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祖涛

陈祖涛(1928年1月—2022年8月22日)，湖北武汉人，^[2]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2]中国汽车工业奠基人。^[1]1941年底参加革命工作，1950年5月加入共产党。1951年至1965年先后任第一汽车制造厂驻苏联代表、设计处处长兼总工程师，长春一汽第一位员工。1965年至1981年先后任第二汽车制造厂总工程师、副厂长等。1981年至1982年任国家机械委特派员。1982年至1989年历任中国汽车工业公司总工程师、党组成员，总经理、党组书记。^[2]

1984年，和吴法成等人编辑出版第一期《中国汽车报》，陈祖涛任社长^[1]1989年后任国家科委专职委员。2003年12月离休。^[2]主要作品《我的汽车生涯》。^[3]陈祖涛曾获中国汽车人终身荣誉奖^[4]和首届中国汽车工业饶斌奖。^[1]

2022年8月2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2]

1928年1月，陈祖涛出生在湖北省汉阳县蔡甸高至山^[5]，父亲为原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1938年，10岁的陈祖涛被周恩来送到延安。那是他第一次见到父亲陈昌浩，当时陈昌浩已再婚。1939年陈昌浩因久治不愈的严重胃病难以正常工作，中央决定让他到苏联诊疗。临行前夕，陈昌浩对陈祖涛说：“我想带你去苏联，明天来的要是架大飞机，我就带你一起走。”1939年8月27日，道格拉斯飞机降落在延安机场，陈祖涛随父亲搭乘接周总理去苏联治伤的飞机去苏联。^[1]

抵达苏联后，陈祖涛进入位于莫尼诺的第二国际儿童院。不久，陈祖涛加入苏联少年先锋队。陈祖涛从五年级开始上学，后因成绩优异跳了一级，和郭亮的儿子郭志诚成为同班同学。^[1]

1945年，陈祖涛考入莫斯科鲍曼最高技术学院机械系，学校安排他学焊接专业。后来，他申请改为机床与工具专业，重点是汽车。在鲍曼期间，陈祖涛曾到斯大林汽车厂、莫斯科人汽车厂、高尔基汽车厂等汽车厂实习。^[5]

1947年陈祖涛遇到了出国开会路过莫斯科的蔡畅，她看到以陈祖涛为代表的中国孩子在这里生活艰苦，十分心疼。第二年（1948年），蔡畅到莫斯科出席国际妇女会议，期间，送给了陈祖涛他们几根金条，让他设法兑换卢布以改善学生生活。彼时，已经成立了中国驻苏联学生联合会，陈祖涛当时是副会长，他跟学生联合会的青年干部们商量后，作为代表到苏联官方指定机构用黄金兑换卢布，前几次都比较顺利，但是后面有一次便被警察带走询问。后经苏联外交部查证金条的来历后，才平安无事。后来，陈祖涛索性把金条全部兑换成卢布，按月给同学们发放生活补贴。^[6][7]文革中，此事被作为陈祖涛的罪状之一。^[1]

1948年，陈祖涛接到苏联红十字会通知，又有21名中国留学生过来（后来把他们称做“四八二一”），陈祖涛与刘允斌、张芝明一起到莫斯科车站迎接。这21位留学生后被送往离莫斯科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但是苏联政府规定他们只能在当地升学，不得随便离开。陈祖涛再去看望他们时了解到这种困境，返回莫斯科后便起草给联共主持日常工作的马林科夫写信，希望联共中央关照此事，允许他们进莫斯科上学。^[1]

1950年，陈祖涛申请加入苏联共产党。陈祖涛未从鲍曼毕业，已经作为临时聘用的翻译，参加我国政府代表团机械工业的相关谈判。1951年2月，在苏联生活了12年的陈祖涛提前4个月毕业。^[1]

回国后被周恩来总理派回苏联，以第一汽车厂代表身份参加谈判，并到苏联汽车厂实习。1951年9月，陈祖涛再回苏联，成为一汽员工，从此开始汽车生涯。1952年初，为进行（一汽）建厂的前期工作，陈祖涛与孟少农、李刚、潘承烈、窦英伟组成五人领导小组，作为一汽最早的职工，前往苏联汽车厂实习。^[5]

1953年7月，一汽开始建设，陈祖涛不断在中苏之间，长春和北京之间来回奔波。斯大林汽车厂专门成立“援建中国一汽办公室”（Aэ-1），由总工艺师兼工艺处长赤纬特科夫为设计组长。陈祖涛既为一汽代表，又为赤纬特科夫的助理参加工作。陈祖涛拿着苏方建议的岗位清单，上至厂长下至调整工一共518人一一进行确认。作为一汽第一名实习生，陈祖涛为其他到达斯大林汽车厂的实习生联系实习单位，办理实习手续。^[1]

1965年，国家决定组建二汽，陈祖涛作为五人领导小组成员，年仅37岁，是小组中最年轻成员。^[1]在饶斌同志统率下，出任二汽总工程师。为二汽建址，他跑遍鄂北，顶住重重压力，据理力争。^[1]

