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奥波德

奥尔多·里奥波德（英语：Aldo Leopold，1887年1月11日~1948年4月21日），美国著名生态学家，林务官，环境保护的先驱，被誉为“美国新环境理论的创始者”“生态伦理之父”。^[1]1909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林业学院（该校首批毕业生之一），并在美国西南部开始了他的土地管理生涯。他为美国大峡谷制定了首个管理计划，并最终在1933年成为威斯康星大学动物管理专业教授。^[3]

奥尔多·里奥波德一生共出版了三本书和大约500篇文章，大部分是有关科学和技术的题目。《沙乡年鉴》是里奥波德的自然随笔和哲学论文集，也是土地伦理学的开山之作。^[4]里奥波德的思想启发了人类生态保护意识，改变了人们对于自然的态度，赋予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种崭新的关系—伦理关系，并把和谐共生作为对这一关系的新要求，进一步强化了人类生态环保意识的形成，提高了人类自身的精神境界。^[5]

1887年1月11日，利奥波德出生在美国衣阿华州伯灵顿市的一个德裔移民之家。父亲是课桌商人，祖父是园艺设计师。

1906年，他成为耶鲁大学林业专业的研究生。毕业后，他作为联邦林业局的职员被派往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当了一名林业官。1912年，利奥波德升迁为新墨西哥北部的卡森国家森林的监察官。1915年他被派往西南部工作，在西南部工作期间，利奥波德还注意到了西南部的土壤侵蚀问题。

1924年，他受林业部门的调遣，又到设在威斯康辛州麦迪逊市的美国林业生产实验室担任负责人，他于1928年离开林业局。利奥波德把兴趣转移到了自己更为关心的野生动物研究上。有一年，他得到赞助，使他有条件在美国中部和北部的一些州从事野生动物考察工作，并写出了《猎物管理》。如今，利奥波德已经被公认为是野生动物管理研究的始创者。

1933年，利奥波德成为威斯康星大学农业管理系的教授，他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大地生态观念和大地道德观念。1935年，他与著名的自然科学家罗伯特·马歇尔一起创建了“荒野学会”，宗旨是保护和扩大面临被侵害和被污染的荒野大地以及荒野上的自由生命。利奥波德应邀担任学会主席。

同年4月，利奥波德在威斯康星河畔一个叫“沙郡”的地方买了一块被废弃的农场，其后多年，他和家人种植了上千棵树以重新恢复土地的健康。他还以“沙郡”的木屋生活经历为素材写了很多随笔，后汇编成著名的《沙乡年鉴》（被誉为“绿色圣经”），这是一本薄薄的在1949年出版的自然随笔和哲学论文集，在书架上与19世纪最著名的美国自然主义著作的经典作品《瓦尔登湖》占据着同等重要的位置。《像山那样思考》是其中收录的一则随笔。

1948年4月21日，邻居农场起火。利奥波德在赶赴扑火的途中，不幸因心脏病猝发逝世。

奥尔多·利奥波德认为，人的道德观念是按照三个层次来发展的，最早的道德观念是处理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两个层次的道德观是为了协调各部落之间的竞争，从而达到共生共存的目的。但随着人类对生存环境的认识，逐渐出现了第三个层次：人和土地的关系。但是，长期以来，人和土地的关系却是以经济为基础的，人们在习惯和传统上都把土地看做人的财产，只需维持一种特权而无需尽任何义务。

奥尔多·利奥波德首次推出土地共同体这一概念，认为土地不光是土壤，它还包括气候、水、植物和动物；而土地道德则是要把人类从以土地征服者自居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任何对土地的掠夺性行为都将带来灾难性后果。

利奥波德反思了人类的文明，认为真正的文明“是人类与其它动物、植物、土壤互为依存的合作状态”，真正的伦理应当是大地伦理，是将人类视为“生物共同体中的一个成员”并自觉维护大地共同体的伦理。“我们尊重整个大地，不仅是因为它有用，而且是因为它是活的生命存在体。”他进一步提出了生态整体主义的核心准则：“有助于维持生命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事就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这个准则的提出是人类思想史上石破天惊的大事，它标志着生态整体主义的正式确立，标志着人类的思想经过数千年以人类为中心的发展之后，终于超越了人类自身的局限，开始从生态整体的宏观视野来思考问题了。提出这一准则，是利奥波德对生态文明构建的最大贡献，利奥波德也因此而成为生态整体主义真正的奠基人。

利奥波德还是生态美学和生态文学的奠基人。他认为，大自然的美不仅仅通过共同体中各个元素体现出来，更重要的是作为整体的共同体的美，整体的美才是最高的美。利奥波德用他优美的文字吸引一代又一代读者融入大自然，倾听河流奏出的音乐，像山一样思考：“在一个静谧的夜晚，燃着低低的篝火，昴星挂在悬崖边时，静静地坐着听听狼的嗥háo叫，尽力地去想起你所见过的所有事物并试着去理解。然后你会听到一阵极度和谐的共振，它的乐谱嵌入成千上万座小山，发出的是动植物生存或死亡的音调。这种节奏跨越了几个世纪。”

最初的伦理观念是用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后来扩展到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处理人与土地，以及人与在土地上生长的动物和植物之间的伦理观。修一条公路比考虑我们的国家真正需要什么要简单得多。人和土地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以经济为基础，人们只需要特权，而无需尽任何义务，这是必须成交的观念。野生的东西在开始被摒弃之前，一直和风吹日落一样，被认为是极其平常而自然的。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一种平静的较高的‘生活水准’，是否以值得牺牲自然的、野外的和无拘束的东西为代价。对我们这些少数人来说，能有机会看到大雁比看电视更重要，能有机会看到一朵白头翁花就如同自由谈话的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沙乡年鉴》序言