组织萨瓦克毒死的，引发了民众对霍梅尼的同情，使其声望在伊朗全国再次传播开来。11月4日，大批人聚集进行吊唁、游行、谴责萨瓦克的残暴和国王专制。12月19日，政府控制的全国最大的日报《消息报》用攻击性语言抨击霍梅尼，指控他受外国政府收买，这一诬蔑激怒了霍梅尼。次日，乌莱玛、巴扎商人、学生和普通市民举行有秩序的游行示威，但被警察开枪驱散。^[3][19]

1978年1月7日，《消息报》发表了一篇匿名文章，以毁谤性语言攻击霍梅尼是黑色反动势力的象征、殖民主义的代理人和非波斯血统的叛国者，指责霍梅尼是红色殖民主义者（指苏联）和黑色殖民主义者（指英国）利用的工具。这篇文章由国王批准刊登，为了转移世俗反对派的斗争视线。这一举动使得库姆神学院学生和乌莱玛共4000人走上街头示威抗议，他们要求恢复清真寺中信徒的自由，并喊出了“霍梅尼万岁”“结束巴列维的统治”等口号。为了支持抗议活动，巴札商人关闭了店铺。当警察赶来时，双方发生冲突，和平集会随即转为暴乱。警察向示威者开枪，造成约70人死亡，400人受伤的“库姆惨案”。根据伊斯兰传统，人死后第四十天要举行悼念活动。霍梅尼利用宗教传统信条和仪式，动员组织群众。1978年2月18日，“库姆惨案”发生后的第四十天，12个城市爆发了反国王的示威。在大不里士（伊朗东阿塞拜疆省省会），示威者被军队打死100多人，有600多人受伤。3月20日，即“大不里士惨案”后的第四十天，12个大城市发生示威抗议，又导致新的死亡。四十天之后，即5月11日，35个城市发生骚乱。这种每隔40日的念活动一次又一次动员了群众，卷入革命的人越来越多，革命的伊斯兰色彩越来越浓，参加者的宗教情绪越来越强烈。^[3][19]

面对反政府活动威胁的增强，为了安抚反对派，巴列维国王作出更多的让步：议会通过“自由选举法案”，规定1979年6月将举行自由选举；继续释放狱中的政治犯；撤换了一批萨瓦克高级官员，任职多年的萨瓦克首脑纳西里将军被“自由主义者”纳赛尔将军取代；禁止皇室成员从事与政府有关的商业交易；停止反通胀反暴利运动抚慰店主和商人；国王还亲自访问了马什哈德的圣陵，并许诺重开库姆的费兹耶宗教学校，以图表明自已对什叶派教义的信奉，抚慰宗教集团和虔诚的信徒。^[20]

同时，国王指示警察仍然对各个城市里的一些特定区域实行盯防，宗教领袖和反对派领导人也被置于严密监控之下；重新逮捕了一批反对派领导人和街头活动的组织者、参加者，并对其进行残酷拷打；通过复兴党在主要城市组织大型集会，以炫耀政府的威望，对抗反政府示威；成立秘密行动小组，对反对派和反政府活动参加者实施暗杀和人身攻击。巴列维政府希望这些强硬行动能够震慑反对派遏制革命运动的成长。^[20]

到1978年夏，各种反对派团体中的温和派，如自由运动、民族阵线等准备接受君主制并参加1979年6月的自由选举。然而，7月22日，数千名工人示威抗议马什哈德（伊朗东北部城市）一位教职人员被谋害，结果与警察发生冲突，至少有 40 人被打死。教士们继续利用8月5日至9月4日的穆斯林斋月，播放霍梅尼的布道录音带，宣扬什叶派反抗暴政和殉道的信条。^[3][19]

