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大鼓

京东大鼓，曾被称为“京东怯大鼓”“平谷调大鼓”“平谷调”“乐亭调大鼓”“四平调大鼓”等，是一种起源于清代京东地区的传统说唱艺术。主要流行于廊坊、承德、保定、唐山等地。^[1][2]

京东大鼓是起源于京东三河、天津宝坻、香河等地的一种汉族说唱艺术，在20世纪30年代流传至河北、天津等地，由说唱艺人刘文斌将京东大鼓唱腔板式进行改革，使京东大鼓基本定型，并于1935年将京东大鼓正式定名^[3][4]。新中国成立后，董湘昆再次对京东大鼓进行改革创新，规范唱腔，并加入了伴奏乐器扬琴；京东大鼓的流派有刘文斌为代表的城市派和魏西庚为代表的农村派。^[4][5][6]

京东大鼓表演时，演唱者左手敲板，右手击鼓为节站唱，旁有乐师伴奏；其鼓词以“七字句”为主，一般以两句一对的句式结构，京东大鼓唱段的结构由引言、正文、尾声三部分构成；其唱腔板式多以四平板为主，辅助以“十三咳”“双柔调”等曲调，唱腔多变，多为叙事抒情的方式演绎经典书目。^[7][8]京东大鼓经典曲目主要有《王婆骂鸡》《耗子告猫》《刘公案》《瞎子摸枣》等^[9]。2006年5月20日，京东大鼓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0]。2021年12月15日，入选吉林省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1]。

京东大鼓是起源于京东三河、天津宝坻、香河等地的一种汉族说唱艺术。清代乾隆年间，河北省南皮县的木板大鼓演艺家李文通逃荒至京东地区，在木板大鼓的基础上，他吸收了京东地区的民歌小调“靠山调”，后又增加了京东地区的方言，从而创造了京东大鼓的雏形，人们将这种带有京东特点的木板大鼓称为“小口”木板大鼓。李文通的徒弟邓殿奎，在师傅的“小口”木板大鼓的唱法基础上进行了改革，邓殿奎的新腔唱法被京城人称为“京东怯大鼓”。^[2][4]

20世纪30年代初期，京东大鼓流传于天津、河北等地，京东说唱艺人张增德（铁板张）到天津各地演出“地头调”，而宝坻京东大鼓艺人刘文斌受师傅宋恩德和艺人张增德的启发，对张增德的演唱技巧进行改造，形成新的曲调，并在多次演出中逐步结合了京东落腔调和平谷调的音乐，以及河北民歌《庙开门》《妓女告状》的旋律，而形成了京东大鼓，也被称作“乐亭大鼓”。此外，刘文斌还将独特的“十三咳”唱腔进行了完善，使京东大鼓得以基本定型^[3][4][12]。新中国成立前，刘文斌在京东大鼓艺人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他增加了《武家坡》《拆西厢》《昭君出塞》《王二姐思夫》等短篇唱段，将京东大鼓的唱腔板式进行改进，受到了市民、尤其家庭妇女的喜爱。当时的京东大鼓使用的是“大鼓”“杂曲”“乐亭调”“乐亭大鼓”“平谷调大鼓”等名称，至1935年才正式定名为“京东大鼓”。但由于刘文斌唱演的鼓词、文字比较粗糙等原因，到20世纪40年代末，京东大鼓趋于衰落。^[3][4]

新中国成立后，京东大鼓得到发展，出现了大批知名京东大鼓艺人，如陈怀德、魏宝华、胡德江、王艳秋等，并将旧书目进行改革和创新。20世纪60-70年代，刘文斌徒弟董湘昆，在师傅的宝坻方音的唱腔风格上，改用了京音，并规范了唱腔，创新了曲目，在三弦伴奏基础上，增加了扬琴伴奏，在使京东大鼓更加受到观众的喜爱，京东大鼓走向高峰，影响遍及北方各地。此后受文革影响，京东大鼓逐渐衰落。^{[3][4][5][13]}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京东大鼓得到极大地发展，广播、录像、磁带、电视等形式逐渐取代了小书场的表演形式；由于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短篇鼓词逐渐代替了长篇书目，内容多以带有政治性、健康积极的鼓词为主，反映时代的特征，京东大鼓出现百花齐放的盛景。进入21世纪后，各种新兴文化娱乐方式的出现，使传统文化受到了冲击传承，传承人减少，观众萎缩，使京东大鼓的发展出现危机。^[8][13]

