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瑛碑

《乙瑛碑》全称为《汉鲁相乙瑛置百石卒史碑》，又称《汉鲁相请置百石卒史碑》《孔和碑》，是东汉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刻立于鲁县孔庙的碑石，高2.6米，宽1.28米，字体为隶书。该碑有18行，每行40字，现存于山东曲阜孔庙汉魏石刻室。^[2][3][4]

《乙瑛碑》刊立于东汉中后期，正值我国隶书书体最发达的时期。东汉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即汉桓帝在位期间，司徒吴雄和司空赵戒联合向皇帝上奏，提出要在曲阜孔庙设置由皇帝核准的掌管礼器和祭祀的专职官员。《乙瑛碑》记述了汉代鲁国相乙瑛向朝廷上书，请求在孔庙设立百石卒吏执掌祭祀的来往公文，以及对于乙瑛的赞颂之词。《乙瑛碑》历来被公认为：“汉隶之最可师法者”，已具备了成熟隶书全部的表现手法，章法规矩合度。从其书风上看，《乙瑛碑》已是规范的八分隶书，字形结构变化较大，依据横向线条的多少，或扁或方或长方，穿插避让。同时，《乙瑛碑》笔法严谨，为典型的汉隶，横画均匀平直，方圆兼用，提按顿挫，节奏明快。^{[2][3][4][6][7]}

《乙瑛碑》是我国汉字发展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与《礼器碑》《史晨碑》合称“孔庙三碑”，是八分隶书规范化的极致，对后世影响颇深。^{[8][9][10][11]}明代著名金石学家赵崡曾高度评价过此碑，认为其叙事简古，隶法遒劲，令人想见汉人风采。清代书法家方朔也曾在《枕经金石跋》中高度评价过《乙瑛碑》道：“《乙瑛》立于永兴元年，在是三碑为最先，而字之方正沉厚，亦足以称宗庙之美、百官之富。王篛ruò林太史谓雄古，翁潭溪阁学谓骨肉匀适，情文流畅，汉隶之最可师法者，不虚也。^[3][12][10]

隶书，原意是“徒隶之书”，开始是通行于民间的一种较篆书更为简易的书体。隶书始起于战国末年，在秦代虽然有李斯奏同文字，并整理出一套较为规范化的小篆，但由于篆书书写不便，所以除了皇帝出巡在各处所刻的如《泰山》《峄yì山》《琅琊yá台》等刻石及诏版外，日常使用的书体还是隶书。故而，隶书自战国末年起，到东汉的桓帝及灵帝时代，已经有四百多年历史了。经过长时期的使用，此时的隶书已经趋于完善，传世的一些著名汉碑，大多是产生在这一段时间里。《乙瑛碑》刊立于东汉中后期，正值我国隶书书体最发达的时期。^[3][6]

东汉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即汉桓帝在位期间，司徒吴雄和司空赵戒联合向皇帝上奏，提出要在曲阜孔庙设置由皇帝核准的掌管礼器和祭祀的专职官员。此事对于孔庙而言较为重要，因而便立下《乙瑛碑》，以流传下去。^[6][7]

《乙瑛碑》为汉代碑石，高2.6米，宽1.28米，碑文为隶书，有18行，每行40字，无碑额^[注1]无书人姓名，但碑阴北宋时刻有楷书“后汉钟大尉书”。文后刻有楷书跋文^[注1]，碑两侧刻有缠枝花纹，中间杂以灵芝形纹。^[2][3][4][6]

《乙瑛碑》主要记载鲁相乙瑛上书请于孔庙置百石卒史一人，执掌礼器庙祀之事，汉桓帝准可，碑中刻有奏请设置百石卒史的公牍dú和对乙瑛的赞辞。因遴选的百石卒史为孔和，所以此碑又称《孔和碑》。碑文可在“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处划分，将全文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上书的具体细节，第二部分则是对奉召所办之事情况的反馈。^[13][12]《乙瑛碑》刻石录文如下^[3][13]：