8月19日，阿巴丹（伊朗西南端港口城市）的雷克斯电影院被人纵火，烧死480人。政府和反对派利用这一事件互相攻讦。反对派谴责政府犯下了这一罪行，企图嫁祸于人以败坏反对派的名声；政府指责这是反对派所为，要求民众认清反对派的暴徒嘴脸。公众认为政府是这一惨案的幕后凶手。这种认识大大加剧了公众对政府的仇恨，刺激了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20]

在8月底，巴列维国王再度换马，撤换阿穆泽加尔，任命贾法尔·谢里夫-埃马米（Jafar sharif- Emami）为新首相，埃马米是伊斯法罕一位阿亚图拉的孙子，与温和派宗教领袖关系密切。国王想利用他组建“民族和解”政府，缓解对王位的冲击。埃马米上台后采取释放被关押的宗教人士；建立一个宗教事务部，取消新闻检查；废除帝历，采用教历；增加政府雇员工资；军队撤出首都等措施，并发誓要“尊重宗教社会和伊斯兰法规”。这使资产阶自由民主派及温和的宗教领袖的要求得到满足，其代表人物巴扎尔甘和大阿亚图拉沙里亚特·马达里想同政府妥协。^[3][20]

然而8月31日，在为7月22日马什哈德事件死难者举行40天大祭时，全国仍有14个城市发生骚乱，又有多人被打死。9月4是开斋节，德黑兰举行了50万人的游行，示威者打出“自由与独立”“伊斯兰政府”等标语，这次游行没有发生冲突。两日后，霍梅尼于发表讲话，针对温和分子的妥协态度发出警告，要求穆斯林继续罢工和示威，并宣称国王和政府是卖国贼，服从他们就是服从魔鬼的化身。他感谢军队在9月4日没有向民众开枪，号召他们恢复与人民的团结。^[3][20]

9月7日，德黑兰再次发生大规模示威，约50万人响应霍梅尼的号召走上街头，高呼“处死国王”“霍梅尼是我们的领袖”等口号，要求建立伊斯兰政府。一些示威者身缠白布，情绪激昂、壮烈。面对连续不断的大规模示威，保安力量要求在德黑兰和其他11个城市实施军事管制和宵禁，以避免局势失控。艾玛米同意了，并下令实行为期6个月的戒严，白天也禁止人们在广场聚集，任命强硬派人物奥维希将军为德黑兰军管长官。在9月8日（星期五）清晨5点，政府发布了军管法令。当天上午8点，在阿亚图拉塔巴塔巴伊等人的组织下仍有约15000人在德黑兰的贾勒赫广场（Jaleh Square）举行集会，当局派遣军队清场，并朝人群开枪，直到中午将集会人员全部赶出广场。根据政府的说法，有86人丧生，而反对方声称有3000人死亡。这一事件被称为“黑色星期五”。^[3][20]

“黑色星期五”之后，温和的立宪派也失去与政府达成和解的耐心，11日初，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巴扎尔甘和桑贾比，温和的宗教领袖沙里亚特·马达里与霍梅尼结成反国王的政治同盟。艾玛米试图向霍梅尼乞和，霍梅尼拒绝。不久，霍梅尼被伊拉克政府驱逐，流亡至法国巴黎，他在西方媒体上与国王之间开展国际宣传战。^[3][20]

随后，高官显贵对政府失去信心，纷纷向国外转移财产。各行业工人罢工不断，主要工业企业因此关门。1978年10月31日，霍梅尼正式号召石油工人罢工，导致国家财政每天损失6000万美元。国王再度撤换首相，任命原帝国卫队司令参谋长爱资哈里将军（Azhari）为首相，组织军政府，实行军管。但这一举措也未能挽救危机。霍梅尼号召人民反对军政府，拒绝纳税，要求建立伊斯兰政府。12月11日，德黑兰举行了由阿亚图拉^[注5]塔勒喀尼和桑贾比领导的200万人大游行，参与群众囊括了教俗贫富各个城市阶层。这次示威组织纪律严明，安排有序，游行队伍打出的标语口号表明此时巴列维国王已成众矢之的。^[3][20][21]

