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峻

陈国峻（越南语：Trần Quốc Tuấn，？－1300年），越南陈朝军事将领，因受封兴道王，又名陈兴道，南定美禄县即墨乡人。陈国峻在13世纪因率军抗击蒙古军队入侵，而成为越南民族英雄，其流传后世的代表作有《兵书要略》《万劫宗秘传书》等。^[1][2]

1257年，蒙古帝国因越南陈朝不愿臣服而派兵进攻，29岁的陈国峻受陈太宗委派到北境把守。但因蒙古兵从云南南下势如破竹，其因兵少无法抵抗而撤守山西。^[3]

1283年，元朝以借道攻打占城之名，派镇南王脱欢、唆都等率领大军侵越，陈国峻获封 “国公、节制统领天下诸军”，负责布防。1284年元军攻入谅山，陈国峻撤退到万劫收拾残军，并护送太上皇与陈仁宗到清化暂避。之后，越军在咸子关、升龙附近击败元军，陈国峻还设伏击毙唆都，元军因疫病等原因士气低落，脱欢撤军时又遭陈国峻追击，损失惨重。^[3]

1287年春，脱欢再次领军入侵，陈国峻虽在多地布防但难以抵挡，遂坚守升龙并让上皇、陈仁宗迁到安全地方暂避。后元军因军粮补给问题被迫撤军，在白藤江遭陈国峻所设陷阱及伏兵攻击，最终溃败。^[3]

1300年（陈兴隆八年）农历八月二十日，陈国峻逝世，并被追封为“太师尚父上国公仁武兴道大王”。^[4]

陈国峻是越南陈朝开国皇帝陈太宗之兄安生王陈柳的儿子，为皇族出身，其自幼喜爱格斗游戏，六岁就懂得写诗。长大后，又精于文学，通晓六运动三谋，精通骑马射箭。^[5]《大越史记全书·陈英宗纪》记载，陈国峻刚出世时，有相士说“他日可经邦济世”。^[6]

1257年，陈太宗正式委任陈国峻为将军，令其统帅边境军队，以抵御蒙古人的侵犯。自1278年至1283年期间，元朝持续向越南陈朝施压，企图使其臣服并扶植新的“安南国王”陈遗爱，但这些努力均未如愿。特别是当元朝使节柴椿在越南受伤后，忽必烈大为震怒，遂派遣大军南下，由镇南王脱欢、将领唆都等人率领。元军表面上以借道攻打占城为由，实则意在侵略越南。陈朝得知元军的真实意图后，立即着手进行军事部署。在此期间，陈国峻被晋升为“国公”，并被赋予“节制统领天下诸军”的重任，这意味着他有权调动和指挥全国的军队。此外，他还获得了“择军校有将才者分统部伍”的权力，即可以挑选并任命有才能的将领分别统领各部分军队，以增强整体的战斗力。^[1][4][7]

1284年（陈绍宝六年），尽管陈国峻已在各地部署兵力，但元军仍然势不可挡，成功攻入了现今的谅山省，并在支棱隘重创越军。面对这一不利局面，陈国峻不得不撤退至万劫^[注1]，并在那里整顿残余的军队。陈朝朝廷得知前线战事不利后，陈仁宗与太上皇陈晃决定离开首都升龙，前往海阳与陈国峻商讨应对之策。太上皇在与陈国峻会面时，表达了投降元朝的意愿，说：“贼势如此，我可降之。”然而，陈国峻坚决反对，他回答道：“先断臣首然后降”，以此表明自己誓死保卫国家的决心。然而，越南陈朝在面对元军的猛烈攻势时，确实难以招架。元军很快便逼近了首都升龙。在这种情况下，陈国峻不得不护送太上皇与陈仁宗，经过海阳、广安等地，最终到达清化暂避锋芒。与陈国峻的坚定立场不同，一些王室成员，如陈益稷等，则选择了向元朝投降。^[1][4][7]