司徒臣雄，司空臣戒稽首言，鲁前相瑛书言，诏书崇圣道，勉□[艺]，孔子作春秋，制孝经，□□五经，演易[系]辞，经纬天地，幽赞神明，故特立庙，褒成?四时来祠，事已即去，庙有礼器，无常人掌领，请置百石□□一人，典主守庙。春秋飨xiǎng礼，财出王家钱，给犬酒直，须报。谨问大常，祠曹掾冯牟，史郭玄辞对，[故事辟]□[礼]未行，祠先圣师，侍祠者，孔子子孙，大宰，大祝令各一人，皆备爵，大常丞监祠，河南尹[给]牛[羊]豕鸡□□各一，大司农给米祠，臣愚以为，如瑛言，孔子大圣，则象乾巛chuān，为汉制作，先世所尊，祠用众[牲]，长□[备]□，[今欲]加宠子孙，[敬]恭明祀，传于罔极，可许，臣请鲁[相]为孔子庙置百石卒史一人，掌领礼器，[出]□□□，□[犬]酒直，他如故事，臣雄、臣戒、愚戆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闻。制日可，[司徒公]河(南]□□□□[字]季高元嘉三年三月廿niàn七日壬寅奏雒luò阳宫司[空公]蜀[郡成都]□[戒)字意伯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七日壬[寅]，司徒雄，司空戒下鲁相，承书[从]事，下当用者，[选其年]□[以]□，经通一艺，杂试通利能奉弘先圣之礼，为[宗]所[归]者，如诏书，书到言：永兴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鲁相平，行长史事六守长[擅]，叩[头]死罪，[敢]言之，司徒司空府壬寅诏书，为孔子庙置百石卒史一人，掌主礼器，选年口以上，[经]通[一]艺，[杂试能]奉弘先圣之礼，为宗所归者，平叩头叩头，死罪死罪，谨案文书，守文学掾鲁孔铄，师[孔]宪，户[曹史孔宽等]杂试，铄惰春秋严氏，经通高第，事亲至孝，能奉先圣[之]礼，为宗所归，除，[补]名状如[牒]，平[惶恐叩头，死]罪死罪，上司空府赞日：巍巍大圣，赫赫弥章，相乙瑛字少卿，平原高唐人，令鲍叠字文公，上党[屯]留人，政教稽古，若重规[矩]，乙君察举，守宅除吏，孔子十九世[孙麟]，廉请置百石卒史一人，鲍君造作百石吏舍，功垂无穷，於是始□。

《乙瑛碑》原石先是放在了兖yǎn州仙源县，接着又放在了曲阜孔庙同文门内，最后放在藏孔庙大成殿东房碑林陈列馆。当世流传的拓本多为晚清时拓，旧拓流传较少，并无确信宋拓。清代嘉、道以来，不少金石学者^[注1]曾就此碑拓本年代作过一些考证，一般以明拓“辟”字存大半为最旧本，但徐本“辟”字基本完好，又“长”字末笔尚存。^[8]

拓本	备注
徐郙旧藏明初拓早本(简称“徐本”)	此本纸墨醇古，笔画清朗，字口也较光洁，并有盛昱、翁同龢、王懿荣诸家跋文谓之“宋拓”，后归张彦生、徐福海二家收藏
王懿荣旧藏明初拓晚本(简称“王本”）	藏于故宫博物院
刘燕庭旧藏明中期拓本(简称“刘本”)	藏于北京文物商店
其他拓本	沈树镛旧藏晚明本(简称“沈本”)
	吴国宝旧藏清初拓本(简称“吴本”)
	罗复堪旧藏乾、嘉拓本(简称“罗本”)
	晚清拓本

《乙瑛碑》历来被公认为：“汉隶之最可师法者”，已具备了成熟隶书全部的表现手法，章法规矩合度，已是规范的八分隶书。《乙瑛碑》对于掌握隶书的结构、用笔技巧是较为适宜的，可作为隶书初学者首选范本。^[3][4]

从用笔上看，《乙瑛碑》与同时期其它隶书碑刻的笔法相类似，可代表一个时代的书法面貌。《乙瑛碑》用笔笔法严谨，行笔较为缓慢用力，方圆兼用，以圆为主，横画均匀笔直，节奏明快。《乙瑛碑》起笔皆为藏锋逆入，即笔尖由轻及重接触纸面后，蓄势作切入状，迅速提笔调锋后行。^[3][4][14]