早在1978年元旦，美国总统卡特访问德黑兰，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称赞巴列维的自由化政策，称赞国王在这个动乱地区创造了一个稳定的绿洲，以示对巴列维政权的支持。同年8月，美国大使沙利文、英国大使安东尼·帕森斯（Anthony Parsons）不断警告国王，他们的政府赞成和平解决危机，不希望使用铁腕手段。而长期支持巴列维的美国情报机构，在判断伊朗革命形势上行动迟缓、偏差频出。中央情报局（CIA）于8月底断定“伊朗并未处于一场革命甚至前革命的形势中”。同样情报机构(DIA)在9月预言，“国王有望在今后10 年继续保持有效权力”。随着伊朗更深地陷人动乱，卡特政府的内部分歧也加深了：国务院同意妥协，而国家安全委员会则主张强硬。就在任命艾兹哈里为首相的前一天，卡特总统示意巴列维国王，美国支持他所采取的任何决定，包括显示武力。然而到10月底，美国国务院已经得出结论，“国王的独裁结束了”，但或许国王的统治还将继续，有可能执掌权力的两种人是“将军们和世俗的政治反对派‘’。之后，卡特总统成立了专门小组来调查伊朗危机。调查小组向总统证实：巴列维政权已摇摇欲坠。^[19][20][21]12月7日，卡特在与记者举行的例行早餐会上表示国王的命运掌握在伊朗人民手中。^[3]

巴列维国王在1978年11月成立军政府，却没有授予其实施军事管制的自由，尤其是萨瓦克想要的大逮捕的许可，相反，更多的政治犯被释放。这使得军政府仅仅是名义上的，其作用仅仅使罢工产生了两个星期的停歇期。在卡特总统宣布“答案掌握在伊朗人民手中”后，军政府失去勇气，不敢动用武力。随着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展开和原教旨主义者对革命进程的控制，许多地方政权先后落入革命者之手，甚至在德黑兰警察也已消失，食品和燃料由清真寺分发。与此同时，军队纪律开始败坏，一些士兵和未授衔军官参与示威活动，将军们包括艾兹哈里首相也开始公开批评国王，甚至有一名高级军官对其美国顾问说国王必须离开。1979年1月5日，卡特总统的特使、美国驻欧洲部队副司令罗伯特·休塞将军抵达德海兰，此前，西方主要大国领导人已在瓜德罗普岛（Guadeloupe）会议上达成一致，决定让巴列维国王离开伊朗。休塞将军在伊朗积极活动并与伊朗军队高级将领会谈，要求军队保持稳定，避免内战。这一行动促使伊朗军队在革命中保持中立。1月初，出现士兵开小差，而部分高级军官逃亡国外的情况。然而，直到国王离开伊朗，军队基本完整无损，仍然保持着团结。^[3][21][22]

军政府上台以来的事实和美国的态度使国王认识到，真正的铁腕政策难以施行。1978年12月29日，国王任命民族阵线副主席沙普尔·巴赫蒂亚尔为首相（Shahpour Bakhtiyar），企图在反对派内部寻找代理人以挽救自己的命运。巴赫蒂亚尔同意组建新政府，条件是国王暂时离开伊朗，国王同意了。12月31日巴赫蒂亚尔上台宣布要拯救巴列维王朝，随即民族阵线声明开除巴赫蒂亚尔。1979年1月11日，新首相宣布了他的施政纲领，其中包括解散国家安全和情报署、释放政治犯、取消一些城市的军事管制等，并宣布伊朗不再向南非和以色列提供石油。^[3][22]

在此期间，霍梅尼建立了一个教士小组来协调行动，确保国王有秩序地离开。美国政府则通过法国政府与霍梅尼接触，督促他支持新首相巴赫蒂亚尔的统治，否则武装力量将会发动一场流血政变。最终国王在1979年1月16日离开伊朗，结束了他的统治。^[3][22]