陈国峻护送太上皇与陈仁宗至清化后，使得各地的越军能够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抗击元军的战斗中，并陆续传来了胜利的消息。在咸子关^[注2]，越将陈日燏、陈国瓒在南宋遗将赵忠的协助下，成功击败了元将唆都；同时，陈光启也在升龙附近重创了脱欢，迫使其退守至京北地区^[注3]，越军因此收复了国都。1285年（陈绍宝七年）农历五月，唆都率军转移至西结^[注4]。陈国峻抓住了这一时机，设下伏兵，成功击毙了唆都。这一系列的胜利极大地挫伤了元军的士气。西结之战后，元军士气低落，加之正值盛夏时节，军中疫病肆虐，士卒损失惨重。面对这一困境，脱欢不得不决定撤军回国。而陈国峻早已预料到脱欢的撤军行动，他事先在各地布置了军队，并亲自率军追击脱欢。在万劫，陈国峻指挥的军队给予了脱欢军队重创，歼灭其半数军士。脱欢在撤退过程中一直遭到越军的追击，最终只能仓皇撤回中国。经过这一系列的奋战，陈朝终于成功收复了失地，保住了国家的江山社稷。^[1][4][7]

不久后忽必烈发动蒙元的第三次入侵越南。1287年（陈重兴三年）春，脱欢率领大军打着护送越南陈朝宗室陈益稷回安南登基的幌子，再次向陈朝发起了攻击。面对元军的到来，陈国峻早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在谅山、乂安、海阳等地布置了防线。然而，尽管陈国峻进行了周密的部署，但元军的攻势仍然异常猛烈，一度威胁到了国都升龙的安全。之后他坚守升龙，同时安排太上皇和陈仁宗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暂避，使得元军无法追上他们。在成功摆脱了元军的追击后，陈国峻又迅速部署军队，据守在了万劫，为接下来的战斗做好了准备。^[1][4][7]

1287年（陈重兴三年）农历十二月，越将陈庆余在绿口湾巧设下了伏兵，成功俘获了元军水师将领张文虎的军粮船，夺取了大量军粮、军事器械以及部分俘虏。当太上皇亲自检视这些战利品时，他提出了一个策略：“元兵所依赖的是粮草和器械，如今这些已被我们夺取，但他们或许还未察觉，可能还会继续嚣张。”于是，太上皇决定将被俘的元军人员释放回他们的阵营，意图让他们得知粮食被夺的消息后，军心动摇。为了阻止元军通过陆路运送粮食，陈国峻提前派遣军队驻扎在谅山地区，切断了元军的补给线。面对这样的困境，脱欢别无选择，只能被迫撤回中国。1288年（陈重兴四年）农历三月，，元军在撤退途中抵达了白藤江。陈国峻早已料到元军的行动路线，他命令将领阮蒯抄近路先行到达元军必经的河面，并在河中预先设置了木桩，上面覆盖着茂密的草丛，使得这些木桩陷阱极难被元军察觉。^[1][4][7]

越南陈朝在取得对元战争的胜利后，便派遣使者前往元朝，表达了愿意按照以往的惯例向元朝朝贡的意愿。忽必烈此时也无意再战，于是接受了和议，双方恢复了之前的宗藩关系。尽管在忽必烈去世前，他曾有以安南国王不肯来朝为借口再次发动对越战争的打算，但这一计划因他的突然去世而得以终止。在处理元军战俘的问题上，越南陈朝决定遣返大部分俘虏，但唯独对其中一名将领乌马儿采取了特殊措施。因为乌马儿在战争中杀戮了大量越南人，陈仁宗对他恨之入骨，坚决不愿将其放回。然而，陈仁宗又担心这一举动会影响与元朝的和平关系。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陈国峻提出了一个办法：他安排船只将乌马儿运送到海中，然后凿沉船只，使其溺毙。这样一来，元朝也无法对此进行责怪。然而，这一行为在后来却受到了阮朝嗣德帝的严厉批评，认为其“不仁非义”。陈仲金也认为这一批评是恰当的。1289年（陈重兴五年），朝廷在论功行赏时，陈国峻因其卓越的贡献被进爵为大王。^[1][4][7]

1300年（陈兴隆八年）农历六月，陈国峻卧病。1300年（陈兴隆八年）农历八月二十日，陈国峻逝世，并被追封为“太师尚父上国公仁武兴道大王”。^[1][4][7]