京东大鼓的鼓词是在民歌和清代鼓词“段儿书”的基础上演变而来，词体结构可分为引言、正文、尾声三部分，有的唱段包含有说白或韵白的部分。京东大鼓鼓词的引言部分，是用一些象征性的词句来引出正文，如传统曲目《小八义》中宋徽宗时，吏部天官周义被奸臣陷害，周妻与子周景隆到山东济宁投亲，被岳父梁世态加害，引出了梁山之后八大结义兄弟^[14]，其中的唱词“表的是千娇百媚的梁秀英，她女扮男装上了马能行，老梁忠在头前引着路（哇），寻找丈夫周景隆（啊）”；鼓词的正文部分，是用于讲述故事情节、刻画人物形象，全文用的韵文，多为“一辙到底”，少部分为“花辙”即一个段落换一个辙韵，整个唱段最多三到五个简短的段落，称每个段落为“一落儿”“一番”。当故事中的问题得到解决时，正文将结束，迎来尾声；鼓词的尾声部分，是用于唱段的结尾，通常用两句或四句的简短唱词总结全文，并加入评语或带出下一故事的内容，如《武家坡》的唱段“这就是武家坡夫妻见了面（哪），到下回大登殿再接连”。^[15]

京东大鼓的鼓词以“七字句”为主，可增加或减少字数，如“漆黑头发两小辫”，可变为“黑头发，两小辫”或“漆黑的头发，两个小短辫”。但不能无规则增减字词，用“镶嵌法”将所增加的字词，要在基本的“七字句”中镶嵌进去，用括号把镶嵌的内容括起来，如“漆黑（黑的亮）头发，（耷拉着）两（个短）小辫”^[15]；京东大鼓的句式结构两句一对，基本句式就是上句配下句，或一个上句配两到三个叠韵句，如“上句：毛主席领导我们工农闹革命，下句：爹爹您挑着扁担，送子弹，又救伤员”等三字句或垛字句。此外，京东大鼓的鼓词还要注意其韵律、平仄、对仗、排比的运用。^[15]

京东大鼓早期的唱腔较为粗糙，曲调并未定型，后经刘文斌改革，确定了京东大鼓的基本唱腔。京东大鼓的唱腔为板腔体，常用板式有头板、二板、快板、锁板，唱腔曲调有四开板、双柔调、金钩调、上板腔、小串联、小悲腔、大悲腔、反腔、十三咳、燕抄水等十多种。所有曲调又可分为“基本腔”和“辅助腔”两种。^[7][16][17]

基本腔以四开板为主，包括“起腔”“平腔”“插入腔“”落腔”，其中“起腔”是唱段的开始部分，多为四句组成，四个乐句的落音是以五声音阶为基础的七声宫调式，整个四句构成起承转合的结构。“平腔”是唱段的核心部分，主要叙述故事情节，平腔也为四句组成，板起板落，前两句旋律为向上四度宫调式，四乐句呈复合上下句的结构。插入腔，是核心腔反复过程中，插入的腔调，其中有小串联、金钩调、双高调等，小串联介于核心腔中，即嵌于上两句腔与下两句腔之间，唱词多为垛字句；金钩调、双高调是介于核心腔的反复之间，高起低落，有承前启后的作用。“落腔”是唱段中间结尾的部分或整个唱段结尾的部分。辅助腔中有表现悲伤情绪的大悲腔、小悲腔，有表歌颂的十三咳、反腔；十三咳常用大悲腔、小悲腔，偶尔使用反腔、燕抄水等。^[2][7][8]