1979年2月1日，流亡在法国的霍梅尼返回德黑兰，并发表了回国后的第一次讲话，明确表达了自己接管国家的坚定决心。霍梅尼宣布巴赫蒂亚尔政府非法，并许诺将很快组成一个临时革命政府，以准备建立伊斯兰共和国的基础。2月5日，霍梅尼指定“自由运动”主席巴扎尔甘为临时政府总理，而此时巴赫蒂亚尔政府仍在继续执政。2月9日，巴扎尔甘公布了“临时政府”的六点纲领，包括政府交权、举行公民投票、重建国家经济、举行议会选举、组成伊斯兰政府等。^[3][22]

随着霍梅尼的归来和影子政府的建立，军队里的紧张与分化加剧了。就在巴札尔甘公布临时政府纲领当天，在德黑兰空军基地，空军军校学员举行支持革命的示威游行，而保皇派的帝国卫队赶到军营镇压示威者，双方之间发生了激烈战斗。伊斯兰敢死队和伊斯兰圣战者的游击队赶到现场，协助空军学员与帝国卫队作战，大约200—300人在战斗中丧生。最终，帝国卫队从军营撤出。11日，武装市民、游击队员和军校学员夺取了德黑兰所有军营和警察局。^[3][22]

在这过程中，城市无产者（同时也是狂热的穆斯林）获得大量武器并成为伊斯兰共和国的支柱。这一形势迫使军队高级将领保证，军队归从革命。政府和全体议员辞职，巴赫蒂亚尔本人躲藏起来，之后逃亡国外。12日，巴列维国王的皇宫和帝国卫队的军营被攻占，革命者还占领了有“伊朗的巴士底狱”之称的埃维英（Evin）监狱，并释放了残留的政治犯，在德黑兰搜寻萨瓦克主要官员和反动军官。陆军司令巴德雷伊将军在其德黑兰总部外被刺杀，帝国卫队副司令霍斯拉乌戴德将军及其他一些高级军官被捕，不久后被处决。 当天，巴扎尔甘正式接管国家权力，并发表声明呼吁支持者恢复秩序。次日，他宣布了内阁成员名单。至2月14日，已有30多个国家承认了伊朗新政府。巴扎尔甘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巴列维王朝的结束，伊朗历史迈入新时代。^[3][22]

1979年4月1日，霍梅尼宣布成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当天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日。对于国家的名称，人民敢死队等左派赞成“人民民主共和国”，温和派如自由运动则提出要建立“民主伊斯兰共和国”。霍梅尼既不赞成前者，也不赞成后者，他认为这些都是源自西方的思想，是对伊斯兰的诋毁。他主张“纯粹伊斯兰”的政治体制坚持建立“伊斯兰共和国”。1979年3月底，举行了全民公投，按照政府公布的投票结果，在超过1570万选民中，有98.2%的人赞成伊斯兰共和国。5月，由600人组成的宪法起草专家委员会受命起新宪法。^[23]

学者冀开运、蔺焕萍在所著《二十世纪伊朗史：现代伊朗研究》中认为，伊斯兰革命大获成功是几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经济危机为革命提供了背景；从农村进入城市的移民为革命提供了巨大群众力量；散布全国的8万座清真寺及宗教机构为革命提供组织基础；大阿亚图拉霍梅尼的领袖作用及其迎合各阶级的政治主张凝聚和强化了革命力量；巴扎商人提供了必要的资金；全国性的大罢工让巴列维王朝元气大伤；美国强迫巴列维国王实行“自由化政策”孕育了反对派的成长壮大，巴列维国王有时实行镇压政策，又让革命斗争火上浇油；关键时候，美国又为了自己的战略利益，抛弃了国王；一贯视为王朝支柱的军队因宣布中立失去了作用。相反，霍梅尼为首的反国王统一战线审时度势再接再厉，勇往直前，用人民的力量淹没了巴列维王朝。^[3]