参考资料^[2][8]

在柴椿奉命出使越南期间，他与陈国峻有过一次重要的会面。初抵越南时，柴椿显得颇为傲慢，在使节馆内“卧床不起”，拒绝接受越南朝廷官员的正式迎接。得知此事后，陈国峻剃去长发，换上朴素的布衣，亲自前往拜访柴椿。柴椿一见陈国峻这副装扮便立刻起身行礼，恭敬地请他入座。这是因为元代时期，佛教僧侣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柴椿自然不敢怠慢。然而，柴椿内心却暗藏祸心，他假意邀请陈国峻品茶，暗中却命令仆人手持箭矢站在陈国峻身后，企图趁其不备实施暗算。但陈国峻却表现得极为镇定，即便被箭矢刺伤头部，血流满面，他依然神色不变。待处理完伤口后，陈国峻返回，柴椿还出门相送，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在陈国峻的坚韧与机智面前，柴椿的阴谋最终未能得逞。^[4]

公元1251年，即陈元丰元年二月，陈太宗计划将天城公主许配给宗室中的忠诚王，并在婚礼筹备期间，安排天城公主暂时居住在忠诚王父亲仁道王的府邸中。这本是陈国峻之外的事情，但他却对天城公主心生爱慕，苦于无法求娶，于是在一个夜晚，他悄悄潜入天城公主所居之处，与之私通。此时，陈太宗与仁道王尚不知晓此事。而陈太宗的姐姐瑞婆公主（同时也是陈国峻的养母）却趁机向皇帝谎称陈国峻已被仁道王所擒，并“担心他遭遇不测”。陈太宗闻讯后，连忙派人前往仁道王府邸探查情况，却发现府内一切如常，只是在天城公主的住处发现了陈国峻的身影。随后，瑞婆公主又进一步向皇帝进献财物，并极力劝说皇帝将天城公主许配给陈国峻。面对这一连串的事件和瑞婆公主的游说，陈太宗在无奈之下，最终“决定将天城公主下嫁给陈国峻”，以此平息这场风波。^[4]

数百年前，当我国面临元朝军队的侵略的危难时，陈朝父兄纷纷起来号召全国子弟齐心杀敌，终于把人民从危难中解救出来，芳名留传万世。^[9]（胡志明 评）

兴道王的确是尽忠于君主和国家，虽然威权显赫，而仍恪守为臣的职份，不敢骄横傲慢。当元军侵扰之时，兴道王掌握兵权，圣宗、仁宗委以封爵专权，侯爵以下可先封后奏。然而兴道王也不敢擅自封赏任何人。凡捐献钱粮以供军食之富裕人家，他只封之为假郎将，意即贷之将。兴道王如此谨慎，且待人秉公持正，因此至其卒时，上自皇帝下至百姓黎民，人人为之哀悼。许多地方的百姓都立祠庙奉祀，以缅怀他的大功大德。^[7]（陈仲金 评）

陈国峻那渊博的军事知识跟炽烈的爱国精神和对祖国的无限忠诚相结合，在组织和领导抗战中作出了伟大的贡献，把越南的军事科学和军事艺术大大地推进了一步。陈国峻是一位光荣的民族英雄和天才的军事家，他所从事的救国事业及其丰功伟绩将同民族的光辉历史一样永世长存。^[6]（越共学术机关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 评）

参考资料^[1][4][7]

1960年代，南越的越南国家银行发行印有陈兴道肖像的500元越南盾钞票，以作纪念。^[10]

胡志明市设有以陈兴道命名的陈兴道街。^[11]

在越南农村地区，陈国峻是人们崇拜的对象，许多寺庙都供奉着他。^[3]

陈国峻利用游击战骚扰并最终击败了更强大的敌人，为 20 世纪的共产主义游击战树立了典范。他动员全体越南人民抵抗外来入侵的行为同样鼓舞了印度支那战争（1946 - 1975）期间的北越人民。他呼吁民族团结的宣言和他撰写的军事战略教科书成为越南文学的经典。^[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