1967年，当陈祖涛将全部身心投入汽车工业时却无辜地遭到关押和审查。1970年8月，审讯人员逼着陈祖涛承认在苏联时的中国学生同乡会是“特务组织”，责令交待特务活动。陈祖涛坚持自己的原则和立场，并遭到连续十几天的拷打。后来，造反派将一叠发黄纸页甩在陈祖涛眼前，逼问说“这就是你们黑组织的罪证”。心地坦然的陈祖涛拿过纸页细看，表明这是自己负责同乡会时的工作记录，记载了同学们的学习成绩、同乡会的活动等，可以找人翻译成中文，他们并不是“特务组织”。^[7]

陈祖涛等一批技术人员被关押后，“二汽”工程停工了，几年后军队也进驻了“二汽”。后于1972年，在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的干预下部队撤出“二汽”。“二汽”厂厂长饶斌想尽一切办法将陈祖涛找了回来重新着手“二汽”工程。^[7]担任“二汽”总工程师的陈祖涛领导着12个副总工程师和几千名工程技术人员，负责从基建、安装、调试到投产的全部技术工作。^[7]

1973年11月，陈祖涛成为二汽首任总工程师。在二汽的两年是陈祖涛工作最繁重紧张的时期，就在两吨半越野车形成能力庆祝大会期间，他病倒了，未能参加庆祝大会。职工医院诊断其为脑瘤。^[1]1978年“二汽”正式投产，年产量5000辆，成为中国当时规模最大的汽车制造厂。作为“三线”项目的“二汽”，当时一直不允许外国人参观。^[7]

1982年，陈祖涛调任中国汽车工业公司总工程师，3年后担任总经理。他改变中国汽车业单一生产中型货车局面、实现以轿车为主的生产体系。1987年6月，中汽公司撤销，改组为中国汽车工业联合会，陈祖涛担任理事长。^[1]

1988年，60岁的陈祖涛离休后，担任国家科委专职委员，参与国家经济开发区设立工作，继续为汽车工业发展献计献策。^[1]

2003年12月退休。^[2]

陈祖涛是一汽的重点批判对象。文化大革命期间，一汽造反派批陈祖涛是“走资派、修正主义”，证据是从他家抄出来一批胶木唱片。他辩解唱片是柴可夫斯基和斯特劳斯的古典音乐。造反派到他家贴打倒他的标语，错贴到邻居唐工程师家门上，他主动帮人揭下来，贴回自己家门上。造反派对陈祖涛不依不饶，设立陈祖涛“专案组”，批判上纲上线，要求写“认罪书”和“检讨”，陈祖涛被抄家五次。造反派们对陈祖涛的过往历史、社会关系全都抓住不放。文革中，陈祖涛和“红九联”造反大军关押的所谓“政治犯”被关在一起，白天拉到各处批斗会上，夜晚对他们毒打逼供。^[1]

在审讯时，陈祖涛被反派分子毒打，用头猛烈撞击墙壁，陈祖涛每次都痛不欲生，头痛欲裂，直到出狱后，陈祖涛在医院检查得知，猛烈撞击致使小脑受伤，患急性小脑炎，并且终身致疾。^[1]

1970年，陈祖涛被送到吉林市桦甸县八道河子公社八道河子大队劳改，劳改三年，陈祖涛身体虚弱被安排学做木匠活。后来陈祖涛帮助农民做成了一台扬场机，还带人到一汽捡回残次品零件，组装了一辆汽车。汽车简陋但能够行驶。^[1]

2022年8月22日，陈祖涛于北京逝世，享年94岁。^[2]遵照其生前遗愿，丧事从简，未举行告别仪式和悼念活动。^[5]

1950年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回国前，在大使馆接见全体留学生。主席在问过陈祖涛学的什么专业后，在他的日记本上写下“机械学很重要，学好了有用处。毛泽东”。陈祖涛心里很高兴，就请毛主席再给自己写点什么，这次毛泽东什么话也没说，挥笔写下“光明在前，同志们奋斗。毛泽东”。^[1]

1953年，陈祖涛和驻苏大使馆翻译赵淳媛在莫斯科结婚，证婚人是张闻天的夫人刘英。^[1]

“陈祖涛的离世，是我国汽车工业的重大损失。我们永远怀念他！至此，1982年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成立时的领导班子成员已全部离世，一个时代结束了。”——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付于武^[4]

“中汽中心的建设是在祖涛同志担任中汽公司总经理期间全面展开的，重庆汽研所由山区搬迁到市区，也得到祖涛同志决定性拍板……祖涛同志平易近人，关心下属，一生为中国汽车工业的建设和发展作出的贡献永载史册。”——原中汽中心总工程师冯超^[11]

中国汽车工业开拓者们逐渐星流云散，但他们的基业长存——为当代中国汽车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我们永远怀念他们。——《汽车人》编辑部^[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