伊朗伊斯兰革命对政治体制产生了深远影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践行“教法学家监国”（wilayatal-fakih）的理念，确立了法基赫政治体系（政教合一的体系）重新制定伊斯兰共和国宪法，确定伊斯兰教法是国家法律制度的基础，以伊斯兰准则治理国家，并宣布“一切民法、私法、行政、金融、经济、文化、军事、政治以及其他所有法规都必须建立在伊斯兰标准之上”。在中央和地方成立“革命卫队”，其使命是保卫伊斯兰革命的胜利成果和宗教领导集团的安全。^[5][6][24]

此外，新宪法中包括教法学家权威统治的政治纲领。这意味着宗教领袖集中了政治和宗教权力，直接干预行政、立法和司法事务，以及外交政策的制定。学者蒋真认为，教法学家权威统治的确立决定了伊朗政治体制的保守特性，以及政府首脑在改革和务实政策方面的弱势地位。这些变化也决定了伊朗政治改革的渐进和反复的特征。^[24]

革命胜利后，伊朗为了加强新政权的伊斯兰特性，建立了一系列带有宗教色彩的革命机构，如伊斯兰革命委员会、伊斯兰革命法庭、伊斯兰革命卫队、伊斯兰基金会等。这些机构与宗教领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个人关系向政治决策施加影响，与原有国家权力机构形成重叠，打断了正常行政决策。不同的革命机构之间的权力竞争加剧了伊朗国内的权力之争，使伊朗改革一波三折。这些机构对政治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导致政治体制的保守化和阻碍了改革进程。此外，宗教仪式礼拜及其管理也被制度化，作为政府宣传政策的重要手段，加强了革命精神和伊斯兰化政策的传播。学者蒋真认为，整合和重叠的机构导致了权力争夺和无法施政的后果，同时也为未来改革造成了阻力。^[24]

新政府实施了一系列伊斯兰化政策，在社会生活当中，一切与西方和现代有关系的娱乐形式如电影、音乐统统禁止；大学在1980年全部关闭，以推行“伊斯兰文化革命”；取消银行利息；农村土地改革停止；妇女必须戴面纱， 商店不准卖东西给不戴面纱的妇女。^[5][6]伊斯兰文化革命重塑了教育体系，对学校进行了改造，强调了伊斯兰历史、伦理、教义等内容，严密控制了思想教育，加强了对媒体的管制，限制了进口书籍和多元化媒体发展。伊斯兰化政策导致大量知识分子流失，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1977年—1978年，伊朗在外留学者为10万人，其中在美国注册的有3.622万人，其他的主要在英国、联邦德国、法国和澳大利亚。革命后这些人大多滞留国外。学者蒋真认为，人才流失是一种人力资本的净损失，它严重地损害了伊朗科技能力的重建。同时精英出走还带走了大量资本，据蒋真估计，自革命后伊朗资本外流达300亿—400亿美元。而人才和资本流失的目标国主要是美国和西欧发达国家等，从而进一步加大了伊朗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24]

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霍梅尼主张“输出伊斯兰革命”，号召全世界穆斯林起来推翻所有的世俗政权。为了“输出伊斯兰革命”，推翻一切邪恶的统治者，霍梅尼还号召“圣战”。他系统地提出了一整套“伊斯兰意识形态”，强调伊斯兰的自主性、独立性和自我发展属性。他认为，伊斯兰教是无所不包的宗教，它既是精神上的指导原则，又是社会政治理论。“伊斯兰革命”既不是民主革命，也不是民族革命。它不分民族，没有国界，“是一切被压迫人民的倡导者“。^[6]