京东大鼓早期的主要以农村赶庙会、赶堂会、说“乡档子”的方式进行。传统的京东大鼓与单琴大鼓的演唱形式类似，最初是用木板击节与铁片混用，后改为敲击铁片或铜片，京东大鼓主要表演方式为，唱演者左手拿月牙板（由两块铜片组成，又称“鸳鸯板”），右手敲击书鼓站立演唱^[2][3]。

伴奏乐器主要三弦和扬琴，主要以三弦为主，扬琴为辅，三弦定弦为“1 5 1”^[注1]，扬琴用402型的四排码琴或三排码琴^[18]，有三弦伴奏和三弦扬琴一起伴奏这两种形式^[2][3]。曾有一种自弹自唱的表演方式，是由演唱者坐抱三弦弹唱，将矮鼓架放置地上，右脚踩鼓楗击鼓，左脚绑上“节子板”击节。^[19][20]

京东大鼓在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称谓，其流派分为农村派和城市派两大派。其中城市派是以刘文斌为代表的一派，唱腔板式以唱红顶红^[注2]，十三咳为主，被城市观众所喜爱；而农村派是以魏西庚、陈怀德为代表，唱腔板式以唱二黑一红板式为主，被京东各县的农民观众所喜爱。^[2][6]

京东大鼓传统书目约有百余部，其来源包括文人所写的范本、改编的历史小说、移植的其他艺术形式或大鼓类曲目互换等，内容丰富多样，取材面广，如公案类、仙侠类、战争历史类、言情生活等，可分为短篇、书帽、中篇、长篇四种。^[6][9]

短篇书目，表演的书目只唱不说，有《瞎子逛灯》《王二姐思夫》《王三姐剜菜》《王婆骂鸡》《杨八姐游春》《耗子告猫》《烟鬼叹》《游湖借伞》《拆西厢》《戏牡丹》等四十多篇代表作。^[1][3][6][9]

中篇书目，介于短篇和长篇之间，有《水牢双合印》《三全镇》《罗通扫北》《包公出世》《石杯记》《杨七郎打擂》《鹦哥记》《断桥》《小上坟》等二十多篇经典曲目。^[1][3][6][9]

长篇书目，京东大鼓发展进入城市后，出现了长篇大书，有《施公案》《杨家将》《大八义》《刘公案》《三国》《大西厢》《跨海征东》《三侠五义》《水浒》《绿牡丹》等三十多篇代表作。^[1][3][6][9]

书帽，是快书、大鼓等曲艺演员在演唱长篇说部或正曲前加唱的小段，起到定场、开篇的作用。有《两头忙》《十三月古人名》《老虎吃猫》《大瞎话》《四辈古》《小两口抬水》《小拜年》《瞎子摸枣》等近二十篇代表作。^{[1][3][6][9][22]}

京东大鼓的表演者年龄偏大，年轻演员很少；表演的平台少，观看的人也少，年轻人不爱看；京东大鼓的演唱书目缺乏创新，有分量的作品流传少等；社会发展中人们日渐丰富的娱乐生活，使喜欢传统曲艺的人越来越少，也使京东大鼓的发展举步维艰；这些都是京东大鼓传承中存在的问题。^[19][23]

京东大鼓反映了京津及河北地区民间文化的特征，在民俗学、语言学、艺术及历史文化等的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价值^[1]，为保护这一传统曲艺艺术，各级领导及老艺术家也为之努力，以“多年龄阶梯、分性别阶梯”的方式寻找传承人；通过网络信息平台将老艺术家的表演视频、京东大鼓的历史、艺术技巧或实时教学等发布出去，使更多人能学习了解并对这一艺术产生兴趣；投入科研经费，将京东大鼓等曲艺艺术通过高校的系统学习，让京东大鼓更好地传承发扬下去。^[17]