《乙瑛碑》已具备了成熟隶书的典型特征，同时又不失自身特点。《乙瑛碑》结体的主要特征是方整平正。同时，《乙瑛碑》依据字形，由笔画的多寡来安排空间，笔画多的所占的空间大些，笔画少的占的空间小些，因字赋形。《乙瑛碑》不像《曹全碑》那样开张，横向笔画那么突出，也不像《西狭颂》那样成纵势，大多字态略显纵长，更不像《张迁碑》那样，把笔画框在一个方框之内，形成一个梯形，而是介于它们之间，显得方正沉厚，有“宗庙之美，百官之富”的气象。《乙瑛碑》结构以平正为主，给人以端庄肃穆，落落大方之感。其结体中笔画与笔画之间所呈现的“间隔”整齐划一，体现了《乙瑛碑》空间布白的相对条理，字内空间相对均匀。^[3]

《乙瑛碑》章法布局属于字距略大于行距的类型。所谓字距略大于行距，即上下字距疏朗，左右行距紧密。这种布局疏密对比分明，是成熟隶书篇章布局的主要幅式。《乙瑛碑》纵有序，横有列，纵行较明朗、从容，横行显得端严、规矩，字距宽，行距密。这种章法展现了隶书形式美的特征，整体和谐、端庄，具备庙堂气象和风度。^[3][14]

《乙瑛碑》是汉隶鼎盛时期的代表作之一，是我国汉字发展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此碑与《礼器碑》《史晨碑》合称“孔庙三碑”，是八分隶书规范化的极致。自欧阳修《集古录》以来，迭经著录，对后世影响颇深。清代孙承泽在《庚子消夏记》写道：“文既尔雅简质，书复高古超逸，汉石中之最不易得者。”此碑对唐代隶书(如史惟则、梁升卿等)、明清隶书(如郑篮等)以及现代的马公愚、来楚生等都有重要影响。何绍基在《东洲草堂金石跋》中称其“开后来隽利一门”。^{[8][9][10][11]}

对于《乙瑛碑》，后世评价颇高。明代著名金石学家赵崡曾高度评价过此碑，认为其叙事简古，隶法遒劲，令人想见汉人风采。清代书法家方朔也曾在《枕经金石跋》中高度评价过《乙瑛碑》道：“《乙瑛》立于永兴元年，在是三碑为最先，而字之方正沉厚，亦足以称宗庙之美、百官之富。王篛林太史谓雄古，翁潭溪阁学谓骨肉匀适，情文流畅，汉隶之最可师法者，不虚也。”清代金石学家翁方纲曾评价此碑道：“骨肉匀适，情文流畅。”晚清书法家何绍基也曾评论此碑道：“朴翔捷出，开后来隽丽一门，然肃穆之气自在。”中国近代改良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曾在《广艺舟双楫》中评价道：“建初以后，变为波磔zhé，篆、隶迥分。于是《衡方》《乙瑛》《华山》《石经》《曹全》等碑，体扁已极，波磔分背，隶体成矣。”^[3][12][10]

根借助杨殿恂《石刻题跋索引》查阅《石刻史料新编》，其中有关于《乙瑛碑》的著录多达四十多篇。这些金石学家的著录名称不同，却也存在相同之处。《乙瑛碑》的内容是一篇上奏的公文文书，并无具体题目名称。后人在整理时，就会摘取信件中的一些“关键词”，来作为内容的名称。各人所摘取的“关键词”不一样，名称也不一样。以事件的主要内容来命名，再就是摘取信件开头的词组，又或者摘取能够代表信件主要意思的中心词，也可直接以上书人的名字命名。^[15]

乙瑛碑文刻有楷书“后汉钟大尉书。宋嘉祐七年张稚圭按图题记”字样。因此，宋朝大臣张稚圭便在题记言明此碑文是后汉钟太尉汉末（即书法家钟繇）所写。但后世学者潘德熙等人则认为张稚圭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所称“钟太尉”大约是指钟繇，但钟繇生于桓帝元嘉元年(151年)，此碑刊于永兴元年(153年)，钟繇才虚龄三岁，是不可能写这块碑的。同时，钟繇的官职不是“太尉”，而是“太傅”。^[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