革命输出对中东各国产生了极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引发了一系列带有宗教色彩的重大政治事件。在沙特阿拉伯发生了“麦加事件”，导致政府加强社会管控，禁止电视上的女播报员，要求女性戴面纱，并关闭电影院。叙利亚则出现了著名的“哈马流血事件”，政府派出大批部队进行镇压，造成数万人死亡和经济损失。巴勒斯坦的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深受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理论的影响，反对与以色列进行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谈判，进行暗杀活动，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认为，这影响了巴勒斯坦问题的和平解决与中东和平进程。约旦的穆斯林兄弟会控制了议会，反对政府参加中东和谈，迫使政府改组。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政党在民间迅速发展，影响增大，迫使政府做出一些让步。科威特的伊斯兰主义组织“呼声党”企图推翻现政权，与什叶派关系密切，多次对王室成员进行暗杀活动。埃及的伊斯兰主义组织与世俗政权进行斗争，并曾通过合法途径获取政治影响力，之后又被塞西将军推翻。黎巴嫩出现了什叶派的阿迈勒运动和真主党，它们的政治目标包括消除外国影响、反对占领军以及建立伊斯兰的统治，进行了恐怖活动。^[6]

在伊拉克，受伊朗支持什叶派的伊斯兰主义组织，发动了叛乱，这激化了长期以来的两国矛盾。伊拉克统治者自认为实力已远远超过伊朗，于是在1980年9月22日，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发动了全面进攻，导致两伊战争的爆发，战争持续8年之久。^[5]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坚决反美，1979年10月29日，伊朗领袖霍梅尼在库姆市发表演讲，谴责美国支持巴列维国王，引发了反美浪潮。11月4日，伊朗学生占领美国大使馆，扣押66名美国工作人员作为人质，要求引渡前国王巴列维。随后，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施压伊朗，包括驱逐伊朗外交官和冻结伊朗在美资产。1980年4月7日，美国与伊朗断交并实施经济制裁。尝试通过武装行动解救人质的“蓝光行动”于4月22日以失败告终。随着时间的推移，人质问题长期未解决，导致两国关系紧张，国际上也引起广泛关注。直到1981年1月19日，美伊双方在阿尔及利亚签署了解决人质问题的文件，规定美国归还伊朗资产、取消制裁，伊朗释放全部人质，才结束了人质事件。此事件的发生，导致美伊关系破裂，之后两国的关系长期无法正常化。^[5][25]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伯纳德·路易斯^[注4]（Bernard Lewis）评价：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是一场群众运动，参与者十分广泛；不管是在它的缘起，它所具有的示范作用，甚至是它最终的结局方面，都可以拿来和法国大革命以及俄国革命相比拟。^[6][27]

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的国际关系学教授约翰·凯文（John W.Garver）在《中国和伊朗：后帝国世界中的古老伙伴》（《China and iran：Ancient Partners in a Post-lmperial World》）一书中评价：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是一场由普通人民构成的非精英大众发动的起义，推翻了统治这个社会数十年之久的制度。^[6][27]

中国当代历史学者哈全安在《中东史》一书中评价：伊朗伊斯兰革命尽管具有宗教政治的浓厚色彩，却非教界传统势力与世俗政治的对抗抑或什叶派欧拉玛与巴列维国王世俗政权的较量，而是宗教形式下诸多社会群体反抗独裁专制的深刻政治革命。^[35]

八十年代初期，关于这场革命的根源，主要有三种解释：一是强调宗教的作用。二是认为，伊朗社会传统对外部大国根深蒂固的仇视心理成为革命的导火索。三是强调政治经济因素的作用，认为是国王所推行的现代化改革造成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或脱节，引发了革命。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对革命根源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了，主要有两种趋势。一是强调综合因素的作用。第二种趋势是，注重从政治学的角度对革命进行了考察。^[36]