2006年5月，天津宝坻申请的京东大鼓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0]；2007年，天津市举办了首届“京津冀京东大鼓邀请赛”^[4]；2008年，河北廊坊申请的京东大鼓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而董湘昆、倪万珠、崔继昌等人也被列为京东大鼓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24]；2009年4月，京东大鼓传承人崔继昌将京东大鼓带进中央民族大学，2013年又将京东大鼓带入美国，并于2014年在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表演了《新劝人方》^[3]；同年，宝坻一中成立了京东鼓社，有董湘昆的弟子邱金鹏以导师的身份对小学生进行授课；2016年4月，天津举办了“全国京东大鼓艺术节”，确定了25位京东大鼓“星火传人”^[4][5][25]。2021年12月15日，入选吉林省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1]。

李文通：号称“弦子李”，创造了“小口”木板大鼓，他的徒弟张百奎、曹占奎、李振奎、崔登奎、邓殿奎五人，被后世称为“清门五奎”，其中邓殿奎的成就最高，他改革的新腔唱法，被称为“京东怯大鼓”。^[3][6]

刘文斌：天津市宝坻人，完善了“十三咳”的特色唱腔，1935年将京东大鼓正式定名，其代表作有《刘公案》《武家坡》等，他的嗓音宽厚明亮、吐字真切，擅长中低音演唱，他的京东大鼓演唱朴实、亲切、通俗易懂。刘文斌的徒弟有董湘昆、刘少斌等。^[3][6]

魏西庚，与刘文斌同时期的京东大鼓艺人，师承张增幅，以农村演出为主，其唱词考究，擅长长篇书目的演绎，代表作有《说唐》《老少西唐》等，现存京东大鼓书词多数是魏西庚所整理。他的徒弟有封书恭、王艳秋、张书慧等。^[6][26]

董湘昆：天津市宝坻县人，师承刘文斌，对传统的京东大鼓进行了创新改革，将京音演唱的京东大鼓改用京音演唱，对唱腔进行了规范整理，美化了唱腔，增加了京东大鼓的抒情性，他的演唱朴实、豪放、顿挫分明，发展出了“董派京东大鼓”，又在伴奏乐器中加入了扬琴。董湘昆将传统的演唱技巧和特色唱腔运用到新曲目中，受到人们的喜爱，代表作有《刘三姐》《送女上大学》《大实话》《白雪红心》等。1982年获得“工人业余曲艺家”的称号，2008年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2][26][27]

京东大鼓的发展具有较大的历史价值，它的雏形出现于清代末年，起初流行于北京以东地区，由艺人张瘸老将此曲调带至天津演唱并传习；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由刘文斌等艺人在宝坻方音演唱平谷调的基础上，吸收了河北民歌《妓女告状》和落腔调的旋律才逐渐形成；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刘文赋等艺人的进一步加工，规范唱腔，不断创作出适应时代的新曲目，深得广大观众的喜爱；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京东大鼓出现了高峰期，该曲种的影响也遍及全国各地；2006年京东大鼓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0]，成为中国文化的瑰宝。^[28]

京东大鼓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作为中国北方的一个重要曲种，它追求雅俗共赏，其曲调平稳、朴素，唱腔丰富，唱词为七字句，语言幽默风趣，善于表现喜剧风格的内容^[29]，具有易学唱，普及性强的特点，因此该曲艺在群众文化活动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是基层群众较受欢迎，并与基层群众紧密相连的一种曲艺艺术形式，众多知名的艺人都在演唱，它具有展示京东地区人文精神和文化内涵的特殊功效，这是一种其他艺术形式无可替代的。^[28][30][31]

新中国成立后，京东大鼓发展迅速，培养出高函、陈怀德、王芳、康福元、魏宝华、胡德江、叶连春等众多新演员，众多艺人积极参加曲目的改革及新曲目的创作和演出；新闻媒体相继播出京东大鼓曲目；1958年，河北省举办了首届曲艺会演，让众多曲艺演员参与其中，并吸引了大批曲艺爱好者观看，促进了该曲艺的推广与普及；在20世纪70年代后，河北省众多文艺宣传队及其青年演员竞相仿效董湘昆以普通话革新演唱的《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这种以普通话演唱的新京东大鼓土味浓，语言质朴，通俗易懂，曲调流畅，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所以普及较快，成为中国北方地区流行的主要曲种之一。^[2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