关于霍梅尼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学者们认为霍梅尼思想经历了一个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但关于其本质存在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霍梅尼思想是一种“二分法”，追求建立教法学家监护的“正义之城”作为终极目标，也有学者认为霍梅尼主义带有强烈的“第三世界主义”倾向，反对西方控制，并将伊斯兰教和伊朗文化传统结合起来，被称为“革命传统主义”。^[36]

对霍梅尼主义的影响，在持积极看法方面，学者认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对穆斯林世界产生重大影响，提出了挑战超级大国主导地位的精神，重新树立了被压迫者的幸福。而持消极观点的学者则指出，虽然革命推翻了原政权，但未解决引发革命的问题，未能在其他国家树立成功范例，也导致了一系列内部问题。^[36]

伊朗伊斯兰国革命对地区局势的影响上，学者们认为伊朗革命对中东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导致了两伊战争、海湾地区战略平衡的打乱，以及其他地区问题的加剧。同时，革命也刺激了全球范围内的伊斯兰政治思想复兴，并在一些国家加强了对反对派的镇压与专制统治。^[36]

中国学者对于革命发生及其胜利的原因，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是巴列维政权推行的现代化所造成的伊朗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这包括经济的迅速发展导致的收入不平等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这一观点认为革命是巴列维政权政治腐败、阶级矛盾尖锐、西方文化渗透和经济侵略的必然产物。第二种观点认为，革命是伊朗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趋势，是民主与专制激烈抗争的结果。这一观点将革命视为对现代化过程中的民主诉求的回应，是伊朗政治现代化的结果。第三种意见认为，巴列维王朝的倒台是由于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使其缺乏了稳定的“政治合法性”。这一观点强调了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君主制的脆弱性和过渡性。^[36]

对这场革命的评价，一种观点认为，伊斯兰革命标志着伊朗现代化不成功的典型例子，将伊朗推回封闭的社会。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一场“反动”，需要“后续革命”。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伊斯兰革命并非是教界传统势力的复辟，而是宗教形式的民主运动和多元社会结构的政治革命，标志着伊朗政治现代化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还一些学者认为，伊斯兰共和国政治模式具有传统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双重特性，是由传统主义力量领导的社会政治运动，基调是反现代化的，建立的政治制度本质上是传统主义的神权政治。^[36]

近年来，中国学者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在专题方面进行了进一步研究。有对“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在中东地区秩序演变中的角色变化”的研究，认为伊朗在地区秩序演变中的角色经历了从有限革命者（1979年—1989年），到低调接受者（1989年—2000年）和被动获益者（2001年—2008年）的转换。^[37]有对美国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中的情报失误进行研究，提出应提升战略情报预警能力，及时研判风险等级，情报消费者也应该注重保持中立，不断优化情报分发机制，才能避免类似失误。^[38]有对“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的女权主义——公民社会的作用”的研究，讨论了伊朗的女权主义话语，以及民间社会如何通过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的运动、组织和机构帮助改善妇女的状况。^[39]有对“伊斯兰革命卫队与伊朗政治发展”的研究，讨论了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职能，40年来的发展，以及对伊朗政治所起到的作用。^[40]此外，还有对“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宗教学者与世俗知识分子的政治理念”研究，^[41]“伊斯兰革命后伊朗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研究等。^[42]

目前对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界定存在争议。一方面，中国学术界普遍认为，伊朗伊斯兰革命是1977年初至1979年2月，推翻巴列维王朝的社会革命，之后伊斯兰共和国的建立是这次革命的结果。《二十世纪伊朗史：现代伊朗研究》^[3]《20世纪政治风云人物》^[5]《全球化背景下的宗教与政治》^[4]《当代中东关系中的伊斯兰因素研究》^[7]《中东史》^[43]等书均持该观点。另一方面，学者陈安全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及其世界影响》一书中提出，革命分为两个阶段，1977年3月至1979年2月，颠覆巴列维王朝为第一阶段；1979年2月至1982年12月，创建伊朗创建“法基赫统治”（即政教合一的统治）为第二阶段。^[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